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建構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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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企業倫理全球化中國特色

[論文摘要]全球化的大潮對成長中的中國企業提出了建構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倫理的迫切要求，本文在論述建構企業倫理必要性的基礎上，對建構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倫理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

一、建構企業倫理何以必要

以世俗觀之，企業與倫理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企業之根本在于逐利，倫理之根本在于求義，二者如何可以相提并論?因此在現代企業的經營活動中，就存在著這樣一種觀點，即“企業非道德性神話”。也就是說，“經營之終極目標是獲得收益。為了實現這一目的，經營者才有動力去生產產品，提供服務并致力于買賣交易行為。而根據這一觀念，企業及從業人員并不直接關注倫理道德。他們并不是破壞倫理或不道德的，而是認為自身行為與道德無關。在他們看來，在企業經營活動中進行倫理道德的考慮是不合時宜的。總而言之，生意就是生意，他們不愿將其道德化，他們討厭倫理學家無聊說教，當然他們也不會因為競爭激烈而用石頭砸對手的玻璃窗。這一觀念的本質含義是：倫理與企業經營根本就是兩回事。”那么，企業與倫理真的是非此即彼的嗎?倫理對企業來說，真的是毫無必要的嗎?顯然，不能這樣認為。

首先，企業倫理是社會對企業的責任要求。企業本身是生存在社會里的，它的行為受到周圍社會和環境的強烈影響。一個社會的政治法律制度、政府和公眾的態度、社會的倫理道德觀念，都會對企業行為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同時，企業的行為也會對社會產生雙重影響：一方面它為社會提供就業機會、收入來源、生產商品和服務，另一方面，與這些有益的經濟影響伴隨而來的是一些負面的社會影響，如環境污染、假冒偽劣產品、違法或缺德的行為等等。很顯然，企業和社會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彼此相互影響，其影響的結果對兩者而言，有時是消極的，有時是積極的。因而“在最近的40年里，企業社會責任的觀念繼續發展和擴大。全部社會責任的觀念比單純的經濟責任的觀念要寬，并且越來越令人信服，越來越被管理者所接受，并比以前更多地被付諸于行動。”

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多種多樣的，如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及自由選擇的責任，如慈善、捐助等。而企業的社會倫理責任日益成為企業的重要的社會責任。管理學家彼德·德魯克指出：“一個健康的企業和一個病態的社會是很難共存的”，種族主義、戰爭、暴力犯罪、像艾滋病一樣的傳染病，以及失敗的學校，這些都不是由企業引起的社會病癥，但減輕這些病癥企業也會從中受益。因而作為社會的基本組織，企業必然應具有社會倫理責任意識。有一些人是反對企業要具有社會倫理責任意識的，如諾貝爾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強烈反對企業把責任擴展到市場決策以外，反對企業承擔包括倫理責任在內的任何責任，他曾從古典經濟學的角度做出明確申明：“企業有一個并且只有一個社會責任——使用它的資源，按照游戲的規則，從事增加利潤的活動，只要它存在一天它就如此，也就是說，在一種公開自由環境中競爭，沒有陰謀和欺騙。如果企業管理者接受這種社會責任的觀念，而不是盡可能其股東創造價值，那就幾乎沒有什么傾向能如此在破壞我們這個自由社會的基礎了。這種觀點基本上是一種破壞社會信條。”但即使這種看似維護企業自由的觀點也印證了一個普遍的觀念，即每一個地區都有各自的道德習俗，這些風俗判斷行為是非的標依然關系著它對一個社會整體利益的影響。還有一些人認為企業無需承擔社會倫理責任，它已經被包含在企業的經濟和法律責任中了。雖然在企業的經濟和法律責任中也有道德的成份，但倫理責任還不止這些，因為它還另外確定了一些社會成員所期望或禁止的活動和實踐的義務，雖然這些活動和實踐也許并沒有變成法律條文。因此，倫理責任體現了有關行為的規范、標準或期望的范圍，它反映了對主要利益相關者，如消費者、員工、業主及其他人是否公平或公正的關注。

其次，企業倫理是企業自身信譽的保證。企業的經濟活動是社會性活動。當個人在企業中構成一定的組織從事經濟活動時，必然就面臨著經濟組織的整體合力問題。而企業倫理在企業經營和管理中的參與和運作，正是企業整體組織合力形成、保持和發掘的動力和源頭所在。

在一個企業的經營活動中，員工的單個活力當然很重要，但員工的單個活力并不一定就能形成企業作為一個經濟組織的整體活力，企業整體的組織合力與員工單個活力之間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企業的組織合力并不一下等于員工單個人力資本效用的簡單之和。也就是說，如果企業員工沒有對企業目標持有一致的愿景，也未對企業現有的運作模式抱有共同的關注，那么鼓勵員工個人活力的增加只會增加管理的成本，甚至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企業組織的整體合力。

正是基于此，林恩·夏普·佩因指出：“一些企業明智地選擇了通過組織信譽來解決倫理問題。信譽這個詞在起源與意義上都相當豐富。它起源于拉丁語integritas，意思是全體或純潔，因而經常等同于誠實、可靠、公平交易等品質。但它也意味著一般意義上的責任、一系列義務和自治的能力。并且從廣義上講，信譽暗示著身份與責任的一致整合。此外，信譽還具有許多性質。并呈現出不同程度。其中，最高層次的信譽與面對逆境和誘惑所表現出來的較強的道德原則有關。”

理查德·狄喬治認為，“公司的信譽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之一，這份資產并不顯示在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信譽就是可以依靠依賴，這是講究道德的公司理所當然地從公司的產品或服務的用戶那里得到的一種報酬。員工們為在信譽好的公司服務而感到自豪，他們將自己的前程寄托給公司，并相信自己會得到公司的公正對待。他們對公司的忠心換來了公司對他們的忠心。承包商和其他商家寧愿跟有誠信名聲的商家打交道。信譽是持續道德的結果，也是一種倫理的企業文化的結果。”然而在企業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卻總是存在著兩種對倫理的不正當認識。一種是“代價論”。它認為企業要發展經濟，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和超額利潤，總要付出一定的倫理道德上的代價。這種觀點在邏輯上是矛盾的，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如果這種代價確實存在，市場交易中一部分的利益的獲得必須以犧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為代價，那么，社會經濟不可能得到持續的健康發展。另一種是“制度經濟論”。它認為只要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建立和健全社會的經濟和法律制度，就可以解決市場經濟中出現的違法行為，維護市場經濟的道德規范。當然，市場經濟必須實行法制，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法律制度可以解決市場經濟活動中的一切問題，特別是市場經濟中的倫理道德規范問題。法律與倫理的區別在于：法律把人們的市場經濟行為控制在法律所允許的范圍內，而倫理把人們的市場經濟行為調節在道德所規范的范圍內。法律是社會秩序的強制安排，倫理則是一種價值觀，是人類應有的自覺行為。企業倫理對企業信譽建立是社會法制所不能完全替代的。

第三，企業倫理可以有效地保證企業實施“不施害”的宗旨。有害的事例包括污染環境、歧視工人、生產危險性的產品、誤導性廣告等。雖然在有些時候，有害的行為似乎具有相當的可行性并且可以為企業帶來巨大的利益，但一時一地的利益并不能否定倫理規范的合理性，比如廢物處理在這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每個企業都認為輕率地排放廢物對社會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其結果對整個社會就是災難性的。必須明確，有些行為受到了商業法律責任的約束，有的則沒有。倫理責任蘊含了法律、法規的“精神”，而且有助于在法規不健全或根本不存在的決策領域內指導商業行為。有些人認為，倫理的最低底線或企業行為的最底限是合法，然而人們經常期望合乎倫理的公司或管理者能夠在法律所要求的最低限之上行事。

合乎道德的行為是由個人性格和外在刺激的結合激發出來的。在一個倫理氛圍很差的企業里，即使是誠實的員工也可能做出不道德的事情來。“道德能使人意識到自己的尊嚴。它能提供這樣的依據，人們可以依照它們來評價自己并相互做出評價。”…在一定意義上，這種評價是人的一種自我設計、自我限制和自我要求。這種評價也同樣適用于企業。企業可以根據這種自我理解來“決定”自己應該干什么和不應該干什么，比如它可以通過公正地交換從社會或其它企業那里獲得自己需要的東西，也同樣可以通過欺騙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可見，倫理并非偶爾才影響企業生活，哪里有做好工作的決心，哪里就會有倫理道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企業倫理將在企業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它的必要性也會越來越顯現出來。

二、建構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倫理何以必要

隨著企業倫理在企業經營管理活動中的地位日益凸顯，建構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倫理對成長中的中國企業來說愈來愈迫切。上世紀90年代以后，全球資產重組風起云涌，企業并購愈演愈烈，經濟的全球化已成為世界發展的主要走向。但經濟的全球化并非是單一的進程，赫爾德在《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就把全球化視為一個綜合性的概念：“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領域都無法擺脫全球化進程的影響。這些進程體現在所有社會領域中，從文化領域到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法律領域、軍事領域及環境領域。

全球化最好被理解為一個多面的或者分化的社會現象。不能把它看作一個單一的狀態，相反它指的是在社會活動的所有關鍵領域中不斷全球化的相互聯系的模式……任何對全球化進程的一般性解釋都必須認識到，全球化不是單一的狀態，最好把它理解為一個分化的、多面的進程。”當代西方著名的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同樣沒有把全球化定義為單一的經濟進程：“經濟全球化是我們正在面臨的現實，而且，它不僅只是過去年代的趨勢的某種延續或者回復……不過，如果只是將全球化的觀念應用于字面意義上的‘世界范圍內’的聯系，并且視其僅僅是、或者主要的經濟方面的進程，那么，對全球化這一觀念就會產生誤解。全球化的內容無論如何也不僅僅是、甚至不主要是關于經濟上的全球化，而是我們生活中時一空的巨變。”馬克思曾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恩格斯也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說：“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歷史時期由這個基礎來說明。”經濟全球化成為了文化等其它領域全球化的邏輯起點。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任何一個企業從一開始面臨的就是國際競爭壓力。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需要具有“身心”兩方面的成熟。“身”的成熟要求企業利用公平競爭的手段和先進的經營管理理念和方式壯大自身實力，建立名牌，鞏固市場，利用積聚的資本實力，加大技術創新投入，為參與競爭打下堅實的個體微觀基礎。“心”的成熟，既表現為企業樹立長遠的發展戰略，又表現為企業對同行、對消費者以及對社會長遠利益負責的社會責任感，這正是當今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需的企業倫理。

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經濟的全球化并不能為我們直接帶來適用于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的企業倫理，雖然文化也逐漸呈現出一體化進程，但畢竟企業倫理的建構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進行的，特定的文化決定了企業倫理建構的特定性。德國的經濟倫理學家帕特里希亞·派爾·舍勒在談到跨文化管理的時候曾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中國的“長者至上原則”常常不能使素質優秀、才能卓越、學歷不低的年輕人也能向眾人證明自己的能力。倘使某團隊成員發現，西方工作人員沒做出符合這一原則的行動，那么團隊內部(同一文化內)成員便會“建議”年輕人遵循中國這條原則。

這就是說，年輕些的人必須時刻獨立地置自己于這條中國原則之下，必須控制自己的勞績，以論資提升。這里舉個例子：

一個年輕有為的中方工作人員很受西方上司重用。但出乎意料的是這個年輕人不再如以往積極肯干，經過多次勸說他也沒能跨出這條自己設定的界限。

問題出在兩個方面：

——歐洲式企業管理忽視了中方工作人員集體主義行動原則，導致中方內部懲罰性行為。

——中西雙方的相互作用和反應，特別是西方上司對中方那位年輕“被保護人”采取的不相適應的措施導致問題產生。年輕人極不情愿地被懲罰性措施置于一種恰恰是中方團隊所希望的處境。

由于對中國文化缺乏了解，這樣的管理方式往往失去中方優秀后備力量。¨因此，我們建構企業倫理的目標，即便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也必須立足于中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扎根于當代中國文化之中，只有這樣，才能建構起適合我們自己的，真正的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倫理，才能真正地指導中國的大企業去應對規模經濟競爭。“什么是最民族或最有民族性的呢?是在目前的競爭中富有國際性的，最富有國際市場競爭力的。”換一句話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三、如何建構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倫理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這對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倫理建設也具有指導意義。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建構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倫理呢?首先，建構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倫理，必須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這就要求企業倫理既要符合一般的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內容，還要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的特殊內容。或者說，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倫理既要與市場經濟相適應，還要與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相適應，既要遵守市場的道德準則，還要研究它在反映社會屬性上的一些特殊的道德要求。這就要深入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道德建設提出的新的要求。

1996年l0月，中共中央就通過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這一決議強調了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在經歷了近20年的改革開放之后，在“道德行為的標準在某些領域已經下降”以及大量嚴重的道德問題存在(拜金主義、色情、泛濫、生產假冒偽劣商品、欺詐、腐敗)的情況下，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放到同樣重要的地位上”的戰略方針就變得非常重要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要求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體系，而且要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道德體系。要堅持以馬列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圍繞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和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實行繼承優良傳統與弘揚時代精神相結合，尊重個人合法權益與承擔社會責任相統一，注重效率與維護社會公平相協調，把先進性要求與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努力形成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健康和諧、積極向上的思想道德規范。沒有信用，就沒有秩序，市場經濟就不可能健康發展。要在全社會強化信用意識，加強公民誠實守信的道德教育。建立嚴格的信用制度，規范契約關系。各類經濟主體都要守法經營。依法嚴厲打擊制假售假、偷稅騙稅、經濟欺詐、惡意逃廢債務等行為，創造良好的市場秩序。”同志的這一精辟論述，闡述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企業倫理的基本內容，并從方法論上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指導。

其次，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倫理必須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法律和道德作為人類行為的社會規范，是維護社會秩序正常運行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法律以其強大的威懾力量要求人們“必須怎樣”，道德則以勸誡、誘導、激勵要求人們“應當怎樣”，二者一個重在懲罰，一個重在教育，都是健康的社會不可或缺的。

因此，企業倫理必須在與相關的法律相互協調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功能，而相關的法律只有在與企業倫理的相互支持下，才會在企業運作中更具強制力。“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和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于政治建設、屬于政治文明，德治屬于思想建設、屬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

第三，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倫理是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這意味著建構起來的企業倫理既要體現時代特點，又要有民族特色。中華民族自古就被稱之為“文明古國”、“禮儀之邦”，傳統美德源遠流長、生生不息，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凝結為崇高的中華民族精神，展示了優良文化獨特而又強大的精神力量。這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在當代的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被概括為七種內在的要素：(1)面對生存的困厄，中國人傾向于胸懷強烈的“憂慮”或“深切的關懷”(憂患意識)，這導致了忍耐、寬容、追求和諧的美德，促成了自強不息和鍥而不舍的精神。(2)適應環境變化的需要，在普通人中產生了一般的變通感，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則是創造性的意識。(3)儒家對教育的強調，極大地激勵了中國人向他人學習，吸收西方知識和西方價值觀念的熱情。(4)通過這一學習過程，所有的儒家價值觀，都依其對維護個人忠誠與社會和諧或民族凝聚力的潛在貢獻，而獲得了新的評價：信、禮、誠、敬、忠、孝；以及居于次要地位的“儉”、“勞”、“親”等美德。(5)顯著的德性“仁”、“義”，被賦予了普遍的和現代的意義，被解釋成產生政策和支持政策的德性，它們為經濟制度和規則提供道德基礎。

因而，政府的政策和管理者自決策應由仁(理解為不自私和關懷他人)、義(作為公平競爭、公平、合理)所指導。(6)智的德性(智慧)對于現代性顯然舉足輕重，不僅是在道德的意義上，而且是在認識的意義上，特別是在戰略和戰術籌劃上。(7)對經濟發展極具意義的要素就是在一般公眾中流行的追求利潤的實用主義。孔夫子發現，事實上，“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義，他愿意看到每個人都成為“君子”。但他并不否認，求利要么是根基性的，要么是不值得追求的，只要義意味著追求利益總是用于、優先權總是給予公眾的善(公利)。孔子強調公平地分配財富，孟子和《大學》提到了創造財富重要性，以使民眾豐衣足食一一儒家倫理在這個方面常被錯誤地否定，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因而“小人”和“君子”在經濟發展中就擁有了各自的角色。當然，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除了中國古代優良道德傳統外，還應包括中國革命道德傳統。中國革命道德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中華民族古代傳統美德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繼承和發展，它激勵著共產黨人走過了社會主義創立和改造時期的艱苦歷程，并在社會主義的建設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鄧小平同志說：“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謂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學、文化(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產主義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紀律，革命的立場和原則，人與人的同志式的關系，等等。學習和培養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質條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我們不是靠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參加革命到現在嗎?從延安到新中國，除了靠正確的政治方向外，不是靠這些寶貴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國人民的國外友好人士嗎?沒有這種精神文明，沒有共產主義思想，沒有共產主義道德，怎么能建設社會主義?”副企業倫理進步是企業追求品質發展的動力和目標，市場競爭是推動企業倫理進步的主要動力，市場競爭程度越高，企業倫理進步的程度就會越快。因此，建構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倫理將既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