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民族主義及其中國當代形態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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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主義是建立在民族情感上的思想觀念,是民族共同體成員對本民族的熱愛和對民族生存與發展的追求與理想。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是以對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與忠誠為基礎,圍繞實現中國現代化而展開的思想情結與政治思潮。民族主義在當代中國呈現出積極健康的主流,但也滋生了消極片面的非主流和日益極端的反主流。

關鍵詞:民族主義；中國形態；發展現狀民族主義誠然是當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現象之一。伴隨冷戰終結和全球化進程加深,在形形色色理論與思潮中,民族主義以其內在的強大力量,逐步成為多數國家統治的意識形態和合法性根據,成為目前國內外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術前沿。但到底何謂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起源、功能和發展趨勢又怎樣?理論爭議與分歧卻日漸增多。在我國,民族主義社會現實與學術探討也相距甚遠,直到20世紀末,與民族情緒一再高漲相呼應,理論研究才漸次突破傳統束縛,然迄今仍未就民族主義與當代中國形態進行系統的歸納與必要的界定,總體水平還相對粗疏。如何充分吸收和借鑒國外學術成果,在日益全球化與不斷現代化背景中,從具體歷史差異性與當代中國實際出發,建構不同于西方資產階級的理性民族主義,無疑是值得進一步研討的重要課題。

一、民族主義基本內涵

長期以來,人們嘗試著從不同視角闡釋民族主義。漢斯·科恩認為:“民族主義是一民族的絕大多數普遍表現并要求普及到它的所有成員中去的一種精神狀態；它承認民族國家是政治組織的理想形式,承認民族是一切文化創造力和經濟福利的源泉。因此個人對他的民族是極端忠誠的,因為在他看來民族是與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并為自己的幸福創造了可能性。”[1]厄內斯特·蓋爾納則將民族主義視作政治原則和政治合法性理論,主張“民族主義首先是一條政治原則,它認為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應該是一致的民族主義是一種關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論,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個國家中,族裔的疆界不應該將掌權者與其他人分割開─這一偶然性在該原則制定時早已被正式排除了。”[2]1-2而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卻將民族主義定義為“個人或集團表現出來的一民族全體成員的意識,或希望促進一民族自由、強盛和繁榮的意識,不管是自身所屬的民族還是別的民族。”[1]在國內,王逸舟指出“民族主義表達了一種強烈的、通常已經意識形態化了的族際情感。”[3]徐迅把民族主義概括成“對一個民族的忠誠和奉獻,特別是指一種特定的民族意識,即認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優越,特別強調促進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利益,以對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4]40余建華等視之為“心理意識、觀念形態,及社會實踐和群眾運動的統一體”[5]。堅持“民族主義是對本民族文化、語言、宗教、心理、習俗和生活方式的認同,這一認同使某一民族殊異于周圍其他民族。”[6]“就其本來的含義而言,是指一種思想感情,一種對于操有共同語言和具有共同歷史傳統的集團即民族的忠誠以及對它的命運的關注。但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則是思想、學說和運動的統一。”[7]

盡管上述定義各有側重,但基本可歸納為兩類:一是僅將民族主義當作某種思想觀念；另一則把民族主義界定成意識狀態與社會運動的有機統一。事實上,民族主義既然是種“主義”,畢竟不能直接等同于“運動”,雖然主義與運動密不可分,主義可能演化成運動,運動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主義。因此,民族主義更應視為某種思想情結或政治思潮,即“民族主義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礎上的一種思想觀念,它是民族共同體的成員對本民族的一種熱愛與忠誠,對民族統一,獨立和強大,即生存與發展的追求和理想。”[8]當然,也不應排斥從實際運動中深入分析民族主義。

從歷史縱向考察,民族主義發韌于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歐洲,伴隨民族國家構建和現代國際關系演變而遍及全球。由于社會條件、文化傳統,及價值訴求的差異與不同,各國民族主義發生、發展過程不盡相同,但無一例外均依托于民族與國家兩載體。厄內斯特·蓋爾納因此強調“我們給民族主義所下的定義,是建立在兩個迄今尚未界定的術語上的:國家和民族。”[2]4故著眼于民族內涵的拓展與國家形式的演變,從社會學和政治學角度重新概括既存民族與國家的共同本質,是民族主義理論建構的必要前提。

現代意義的民族形成于資本主義上升期,斯大林提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9]以當今世界民族具體實況剖析,該民族概念的嚴謹性與普適性值得商榷,但其仍較完整且科學地展示了民族的現代內涵———較舊民族形態而言,現代“民族是歷史上在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基礎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的文化和共同民族意識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10]其中,“確定一個人們的共同體是否形成了民族,最深層、最主要的特征在于,看其是否形成了以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認同意識為核心的、該共同體所特有的觀念文化系統。”[11]216現代國家也截然區別于自然國家。馬克斯·韋伯認為“國家是社會中掌握著合理使用暴力的壟斷權力的那個機構。”[2]4是以主權為核心的政治性組織,具有四個基本特征———主權獨立性、領土統一性、權力世俗性和民族單一性。但現實民族國家在國家的民族構成及其與國家政權結合上,與理想模式并不完全一致。一是建立國家的民族成份往往無法絕對同質,在一國疆域內生活的民族常常不止一個。目前全球僅200多個國家與地區,而大小民族卻有3000個,跨界民族與民族人口流動極為普遍。二是執掌國家權力的民族狀況也各具特色,國家形式亦不相雷同。一般地說,如果處于民族構成優勢地位的主體民族支配并主導國家政治生活,即為單一民族國家,而若所有民族在國內政治上一律平等,共同執掌政權,就稱作多民族國家。當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是多民族國家。

現代民族和民族國家相輔相成。民族國家是定義現代民族的最主要依據,現代民族又是民族國家及其意識形態與價值體系的定義域。“民族國家是政治單位,通過共同的價值、歷史和象征性行為表達集體的自我意識。在這個意義上說,民族國家是某種特殊的集體身份。”[2]31-33現代民族概念形成的歷史動因就在于證明現代國家這種集體身份；而“‘民族’這一概念規定了政治權力的范圍,規定了什么人在什么范圍、以什么形式要求包括國家權力在內的政治權力。如果沒有‘民族’這一概念,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權力都不可想象。”

多數研究還表明,追求民族繁榮和國家強盛系民族主義本質核心,民族主義發生發展的內驅力在于解答現代化命題。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步推向全球,農業社會漸次讓渡于工業文明,傳統民族和自然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面臨著某種痛苦的轉型“,任何一個民族無論如何也不會再退回到其與現代化相遇之前的狀態”[12]5,都必須正視自身在世界體系和國際交往中的地位與作用；而維持相對有利態勢的關鍵在于盡快實現現代化和更加現代化。所謂現代化是指“人類近期發展進程中社會急劇轉變的總動態”[13]8,包括“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科學技術以及文化等方面的進步及其相應的歷史過程”[4]10及“心理態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過程”[4]14。始于18世紀的世界現代化進程呈動態發展,各國現代化具有不同特色———或以實現工業化為方向,或以向知識時代過渡為目標。

二、民族主義中國形態

由民族主義基本內涵涉及的相關視閾切入,民族主義在中國興起的最重要標志是:“中華民族”概念的現代化及與之幾乎同步的中國民族國家的創建。

關于中國現代民族,費孝通曾明確“將中華民族這個詞用來指現在中國疆域里具有民族認同的11億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個民族單位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14]作為“多元一體”民族實體的物質及思想基礎,“最重要的就是貫通各民族心靈的偉大精神———中華民族精神”[11]3-6,即當代中國的民族直接指向具有強大內聚力的中華民族,而非該共同體的組成部分(民族單位)———占總人口90%以上的漢族或其他55個少數民族。

值得注意的,一是民族單位的個性問題。特別是跨境民族,即境內民族在境外有同族或境外民族在境內有分支。如云南26個民族中就有20個跨境分布；新疆幾大少數民族在境外也均有分支；而俄羅斯、蒙古、朝鮮、哈薩克等境外同族甚至還是某主權國家的主體民族。毫無疑問,曾經具有相同血脈與相似心理積淀,即共同個性的族群會天然地相互關注,但內在的文化同質性卻在各自成長過程中,因歷史地理的分割而逐步弱化。尤其是民族國家出現后,一國主權管轄下各民族的互動融合,新民族共同體的發展,國家認同正極大地消解著傳統的民族個性意識,逐步成為人群凝聚的新核心。實際上,由于沒有共同地域,盡管泛民族主義者不斷鼓吹,跨境民族原有的文化一致性雖不至于徹底消亡,但被不同主權所侵蝕和掩蓋,國別標簽成為族群皈依的首選已不可避免。二是中華民族共性的外延。目前約有三千萬中國人及其后裔散布世界各地,受地域限制,外遷華人已成為境外其他主權國家民族共同體的有機構成,不再屬于中國現代民族的內在范疇———盡管他們也聲稱是炎黃子孫,聚居地他民族亦將其視作亞裔華族。但因與我域內各族具有相似血緣和基本一致的文化認同,我國內民族情緒仍較易波及境外華人,而其處境也會不自覺地成為我們關心的特殊焦點。像印度尼西亞1998年再度發生針對華人的暴行,不但中國政府高度關注,而且中國人民與全球華人還共同抗議。

民族國家作為民族主義的另一核心概念,其創建意味著民族與國家的結合,民族對國家政權的掌握。在中國,伴隨著中華民族覺醒,通過反思19世紀40年代后百年屈辱,經歷了從大一統天下格局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快速轉變。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率先引入并闡發了“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國家理念,締造了按現代國家規則運作,體現領土、人民、主權三位一體的中華民國。但經由軍閥混戰、全民族抗日與國共內戰,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才真正結束了“家天下”式的自然國家形態,實現了政治統一、文化一致、組織科學等民族國家建構的系列目標。中國民族主義從此才獲得與現代文明相一致的嶄新面貌,進而成為世界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真正意義上中國現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綜上所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系以對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與忠誠為基礎,圍繞著中國如何盡快現代化而展開的思想情結或政治思潮。這種觀念形態的形成與發展是中國近現代曲折歷程的必然反映。中國民族主義類似東方大多數民族主義,導源于西方殖民擴張的被動應對。在此之前,即使存在傳統的民族意識和樸素的民族感情,也有來自儒家文化的危機觀念和強大社會凝聚力,但尚缺乏真正意義上民族主義形成的社會條件和社會力量。直到19世紀中葉自然經濟逐步瓦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大規模移植,中國社會變革不斷深化,接受西式教育的新階級、新階層成長壯大,將歐洲思想意識和本土精神理念結合起來,在前仆后繼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中,圍繞“救亡圖存”,才把民族主義推向中國歷史前臺,從而締造了一個全新的中國。而中國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借鑒外來模式并迅速擴張或更換現存結構。”[12]6“不是一個自然的社會演變過程,它是落后國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徑(其中包括可利用的傳統因素),通過有計劃地經濟技術改造和學習世界先進,帶動廣泛的社會改革,以迅速趕上先進工業國和適應現代世界環境的發展過程。”[13]17由于直接從學習發達國家現代化成果切入,在客觀上跨越了西方用二、三百年才完成的現代化前期積累與準備,這決定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內在的不平衡性與民族主義發展的復雜程度。

三、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現狀

徐迅看到“進入九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同世界總趨勢同步,即放棄了政治意識形態的表達方式,直接訴諸民族主義情緒中國出現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潮流,向傳統文化的回歸,是一系列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轉型的結果。”[4]150-151然未能系統地展示民族主義在當代中國發展的宏觀態勢。倘以現實運動透視,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已大致呈現出性質相異的三種趨勢:

其一,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主流思潮。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也是中國人民團結奮斗的旗幟。中華民族百年救亡圖存的歷程確切表明,正是在愛國主義感召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齊心協力,艱苦創業,才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壓迫,贏得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社會主義祖國才以嶄新的雄姿重新屹立于世界東方。中華民族百年救亡圖存的歷程還確切表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在當代中國,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是有機統一的,必須發揚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努力實現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可見,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主流取向是正確的,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也是顯著的。

其二,以片面傾向為特征的非主流思潮。民族主義的片面傾向在當代中國集中表現為時隱時現的民族保守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前者的本質在于民族自大,變相甚至無限夸大自身成就與優越性,過份貶低他民族與文明,完全排斥和拒絕外來文化。如以近年經濟發展和大國地位鼓吹“中國中心論”等就沾有此嫌。后者則恰恰相反,不僅全面否定本民族特性,完全抹殺中華文明優點,而且對以社會主義實現國家發展與民族復興徹底喪失信心,一味崇洋媚外,企圖全盤西化。像《河殤》宣揚的“藍色文明優勢論”與海外“民運”散布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等。而無論前者,還是后者,都是站在狹隘立場上,以非“揚棄”的態度對待古今中外文明,已經且將反復被證明是中國社會變革與前進的絆腳石,尤其是民族虛無主義所造成的思想混亂,又極易將實踐導入極端。

其三,以極端走向為標志的反主流思潮。以無共同文化或忠誠為借口,企圖分裂國家主權,破壞民族團結與祖國統一,是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極端化的內在實質。顯然,極端民族主義已不再滿足于對現實的民族與國家進行局部改造,相反,卻致力于從根本上徹底否定主流思潮,解構既存的民族共同體,進而創建新的民族國家。倘以載體分析,民族主義極端化在當代中國主要有兩類:一是主體民族的分裂,目前最棘手的是“臺獨”問題。二是少數民族的分立情緒和分離行徑,如達賴集團的陰謀等。值得警惕的是,臺獨、藏獨與疆獨等分裂勢力以及海外“民運”等非法組織自1989年以來,已經沆瀣一氣,勾結國際反華勢力共同歪曲和顛覆社會主義祖國,致力于從內部消解中華民族的凝聚。但“千百年來,對國家統一的不懈追求日漸發展成為中華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15]國家完全統一和民族復興崛起是全世界億萬炎黃子孫的共同期盼,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們堅信,任何抵制與破壞這種歷史潮流的倒行逆施都終將徹底覆滅。

概而言之,在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主流及其導向是健康的,作用是積極的。但是,我們也要正視民族主義在當代中國呈現出的主流以外的各種非理性傾向,尤其不應忽視極端民族主義及其危害,必須進一步探索導致民族主義消極趨向及國內民族問題產生的深層原因。而所謂民族問題,即圍繞發展與進步,在民族產生到消亡進程中,因差異而導致民族內部和不同民族在社會生活各領域發生的矛盾。在當代中國,民族問題主要包含兩個層次:一是鴉片戰爭后,中華民族在西方強勢壓迫下,所面臨的生存和發展的危機和挑戰；二是由歷史地理等因素導致的境內各民族及民族內部差異,主要是漢族與少數民族矛盾。從總體上看,我國民族問題與民族主義非理性傾向是相互聯系、互為因果的,目前“主要表現在‘八對矛盾交織在一起’。即: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交織在一起；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交織在一起；國際問題與國內問題交織在一起；物質貧困與精神貧困交織在一起；優秀的傳統文化與落后的生活方式交織在一起；合法的民族宗教活動與非法的民族宗教活動交織在一起；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交織在一起；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交織在一起。”[16]而涉及主權與領土完整、人權等國際糾紛,則加劇了我民族問題與民族主義消極化的復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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