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女性主義下的苔絲與翠翠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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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盡管來自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生活背景，處于不同的時代，英國作家托馬斯·哈代與中國作家沈從文將自己對于純樸民風的懷念、對自然的熱愛分別投注在對威塞克斯與湘西的描寫之中，兩位作家都呼吁回歸自然與純真的人性。《德伯家的苔絲》中的苔絲與《邊城》中的翠翠都是“自然的女兒”，在新舊文明交替之際，相較于翠翠表現出的自始至終的平和之美，苔絲更能代表一種勇于追求不懼犧牲的激情之美。本文將采取平行研究的方法，分析比較生態女性主義的視野下的苔絲與翠翠的形象特征。

[關鍵詞]托馬斯·哈代；沈從文；苔絲；翠翠；生態女性主義

托馬斯·哈代，擅長描寫新舊文明交替之時的人世百態，他表現出了對威塞克斯純樸民風的懷戀與對自然的熱愛，以威塞克斯為背景創作了多部小說，后被稱為“威塞克斯小說”，而《德伯家的苔絲》無疑是這之中十分成功的一部，苔絲的形象早已在世界各地的讀者心靈中留下了印記。作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中十分經典的作品，《邊城》同樣贏得了海內外讀者的喜愛與認可，其熱度經久不衰。沈從文用含蓄雋永的文字描寫了湘西茶峒的風土人情，在敘說翠翠、儺送、天保三人之間的愛情故事的過程中，隱含了其對于人的生存狀態的反思，其中所蘊含的對自然的崇尚與生命的敬仰，使得這部作品中描繪的“邊城”不再局限于普通的地域概念，而是上升到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詩意棲居的樂園。兩部作品對于人類生活的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都進行了反思，都十分注重人與自然的關系，且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融入了大量對于女性生命與自然的關系的思索。

一、生態女性主義簡述

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最早由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德·埃奧博尼提出，主張將自然概念與女性命運相聯系，認為男性與女性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在父權制社會里，女性處于弱勢地位，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而隨著人類對于自然的肆意破壞，人類對于自然的關系也是一種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生態女性主義呼吁破除因父權制所形成的舊世界觀，以生態學原則與女性主義原則構建一個新的更加和諧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將人類看作是整個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與大自然互依互存。只有與大自然聯系密切的女性擺脫被壓迫的地位，才能實現兩性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處、平等對話。生態女性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呈現出多元格局，出現了例如文化生態女性主義、精神生態女性主義、社會生態女性主義、哲學生態女性主義等分支。總之，生態女性主義“把女性主義的‘社會性別’（Gender）范疇作為研究和分析問題的范式，重視女性的地位、價值、體驗和利益，以性別視角透視環境倫理、生命倫理、婦女倫理等……從女性與自然關系的視角出發，把人看成是一種生態存在，重視并致力于生態系統的保護，強調萬物和諧和社會可持續發展”（鄭湘萍，2005）。生態女性主十分注重環境哲學與女性主義的綜合考慮，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工具理性，在當今全球化以及全球生態日益惡化的背景下，生態女性主義對環境問題、婦女問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改善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人物與環境

馬克思·舍勒認為，回歸于自然是人類在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人類必須再一次把握那種偉大的、無形的、共同的、存在于生活中的人性的一致性，存在于永恒精神領域的中的一切精神的同契性，以及這個第一推動力和世界進程的同契性。”（馬克思·舍勒，1997）哈代和沈從文在塑造形象時都有意識地將人物形象置于具體的環境中去展現。作為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一名偉大的作家，哈代受到了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對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有一定的了解，斯賓塞的《生物學原理》、赫青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也影響了他的詩學觀。他呼吁將人類置于一種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系的之中，反對將人類作為一切的中心。他認為，自然界是個有機的整體，小說中有大量篇幅描寫自然景色、呼喚人類的自然天性、和諧的人際關系與兩性關系。《德伯家的苔絲》中苔絲與大自然的關系是十分親密的，大自然毫無雕飾的靜謐、美麗似乎都融入了苔絲的形象之中。陽光、水及空氣等基本的自然因素都在苔絲的生活中扮演著必不可少的角色。自然界一丁點細微的變化都能在苔絲身上留下印記，這也恰恰符合了強調任何生命的存在與消失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其他生命的生態美學觀念。哈代曾這樣描寫苔絲：“苔絲的眼睫毛上，都掛滿了由霧氣變成的細小鉆石，頭發上也掛滿了像小珍珠一樣的水珠兒。過了一會兒，日光變得強烈而普遍，這些露珠就都消逝了，苔絲那種奇異飄渺的美麗，也就不見了;她的牙齒、嘴唇、眼睛，又在日光中閃爍。”（托馬斯·哈代，1984）作者將自然界最巧奪天工的珠寶恰到好處地鑲嵌在苔絲身上，晨霧中的苔絲神秘而美麗，仿佛是自然界的精靈。隨著日光更盛霧氣消散，苔絲也隨之褪下朦朧的面紗。苔絲的命運也隨著四季的變幻而改變，冬季伴隨著苔絲的艱難坎坷，春季伴隨著苔絲的希望盎然。沈從文筆下的湘西美景色彩豐富又不失淡雅。“凡有桃花處必有人家，凡有人家處必可沽酒。夏天則曬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衣褲，可以作為人家所在的旗幟。秋冬來時，房屋在懸崖上的，濱水邊的，無不朗然人目。黃泥的墻，烏黑的瓦，位置則永遠那么妥貼，且與四周環境極其調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實在非常愉快。”（沈從文，1983）在這個世界里，自然似乎有了生命，不論是山水、云朵還是水車、碾坊都被賦予了靈性。這里的人家依山傍水，隱藏在桃紅深翠之中，居民隨著四季輪回、日月交替展開生產生活，人類的建筑恰到好處地融入進了周圍的環境，人造建筑與自然不論是色彩還是位置都是同自然調和的。在談到為何創作《邊城》之時，沈從文這樣說道：“造希臘小廟。選山地做基礎，用堅硬的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座小廟供奉的是‘人性’。”（金介甫，2010）而作者在表現人性之時突出了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依存，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女性形象——翠翠。“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面前的人無心機后，就又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沈從文，2011）翠翠對與大自然是依戀的，就如同依戀自己的母親一般熱愛著大自然，當她遇到陌生的事物時，就像一只受驚的山中小鹿，首先想到的保護自己的方式便是藏入深林、投入自然母親的懷抱。茶峒的山水地形庇護著這里的居民，人們的生活生產離不開茶峒的給予。在充滿詩情畫意的湘西風光圖中，除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也十分和諧，小說中的爺爺正直淳樸、生活清貧，而順順出生于富有的家庭，但順順與爺爺兩人互相都能夠以誠相待。這也體現出作者構建詩意的物質及精神家園的生態意識。

三、女性的反抗與隱忍

人類中心主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初見苗頭。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自然、生態一直都處于一種邊緣地位。當女性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父權社會的犧牲品的時候，與女性聯系密切的自然也受到了同樣的對待。隨著農業文明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工業文明迅速崛起，工業化的不斷發展以對自然的破壞、征服與索取為代價，自然與女性一樣同樣處于弱勢。在《德伯家的苔絲》中，女性面臨的困境被濃縮到苔絲與亞雷的沖突中。工業革命的沖擊使得19世紀的英國農村里大量以小農經濟為生的手工業者面臨破產危機，大城市人群密集、濃煙滾滾，而鄉村十分凋敝。苔絲被迫進入勞動市場參與高強度工作，當她為了改善家庭經濟而聽從父母的安排來到富有的遠親家工作后，她所謂的表哥亞雷卻居心不良。在苔絲與亞雷的關系之中，亞雷一直處于有利地位，一方面亞雷是苔絲的管理者；另一方面，他美其名曰是苔絲的表哥，卻始終覬覦苔絲，將之視為自己的獵物。他將苔絲視為言聽計從的女仆，而前期的苔絲也的確如同一只軟弱溫順的羔羊。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道：“男人在塑造世界的面貌，制造新的工具，他發明，鑄造未來。他因此掌握著未來進步與文明的鑰匙，他獲得無上的榮譽和地位，確立了自己作為統治者的地位。而女人則被束縛在原地，她的存在只是重復男人的生命，協助他取得成功，并在這一成功中確認自己存在的意義。”（波伏娃，2015）經濟地位的轉變導致了女性在社會和家庭地位的削弱，從而產生人類社會中一種以性屬來區分弱者與強者的強權政治，因這種社會存在而產生的男強女弱的思想又進一步鞏固了這種強權政治，致使一種有關性別的“本質主義”思想——男強女弱，女子需依附且服從于男子的思想對人類社會產生了持續的影響。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被這種思想觀念所浸淫，在西方的表現有婦女無權參政、妻子是丈夫的財產等，在中國的表現有為三綱五常中的“夫為妻綱”等。苔絲最后的反抗是對“男強女弱”的挑戰，她選擇刺死亞雷以反抗此前的“強者”，同過去被壓迫的自己訣別，以一種絕望而慘烈方式向世界宣告自己并不是玩物，自己將不再充當“弱者”。《邊城》中的翠翠是一個被束縛的、隱忍的形象。翠翠每每提及心中所愛之時的態度都是含蓄隱晦的，爺爺也就陰差陽錯地弄錯了孫女翠翠的心思，她的內斂含蓄也使得儺宋很難明確她真正的心意。翠翠從小受到的教育與茶峒的男性是截然不同的，團總讓自己的兩個兒子學習武術、貿易、應酬，掌握生存的各種本領。但是茶峒的女孩子卻只被要求美麗溫柔、照顧好丈夫與家庭，翠翠的爺爺也同其他女孩的父母一樣期望女孩可以找到一戶好人家，似乎成為一名傳統意義上的賢妻良母是女性實現生命價值的唯一途徑。

四、平和美與激情美

哈代選擇了抨擊與批判，反抗不合理的一切；而沈從文的選擇更傾向于一種類似于古代文人的隱世，希望借桃花源來消解現實沖突。苔絲與翠翠有著較為相似的結局，她們都無法與自己真心相愛之人相伴相依。苔絲如同一朵帶刺玫瑰，生活艱難卻決意獨自撫養私生子，在孩子病危之際不顧一切地請求神父為孩子洗禮，被拒絕之后，痛斥了教會陳腐的教條，倔強地在家中自行舉辦洗禮儀式。在明知殺死亞雷會招致殘酷的刑決的情況下，苔絲絲毫不懼，依舊選擇殺死亞雷與克萊私奔，肉體的毀滅不足為懼，因為她不惜一切代價捍衛的幸福都在死亡前的激情之中得到了復歸。俗世給予翠翠哀愁，但她報之以純真與美的希望，翠翠在經歷了三重打擊之后，沒有哭天搶地的控訴，也沒有像苔絲一樣用接近自毀的方式去尋求自由與幸福。苔絲與翠翠結局的差異也體現了東西方藝術追求的差異，相對于西方在藝術上追求激揚奔放，東方更加追求溫柔敦厚。在面臨新舊文明沖突危機時，沈從文將希望寄托在茶峒這個桃花源上，選擇等待，而不是離開茶峒主動尋找心上人，這一結尾也反映了翠翠性格之中隱含的中華民族傳統的中庸平和之道。相較于翠翠表現出的自始至終的平和之美，苔絲更能代表一種勇于追求不懼犧牲的激情美。

五、結語

《德伯家的苔絲》與《邊城》兩部作品對于人類生活的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都進行了反思，并且十分注重人與自然的關系。苔絲是“大自然的女兒”，天真美麗，在愛情上富有激情，前期的壓抑與被迫害導致了最后的爆發。翠翠是“茶峒的精靈”，但也是一個被束縛的、隱忍的形象，一直處于一種女性諱言情愛的集體無意識之中。兩部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命運都沉浮于新舊文明的交替之中，湘西世界面臨著都市文明的沖擊，翠翠的命運落入無盡的等待；威塞克斯的小農經濟面臨著工業文明的沖擊，苔絲也不得不被裹挾其中，成為農場女工。在塑造人物之時，哈代為其角色選擇了抨擊、批判、反抗不合理的一切的態度。而沈從文的選擇更傾向于一種類似于中國古代文人的隱世態度，希望借桃花源消解現實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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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