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關于博弈的倫理意蘊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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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博棄道德功用主義共底

論文摘要:博棄中的人們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博棄中也有倫理道德的存在。博棄中的行為者只有遵循道德法別行事，羊重自由、平等、民主以及正義的原則，使博棄雙方互為目的和手段，這樣才能達到共盛，實現自我價值和共同幸福的目標。對博弈與倫理的這種關系進行探討，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博棄中的倫理意獲，更好地實現個人價值、個人利益與社會公共道德、公共利益的統一。

博弈論又稱對策論，是研究決策主體之間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沖突和合作的學科。博弈中的個人一般都從各自利益出發，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博弈中的個人行為有沒有倫理的存在?既然博弈者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是否在行動時可以與道德無涉?如何才能實現博弈目的與倫理道德的有機結合?這都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并給出正確回答的問題。

要弄清博弈中的倫理意蘊，我們不妨先看下面這個例子。假定兩個人阿甲和阿乙處于圖a的博弈境勢。

在圖中，如果阿甲在周一花費一定的代價為阿乙做事，阿乙為了報償阿甲，在周二又花費一定代價為阿甲做事，二人均會產生一定的合作剩余(2，2)。如果阿甲為阿乙做事，但阿乙違諾不為阿甲做，則合作剩余為(一，4)，若二人不合作，則合作剩余為(0，0)。由此可知，若二人合作，共同收益對二者來說是最大的，總和為2+2==4，若一人違諾總和為一+4=2，二者不合作則為0，但單方面說，一人違諾則此人此次博弈收益最大。

上述例子中博弈者若按理論理性行事，追求個人最大化利益，似乎應該選擇違諾，即拋棄倫理道德，只關注個人私利;若按道德法則行事，無疑則會選擇守諾，合作，追求互惠和共燕。在這里，若相互信任，共同守諾則收益最大，實現共硯，即互惠博弈;若互不信任，則二人都無利可圖，無合作剩余;若一人違諾，不守信用，則此人此次博弈收益最大。那么到底應該作一個誠實有道德的人實現互惠，還是做一個單方違諾的自私自利的騙子，這就存在博弈中的倫理道德問題。

我們用康德的“定言命令”來分析這個問題。康德的倫理學的精健和高明之處就在于作為其核心的“定言命令”的道德法則突出了人的理性自由，博弈中的個人決策正體現出他的理性自由選擇。康德的定言命令，即道德法則的普遍性和絕對性，有三個基本公式:(l)仿佛你是在為每個人立法而行動;(2)總是將人當作目的、而決不僅僅將人當作手段而行動;(3)按仿佛你是目的王國中的一員而行動。康德的第一個律則告訴我們:在采取一個行動的策略選擇時，你仿佛在制定普遍的自然律，你的決定和選擇是每一個人都應該遵循的法則，沒有人可以例外，它具有普遍規定的形式。在上述的互惠博弈中，按這個律則行事，則阿甲和阿乙都應該選擇合作，因為這樣可以實現二者的共同利益，并且每個人都應該這樣做。他的第二個律則告訴我們實踐理性的內容，也就是道德上正確行動的標準:總是將人當作目的、而決不僅僅將人當作手段而行動。將一個人當作目的，是將他的目的也當作你的目的，朝他的目的行動同時也就是朝自己的目的行動。將一個人當作手段沒有錯，但是不能將他完全當作手段，同時還要考慮到他的目的。在上述博弈中，阿乙把阿甲當作實現阿乙目的的手段，但阿乙也應該考慮到阿甲的目的，因而采取二者合作的行動，而不是只把阿甲當作手段，在阿甲幫助他實現目的后背信棄義不幫助阿甲實現目的。康德的第三個律則告訴我們要“像目的王國中的一員來行動”，二人都應該互相信任，互相幫助，從而實現互惠利益，而不是一方背叛另一方，只顧個人目的，把對方當作手段，因為二者都是有道德自主能力的“道德人”。

由以上我們也可以看出，以康德的三個律則為核心的康德主義倫理學有著鮮明的政治含義，它實際上是民主和正義的倫理學。因為實踐理性中定言命令的三個律則預設了自由(允許每個人為他自己做決定)，平等(每個人都是目的，不是手段)，正義(每個人都作為道德共同體的一員來行動，不欺詐他人)。康德實踐理性中道德自主的倫理學論辯表明，通過運用理性判斷，每個人均能想象當自己處在他人的境況中他如何選擇和決策，因而他能夠正確地預想到他應該做什么。人類生活世界，無非是種種社會博弈的集合。用康德的定言命令分析可以知道博弈中倫理道德存在的合理性，在重復多次博弈中，人們或許更可以看出博弈中的倫理是不可或缺的。

下面通過分析美國政治社會學家羅伯特·阿克斯羅德在20世紀做的重復社會博弈實驗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阿克斯羅德做的第一個實驗是巧種策略205場比賽，而且每場200個回合，通過合作，此方背叛對方合作，和互相背叛的得分計分。結果發現最簡單的“針鋒相對”策略得此次比賽冠軍，即第一回采取“合作”，然后每一回合都重復對手的上一回合的策略。然而復雜的“奸詐”策略得最低分。第二個實驗共有63套策略參賽，結果仍然是“針鋒相對”策略獲勝，“奸詐”策略失敗。第三個實驗是演進博弈實驗，共有63套策略程序互相對壘比賽，是根據每種策略產生的“后代”來決定，結果發現“針鋒相對”策略仍表現很好，而“奸詐”策略不到中途就絕跡了。

用康德的三個律則分析它們，就是“針鋒相對”策略遵循道德法則行事，它從善良的愿望出發，民主、平等地把對手看作是“道德人”，因此總是首先合作;它也要實現自己的目的，把對手當作手段來實現個人私益;同時它也把對手當作目的，實現共直;它具有博大的胸懷，從不計較對方過去的失誤，一旦對方改過，馬上原諒并與之合作;反之，倘若對方“屢不悔改”，它則采用正義的手段“以其人之道還至其人之身”，與對方對抗到底。它實現了目的與手段，己方與對方的辯證統一。和它相反，“奸詐”策略只看到個人狹隘的眼前的利益，唯利是圖，只把對方當作手段，無視對方的目的，沒看到二者共處于一個矛盾統一體中，不了解博弈中的行為是一個辯證發展的過程，它孤立地、片面地、靜止地看問題，其失敗亦必然。

以上我們是從康德的定言命令的角度分析博弈中的倫理意蘊，它告訴我們，在博弈中的行為者要遵循道德法則行事，要注重自由、平等、民主以及正義的原則，要使博弈雙方互為目的和手段，實現共贏。遵循這個原則行事，則在博弈實踐中屢戰屢勝。下面我們再從功用主義的角度來分析博弈與倫理的關系。

首先，從博弈者的直接目標看，一般說來它主張用最少成本獲取最大收益。功用主義主張從行為后果來判斷個人行為。如前所述，在博弈中，行為者要遵循實踐理性行事，即在博弈過程中要按正義、民主、平等等原則行動，尤其是在重要博弈中更應如此，否則只能在競爭中失敗。博弈中存在人的理性選擇自由，但是“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叫博弈中的個人應對博弈規律進行正確認識和把握，具體地說就包含著對自然規律、社會規律的認識和把握，乃至對自己利益的正確認識和把握，要正確處理個人與他人、自然和社會的關系問題，要對博弈雙方關系有一個正確認識，即互為手段和目的，要對博弈過程諸多方面有一個正確的考慮和處理，不能心胸狹隘，目光短淺，自私自利，損人利己。否則，在博弈的舞臺上無立足之地，更不用說追求利益最大化了。

其次，從博弈者追求的最終目標看，博弈者無非是為了實現自我價值和個人幸福。但是評價一個人價值的實現，幸福的標準，往往并不在于他獲取財富的多少，或者說不完全以財富為標準。金錢、名望、權勢，都只是獲取幸福的手段，只是幸福的組成部分，“幸福，因是目的，是可欲的;并且只有幸福才是因它是目的而可欲的;一切別的東西只因它是取得幸福的工具而成為可欲的”。口四而且，判斷行為是非標準的幸福并不是行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一切與這行為有關的人的幸福。博弈者追求幸福也應該不因一己私利而幸福，而是要讓與博弈行為相關的人都幸福才算達到目的。

我們知道，作為幸福的最重要組成部分的快樂有質和量的區別。所謂快樂的質上的差別，是指人不僅有著肉體感官的快樂，而且還有精神上的快樂，人具有動物所不具有的比嗜欲更為高尚的追求。較高等的快樂主要是理智的、情感的和想像的快樂，以及道德情操的快樂。博弈者在博弈中采取正義、民主、平等的態度，講究誠信、善良、友好的美德，可能比單純追求物質利益所得到的快樂要更深刻，更持久，即他獲得了質和量上都充足的快樂。盡管這種快樂在物質上可能少一些，但在精神上獲得了更多補償，“這種品質上的優勝超出分量的方面那么多，所以相形之下，分量就成為微不足道的條件了”。隅博弈中的個人想追求的絕對不只是物質上的快樂，他肯定也熱衷精神上的滿足，他更注重的是個人內在價值的實現，“做一個不滿足的人比作一個滿足的豬好;做一個不滿足的蘇格拉底比做一個傻子好。……傻子或是一只豬，不同意這一觀點，那是因為他們只知道這個問題的他們自己的那方面。蘇格拉底一類的人卻知道問題的兩方面。

再次，從博弈者的行為后果看，博弈中的倫理道德也是必不可少的。博弈者若純粹為一己私利而背信棄義，損人利己，則可能招致法律制裁，甚至是個人內心的良心裁判，從而產生與初衷相反的痛苦結果。所以純粹利己主義的博弈行為在實踐中將會受到現實和社會生活的抑制。外在的獎賞，無論精神的或肉體的，都是使我們個人能夠不顧私人利害而遵循增進公共幸福的原則的動力。對于博弈者來說，良心的裁判可能有一種特殊的效力，因為他的決策關涉到多方利益和矛盾沖突，他常常預期雙方的選擇，權衡利弊得失，不可避免地會經常們心自問，自己如此行動對還是錯，應該還是不應該。

良心是人們內心的一種情感，是“一種伴隨違犯義務而起的相當強烈的痛苦”，它就像是阻礙人們做出違犯倫理標準行為的一道屏障，一旦人們沖破它，這種感情就“變成了悔恨而重現于心上”。因為這是人們內心的一種維護正義的感情，它之所以影響人們的行動是由于正義本身具有一種重要的社會功用，“這些社會功用就全體來說(雖然就特例說也許不這樣)比其他社會功用重要得多，因而它的絕對性和權威也大得多;所以這些社會功用不僅自然而然地有個在程度和種類

上都不同的感情指導著，并且應該有這種指導—這種感情，比起那個僅僅是增進人類快樂或利便的那種觀念所引起的比較輕微的感情來，不但其命令更為確定，而且其制裁力也更為嚴重。”酬而且我們知道，德性修養程度越高的人，違犯良心所伴隨的痛苦就越強烈。因而博弈中的個人若在決策時顧及雙方利益，實現共點或互惠，則會襟懷坦蕩。若在獲取巨額利益后作出一些對慈善事業、教育事業等的捐助，則更會在內心產生出一種自豪感，成就感;相反，若靠損人利己，陰險狡詐得來不義之財，害得對方一撅不振，甚至家破人亡，博弈者的良心可能一輩子愧疚不安，那種痛苦的煎熬難以言狀，讓人追悔莫及。

最后，從人類的自然情感出發，看博弈中倫理存在的客觀性。人性中有一種自然的基礎—人類的社會感情，即“要同人類成為一體的欲望”。口腳)處在社會生活狀態中的個人都是社會群體的一部分，只有人與人彼此相關相連，才可能有社會的存在，這樣，人就養成了必須考慮到共同利益的立場，因為“人類的個別的自私的利益幾乎總是分裂的”。叩州因此人們不得不與他人合作，把公共利益作為共同的行動目標。如前所述的博弈中，博弈雙方合作才能實現共贏，一方背叛只能得到暫時的利益，從長遠看是得不償失的。因為在重復博弈中，“奸詐”的背叛策略只會自掘墳墓，在博弈中自行消亡;相反，“針鋒相對”的理性善良策略則在競爭中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當今社會，隨著社會聯系的加強和社會交往合作的全面發展，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休戚相關，人只有嚴格按照社會博弈的倫理規律行事，才能成為時代的弄潮兒。所以博弈中的個人應該把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統一起來，把個人幸福與他人幸福，乃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聯系起來，在共同發展中求得個人進步。

從上述的“針鋒相對”策略和“奸詐”策略的激烈交鋒及其后果中可以看出博弈中倫理意蘊的客觀性和必然性，它是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不可違背的規律。而且，“無論經濟和社會發展處于什么階段，基本的倫理規范都是任何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準則;較高的道德水準對于經濟的繁榮和持續的經濟成功是不可或缺的。”朋因而博弈中需要倫理道德的存在，這是無庸置疑的。但是，由于經濟利益的刺激，特別是市場機制的強化效應，人們對此的認識和化為倫理的行動有個漫長而痛苦的歷程，這個歷程是人們在殘酷爭斗以及對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破壞中逐漸領悟的。這就要求我們在博弈實踐中遵循一定的倫理原則，按客觀規律辦事。

第一，我們要堅持在博弈中講究正義原則。柏拉圖把正義的本質和起源解釋為:人們根據一致同意的契約而訂立法律以避免相互的傷害，守法踐約即為正義。正義作為社會德性的性質就是不偏不倚，公正不阿，是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行為準則。亞里士多德認為:正義來自法律，法律來自約定，而約定是基于不同利益成員間的相互矛盾和沖突的有效協調。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指出，正義是對行為人自由權利的保護，它否認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當的，不承認許多人享受較大利益能綽綽有余地補償加于少數人的犧牲。演進博弈中的“針鋒相對”策略鮮明地體現了正義的原則，從合作出發，和對方進行博弈，對方合作亦合作，對方背叛亦背叛，在博弈中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為此，就要在博弈中堅持誠信原則。荀子說，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誠信是現代市場經濟完善和成熟的集法律與倫理為一體的標志。現代博弈就是在市場經濟中的博弈，誠信就是要讓博弈雙方共同遵守約定，互相合作，絕不因一已之私而背叛對方，以實現共硯或互惠。人類交往除為了追名逐利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動力就是保持良好的社會關系，希望和社會各方面有和諧的交往，以此完善自我。通過誠信實現博弈雙方的互惠，無疑是創造良好的社會關系的重要途徑。孔子主張“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正是對互惠和誠信的肯定。誠信和互惠并不是以牟取“經濟利益”為唯一目的，它湯蓋了情感，友誼、聲望、榮譽及有利于第三方的利他式指向。這是一種以道德為機制的交換，博弈者在行動時應該牢記這一點。

第二，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增強國家的物質財富。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進而決定社會的上層建筑。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經濟富裕了，可以培養公民的價值觀和態度，以及人際間的相互信任感、生活滿足感和憑能力競爭的性格;經濟發展提高教育水平，提高人的素質，容易使人們形成相互信任和注重個人能力的性格;經濟發展可使社會有充足的資源可供分配，因而提高了融洽和諧與妥協的可能性。古人說，“倉案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正是這個道理。博弈中的個人追求幸福，迫求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快樂，但是，如果在一個貧窮的國家，吃飯、穿衣這樣基本的物質要求都得不到滿足，更不用說受教育和精神上的追求了，在這種情況下的個人博弈不講倫理道德，一心追逐私利，踐踏他人的尊嚴和利益是不言而喻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正確性和科學性，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為了使中國富強，在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指引中國人民前進。只有在經濟上富裕了，文化修養上提高了，才能在博弈中嚴格遵守倫理規則，在共同發展中實現個人價值和薄嚴。

博弈中有豐富的倫理意班，用康德的話說就是“有兩樣東西，我們愈經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那就是在我之上的廣交星空和居我內心的道德法則”而在博弈中要遵循倫理規則的要求絕不僅是以上兩點，我們要從實際情況出發，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下，關健還在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加強依法治國力度，從制度上規約博弈主體的行動。同時要大力發展教育，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讓人們掌握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和思想道德知識，讓人們明白做人的價值和尊嚴—不在于索取和享樂，而在于奉獻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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