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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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匱乏是誰的存在？

在古希臘，人們就提出“認識你自己”，所謂“認識你自己也就是認識人的存在方式。然而，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關于人的存在方式卻是一個眾論紛紜的問題。薩特在《辯證理性批判》中，把匱乏概念作為他理解人的存在的基本范疇。薩特認為，匱乏就是“在一定的社會范圍內，居民或集團數量一定的情況下，某種具體的自然物(或產品)的數量上的不足。”[1]匱乏是一個與人類共存的基本事實，它表明了物質資源與人的需要的關系。

薩特認為，匱乏是人的存在的否定。在這種否定面前，人的職業、階級歸屬等等完全是無關緊要的。他說：“不管是對于一個農業公社，還是一個游牧部落，否定的無區分性是首要的。”[2]因為，在匱乏面前，社會在總體上面對著這種否定。我們的人類是由無數個歷史地共存于地球上的人構成的，地球這個自然存在的有限性，決定了它無法提供滿足人們需要的物質資料。人類維系生命的需要和人口數量總是多于可以獲得的生活資料。物質資料的這種匱乏使人與人之間相互構成威脅，于是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斗爭和暴力行為，以至于最后必然導致一部分人消滅另一部分人。因此，匱乏，這個基本事實迫使社會必須作出抉擇：是使匱乏持續加劇危及到整個社會，還是通過消滅社會中的一部分成員來暫時緩解這種匱乏。也就是說，匱乏決定了“社會必須在自己的死亡和其成員的饑餓中作出選擇”。[3]

在薩特看來，歷史發展的狀況表明，人為了使自己不致于死亡，一直是借助于各種方式來消滅社會中其他成員中的一部分。不管這些成員是業已存在的，還是可能出現的。可見，匱乏造成了這樣一種結果，那就是人人都有可能被消滅，以便換取其他成員的生存。所以，薩特說：“匱乏是存在于人中間的一個非人性的容積”。[5]一方面，匱乏使人們聯合成為一個集體；另一方面，又使人與人的關系成為互為否定的關系，每一個人對于其他人來說都是“非人”。

在匱乏的環境中，他人就是“惡”，是逃避迅速走向死亡的競爭者。人是在否定他人中獲得對自己的肯定的，不管他是否同意這樣做，只要是存在著的，就必須投入否定別人和被別人否定的競爭。薩特說，“在任何情況下，斗爭都是根源于匱乏，無論這種匱乏是以何種方式表現出來的。一切斗爭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獲取物，……消滅對手只不過是斗爭的一種手段。”[6]這樣一來，物的匱乏就不再是外在于人的環境或生存條件的問題了，而成了人的存在本身。也就是說，匱乏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基本的部分。人，無論是在他出生之前還是出生之后，在他的感覺中和意識深層里都彌漫著匱乏的氣氛。匱乏是一種普遍的存在型式，只要談到人就無法回避匱乏的問題。在可以回觀的過去，我們看到的是匱乏對人的支配；在可以瞻望的未來，我們同樣看到匱乏的陰云籠罩著人。

根據薩特的上述觀點，匱乏無疑是一切人的存在型式。的確，在整個人類發展史上，匱乏象一個無法擺脫的夢魘一樣伴隨著人。但是，自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匱乏就再也不是普遍的人的匱乏，而是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匱乏。薩特要求用匱乏概念來理解人，這是人學研究的一個新視角，但當他否定人在匱乏面前的階級差別時，便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重新陷入存在主義的死胡同。

二.匱乏的根源

薩特認為，造成了物的匱乏的根源是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有兩種：一種是由于人類增殖而造成的對物的日益增長的要求，主要反映在人口的不斷增長，和維持這種增長著的人口的生存而產生的不得不無情地掠奪和榨取物的需要。這種需要造成物的匱乏，迫使社會消滅一部分成員，以達到匱乏的暫時緩解。隨著人口的增加，匱乏重新加劇，因而開始了新的循環過程。

另一種需要是由于人的貪欲而引起的要求提高生活質量的需要，主要表現為生活于一個有限世界中的居民與貪欲的無限擴張之間的矛盾。貪欲造成的人類需要是無盡的，它對物的要求是任何時候都不可滿足的，它所導致的人與人之間的對抗甚至會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表現出來。在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復雜、人的生活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的高級社會的文明需要中，包含著對物的范圍的要求日益擴大和對物的量的要求日益增加，并通過日益更新的手段迅即向自然中索取。而在有限的自然世界面前，這種需要必然遇到物的匱乏，而且這種物的匱乏也會更迅速地反映在人與人的關系中。

匱乏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物質的、環境的狀況。在這種意義上，它是一種可以獨立于人的客體結構。但進一步的思考會發現，客觀世界是無所謂匱乏或富足的，所謂匱乏是針對于人的匱乏。因此，匱乏直接地反映在物與人的關系上。也就是說，人與物的關系的基礎就是匱乏。這樣一來，匱乏就不再是獨立的客體結構，而是一種主體-客體結構，即人與他的對象和將成為他的對象的物之間的總體聯系。

對匱乏的考察還不能僅止于此，因為，物的匱乏并不取決于物，而是由人的需要造成的。由于人的需要主要有前述兩種形式，因而匱乏歸根到底也就反映了兩種關系：主體-主體結構和獨立主體結構。所以，匱乏最終還是個體的人之間的對立關系或個體的人與自身的關系。可見，薩特提出匱乏問題實際上是從屬于理解個體的人的理論需要的。

薩特認為，人既是匱乏的原因，又是匱乏的產物，而且這種產物是以受害者的形式出現的。人是匱乏的原因，是指人把自己的需要客觀化為匱乏。薩特說：“匱乏是每一個人甚至一切個人同物之間的一種關系，這種關系被物化在環境中并構成了客觀的社會結構。”接著，薩特又指出，“人是匱乏的受害者，因為每個人都在不斷地把這種結構加以內在化，……使自己成為匱乏的人”[7]。應當說是人使自己成為匱乏的人，人造成了匱乏，人又希圖克服匱乏和超越匱乏，而人對匱乏的每一次克服和超越都造成了新的或更大的匱乏。

馬克思主義認為，對人的理解必須在社會歷史中進行，而人在社會歷史中被分裂為階級了，我們看到的是具體的、從屬于一定階級的個人。可是，薩特看到的是抽象的個人，因而他在思考匱乏時，也就從非理性的角度思考人的需要，認為人口的增長和貪欲造成了匱乏。表面看來，這種理解是合情合理的，但深入一步，我們就可以看到，所謂人口的增長，恰恰是勞動力商品化的結果，是私有制條件下的生產方式的前提。因為，人口的增長可以幫助消費掉日益增產匠生產品，同時又能作為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剩余價值。至于貪欲，歷來都不屬于生產者，而是剝削階級的“專利”。所以，離開了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這一思維坐標，從普遍的人的需要出發，并不能真正找到匱乏的根源。

三.匱乏在社會歷史中的作用

薩特不理解社會生活中的階級斗爭，他認為，人的一切生活無非是同匱乏進行斗爭，這個斗爭就是人的勞動和實踐。“勞動是在匱乏的環境中通過對匱乏的特殊否定去滿足需要的實踐活動。”[8]人與世界的聯系是通過人的活動建立起來的，無論是人把自己物化為存在于環境中的客觀社會結構，還是把這種客觀的社會結構重新內在化為自身的匱乏狀態，都是通過人的活動來實現的。

薩特認為，匱乏是勞動活動的環境，不僅人類有史以來的勞動活動都發生于匱乏的環境中，而且在匱乏的環境中人不可能無所作為，人必須與匱乏作斗爭，而這種斗爭正是以勞動的形式出現的，因此，勞動是人克服和超越匱乏的手段。匱乏又是勞動的根據，匱乏的普遍性，它滲透于人的存在的一切方面的事實，決定了人必須勞動。假設伴隨著人的存在的，是處處都充滿著富足，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人會去勞動嗎？在薩特看來，這是不可能的。富足腐蝕著人的活動欲望，只有匱乏才會迫使人去勞動。

在薩特這里，雖然匱乏的狀態是一切人都必須面對的，但人必須與自身同一的必然性使人與他人相敵對。所以，人們不可能成為共同對付匱乏的有機總體，人與人之間是互為否定的，在匱乏這個共同的“敵人”面前，每一個人都不得不單獨作戰。當然，存在著事實上的集體實踐，但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和任何一種形式的集體實踐都是個人實踐的集合而已，克服和超越匱乏的集體實踐正是個人對匱乏的斗爭，因為一切集體實踐的成員都是直截了當地從個人的立場出發和作為個人來與匱乏作斗爭的。

人類歷史起源于匱乏，在克服和超越匱乏的活動中得以前進。“當我們說到我們的歷史是人民的歷史時，就等于說我們的歷史是在匱乏的框架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而且這個框架是與我們的歷史密切聯系的和對于我們的歷史來說是永恒的。”[9]迄今為止的整個人類歷史，就是一場持續的戰斗，即反對匱乏的戰斗。在原始社會，物的匱乏是毫無疑問的。但人類文明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之后，世界上依然有四分之三的人營養不良。科學技術的發展從來也不可能消除匱乏，相反，卻加深了匱乏和擴大了匱乏的范圍。人們創造歷史的活動，是在匱乏的環境中和由匱乏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中進行的。隨著歷史的發展和反對匱乏的戰斗不斷展開，人們不斷地把匱乏內在化，使之成為人本身存在的一部分。薩特說：“人們是在匱乏的環境中從事生產的，一旦這些人試圖克服和超越匱乏時，他們就把匱乏內在化了。”[10]也就是說，人們主觀上是想克服和超越匱乏的，他們正是懷著這個目的去勞動和從事種種實踐活動的，但其結果卻與他們的主觀意圖相反，他們不僅沒有克服和超越匱乏，反而把原來作為環境和自然的匱乏內在化為人的一部分或人的基本存在型式。因此，“正是匱乏使我們成了創造這個特定歷史的人，同時也是這個匱乏把我們規定為特定的個人”。[11]

匱乏并不是規定歷史的充分條件，在歷史的展開中還會有許許多多其它因素。因此，匱乏并不足以證明歷史的一切發展。但是，匱乏卻決定了人類歷史的基本結構。因為，人是通過勞動、實踐這些克服匱乏的活動把匱乏內在化，同時形成歷史的結構。而作為活動前提和結果出現的這一系列過程，又都是匱乏和在匱乏中創造出來的。實際上，匱乏決定了人的現實關系的基本性質。人與人的聯系和結合，正是通過非人的物質界中的匱乏而獲得現實性的。匱乏作為人的否定，是非人的存在。當匱乏迫使每個人對他人來說成了非自身存在的“他者”時，人也就把他人當作非人的他者加以把握。因此，匱乏使人與人的關系非人化。這種非人的關系又成了社會的基本結構。或者說，社會就是建立在這種非人的關系之上的，而歷史無非是這種非人的關系的展開。

總之，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證明了一點：物統治著人，物通過物質資料的匱乏實現了對人的支配，使人成為“非人”。一方面是人對物質生活條件的依賴另一方面是物質財富的匱乏，因而就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壓迫關系。表面上看來，薩特這種根據物的狀況來理解人與人的關系的做法是合乎馬克思主義的思路的。但進一步的思考會使我們發現，馬克思主義在解釋人與人之間的壓迫關系和剝削關系時，所依據的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勞動的占有，剩余價值理論所揭示的恰恰是一個工人所創造的財富比他由歷史條件所形成的生活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必要生活資料還要多得多。而且，馬克思賴以出發的物實際上是指凝結著人的勞動的或作為勞動符號的物。而薩特作為出發點的物的匱乏則完全不是勞動的結果，相反恰恰是純粹的勞動前提，它不是針對一部分人的匱乏，而是針對所有人的匱乏。可見，薩特把本末顛倒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闡述異化勞動理論時認為，是私有制度把饑餓原則強加于勞動者，迫使他們勞動，而薩特則把這種異化看成先天的因素，是人人都要面對的。因而，在客觀上，薩特成了資本主義的辯護士。

的確，匱乏是一個客觀存在著的事實，馬克思以及馬克思以前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和其它思想家們也確定無疑地承認這一事實，但他們與薩特不同的是，從不在匱乏的問題上展開自己的憂思，而是相信社會的進步和人類越來越強大的支配、改造世界的能力，把匱乏看作是會變得越來越小并最終會被克服的。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通過首先消除和防止匱乏的消極結果，然后再逐漸地消除匱乏。所以，根本問題并不是是否存在匱乏，而是怎樣看待和對待匱乏。薩特把匱乏看作是一種人類歷史的普遍現象，而馬克思主義則認為匱乏僅僅與私有制度結合在一起時，才表現出自己的消極意義。

四.匱乏的關系派生了異化的關系

在薩特那里，如果說匱乏是物對人的關系，那么異化則是人對物的關系。當物投射到人這里時，出現了物無法滿足于人的需要的匱乏；而當人投射到物上時，產生了物異在于人、與人的預期目的相悖的情況，這就是異化。

在一個社會共同體中，匱乏直接決定這個社會的一切方面，除了人類歷史上普遍存在著的物質資料的匱乏之外，其它某一方面的匱乏也可以導致人與人的關系、人的心理特征和行為方式等方面的異化。異化產生于人們克服和超越匱乏的活動中，是這種活動的結果。薩特認為，在匱乏的環境下，匱乏與人的需要之間的矛盾決定了人必須不斷地去克服和超越匱乏，以期滿足人的需要。而需要的膨脹使人成了自己的需要的奴隸，成了努力去滿足自己的需要的工具。

人的實踐活動不僅導致了人自身的異化，而且導致了與人的實踐活動目的相悖離的客觀結果。人的實踐活動具有雙重性，人在這種活動中賦予客體、物以意義，使自然的自在之物變成一種人化的、用來滿足人的需要的“為我之物”。但是，在“物與人的動態的，對立統一中，它們互為對方的變壓器而起作用，…當人賦予物以意義時，也就同時把自己的否定性力量轉嫁給了物，讓其滲透于物中，并轉化為一種破壞力量。”[12]比如機器的發明使人成為機器的奴隸，社會發展的工業化把人固定在生產的環節上，成為失去了主體的、被操縱的、機械化的部分。

異化根植于實際的匱乏領域，薩特說：“在匱乏的環境下，人被人所否定乃是人被物的否定”[13]物質資料的匱乏深深地滲透進人與人的關系之中，從而破壞了人與人之間要求實行平等互利這一唯一合乎人性的關系，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異化為敵對的關系。在薩特看來，匱乏環境中的每一個人對于他人都是一個威脅。因為，在這種環境下，當一個人消費特定的對象時，就意味著排斥了其他人對這個對象的消費：當一個人努力去滿足自己的需要時，就意味著對其他人構成威脅。“在我和他所構成的類的范圍內，首要的必需品對于作為任意一個人的我(一切他人)都是同樣的，他人的生活直接威脅著我。”[14]人類歷史表明，人是匱乏的產物。匱乏使一個人被每一個人所否定；同時，一個人的存在又否定著每一個他人。每一個人對于他人來就都是外在的，他人是個人存在的異己的類。所以，薩特說，在匱乏的環境中就每一個人和眾多的他人一樣都是實踐的有機體而言，他是人；而就人在交往中與他人相互構成威脅而言，他又是“非人”。

總之，雖然匱乏并不絕對地否定人類機體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對于個體的人而言，人是作為非人的人，作為異己的類而存在的。這并不必然意味著一切沖突都內在化和全部生活就是生存戰斗，它只意味著每一個人的單純存在都是匱乏所規定的，每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來說都是非存在和經常的危險。”[15]也就是說，“每一個人對于一切其他的人來說都是一個非人的人，并把一切其他的人看作非人的人，而且實際上無需考慮他人的人性。”[16]盡管這種非人性并不是衍生于人的本性，“但是，只要匱乏統治著人，每個人的人性中就包含著一個非人性的惰性結構，它事實上無非是物質的否定性的內在化。所以，在理解人們之間的關系時，除了非人性之外不可能有其它任何東西。”[17]

就歷史而言，它體現了一切人的全部活動的業績，但卻是以犧牲個人為代價的。歷史對于個人是一種外在的力量，人在歷史這個他的實踐的客觀結果中認不出他的行動的意義，盡管他也獲得了局部意義上的成功，但他所追求的目的在總體上總是遭遇失敗。人每天經由自己的手創造歷史，卻不能在他的時代中認出自己。

人類能否消除異化和恢復人的本性呢？在薩特那里只能得到一個否定的答案。薩特承認消除異化的努力，即人的實踐的總體化甚至革命，但卻不相信它對于歷史具有終極意義。在他看來，異化——暴力——革命是一個永無止境的循環往復過程。這就是說，個體的人在匱乏的環境中首先失去人性，然后又起來反抗，以求恢復人性，因而他們組織革命。但是革命一旦被組織起來，就會被制度化而重新陷入分散狀態和惰性狀態，以致喪失人的意志。這樣一來，革命也就失去了原來應有的意義。所以，革命不可能消除異化，相反，只能導致新的異化。實際上，薩特把組織起來的革命本身也看作是一種異化了。

薩特一度認為他的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是最具人情味的馬克思主義，是與馬克思本人思想一致的馬克思主義。但是，通過上述的考察，我們發現，薩特的這個馬克思主義體系卻是建立在匱乏概念的基礎上的，根據這個思想體系來理解歷史與人的存在時，就必然會陷入歷史悲觀主義的泥淖之中。因為，既然匱乏是人與歷史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是永遠無法擺脫的“魔障”，那么，人就必須處在同匱乏進行永無終期的斗爭中，同樣，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也就不會具有什么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人們反抗壓迫反抗剝削的斗爭，至多也只是一種對那些從匱乏中派生出來的統治力量的抗議，這種抗議有時造成了改朝換代，人們就誤以為這是社會革命，實際上，面對匱乏，人們從來也未真正實現過革命，將來也不會有真正的革命。所以，從薩特在法國“五月風暴”中的表現我們可以看到，薩特是熱衷于抗議活動的，但卻并不對這種抗議活動的積極歷史意義寄予希望。

因此，薩特的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的小資產階級悲觀主義思潮。他從匱乏概念開始研究人的需要，但卻背離了唯物主義；他研究了人的勞動，但卻把勞動看作是與人的本質無關的活動；他談論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卻看不到歷史是在進步著的；他對人的異化感到沮喪，但卻找不到人類擺脫異化的出路……總之，薩特的匱乏概念是從屬于他的抽象人本主義哲學的，在他那里，我們看到的只是受匱乏支配的抽象的人，無論在什么社會形態下，都是人反對匱乏的斗爭，或由于匱乏引起的人與人的斗爭，他無法解釋為什么在歷史上經常存在著這樣一種現象，那就是一方面是窮奢極欲，另一方面卻存在著饑餒和餓殍。也就是說，薩特雖然自以為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并不懂得是由于私有制度造成了匱乏，而不是匱乏造成了人與人的全面敵對關系，所以薩特從匱乏概念引發出的關于人和歷史的結論都是錯誤的。

注：

[1],[2],[3],[5],[6],[7],[8],[9],[10],[11],[12],[13],[14],[15],[16],

[17]薩特：《辯證理性批判》，倫敦1976年版，第128頁,第147頁,第147頁,

第147頁,第113頁,第131頁,第137頁,第125頁,第127頁,第123頁,第183頁,第151頁,

第736頁,第128頁,第129頁,第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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