試論空想社會主義的浪漫主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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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空想社會主義作為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初理論形式，在社會主義學說史上具有重要的貢獻。但是從總體上看，它是非科學的社會主義。其中突出地表現在它的浪漫主義性質上。空想社會主義以唯心主義人性論作為哲學基礎；以人文主義的價值批判作為唯一的方法；非革命性和非人民性成為其社會歷史觀的本質，在道德的層面而非科學的層面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浪漫而抽象地構思未來理想社會。這就注定了它流于遐想的結局。馬克思主義以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哲學基礎，在方法上實現了科學批判與價值批判的有機統一，并把社會主義最終落實在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的革命實踐上，從而使社會主義學說發展成為科學。現實中有些社會主義學者企圖重新拾起被馬克思主義克服了的浪漫主義因素來解釋社會主義，其性質只能是反動的。

關鍵詞：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浪漫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無產階級

400多年前，伴隨著西方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伴隨著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成長，從城市平民和破產農民中產生了近代無產階級的始祖。他們處于社會的最底層，不僅遭受封建力量的剝削和壓榨，同時還受到新生的資產階級在原始積累中的欺凌。因此，他們不僅與封建勢力存在著深刻的矛盾，而且又與資產階級存在著矛盾。于是他們一方面與資產階級一起反對封建主義，另一方面又開始探索求得自己解放的獨立道路。社會主義學說就是這種探索的理論表現。

400多年里，社會主義作為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學說，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的成長而逐漸得到發展。其間，一大批社會主義思想家艱苦地進行著探索。他們通常站在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對資本主義進行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從批判資本的原始積累，到批判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進而全面地批判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些揭露和批判構成了空想社會主義最有價值的理論部分。作為對資本主義的超越，這些社會主義也都程度不同地為人們描繪未來社會的理想圖景，提出一個個社會發展與改革的方案。這些方案處處顯露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它們一方面豐富了人類的社會知識寶庫，另一方面，為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創立提供了思想源泉。

然而，這些社會主義思想、學說，均屬于空想的范疇。它們的理論基點并沒有越出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甚至直接借助于資產階級的社會觀念，它們均不能正確地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性和社會發展的規律性，不能實事求是地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必然性以及它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辯證關系。它們把社會主義浪漫地設想為與資本主義“實然”狀況毫無歷史關系的“應然”狀態。這些社會主義思想家們熱衷于在頭腦中用理性構想未來社會。他們對資本主義的譴責和對未來世界的展望，都是建立在對社會發展及其規律性的非科學認識基礎上的，充滿浪漫主義的良好愿望和主觀臆想構成了它們的基本特點。它們從根本上說，是“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應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8頁）

馬克思正是通過他所創立的科學世界觀和社會歷史觀，在對以往這些浪漫的社會主義學說進行深入研究和批判，在科學把握社會發展及其規律性、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把社會主義上升為科學的理論形態，實現了社會主義學說史上的革命變革。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想適應的理想，而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馬克思和恩格斯無意強調某一種狀況的合理性，（因為在他們看來，隨著歷史的發展，一切固定的狀況都會失去其原有的合理性。）他們的任務是證明這種一往無前的前進運動的合理性。他們認為，離開對社會科學認識、離開實踐的維度去建立一種對未來社會狀況的預見和遐想，不是淪落為難以在實踐中得到實現的烏托邦，就是在一定時期指導實踐但最終蛻化為落后實踐進一步發展的意識形態。這是對以前社會主義學說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義觀念的一種批判和超越。

一百多年以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成為社會主義發展的主流，他在指導無產階級解放斗爭中揮發著亮麗的光芒。

一百多年以來，世界上由于種種社會原因和人們的種種動機，也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社會主義學說。有的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有的聲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和超越等等。這些“新的”社會主義學說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即是重復被馬克思主義克服了的浪漫主義特質。所以，正確領會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基本精神，堅定科學社會主義立場，對形形色色、舊的新的浪漫社會主義學說進行分析，既具有理論的意義，又含有現實的意義。

一、空想社會主義的人性論是其浪漫主義的哲學基礎

普列漢諾夫指出，十九世紀上半葉的空想社會主義與啟蒙時代資產階級思想家一樣，“以人的天性的不變的屬性來揭示環境的變動的屬性”，“以人的天性為最高準繩而設想完美立法”。“例如，傅立葉以分析人的熱情為出發點；例如羅·歐文在其《合理的社會體系概論》中，從‘關于人的天性的基本原則’出發，而斷言合理的政府應該首先‘決定人的天性是什么’；例如，圣西門主義者聲言，他們的哲學建設在關于人的天性的新概念上；例如，傅立葉主義者說，他們的導師所設想出來的社會組織乃是從人的天性的不變規律中所得出的許多無可爭辯的結論。”（普列漢諾夫：《空想社會主義者》，《論空想社會主義》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頁）用人的天性來解釋人類的歷史，這只能重復資產階級啟蒙學者的哲學理念，其社會主義的構想因而也難以越出資產階級思想的藩籬。

在人類社會學說史上，以人的天性為基礎來解釋人的行為和社會歷史的學說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柏拉圖。柏拉圖把世界二元分裂成“理念世界”和“形相世界”，認為，我們經驗到的那個世界只是形相世界，是非真實的；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實的本質世界。形相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分有”，人的天性是由人的理念決定的。據此，他在研究人的行為和社會時，以理念世界來批判形相世界，用理念來規范人的現世行為，并把世界的發展看作一個不斷地體現理念世界、逼近理念世界的過程，并最終走向“理想國”。從柏拉圖的學說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所謂的理念世界實際上是哲學家自己理性思辨的結果，因而人的天性實際上是他關于人應當如此價值懸置，在此基礎上設想的超越現存社會的構想——理想國，就是一個現實應當如此的社會理想。柏拉圖的這種思維方法雖然對現存的社會狀況具有巨大的理論批判張力。但是理論的批判是一回事，現存向未來發展歸根到底是一個實際的過程，它需要人們對現存的實踐超越。而這種從人的天性出發，從頭腦中建構一個超越現存狀況的理想狀況，并認定這就是未來是然的想法，從根本上脫離社會發展的現實過程，因而始終不可能找到一條從是到應然過渡的橋梁。理想國終究只能是柏拉圖浪漫的社會夢想。然而，柏拉圖的這種思想方法卻在以后人們批判現存社會、構想社會未來中時常顯現。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的思想史上，很多思想家都將此方法作為建構自己理論的基本方法。

近代以來，這種以人的天性為出發點，對當時現存社會進行批判的理論可以分為兩大類，其一是資產階級社會理論，其二即是社會主義思想。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在反對封建專制制度時，將恢復人“與生俱來”的天性作為自己思想的前提。在他們看來，封建專制制度是對人天性的扭曲，是對人的扼殺，所以，為了人本身，必須推翻這種不合理的制度。同時，他們從這個前提出發向人們描繪一幅人性大解放的美妙圖景。然而，資產階級革命所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之現實證明了他們對未來社會的預見只是一種夢想，資產階級的現實活動是對他們的最好諷刺。然而居于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卻利用這些啟蒙思想家的理論，為他們的階級利益服務。于是這些用心良苦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終究轉變成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家——他們的思想成為資產階級統治人民的“軟國家機器”。資產階級社會現實與其說是他們理論的現實化，還不如說是他們理論的破產。究其原因，我們認為，除了資產階級本身的反人民性，這些啟蒙思想家理論上的出發點也注定他們理論最終只能走向兩個結局：或是烏托邦，或是非科學的意識形態。

近代社會主義以資產階級人性論為圭臬，并反過來批判資產階級的社會。他們認為，資產階級建立的那個“合乎人性”的社會實際上是一個反人性的社會，人性在這個社會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壓抑和扭曲。人在這個社會中幾乎成了非人。他們于是提出了自己設想的理想社會來與之相抗衡。這些理想社會主要有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反動的封建社會主義所提倡的資本主義以前的封建“田園”社會。反動的封建社會主義代表的是被資產階級打敗的沒落封建貴族利益和社會勢力，這些封建勢力的思想代表企圖打起社會主義的旗幟，來恢復他們認為合乎人性的封建制度。在表面上，他們似乎也是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丑陋和非人性，但其根本理論目的是論證封建社會的詩情畫意及人性的完美。例如英國思想家卡萊爾在《過去和現在》一書中就明確地指出，資本主義的自由，“除了現款和賬本就毫無共同點為代價的自由，對千百萬勞動者來說，歸根到底就是餓死的自由，對成千上萬游手好閑的懶漢來說就是墮落的自由。”（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0頁）然而，卡萊爾批評資本主義的目的是恢復封建主的統治。他將中世紀的封建統治描繪成“貴”和“賤”之間最和諧的“黃金時代”，甚至斷言，專制制度會“拯救世界”而把社會導向社會主義。（參見徐覺哉：《社會主義流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頁）這些思想家大量發表緬懷舊日的“挽歌”，將舊時代描寫成人性的涌現。曼那斯在一首詩中寫道：“帝王、農民、貴族和祭司，人人都認識到自己的地位，最偉大的人也與最低微的人互通聲息；俠義的情感遍于各個階級，”“讓財富和商業、法律和學問全部死去，只把我們舊日的貴族統治仍然留給我們。”（J.曼那期：《英格蘭的信任》，轉引自徐覺哉：《社會主義流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針對這種充滿反動浪漫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言論，恩格斯指出，這些思想家盡管懷著善良的心愿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不合理現象，但是，他們的思想目的是恢復“美好”的舊日以及它的光輝方面。“這個目的自然是不可能實現的，甚至是可笑的，這是對整個歷史發展的嘲笑。”（《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3頁）這種標榜為了人性的恢復而提出的浪漫主義思想，不僅以資本主義為敵，同時也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敵人。因為它們的實質是阻礙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

第二種是帶有浪漫情懷的空想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首先表現為近代前期的烏托邦理論。幾乎所有的烏托邦思想家都在大力鞭撻資本主義違反人性的同時，將未來社會的設想中心放在一個他們想象中的那個不變的、自然的人的天性的恢復上，托馬斯·莫爾認為，上帝規定人們按照自然法則來生活。因此，人必須遵循自己本性的要求，用理性去判斷：應當追求什么，應該避免什么，才不至于因為最小的快樂妨礙最大的快樂。人是生來要享受幸福的，德行就是按照本性的要求使自己幸福同時也使別人得到幸福。可是專制的封建統治和資本暴發戶們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極盡壓迫、剝削他人之能事，把別人打入苦難的深淵。在未來的社會——烏托邦中，人的本性得到充分的體現，每個人都過著幸福的生活。莫爾說，現在沒有一個地方有如此高尚的人民和如此幸福的生活！（參見維·彼·沃爾金：《〈烏托邦〉的歷史意義》，《論空想社會主義》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式，第200頁）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也用全部的精力從事以人的天性為準繩來設計未來社會的研究。（參見普列漢諾夫：《空想社會主義者》，《論空想社會主義》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頁）在這種情形下，他們的理論如何可能超越資產階級的社會理論、并在實踐中成功地實現呢？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人性不是一個自然性概念，而是一個社會性的范疇，其內涵也不是不變的天性，而是隨著社會發展不斷變化著的人的屬性。所以人性本身并不能作為歷史的出發點，它不是一個歷史的原初東西，相反它要通過歷史的原初性東西來加以說明。馬克思認為，歷史的出發點是現實個人的社會生產活動。他指出：“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頁）社會的發展歸根到底是一部社會生產的歷史。歷史的現象（包括歷史上惡的現象）只是在生產活動基礎上的社會發展中具有一定必然性的現象。對于這種現象，僅僅通過抽象的人性和設置“應然”的理想來進行批判是虛弱的——盡管形式上，這種批判具有強大的力度——同時也是非實踐性的。人們對于歷史現象，既應當通過人道主義的關照來進行價值的批判，更要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流逝性的方面進行科學的分析，從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和人類實踐的能動性具體統一中實現對這些現象的超越。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只有被理解為一種對資本主義社會不斷的實踐超越，才具有其真正科學的意義。從一個抽象的人性概念出發、設想一個“當然”的、“理想圖景”式的社會主義，到頭來只能是浪漫主義的“夢想”。

二、空想社會主義的人文主義是其浪漫主義的方法論特征

空想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消極與丑惡進行無情的鞭撻，把資本主義社會視為應當予以顛覆的對象，從而提出克服資本主義社會、進入無消極與丑惡的理想社會，表現出他們對人類正義的堅定信念。這是應當肯定的。我們尤其感動的是圣西門在臨終時所說的一段話，“一切社會設施的目的都應該是從道德上、智力上和體力上改善人數最多的和最貧窮的階級的狀況。”（參見普列漢諾夫：《十九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論空想社會主義》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06頁）但是，他們在批判資本主義和設計未來理想社會時，一般地以人文主義的道德譴責代替科學的批判，以脫離實際的道德設計代替科學的預見，以致看不到私有財產、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進步性和歷史合理性，看不到對私有制、資本主義克服的社會基礎正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看不到未來社會是對資本主義的積極揚棄。因而，他們的理想到頭來，是一種充滿浪漫的遐想。

對以資本主義為代表的私有制度的道德譴責是空想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從莫爾在《烏托邦》中提出，只要有私有制的地方，只要在一切都以金錢來衡量的地方，那么社會就是黑暗到普魯東的“財產就是盜竊”，表達了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對私有制度不合理性的憤恨。

在經濟方面，空想社會主義淋漓盡致地譴責了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揭露了這種新的私有制度所造成的貧富對立和無產者受奴役、受剝削的悲慘狀況。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空想社會主義就把“圈地運動”比喻為“羊吃人”，彰現出資本主義一開始就帶來的不合理的人間悲劇。18世紀時期，空想社會主義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描述為“讓少數人把鎖鏈套在多數人的脖子上”的制度，是一種新型的奴隸制度。他們說，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是一個“充滿著愚蠢和矛盾”的世界——競爭導致不擇手段地、無目的和無計劃地制造商品；而這種無政府的狀態必然導致生產的過剩從而引起經濟危機，使人類資源和財富受到災難性的浪費……圣西門把它視為一切災難中的最嚴重的災難！

在政治方面，空想社會主義揭露和批判了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對人民的奴役實質。早在17世紀后期，溫斯坦萊就對剛剛建立的資產階級國家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說，這種政權是國王法律和原則之上的不公正的政權，是新的奴役制度。圣西門認為，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是讓沒有才能的人管理有才能的人，道德敗壞的人統治善良的人，這種政治制度的社會“是個是非顛倒的世界”。（《圣西門選集》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39頁）傅立葉指出，資產階級的國家本質上是特殊階層和富人的仆從，其任務是保護富人平安地享受生活，它絕對不管大多數貧窮人民的利益。“自由、平等、博愛”只是富人的實惠和虛偽的口號。他憤怒地譴責這種制度是“恢復了的奴隸制度。”（《傅立葉選集》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17頁）

在意識形態方面，空想社會主義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是“利己主義”的基本根源。傅立葉指出，資本主義把人一個個捏造為自私自利的“動物”。人們熱衷于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醫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熱病；律師希望每個家庭都發生糾紛；建筑師希望發生大火將城市的四分之一化為灰燼；安裝玻璃的則希望一場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裁縫和鞋匠希望人們用容易褐色的料子做衣服和用壞皮子做鞋子，以便經常更換……。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毫無羞恥的名利場。

空想社會主義的這些揭露和批判，對于揭露私有制社會的黑暗與被超越的必要性，促發人民對現存社會的否定意識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他們的批判一般地總是停留在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通過人文主義的邏輯，將世界進行“應該”與“是”的二元分裂的層次上，即是說，這種批判只是一種無力的道德批判。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對私有制社會進行科學的剖析，實事求是地認識它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暫時性。因而這種批判本質上講是不可能有真實結果的，它不具有從理論批判向實踐批判飛躍的現實可能性。

與此相聯系，空想社會主義者在設計克服“是”的社會以后的“應該”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時，盡管是“處處突破幻想的外殼而顯露出來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8頁）但他們的設想終究不可避免地帶著濃厚的道德構想色彩，充滿著近代人文主義所普遍具有的浪漫主義情懷。他們希望給人民提供一個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人間天堂。

圣西門把社會主義社會看作人類合乎理性的要求，是社會發展的終極理想。在這個社會中人們現在看到的比比皆是的消極和丑惡現象被洗滌殆盡，人們迎來的是幸福美滿的新生活。每個人都可以吃得最好、穿得最美，住的是最舒適的房子，可以隨意旅行，享受世上最美妙的東西。在這樣的社會中，人人都是勞動者，人與人之間完全平等，不管是男人還是婦女都享有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權利。國家再不具有統治的意義而成為社會生活的管理者。傅立葉在設想“和諧制度”時，浪漫主義的情感表現得尤為突出。傅立葉認為，“和諧制度”的社會由一系列“法郎吉”組成。法郎吉既是生產單位，又是生活單位，具有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功能。全體成員居住在一個“法倫斯泰爾”的宏偉建筑群中。此建筑群整齊美觀、布局合理。在“和諧制度”中，每個人都必須參加勞動，但可根據自己的喜好自由地選擇和交換工種，把自己的“聰明靈巧貢獻給自己比較喜愛的誘人的活動”。（《傅立葉選集》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76頁）人人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愿望愉快地生活。……

馬克思主義認為，對待資本主義這個具有一定歷史現實性的社會，只進行人文主義的道德批判說到底是無力的，它既不能真正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根源和運行機制，也不可能切實地找到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道路。“馬克思的批判則主要是建立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之上的科學批判。科學批判不是說不應當得出價值結論，而是說它用來作為理論的出發點和評價尺度的必須是歷史的事實和客觀的邏輯，而不是抽象的倫理觀念。……在馬克思看來，價值目標的提出和實現是建立在現實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基礎上的，如果不從現實出發，不研究和發現現實運動的規律，不根據這些規律并改變它們起作用的條件，價值目標或者就提不出來，或者提出了也不能實現。”（孫伯鍨：《盧卡奇與馬克思》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

與此相聯系，社會的發展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設想一種理想的社會以宣布歷史的終結最后總是陷入虛幻的空想。社會主義不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形態，作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超越，它只是人作為真正人的起始點。所以社會主義的真正韻味應當在超越資本主義社會、推進社會向前發展的現實運動中。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的過程，而不是一個靜止、凝固的社會狀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主義不但對資本主義實施否定，而且時時都處在自我否定中——通過不斷的自我否定，社會主義不斷地獲得它嶄新的意義。因此，馬克思主義認為，在某個歷史時期對社會主義的未來進行描述只能具有相對的真理性，并且這種描述越是具體，空想的成分就越多。不從現實社會運動的客觀規律出發，沉湎于浪漫主義的社會構想，在理論上是不嚴肅的，在實踐上是極為有害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索社會理想時也提出過一系列設想。例如馬克思認為，在未來社會中，“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頁）也提出過消滅貨幣，勞動者以“紙的憑證”領取消費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9頁）提出消滅分工，一個人自由地變換自己職業的設想等等。但是，這些只是他們對社會理想應時性的非實質性的論斷。他們始終認為，沒有必要，同時也不可能提出任何關于未來社會的一勞永逸的現成方案。恩格斯甚至說：“關于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里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當我們把生產資料轉交整個社會手里時，我們就心滿意足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8—629頁）如果誰將這些一時的論斷作為教條，那就有可能重新陷入空想社會主義。如果說，在馬克思主義以前，空想社會主義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令人敬仰的價值，那么馬克思主義創立之后的空想社會主義只能是落后于時代的反動的思潮。

所以，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必須在科學的基礎上把科學批判和價值批判有機統一起來，并最終落實在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實踐的批判上。社會主義運動是一個不斷超越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理論與實踐主觀和客觀在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基礎上的歷史的具體的統一，是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基本要求。既要反對教條主義和烏托邦，又要反對相對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傾向。使原則的堅定性和運動的靈活性在實踐中達到完美的結合。

三、空想社會主義非革命性和非人民性是其浪漫主義的歷史觀本質

如何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革命的動力是哪些人？這類問題對于并不把自己理論停留在主觀領域的社會主義理論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堅持社會主義可以實現的堅定信念，在這類問題上曾做過艱巨的探索。然而，由于歷史的客觀原因和他們本身的社會立場和觀念，空想社會主義者將實現社會變革的希望浪漫地寄托在他們的認為有實力改變社會的富人、慈善家身上。他們看不到正在崛起的無產階級的力量和歷史地位。這樣，空想社會主義者在社會主義實現的途徑上同樣陷入了不切實際的浪漫主義。

英國社會主義思想史學者柯爾說：“無論是圣西門、傅立葉或羅伯特·歐文，都根本沒有想到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作為兩個在經濟上對立的階級和階級斗爭，更沒有想到實現他們的計劃要牽涉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大規模斗爭。”（G.D.H.柯爾：《社會主義思想史，第一卷，社會主義思想的先驅者》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11頁）他們大多數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教育和理性的發展上，而不是寄希望于任何被壓迫者的反抗。他們的志趣不是描繪“烏托邦”，就是設計種種完美社會的模型及其行為規范。

圣西門在討論社會關系變革時認為，只有靠富人的道德感情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他指出：“這些變革靠道德感情的力量來實現，而這個力量將以這樣的信仰作為自己的主要動力，這就是一切政治原則都應當從上帝給人們的普遍原則引伸出來。這個力量將有慈善家指導，他們在這種場合也如在基督教形成時期一樣，將成為‘永恒者’的直接人。”（轉引自《論空想社會主義》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45頁）

英國社會主義者查理·霍爾在他的著作《文明對人民群眾的影響》中，對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貧富不均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他提出：“一切或幾乎一切被稱為劣根性或犯罪傾向的品質，都應該認為是文明的產物，而主要是文明的最大特點——貧富懸殊的產物。”（轉引自普列漢諾夫：《十九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論空想社會主義》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84頁）所以，必須消除這種惡劣的社會狀況。然而在如何消除的問題上，霍爾則祈望富人的良心發現。他說，做這種事一定要極端地小心謹慎，并且要靠那些沒有個人利害關系、不為利欲所引高利貸的人才行。這種人不能在被壓迫者中間尋找：被壓迫者可能會走得太快。最好還是求助于壓迫者：當事不關己的時候，我們就不會過于急躁地來實現正義的要求，不管我們把這些要求看得多么崇高。“因此，由富人來幫助窮人，可能會好一些。”（轉引自普列漢諾夫：《十九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論空想社會主義》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84頁）普列漢諾夫認為，這種觀點不是霍爾特有的見解，“實質上，我所研究的這個時代的絕大多數社會主義者——不僅是英國，而且也包括歐洲大陸上的——在這個問題上都采取他的觀點。”（轉引自普列漢諾夫：《十九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論空想社會主義》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84頁）

路易·布朗在他的名著《勞動組織》中大力地向富人說明，社會主義的事業其實是他們的事業。他說：“這本書是向你們富人呼吁的，因為其中談到了窮人。他們的事業就是你們的事業”，“只有他們解放了，你們至今還不知道的安樂的寶藏才為你們而開。”（路易·布朗：《勞動組織》序言，《論空想社會主義》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45頁）

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往往對革命表現得十分謹慎。他們認為，凡是革命都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動蕩，有時甚至發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這既不利于人民的安康，也不利于動員社會上那些富人慷慨解囊。柯爾在談到傅立葉的革命態度時指出：“傅立葉對革命毫無興趣，他以提出具體的革新建議時極為謹慎，這同他幻想未來時的大膽作風恰恰形成發對照。”（G.D.H.柯爾：《社會主義思想史，第一卷，社會主義思想的先驅者》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72頁）傅立葉希望有的富人會慷慨蒞臨，幫助他創辦“法倫斯泰爾”。他有時也向君王呼吁，可是從來沒有求助于勞苦大眾或革命。勞苦大眾對于社會制度的革命運動，是在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視域之外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第一，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雖然同情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民大眾，但他們的基本廣場并不是把自己與人民大眾放在一起，而是自視為人民大眾的救世主，把人民大眾是為施惠的對象。在社會哲學觀點上，他們始終看不到人民在歷史上的根本作用。他們認為，真正推動社會進步的是那些具有批判意識的人。由此出發，他們不可能把社會進步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大眾身上。更有甚者，有的社會主義學者把人民看成毫無批判性的惰性存在和在社會行為中沒有社會責任感的危險力量。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批判的批判“雖然認為自己是多么地超出群眾，但它仍然萬分憐憫群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頁）這句話用于空想社會主義倒可以反過來說，“雖然認為自己是萬分憐憫群眾，但它仍然認為自己是多么地超出群眾。”由于他們這種英雄史觀，他們不可能把社會發展的希望放在人民群眾身上。他們曾苦苦地追尋走向未來的道路，但是除了求助于社會的上層人物（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上層的人物是這個社會的精英，惟有他們才能承擔其變革社會的責任。“因此，他們總是不加區別地向整個社會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統治階級呼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304頁），就是求助于自己的批判的頭腦。（因為他們認為，惟有這種批判的頭腦才能為未來展示一條光明的大道。）舍此兩條，他們再無辦法。然而，他們沒有看到，上層人物是這個不平等社會的既得利益者，改變這個社會就等于滅了他們的根本。他們中的有些人即使有些許自我犧牲的精神，從總體上看，也不可能以自己的根本利益作代價。當歐文在一次晚會上，一不留神偶爾說出社會變革可能要靠群眾推翻現存制度的革命時，在場的貴族富人們都避而遠之，此后再也不肯跟這個往日被他們稱慈善家的人來往了。而他們那批判的、理性的頭腦所產生的批判思想如果離開了物質的力量，那么只是灰色的意識。“思想從來也不能超出舊世界秩序的范圍；在任何情況下它都只能超出舊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圍。思想根本不能實現什么東西。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頁）而這種實踐力量并不是他們自己身體力行的善舉，（誠然，這些善舉的確令人欽佩。）而是作為社會物質進程的變革的革命活動，是群眾的實踐活動。馬克思提出：“歷史的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頁）

第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雖然肯定社會變革的必要性，但沒有看到這種變革的革命性，以及這種革命變革的曲折性和艱巨性。他們的社會改革方案在總體上是以不觸動現存社會的基本制度為前提的。圣西門認為，只要科學知識發展了，經濟就能增長，社會就能進步。所以，他致力于通過實業來造福人民，推動社會變化發展。傅立葉認為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正當的途徑，即資本家的慷慨解囊，促使現存社會中人們進行協作，才能出現在世界上。傅立葉曾經常向資本家呼吁，希望他們了解他的理想制度是何等的美妙，并刊登廣告請資本家出資。遺憾的是他的義舉并沒有打動他虛席以待的資本家。普魯東這個曾經被馬克思稱作法國無產階級的代言人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在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上也是陷入了浪漫主義的幻想。他認為，在現實的條件下，工人們只要節約工資組成儲金會，用這些錢來設立一些生產合作社，并逐漸使其發展、擴大，直至有力量用逐步收買的辦法消滅大資本，并由全社會的生產者共同平分這些財產，使得那些過去“從社會逸出的財富”（如利潤、利息等）轉歸社會本身。這樣就可以進入社會主義，消滅剝削、消滅貧困，人們可以自由地生產，幸福地歡度歲月了。針對普魯東的這種“施特勞賓人的田園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頁）恩格斯曾進行嘲諷式的批判。恩格斯說：“用無產階級的儲金……暫時購買整個法國，以后也許還要購買其余世界。這樣一個卓越的計劃真是從來沒有人想到過，而且，既然打算表演這樣的戲法，那末用月亮的銀光立刻鑄造五法郎硬幣，豈不是更簡捷得多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58頁）恩格斯還指出，正是因為普魯東心中藏著一個和平的藥方，所以他才抱怨和攻擊革命。

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和斗爭必須而且必然地通過無產階級的革命方式來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理想也只有通過革命的方式才能實現。任何改良的方案都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任何無視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理想實現中的歷史地位都只能將社會主義鎖定在主觀的領域。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狀況已經表現出了這一點。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是超越現存，推動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的現實力量。在人的解放中，“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頁）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仍然是階級反對階級的斗爭，這個斗爭的最高表現就是全面的革命。可見，建筑在階級對立上面的社會最終將成為激烈的矛盾、人們的肉博，這用得著奇怪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頁）由于社會主義理想的實現是以兩大階級的斗爭，并最終以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為途徑的，因此其間的道路無疑是曲折、艱巨和激烈的，它決非象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們所設想的那樣簡捷、線性。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作為人的解放的社會形式絕不是以往社會制度的重復，無產階級的解放也不以資產階級的消亡而實現。馬克思說：“勞動階級解放的條件就是要消滅一切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頁）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所以，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是一個長期而曲折的歷史過程，并不是對現狀進行某些修補就可以大功告成的。空想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實現途徑充滿浪漫主義的設想如果說在無產階級處于不成熟時期還有其積極的意義，那么，隨著無產階級的自覺和成熟，“這種反對階級斗爭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實踐意義和任何理論根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頁）假如有人仍抱著這些幻想不放，那么這些人只能是反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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