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人力資本與落后地區的跨越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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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距由來已久。經濟發達地區的集聚效應明顯，落后地區盡管不斷加大投入，卻鮮有顯著的成效，除了極少數地區實現了較快增長以外，絕大部分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的差距仍在不斷擴大。本文在原先的C-D模型的基礎上，將人力資本投資作為一個重要參數引入到經濟增長中來，研究發現，人力資本投資的較小差距可能會導致經濟發展水平迥異。鑒于此，本文深入分析了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并提出了在落后地區加大人力資本投資以促進落后地區跨越式發展的建議。

[關鍵詞]人力資本投資實物投資跨越式發展

一、研究背景

在我國，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存在已久。論文百事通經濟發達地區的集聚效應明顯，落后地區盡管不斷加大投入，卻鮮有顯著的成效，除了極少數地區實現了較快增長以外，絕大部分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的差距仍在不斷擴大。根據后發優勢的觀點，落后地區依托科學技術的后發優勢，可以低成本的引進新技術、充分吸收外部的最新科技成果，加快技術創新的速度，進而順理成章的實現“跨越式發展”——全面的快速增長，以迅速擺脫落后經濟面貌。因為生產力的發展總是建立在科技創新的基礎上，科技進步可以在原有生產要素供給量不變的情況下,改變生產的可能性邊界，從而提高潛在的經濟增長水平。但實際情況遠沒有如此樂觀。

從傳統的經濟模型看，均衡狀態下的人均產出的增速僅取決于技術進步，因此高速增長往往是不可持續的。在我國當前經濟條件下，跨越式發展的基本特征為高速的經濟增長速度，迅速擴大的經濟規模，可能還會伴隨著大量引進資金、不斷擴大土地、能源和資金投入。但無疑這種粗放式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Solow（1960）等人發現，在要素投入保持穩定速度的情況下，經濟體由當前狀態達到經濟均衡狀態的收斂速度主要取卻于要素報酬份額，即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指數。而發達國家的統計數據表明，長期來看要素報酬是相對穩定的。經濟體之間的發展差異主要在于均衡狀態之間的差別，而這些差異主要是由一些經濟變量所決定的。

從短期來看，粗放式經濟可以取得較快的發展速度，但相對落后的地區，由于資源投入主要來自于外界，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隨著人力、土地成本的增加，資源的邊際收益會逐漸趨于零，原先的優勢相對減弱，資源流入速度逐漸減慢并停止，增長速度將趨于停滯，甚至會出現負增長。因此，即使粗放式增長方式實現了某種程度的“跨越式”發展，也只是短期的、局部的，從長期來看，落后的局面無法徹底改變。

基于此，我們認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改變某些經濟內部變量，進而改變經濟的均衡路徑，使之最終達到一個較高的均衡狀態。我們認為，這些變量至少包括如下兩部分：擺脫“后發劣勢”的制度變量，以及充分利用外部技術的經濟變量，主要包括資本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而國內很多地區的經驗也表明了前者的重要性，好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促進經濟增長，通過提供制度公共品和基礎設施公共品上的突破，部分領域的跨越式發展成為可能。

二、模型設定及分析

對一個基準經濟體而言，跨越式發展并非短期內的發展高速度，而是通過改變基本經濟變量使經濟體達到一個較高的均衡路徑，在這一路徑下，人均產出處于較高水平，且與技術進步保持同樣的增長速度。毫無疑問，制度變量也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但將制度變量納入到經濟增長模型的方法還有很多值得改進的地方（吳潔等，2003），且分析中無法通過簡單的參數來反映真實制度變量（吳海民，2006），尤其在研究國內情形時，制度差異無法解釋相鄰省份、甚至地市之間的經濟鴻溝。因此，我們設定的經濟模型未納入制度因素，而通過解釋其他的基本變量對均衡路徑的影響，分析實現跨越式發展所需的基本條件。

從時間截面數據看，無論是初始投入存量還是凈投資，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都存在較大差距。假定各地區均有相同的生產函數，即在參數完全相同的情況下，不同地區可以實現同樣的產出，函數的主要參數包括實物資本、人力資本、勞動力、技術進步等。通常情況下，人力資本被視為沉淀于教育、職業培訓、健康等方面的投資方式所形成的資本，不僅作為外生變量被投入到經濟增長中，本身還是經濟體所內生的，對經濟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的再生產、制度演化等過程產生了決定性作用。人力資本不僅需要制度的投入、支持、激勵與誘導,而且其本身就注入了制度變量的直接貢獻，是反映制度變量的一個重要參數。按照傳統增長模型，人力資本的作用被淡化了，而只是作為“索洛剩余”的一部分，與其他不可測變量一起構成增長的制度因素。而實際上，人力資本對經濟體均衡路徑的形成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落后地區要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必須要加大人力資本投資。

我們首先假設經濟增長模型涵蓋了人力資本因素，Y=F(K,H,AL)。其中K為實物資本存量，H為人力資本存量，A為技術進步，L為勞動力存量。模型函數的具體形式為科布-道格拉斯(C-D函數），設將社會所有實物資本、人力資本投入和原勞動力數量中有相同的比例sH用于教育培訓，作為新的人力資本生產的初始投入。剩余-1sH部分作為產品的初始投入，社會產品生產函數為:

Y(t)=(1-sH)K(t)αH(t)β(A(t)L(t))1-αβ

st.α＞0，β＞0，α+β＜1

出于簡化計算的考慮，設人力資本與實物資本的折舊率相同，即δ＝δk＝δH

此外，技術進步和勞動力作為經濟體的外生變量，均保持固定增長速度，分別為g和n。

通過計算，可分別得到人均實物資本k和人均人力資本h的動態方程，由于當經濟達到均衡時，人均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將達到最佳值，則有k&=0&h&=0，進而可以對k和h進行求解，得到人均產量的對數表達式：

設參照經濟體的產量為y*，相關參數分別為sH*，sK*，n*，g*，δ*。兩者之間的人均產出將只取決于相關參數。

若將y*和y分別視為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的人均產出，通過對不同經濟體的參數作設定，可以得出均衡產出差距。假定發達地區在實物資本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方面高于落后地區，sK*=2sK，sH*=2sH=0.06。這應該是一個比較符合實際的假設，國內很多地區的差距遠大于此，投資普遍集中于長三角、珠三角以及環渤海地區，而很多西部省區投資嚴重匱乏；而在教育投入方面，無論是基礎教育、高等教育還是在職培訓，發達地區的投入都遠高于落后地區。假設折舊率和技術進步率都相同，δ＊＝δ＝0.05，g=g0.05，人口增長率分別為n*＝0.003，n=0.012(分別為2005年江蘇與寧夏的出生率）。

此外，從統計角度看，資本收入大約占總產出的1/3左右。根據美國學者肯德里克（1976）的研究，人力資本存量的價值要高于實物資本存量的價值，通過對非熟練工人和熟練工人勞動力收入的比較（前者為后者的1/3到1/2之間），可知勞動報酬中的1/2到2/3屬于人力資本報酬，取值大致1/3<β<4/9。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假定α＝0.35，β＝0.4。

將假定的數值代入，可以得到平衡增長路徑下的產出差距：

1ny＊-1ny=1.6×ln2＋1.4ln2＋2.4ln(0.94/0.97）-3×ln(0.103/0.112)

=2.255352320

所以y*/y＝e2.255352320＝9.53865，即兩者的平均產出差距達9倍之多。兩地區雖然在基本經濟參數方面相差不大，但由于在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比例上存在差距，而使得雙方的均衡狀態產出差異明顯。若我們僅僅考察人力資本投入導致產出的不同，可以不考慮人均實物資本投入的差距，假定sk*=sK，兩者的均衡產出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y*/y＝3.6145。即發達經濟體僅僅因為其在人力資本上的投入就可以使自身的平均產出為落后經濟體的3倍多。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人力資本投資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可能遠遠超出傳統方法的分析。而一個落后經濟體要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達到較高的經濟均衡狀態，最重要的是保持較高比例的實物資本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這樣才可能在最終達到較高的經濟增長均衡值，縮小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在本模型中，人力資本比實物資本貢獻了更大的份額，這種假定是符合現實的。在落后地區，這種差距表現得更為突出，人力資本投資的邊際產出更高，經過技能培訓的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有更高的生產效率，可以從事普通勞動力根本無法從事的復雜勞動，此時高技能勞動力的收入要遠高于普通勞動力，β值甚至會高于我們的假定。

三、結論及建議

從各地經濟發展的歷程看，我國當前的政策是傾向于實物資本投資的。由于人力資本上的投資不足，進而導致人力資本供給短缺。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中國受過高等教育以上的勞動力所占的比例很低，2002年為4.71%，遠遠低于發達國家30％的水平，而文盲率則高達10.23%。

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必須有適當的比例，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優化經濟生產。沒有相應的人員運作，先進設備的投資效率會大打折扣。在我國經濟落后地區尤其如此，由于人力資本積累不足，遠遠不足以滿足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企業的投資需求，外來投資者也因此不愿意在此投資。有研究表明，人力資本短缺的現實使得外來投資在中西部和農村地區的投資減少了一半。因此，重實物投資輕人力資本投資的投資策略不但最終在總體上制約了經濟的發展，更進一步導致經濟發展失衡，地區發展不平衡加劇。

即使實物資本投資過程本身，也需要很高的技術含量，需要高素質的勞動力去操作，由于落后地區人力資本存量整體處于一個較低水平，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所產生的“溢出效應”更為顯著，人力資本投資的社會總回報很高。目前我國西部省份的公共教育體系投入水平很低，這對經濟的長期增長是不利的。即使因為實物資本投入造就了當前炫目的增長率，過低的教育投入仍會使得其經濟均衡態最終遠遠落后于發達地區，政府需要考慮并調整投資以及一系列其他政策。其一，用更為平衡的投資組合政策來提高經濟增長率，并減低不平等；其二，開放和改革勞動力市場、發展人力資本和教育的借貸市場、減少阻礙勞動力流動的限制，政府可以在很低的成本上培育人力資本；其三，政府絕不是教育資源的惟一途徑。只要政府取消對私人部門投資教育的種種限制，多種形式的教育投資將會涌入這個高回報的領域。依靠私人部門的融資將很大程度提高人力資本形成的未來收益，而又不需要增加稅收負擔。政府應改革教育市場，對所有形式的資本開放競爭，創造融資的條件。中國已經有一些資金投資于教育領域，也有一批私營學校，并且在某些欠發達地區已經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這些都需要大大加速。教育的各個領域，包括大學都可以引入各種形式的資金進入競爭，從而促進教育基礎設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與此同時，發展教育融資市場，使得人們不至于由于流動性約束而失去受教育的機會，為民眾接受教育提供資金便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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