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現代性挑戰及道德應對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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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一定程度上的同構關系，我國社會處于現代化轉型期面臨的道德失范等問題既折射在家庭之中，又可能被家庭教育進一步強化。家庭教育可經由關懷、民主和智慧3種路徑，實現私域對公域的積極推動。家庭關懷應重視兒童當下和未來的真實需要，包括自理、自治、學會關心的需要；家庭民主的主要踐行方式是尊重兒童的主體性、差異性、選擇權、人格尊嚴；道德智慧的生成需要重視其情境性、反思性、實踐性。促進兒童道德養成的家庭教育有助于以關懷破解道德冷漠、以民主平等促和諧、以智慧的慎思防止盲從而致的道德失范行為，從而使社會以較低成本加速實現成熟的現代性。

關鍵詞：私人領域；關懷；民主；智慧。

社會科學具有重視公共領域的研究傳統。內爾·諾丁斯指出：“自柏拉圖以降，哲學界一直遵循的慣例是先描述一個理想國或最佳國家，然后考察家與家庭對于建構這種國家所能起到的支持作用。”隨著此理路討論的深入，許多學者日益發現偏于重視此領域具有不完備性，因而將思考的觸角拓展至私人領域。諾丁斯便將立足點置于家庭研究以及源于私人領域的關懷關系，然后延伸考察社會關系以及社會政策[1]。戴維·黑爾德指出：“正式民主制度的常規很像良好個人關系中的常規”———人人平等，分享話語權，公開討論問題，摒棄暴力，重視對話和自治[2]。吉登斯高度認同黑爾德的觀點，指出“推進個人自主權和日常生活中的自尊，應視作與公共領域中的法律和其它自由同等重要的一項政治任務。在一定程度上，這是那些自由的條件。”[2]（P113）上述視域拓展符應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客觀存在的互動，符合人的成長歷程，揭示了家庭和社會深刻的同構關系。

如何實現當代社會科學所希冀的私人領域的社會功能、社會責任？這關涉到家庭面臨的現代性挑戰。我國社會正處于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之中，道德失范等社會問題既折射在家庭之中，又可能被家庭教育所強化。黑格爾曾論述過親子教育承載著重要的家庭倫理功能。傳統社會中的親子教育主要滿足于“保證孩子存活、促進其成長、培養能被外界接受或認可的孩子。”[3]“可被社會接受”關涉的是個體對社會的順應，而在加速變遷的現代社會中，家庭教育的未來性尤其突出。結合有關學科的學理指向，這種未來性在家庭教育的倫理層面至少可以具體化為關懷、民主和智慧三種路徑。關懷是當代倫理學的一大新興主題；民主作為現代德目的重要性已被托克維爾、杜威等人充分揭示；智慧或明智在倫理學中則是一種高位階的流體道德素養。

一、家庭中的關懷回應。

成熟的現代社會是超越冷漠和單子式存在狀態的公民社會。人與人相互關心，人們對社會正義常懷在意感。家庭教育為此應做的準備是幫助兒童對人對事學會關心。學會關心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具有被關心的體驗，使得人與生俱來的本能恐懼不至于轉化為倫理恐懼、敵意、冷漠，而升華為倫理關懷。為此，家庭中的成人要基于兒童的發展需要，做出適當回應，給予有效關懷。關懷倫理學依據努力程度的高低將關懷分為自然關懷和倫理關懷。家庭中的成人在兩個層面上都必須注意關懷的限度和有效性。

埃利克森關于道德心理的發展研究揭示出兒童的需要包括自理、自主、自治，這些行為和能力直接影響其自信的生成和自我建構。因此，在自然關懷中，要警惕未經慎思的濫施關懷。生物學角度的考察表明：自然關懷生發于幼小者的需要，視需要情況，不同物種所獲的親代關懷或有或無。如果子代沒有被關懷的需要，親代的關懷就不會發生。海龜之類先天較成熟的動物，在自行孵化后從來得不到母親的呵護。雌海龜僅將卵產在海灘的坑內，隨即返回大海。幾乎所有的海龜親子終生無緣邂逅。很多低等動物卻是這樣生而自立的。哺乳動物和鳥類由于子代先天早熟，一般具有護犢現象。人類是典型先天早熟的動物，剛性的被關懷需要時期很長，這才催生了人類雙親的關懷。但是，有效的關懷包括“不作為”，某些延遲滿足，以提供支持性的環境間接地、隱性地促進兒童發展；濫施關懷會使需要的滿足蛻變為饜足，反而會阻滯兒童成長，鈍化其對關懷的敏感性，剝奪兒童自主關懷，進而關懷他人、關心社會的機會。

在倫理關懷層面，需要成人明晰、整全地思考兒童的需要，須鑒別社會環境、主流教育語境所斷言的兒童需要。現代社會的一個特點是患有“知識饑渴”的癥狀[4]，這已清晰地反映在唯知主義的應試教育中。在這里，兒童對閑暇、適度游戲的普遍需要被去合法化，而它們對自我的統整是不可或缺的。美國學者克拉倫斯·金斯利提出的《教育基本原則》研究報告論及七項教育目的，其中就包括“有價值地利用閑暇”[5]。我國日益增加的兒童離家出走、逃學、迷戀網絡游戲等現象從精神分析心理學的角度詮釋，實際上是被高度宰制的本我對自我和超我的反抗和叛逃。過于激烈的知識競爭超出了很多兒童的承受閾限，使他們出現退縮現象。他們通過問題表征無聲地呼喊，卻常常繼續被家人誤解。兒童在患有知識饑渴癥的學校內已然負擔著激烈的競爭、超強的腦力付出，家庭不能繼續成為福柯所言的極度嚴加規訓的另一監獄。私人領域中，讓孩子的多重角色都有舒展的機會，有益于兒童在道德心理上獲得自我的整合。

從更長遠發展的角度看，兒童還有成長為合格現代公民的需要。家庭中的關懷與民主、賦權不無交叉。

二、家庭中的民主建構。

杜威在“DemocracyandEducation”①一書中闡述了作為生活方式的民主對民主社會具有不可替代的塑形作用。自“五四”以來，建設民主的現代社會成為我國的一種政治取向。鑒于我國學校的層級制慣性非常強大，家庭是比較便于推行民主生活方式的微觀社會機構。

然而，強調孝悌之道的傳統文化對培育現代家庭并非沒有阻力。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深刻分析了傳統社會由于生活、工作經驗的超穩定性，加固了長老統治的合理性、合法性。然而，進入現代社會之后，代際文化的關系開始變得復雜多元。米德指出了前喻、后喻、同喻3種并存的文化模式。中國父母需要認識到，在加速發展的社會中，父母和孩子都同為探索者、思考者，不能要求孩子僅僅做“聽話”的追隨者、仿效者。

家庭中的民主建構要求父母至少在4個維度上尊重孩子。首先，尊重孩子的主體性。有些父母動輒說：“孩子是我生養的，我想打就打！誰管得著？”這是典型的前現代親子關系模式，與現代的社會生活、兒童的發展需要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緊張。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屬品，而是和父母享有相同無涉年齡基本權利的公民。把垂直型家庭等級關系改造為趨于扁平化的學習型家庭組織，才更有利于發揮所有家庭成員的首創精神和發展主體性。

其次，尊重孩子的差異性。智慧地看待差異，讓孩子悅納自己，自信、勤勉地創造優質自我。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辯證地看，差異分為優勢差異和弱勢差異。多元智能學說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只有優勢差異，沒有弱勢差異。雖然每個人的起點不同，但起始的“被給定身份”并不能線性地預言努力主動獲得的“獲致身份”，而且人格尊嚴是平等的。因此，面對弱勢差異無須自卑，兩代人都要學會平和地接受自己和他人，不為弱勢差異所累，進一步羈絆自身發展。父母切忌簡單以他人之強對比自己孩子之弱，向孩子施壓，使得孩子對于強于自己的同伴產生忌妒、怨恨心理，自暴自棄，以“不屑努力”作為失敗的理由，從而避免將失敗歸因于能力。一旦陷入這種自卑型自我防御模式，則難以發展。面對優勢差異時，則要不自傲，才能不與他人疏離。自負中含有自卑的成分以及向自卑轉換的可能。許多高考優勝者進入名牌大學后，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能適應“泯然眾人”的新身份，就是優越感向自卑感轉化的實例。父母應警惕過度的賞識，贊揚優勢較多的孩子，幫助其葆有平常心和自我超越的意識。

第三，尊重孩子的合理選擇。有些父母有意無意地把孩子當作實現自己未竟理想的工具、光耀門楣的載體，也讓孩子熏染了“面子至上”的從眾選擇標尺。武斷地替代做出短期選擇，代價尚小；如果涉及擇校、擇業等長期人生項目，往往后果嚴重。存在主義者認為：存在先于本質，人通過不斷的選擇對自己負責、建構自我。父母可以呈現自身閱歷中與孩子選擇相關的信息，協助孩子審慎地做出知情選擇。這樣，孩子得到的不只是一個現成的答案，而學會減少依附，較為獨立、負責地籌劃人生、建構自我。

第四，尊重疑似犯錯孩子的人格。認知心理學和波普的證偽論科學哲學都肯定試誤、證偽對于認知發展的重要作用。兒童犯錯誤時，父母應慎用批評。

對于眾所周知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許多父母強化“批評”而虛化“自我批評”。他們將孩子的優點歸功于自己；將孩子的缺點、不足歸因于孩子，讓孩子獨立負責。實際上，“黑點”并非孩子與生俱來的惡，而是各種教育失當的產物，教育的主體包括家庭、學校、社會、孩子自身。父母作為孩子的第一任老師，首先要客觀公正地反思自身，如果問題的根源在于家庭教育的不當，就應坦率承認，做自我批評，并和孩子共同分析、解決問題。以身教讓孩子學會負責。

三、家庭中的智慧生成。

關懷和民主營造和諧的家庭氛圍，有益于孕育兩代人的道德智慧。而智慧的生成之道還不止于此。

智慧作為高位階的道德素養，不同于知識或機巧；智慧具有實踐性、情境性、反思性、前瞻性的特點。馮契認為，智慧是德性的能力。張汝倫認為：智慧是一種正確行動并使事物朝正確的方向變化發展的實踐能力，能根據事情的特殊性做出正確的決斷與反應[6]。

對智慧的內涵認識不清，會導致家庭教育出現病理現象。

許多父母將智慧混同于知識、文憑，過度崇拜知識，使自己喪失家庭教育的自信。實際上，知識是分特殊領域的，而智慧具有流動性、整體性和很強的可遷移性。有知識沒文化、有文憑缺智慧的個體比比皆是。慎思、節制、誠實、慈愛、堅定，都是重要的生活智慧。無論學校教育經歷多寡，每位父母都可以變生活閱歷為人生的反思、智慧的財富，形成與日常生活有關的那種明智，追求對事情的準確判斷，堅持人生正確的價值取向，以此引導孩子共創幸福。

忽視智慧的倫理性容易混淆大智慧與小聰明。

有些父母面對各種售票處的身高量尺教孩子屈膝逃票。這不僅是生理上的“屈膝”，更是一種道德和人格上的屈膝。浸染在這樣的家庭教育中，孩子會不恥于以良知為代價，換取不應屬于自己的利益，甚至以此為榮、以此為智。及其成年，很可能為了一己私利，做出不贍養老人、蒙騙消費者等行徑，在私人領域、公共領域都成為道德的侏儒。

如果父母知行（言行）分裂，就會違背智慧的實踐性，即穩定、長期的經驗性。許多家長感到“孩子和父母擰著來”。實際上，成人作為一個個體，也并非單質的，而是多維度的人。雖然過早達到絕對的同一性意味著人格的僵化，但是，任何階段上都應該追求一定程度的言行一致，避免過度分裂。如果父母屢屢在言行上自己和自己“擰著來”，孩子在父母的多元榜樣中，往往選擇最省力的榜樣來仿效。“孩子不聽話”的深層次原因在于成人自身的低端自我遠遠悖離其理想自我。

智慧具有情境性的特點，而最大的情境莫過于時代語境。父母在教育孩子的過程應考慮到德目的時代變遷，審視前現代“經典”文本中包含的德目。例如《一千零一夜》中充斥著以牙還牙的暴力色彩，故事往往以暴力、詭計等手段獲得金錢、美色，將此作為成功、幸福的指針。如果講述者不加改編，它們對于孩子的負面道德影響甚至超過劣質的電視節目。

因為后者是往往被批判的；而前者披著“經典”的外衣。對于形成于前現代的經典故事，要站在現代的角度再詮釋，培養孩子的批判思維能力。

家庭教育中智慧的反思性、前瞻性同樣可以生成于道德敘事之中。以生活史的連續視野加以考察，任何行為都不是孤立的，而有著前因、后果。在事情發生之前，就應以內隱的價值觀暗示教育啟動兒童的道德思考。蒙臺、梭利等人的研究表明，幼兒期是德目學習的一個敏感期。此時，父母為其講授的故事中所含的德目容易被“有吸收力的心靈”內化。因此，在親子故事時間里，可對德目進行拓展討論。許多文化中都有類似《鐵斧子的故事》，試圖傳遞的核心德目是誠實。故事中的權威“仙人”往往會把金斧子、銀斧子一起送給鐵斧子的主人，以獎賞他說真話，當即實現令人喜出望外的德福一致。而在現代社會轉型期，可能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德福錯位現象。父母可以問孩子：“如果你是丟了鐵斧子的打柴人，不誠實，就能得到金斧子；如果誠實，沒有獎賞，只能得到真正屬于自己的鐵斧子，你還要不要誠實呢？”進而將康德所言的“完全義務”概念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播種在其心田，將孩子培養成道德的自主思考者、合格的潛在道德立法者。

關懷、民主、智慧三維度在實踐中是密切聯系、相互交織的。本文將其分而述之，以便在分析的基礎上更好地綜合，更好地回應現代性的挑戰。正如童話《皮諾丘》描繪的那樣，一個孩子從蒙昧的人形“木偶”變成擁有精神力量的真正兒童，需要關懷、信任以及智慧的引導。面對公共領域中良莠不齊的影響因素，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幫助兒童啟迪慧眼，培養道德判斷力和現代公民品質。私人領域的道德養成有助于以關懷破解道德冷漠、以民主平等促和諧、以智慧的慎思避免盲從，使社會以較低成本加速實現成熟的現代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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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汝倫。重思智慧[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