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自然存在和社會存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哲學與可持續發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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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自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專題報告中，明確地界說了“可持續發展”以后，可持續發展思想便引起各國的廣泛關注。特別是1992年在巴西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二十一世紀議程》，可持續發展戰略便成為世界性的熱門話題。近幾年來，我國理論界和政府決策部門也相繼對“可持續發展”問題展開了卓有成效的探討。我國政府于1994年便率先了《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提出了“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社會體系和保持與之相適應的可持續利用的資源和環境基礎”的戰略目標。但不可否認，無論是作為《我們共同的未來》專題報告給“可持續發展”界定的經典定義，還是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思想、本質、內容、規律和特點等方面的認識均存在不足。有的學者認為，當今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就是我國古代道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可持續發展問題是“人類久遠以來就一再深入思考著的問題”，“道家、道教的思維方式為我們討論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學術研究1998年第3期“道家、道教思維方式與可持續發展”）有人提出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實質就是要強調“超越人類中心”的“自然界的價值主體地位”，認為自然界、生態環境是獨立的價值主體，人的行為要符合自然界的利益，尊重自然界的權利，要“以自然為中心”。還有些學者將“可持續發展”等同于生態發展。我們認為，陷入這些認識誤區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哲學的高度來把握“可持續發展”，未能以馬克思主義發展哲學為指引，從思維方式、方法論、本質和內容等方面厘清“可持續發展”與以往發展思想的區別。

一

“可持續發展”是基于對以往發展思想與實踐的反思而問世的。可持續發展思想與以往發展思想的根本區別是什么？這是需要首先明晰的問題。任何發展觀都是某種世界觀的體現，而世界觀實質上就是哲學思維方式。哲學思維方式的不同決定著社會發展思想的不同，以往的發展思想依賴于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可持續發展”則以馬克思恩格斯開創的實踐的思維方式為指導。

在古代社會，由于物質生產力極其低下，人們無力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得不依賴自然性的關系靠天去生存。這決定了人們的思維能力也是低下的，人們認為，外在的神秘的客觀力量掌握著自己的命運。這便產生了以追求絕對真理、永恒本質為目標的前定論的思維方式，即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未能正確處理主體（現實的人）與客體（自然環境與社會關系環境）的辯證關系。客體成為主客體的關系的絕對重心，主體則是客體的奴仆。人們熱衷于探尋事物的先在本質，從先在本質出發去演繹、推論事物的現在和未來。建立在這種思維方式基礎上的社會發展觀實質上只能是一種生存現，表現為人們對自然界的盲目崇拜與屈從。中國古代道家的思維方式即是如此。他們提出的“天人合一”是指人與大自然的和一、統一或和諧，但這并不是憑借科學知識去認識自然得出來的結論。道家的“天人合一”就是追求無為的境界，他們認為自然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不應改變；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對自然的破壞。這就取消了人類改造自然、謀求發展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是不利于社會進步的。近代以來，人們的生存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人的主體力量不斷發展壯大，人的個性得到極大發展，人文精神的興起和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使人類認識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類不斷擴展認識、改造自然和社會的深度與廣度。在人的主體性不斷得到張揚的同時，人類的思想與行為也走向了極端——人們錯誤地認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無上的征服者、壓迫者，人類可以擺脫自然與社會的任何限制。如培根認為，科學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奧妙”，對待自然必須“在她漫步時緊追不舍”，使她成為“奴隸”，“強制令她提供服務”。實質上，近代人的思維方式存著與古代人同樣的局限性，也未能正確把握主體與客體的辯證關系。他們雖然看到了主體對客體巨大的改造作用，卻忽視甚至否認客體是主體存在與發展的前提，客體對主體也具有制約與改造作用。他們將主體作用于客體過程中凸現的主體力量加以抽象化、絕對化，頂禮膜拜，使之成為一種先驗的外在權威力量，成為另一種“先在的本質”。古代人對客體力量盲目崇拜，而近代人則對主體力量盲目崇拜，同樣陷入了由預設的本質去解釋現存世界的前定論思維方式。以這種思維方式為指導，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片面發展思想便應運而生。近代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是這一發展思想最早的代表。他把社會發展簡單地歸結為單一的經濟增長過程，而經濟增長過程就是人類不斷地制服和掠奪自然，獲取物質財富的過程。本世紀七十年代以前，上述發展思想在西方工業化國家的社會發展中一直占據支配地位。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說，經濟增長已成為西方工業國家的“世俗宗教”和“政治溶劑”，成為個人動機的源泉、政治團體的基礎，動員社會以實現共同目標的根據。（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第295-296頁）以這種發展思想為指導，西方工業化國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經濟增長，但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負面影響。它引起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調，破壞生態平衡，又導致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緊張關系，形成了以自我為中心，以享受為特征的腐朽、頹廢的文化價值觀念。

馬克思恩格斯則既繼承了前人的積極因素，又克服其局限性，立足于時代特征，開創了實踐的思維方式，從而實現了發展哲學的科學變革。實踐概念在哲學史上早已提出，但只有馬克思恩格斯才給予了科學詮釋。在歐洲哲學史上，康德正式把實踐概念引入哲學，并提出了“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的概念。但康德的“實踐”局限于倫理實踐范圍，其他實踐活動則被排斥在外。黑格爾提出了“實踐理念”的概念，但他講的“實踐”在根本上是抽象的理念活動，現實的人的活動只是這種精神活動的“樣式”。費爾巴哈把實踐和生活聯系起來，提出了“理論所不能解決的那些疑難，實踐會給你解決”的合理見解，但他又認為，“實踐”或“生活”就是吃喝、享用對象等等。被恩格斯稱為新世界觀“天才萌芽”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宣告了科學的實踐觀的誕生。馬克思指出，實踐是主體與客體之間具體而現實的雙向對象化過程，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這一過程內含有機統一的兩個方面：一是客體的主體化過程。人來自自然存在，受到客觀世界的制約，需要不斷地認識事物的客觀規律，不斷地改變自身，這即客體作用于主體的過程。二是主體的客體化過程。人是具有能動性的主體，能夠突破自然與社會的限制，改變周圍的環境，按照自己的需求、目的創造出屬人的對象世界。這即主體作用于客體的過程。實踐就是上述兩方面的統一過程。“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年版第55頁）只有建立在實踐的思維方式基礎上的社會發展思想，才能克服其他發展思想的局限性，指導社會的發展步入正途。“可持續發展”則屬于這一社會發展思想。它既不是從先驗的、外在的客體出發，又不是以被抽象化、張揚至極端的主體意志，以抽象的理性、人性本質為出發點，而是將具體而現實的實踐活動作為人類社會歷史存在與發展的基礎。既明晰了客體對主體的制約作用，社會的發展必須建立在與自然保持和諧關系的基礎上，又把握主體所具有的自覺能動性特征，人們通過對客體的改造而滿足自身的需要與利益，而不是乞求大自然的恩賜，生活在與自然的原始統一性中。“可持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哲學的實踐思維方式的具體體現。我們只有立足于實踐思維方式的高度，才能從根本上將可持續發展思想同以往的發展思想區別開來。

二

“可持續發展”的本質究竟是什么？我們也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發展哲學為理論基礎，才能給予科學地解答。“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年版第56頁）通過對人類實踐活動的剖析，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發展的實質提出了全新的詮釋。他們認為，人類社會歷史的變化也內含有機統一的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的發展是社會主體的需求與愿望的滿足過程和價值目標不斷實現的過程。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自然的發展不同，自然的發展是無意識的、無目的的，人們總是按照自己設定的目標從事社會活動，人類社會歷史是主體的自覺創造活動的結果，是人類進行價值選擇的進程。正如馬克思指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頁）另一方面，社會的發展又是具有客觀必然性、存在內在規律的進程。因為，在社會實踐過程中，自然客體與社會客體均對主體的價值選擇活動具有制約作用。主體只有不斷地認識客體的本性，遵循客體的發展規律才能得以生存與發展。第一，人類社會來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人類的活動不能違背自然的客觀規律。第二，社會客體即社會關系也制約和規定著主體的活動。馬克思指出：“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年版第344頁）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特別是生產關系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物質關系，其發展是有內在客觀規律的。第三，生產關系又受著社會生產力的制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在人類社會的運行中，生產力從根本上決定社會的發展，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運動，使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體現了一定的規律，即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狀況的規律，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要求的規律。這決定了人類社會演變的基本趨勢是前進、上升的，或者表現為社會形態由低級到高級的飛躍，或者表現為同一社會形態內部社會關系的調整與改革、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社會意識形態的進步。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為人類的價值選擇活動提供一種客觀的可能性空間，即選擇的自由度。人們不能夠突破和超越規律的支配和約束而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人的價值追求活動與社會規律的形成、作用過程并非是外在、互斥的關系，而是內在一致、有機滲融的同一過程。人類的實踐活動創造了社會發展規律，社會發展規律又制約著人類的實踐活動。社會的發展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這就是社會發展的本質所在。

馬克思主義發展哲學的社會發展本質觀對當代的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這全面地體現在可持續發展思想及運作之中。可持續發展的實質在于：一是主體能力的可持續發展，二是客體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對近展思想的反思與反動，一些思想家走向了另一種極端，視自然為社會發展的主體，追求“世外桃源”，抵制科學的發展，走向一種非理性的“自然中心主義”。可持續發展思想則批判了這一觀點，并全面闡述了主體能力可持續發展的內涵。首先，只有實現主體能力即認識能力、實踐能力、創造價值能力的可持續發展，不斷弘揚人的主體能動性，才能滿足主體的需求，實現主體的價值選擇，從而實現社會的發展。其次，發展主體能力，必須揚棄傳統的需求觀，代之以全面的需求理念。隨著社會的進步，人的價值選擇是全面的，既有物質環境的要求，又有精神環境的需求；既有政治環境的需求，又有生態環境的需求。只有各方面的需求都得到滿足，人的主體能動性才能得到充分地發揮。否則，只能造成“單向度”的片面發展的人，人類社會也只能陷入停滯甚至倒退。再次，可持續發展還克服了近展思想在發展主體問題上——把發展看成是少數人的發展或少數國家中的一部分人的發展；只考慮當代人的發展，而忽視后代人的發展——的認識誤區，提出了代內平等和代際平等的發展主體觀。它認為，發展的主體總體上分為：個體主體即個人，群體主體即民族、階級等社會集團，社會主體即個體與群體的總和。在當代，我們既要關注個體主體與群體主體的發展，又要關注社會主體的發展。個體之間、群體之間的利益差異與對立固然是客觀存在的，我們不能忽視甚至否認這一點。但由不同國家、地區的人們所組成的人類社會生活在同一時代中，共同擁有一個地球，隨著人們實踐活動的全球化，人們之間、民族之間、國家之間、階級之間存在著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與價值目標。即使對地球環境的某一局部破壞，也將造成世界性影響；任何一個自由主義的發展行動都可能對周邊地區產生不可低估的副作用。任何個體與群體要達到發展自己的目的，必須提倡與實行代內主體平等思想，不能以損害別的地區和國家的發展為代價。特別是要注意維護弱發展地區和國家利益，通過協同發展，消除國家和地區間的對立或緊張關系。這樣才能實現主體能力的可持續發展，保證社會發展的廣泛性和持續性。同時，當代人的發展必須惠及后代或至少不應損害后代人的利益，改善和優化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關系，實現代際平等。因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既是共時性的，又是歷時性的，人的需要不僅包括當代人的需要，而且包括未來人的需要。社會發展既為當下所決定，又為未來所決定，而后人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前人的發展。在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代際分配中，后代人只能接受其前輩遺留下來的自然與社會條件。如果當代人只顧自身的利益，過量開采資源或破壞生態而剝奪了后代人使用資源的權利，對他們的生存就會造成不應有的消極影響。

社會主體的價值選擇活動不能超越客觀規律的制約，主體能力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客體的可持續發展。首先，自然客體的發展是主體發展的首要條件。要使人類社會持續發展，必須使自然界持續發展，即社會發展不超過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承載力，使自然界通過再生或因新的開發而為人類提供源源不斷的環境或條件。其次，當代人類面臨的災難性困境也是由于社會客體即人類社會內部相互關系的嚴重失衡和損害而引起的。有許多表面上看似乎純粹是以“天災”形式表現出來的自然環境的污染和破壞，究其根源則是由人類社會內部的彼此沖突和對抗而導致的。而民族糾紛、宗教沖突、種族歧視、暴力恐怖、頹廢空虛等社會邪惡都是由于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失衡和社會制度不良等原因造成的。只有先進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才能保住主體能力的可持續發展和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三

社會發展的內容是什么？以不同的發展哲學為根據，則有不同的闡述。囿于將主體的力量抽象化、終極化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近展思想和現代西方發展經濟學、早期現代化理論都把社會發展等同于經濟的增長，將社會的現代化等同于工業化，以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民收入的增長作為評判社會發展的唯一標準。例如，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認為，發展過程實際上就是以儲蓄和投資的增加為引擎，以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發生重大變化為基本特征的經濟結構的轉變過程。經濟學家凱恩斯則作出了“有了經濟就有了一切”的總體概括。結果使許多國家出現了“有增長無發展”的現象。如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等國家，由于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而使整個社會系統功能失調，致使原有的社會問題未能緩解，反而引發了生態惡化、能源短缺、失業人口劇增、社會動亂頻繁等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法國著名經濟學家佩魯對近展思想提出了批評，提出了“新發展觀”。他認為，增長論是一種唯經濟的觀點，具有相當大的片面性和狹隘性。他在其代表作《新發展觀》中提出：發展要以人為中心，實行經濟、政治、文化的協調發展。佩魯指出了“經濟增長論”的弊端，擴展了社會發展的內容，這是正確的。但是他并沒有真正繼承馬克思恩格斯的發展哲學思想，“自然”并沒有作為一個重要變量納入到發展的框架之中。而且他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提出“在文化因素起決定作用的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各種經濟與社會角色到處都會無能為力。”（佩魯《新發展觀》華夏出版社第22頁）他顛倒了經濟與文化的關系，陷入了文化決定論的唯心史觀。

馬克思主義發展哲學運用實踐反思方法，對社會發展的內容作出了深刻而全面的闡述。人類的實踐活動具體包括四種基本形式：保護和支持生態環境的實踐，物質生產實踐，創立和改造社會關系的實踐，創造精神生活的實踐。這四種實踐產生了社會發展的基本領域，即生態系統、經濟系統、政治系統和文化系統。人類社會就是由這四個系統所組成的大系統。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只有社會系統諸要素的全面而協調的發展，才能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這一社會發展最高目標。社會系統諸要素處于相關性之中，并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規則。第一，生態環境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頁）離開生態環境，人類的一切活動便無從發生。同時，生態環境的優劣，通過對生產的不同影響來加速或延緩社會的發展。生態環境較為優越的國家或地區比環境較為惡劣的國家和地區在發展速度上會更快一些。所以，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支持問題便成為可持續發展思想與戰略問世的緣起，生態環境的發展作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得到了具體而全面地確定，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哲學。第二，在社會大系統的四大要素中，經濟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礎與最終決定力量。生態環境對社會發展影響和作用要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生產力發展水平越高，對自然條件的利用程度就越大。同時，經濟的發展決定社會政治和文化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375頁）社會政治、文化的發展歸根到底取決于經濟的發展。第三，政治的發展在社會大系統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以自身中介性的作用協調生態支持、經濟發展、文化建設的交互關系，是社會各要素發展的保障。首先，生態環境對社會發展的作用，依賴于一定的社會性質。社會的政治制度不同，對生態環境保護與利用的效果是不同的。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有賴于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的建立，社會秩序的不合理決定了資本主義以及前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使生態環境得到良性發展。資本家自私自利的短視行為必然造成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其次，政治對經濟的發展也具有反作用。當社會政治的發展適合經濟基礎的發展時，就起著促進生產力發展和推動社會前進的重要作用；而當政治上層建筑已經腐朽衰敗，并為落后的經濟基礎服務時，則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進步。再次，政治的發展直接決定社會文化建設的內容與性質。任何一種性質的社會制度為了本身的生存和發展，都要尋找它的“代言人”，都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倫理等思想體系。第四，文化的發展對經濟、政治和生態的發展也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它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經濟的發展是整個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因素，但他們不是機械論者，并不認為其余因素都是消極的。文化一經形成，就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能動性。首先，生態環境的發展依賴于人們生態觀念的革新。人類必須擯棄人對自然的崇拜意識和征服意識。人類崇拜自然的動機，并非愛護與治理生態環境，只能使人類陷入愚味與落后，阻礙了社會的發展。而征服意識則產生了盲目開采資源、破壞生態的行為，將人類推向了生存危機的邊緣。其次，任何經濟行為并不是一種無主體的自發行為，在某種經濟活動和經濟模式的背后，總存在著某種人文觀念和文化意識的支撐。但由于經濟與文化的不平衡性，這種觀念不可能自發地產生，需要全社會的大力提倡和培育。文化建設的核心就是通過培育時展所需要的新觀念、新意識以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再次，人的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必然有利于人們民主與法制觀念的增強，促進人們社會關系的規范化、有序化，從而促進社會政治的發展。很難設想，在一個教育沒有普及和提高，文盲仍占人口較高比例的社會，會產生高度發展的民主政治。

從總體上講，資本主義及其以前的階級社會中，社會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充滿著矛盾，充滿著危機，并且以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和浪費大量的自然資源、社會財富為前提。這種社會系統的結構是不協調的，社會的發展與人的發展是片面的、畸形的。這在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表現得更加突出，物質的富有和精神的空虛、經濟的繁榮和道德的墮落、科學技術的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破壞是共存并生的。

在當代，我們制定和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必須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發展哲學為指導，視社會為生態、經濟、政治和文化全面發展的系統，注重生態文明、物質文明、制度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從而逐步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我們要強調生態環境對社會發展的前提作用，制定、實施各方面的環境和資源保護與支持計劃，運用新的科學技術方法創造更多的人造資源，保護非再生資源，并健全立法監督工作。經濟的基礎地位決定我們要始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為此，我們要完成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性向集約性轉變。同時，我們要推行積極穩妥的人口政策，控制人口增長，使人口增長與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并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以提高人口質量，使龐大的人口壓力轉化為巨大的人力資本，使得對可持續發展的消極因素變成積極因素。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項根本目標。自黨的十三中全會以來穩步推進的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把“發展民主，加強法制，實行政企分開，精簡機構，完善民主監督制度，維護安定團結”作為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民主與法治建設是一個歷史過程，通過有步驟、有秩序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必須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現代民主政治架構，從而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要求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為之提供巨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我們一方面要大力發展科學與教育事業，促進高科技水平與人才素質的飛躍。另一方面，要加強思想道德建設，使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成為人們思想與行動的指南，為我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證。只有從這四個要素來把握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內容，并明確各個要素的特點及其關系，才能走出將可持續發展局限于生態環境保護的認識誤區，促進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正確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