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近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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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是近年來理論界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目前國內許多專家學者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內涵、歷史進程、理論成果、基本經驗、基本規律等問題進行簡要綜述。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綜述

近年來國內許多專家學者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了深入研究，并發表了大量論文，出版了許多專著。在這些專家學者研究的基礎上，筆者對近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簡要的歸納梳理，并對以下幾個問題進行簡要綜述。

一、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內涵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是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礎和核心。這個問題一直是學術界、理論界研究和關注的焦點。雖然學術界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但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結合論。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主要依據是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論新階段》及1943年《中共中央關于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中，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的結合”，雖然不同的學者對馬克思主義要“結合”的對象理解不盡相同，但都可視為是“結合論”。如，陳家付教授認為，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深刻揭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內涵，指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要實現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相結合。

第二，過程論。它是在“結合論”基礎上提出的，是結合論的引申，從相結合的過程、結果的角度揭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實際與馬克思主義雙向互動的過程。如雍濤教授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對待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關系的總體性概念，它包含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和中國實際馬克思主義化的雙向過程[1]，而且是一個長期發展的歷史過程。只要中國共產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只要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沒有完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就沒有完結[2]。

第三，三化論。持這種觀點的研究者主要是從馬克思主義具體化、民族化、新鮮化的角度去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問題。如張遠新教授認為，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括為三層意思：一是把馬克思主義具體化；二是把馬克思主義民族化；三是把中國經驗馬克思主義化，其依據是劉少奇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闡述。還有的學者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具體化、民族化、新鮮化。

第四，實質論。持這種觀點的研究者認為“結合論”沒有揭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所以提出了“實質論”。他們從實質上來定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如袁輝初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和中國實踐經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化的有機統一[3]。

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問題，筆者更傾向于過程論的觀點。因為2005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聯合下發的《關于調整增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級學科所屬二級學科的通知》中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是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經驗、基本規律，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學科”，這說明權威部門已經認同過程論這一觀點。

二、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性及提出問題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重要保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丁俊平教授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事業在中國的開創與不斷發展具有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因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近代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內在要求，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的客觀需要[4]。張琳認為，馬克思主義作為歐洲民族土壤里滋生和發展起來的科學理論，之所以為近代以后的中國所接受和實現中國化，首先在于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身的本質要求，這奠定了“中國化”的邏輯前提；中國當時的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迫切需要一種嶄新的理論武器，這是“中國化”的歷史契機；馬克思主義作為普遍真理，是人類文明的結晶，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進步要素具有價值契合和學理上的相似性，使“中國化”獲得了文化根據；通過俄國馬克思主義這一中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很快得到傳播和實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乃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5]。

針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問題，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首先提出的。但也有部分學者從其他角度進行分析來駁斥這一觀點。如郭建寧教授認為，艾思奇在1938年4月寫的《哲學現狀和任務》中，從哲學的角度首先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是在艾思奇的影響下才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并給其賦予了新的內涵[6]。程中原認為，據《黨的文獻》可知，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組織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不過他的用語是“馬列主義中國化。”[7]

綜合以上觀點，筆者更傾向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是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正式提出來的，它是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一觀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問題，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它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的提出對中國革命產生了重大影響，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問題的研究。

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起點問題的研究，學術界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第一，認為把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才能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推動力量和領導力量在實踐上和理論上的科學性和客觀性[8]；第二種觀點認為，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上，在《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首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因此，應把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第三種觀點認為井崗山道路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篇[9]，應把井崗山道路的開辟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第四種觀點認為“八七”會議拉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序幕，應把“八七”會議的召開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10]。

綜合以上觀點，筆者認為，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而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所以應將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

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階段問題，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見解。如，張煥金教授是根據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來劃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的。石仲泉教授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歷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歷程可以概括為三個歷史時期。即：中國共產黨成立至新中國的成立階段、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歷史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會以來的歷史階段[12]。還有的學者從理論形態理論創新的角度，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分為兩大基本階段：中國特色民主主義（即新民主主義）階段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現代社會主義）階段[11]。

四、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經驗的研究。

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基本的一條經驗就是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也有部分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經驗進行了論述。

包心鑒教授認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條寶貴經驗，也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強大動力和根本保證。

汪信硯教授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經驗大致包括：堅定馬克思主義的信念，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前提；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實事求是，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教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原則；以發展的眼光看待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具體實際，堅持與時俱進，不斷進行理論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竭動力；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成果，把世界性、時代性的內容與民族性的形式有機的結合起來，形成鮮明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條件；始終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堅持以實現最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根本宗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保證[12]。

張煥金教授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驗啟示主要有以下幾點：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實現民族復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貫主題；堅定信念，不丟“老祖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原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醞釀原則；立足國情，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條件；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鮮明特征；代表絕大多數群眾利益，為人民服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本色[13]。

五、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規律的研究。

目前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規律的研究不同的學者選擇的角度不同，有的學者從思想的形成來分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規律，有的學者結合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兩大理論成果的形成過程來探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規律，有的學者通過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整個歷史進程的研究來探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規律性，有的學者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來探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規律。有的學者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經驗中探索其規律性。如汪信硯教授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規律是隱含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經驗中的一個論題，因為明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也就可以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規律。還有些學者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規律進行了系統的概括：如，梅榮政概括出實現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十大規律性問題[14]。

目前，關于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規律性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該項研究還未完全達成共識，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幾條規律？哪些是基本規律，至今尚無統一的結論。

六、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的研究。

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不懈地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豐富和發展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取得了極為寶貴的理論成果。對這些理論成果，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表述。

如，有的研究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取得了三大理論成果，并以領袖人物名字或主要理論觀點命名。如，王良虎認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先后產生了三大理論成果，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個觀點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前被學術界和理論界普遍認可。有的研究者認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出現了四次重大飛躍，產生了四大理論成果———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還有的研究者從中國社會的主要性質和需要解決的歷史任務角度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括為兩大理論成果。即中國特色民主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民主主義理論即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

雖然以上提法不同，但其具體內容均是黨的四代領導集體智慧的結晶，都是指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我比較認同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分為新民主主義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表述，我認為這一表述的概括性、包容性、科學性較強，較為準確。

七、其他相關問題的研究。

除了以上問題的研究，一些研究者還對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相關的其他問題進行了研究，如有的學者對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中國化問題進行了研究；有的研究者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代走向問題進行了研究；還有些研究者在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同時，還著重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論貢獻進行研究。

綜上所述，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可謂欣欣向榮，成績突出。但通過查看文獻，我發現有些文獻還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一是概念混淆的問題。有的作者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混為一淡，有的作者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混為一淡；二是目前談論“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多，而研究如何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少，研究把什么樣的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什么具體實際結合的更少。三是對比性文章少，孤立論述國內或國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多，將中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相對比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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