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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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蒙特卡洛國際展覽局第132次全體代表大會上，上海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口號在政府的不懈支持下，取得了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舉辦權。毫無疑問，這是展現上海改革開放以來的繁榮發展、展現上海人民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和健康和諧的文化含蘊，使新上海走向世界并屹立于世界城市舞臺的絕佳機遇。但是，我們在文化建設發展過程中卻出現了一系列的悖論：

定位悖論。上海為自己制定的中長期發展目標是，面對充滿機遇而又富有挑戰的21世紀，把上海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和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之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而對于文化，則把上海定位為“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社會本就是以政治、經濟、文化三位為一體，文化自身所產生的社會凝聚力是任何其他力量所不能比擬的，這個定位與其說是一種選擇，倒不如更確切地說是一種退步。因為如果僅僅是交流中心，則上海就失去了文化存在、生長和發展的根基，僅僅是文化的漂流地，不久之后，或許上海也就真的成了時下部分人士口中的文化荒漠。這與上海自身的國際定位是非常不相稱的。

中國發展的世界意義是通過文化顯示出來的，從歷史上看，上海歷來是中國發展的歷史庫、文化庫，尤其是在20世紀初，上海文化，以電影為例，是與好萊塢并頭的；到30年代，中國或國際知名的大文豪等莫不是出自上海或與上海有很深的淵源。現如今，上海在文化建設上卻是停滯甚至是萎縮的，在世界各種文化和文明相互激蕩的今天，這是任何一個現代化都市（國家）發展中不正常的現象。因此，政府應該大力扶植電影等文化事業，一定要從“國家定位”、“國際競爭力”的角度來看待和發展上海的文化事業：上海不應只是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也應該是文化的生產和消費中心。

在這里，需要著重提出的一點是，近些年來，面對好萊塢的霸氣和日韓文化的沖擊，上海的整個文化原創態勢是越來越萎縮，沒有優秀的創作隊伍，拿不出拳頭產品，沒有反映上海改革開放以來巨大變化的經典巨作。造成這樣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上海在文化方面的措施太軟，很多措施甚至倒退到了鄧小平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祝詞發表以前的狀態。因此，上海的文化產品如何走出新路，如何發展出多樣化，怎樣出來優秀的和時展相呼應的作品是當務之急。

服務悖論。社會主義文化應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應堅持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大眾服務。那么，在城市文化建設過程中，優質的公共文化服務就應成為一種常態，真正讓普遍的人民群眾欣賞、享受和吸收到文學創作者的優秀成果甚至世界級的經典作品。因為，文化產品如果不能輻射到最廣大人民群眾，那么這種文化就不能在廣大群眾心中扎根，文化也就失去了創作、存在和發展的靈魂。

可以肯定的是，上海這些年來在社區文化建設方面有很大發展，但是我們更應看到，目前上海市的各大劇院、影院、音樂廳等公共文化設施實際上是與絕大多數普通市民的精神生活絕緣的，那些天價的演出/放映票，也只有少數人享受得起，有時候寧愿沒人看也不愿降價出售。而與此同時，不知哪一天，記載著無數人歡笑和記憶的露天電影院已經成為記憶中那副褪色的山水畫，露天的空地上不再支起白色的大幕，連排的凳子也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絢目卻呆滯的摩天大樓，我們躲在鋼金水泥的窄小空間里萎靡不振。經濟的進步給我們帶來了更高層次的物質享受，卻把最普遍的精神和文化享受給生生剝離。

以復旦大學研究生為例，碩士生每月補助是231.5元，博士生每月是271.5元（就本人所知，這樣的補助額度在全國重點高校里是倒數的），這些補助不僅不能買那些已經天價的書籍去認真搞研究，就連一個月的伙食費都不夠，而上海大劇院的演出票價一般最低就是一兩百元，更有甚者在上海圖書館復印一頁復印本古書就是1元（市面上復印一張才幾分錢）。于是，上海市這么多學校，龐大的正在接受優質教育的高校學生群體，只有自己排演自己欣賞，只有去買廉價的盜版。也就是說，這些影響大眾生活，本來應為大眾服務的公共設施，實際上卻完全走到了相反的道路上。這種占用了大多數人的生存空間，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用普通納稅人的錢建立起來的本應非營利性的公共設施，成為了上海少數人享用的所謂高雅資源，實際上就變相成了一種剝削。這在國外是不可想象的，許多外國人士對中國的公共文化設施能賺錢都感到很稀奇，因為在國外，這樣的公共文化設施基本都是不盈利甚至賠錢為盡可能廣大的公民服務的。或許我們可以認為，因為這些公共設施只有啟動基金沒有運作基金，無法支持后續支出，所以不得不這樣做。但是與不能賺錢相比，文化一旦失去了大眾和為大眾服務的理念，其生命就會逐漸枯竭，那些所謂的經典也只能永遠存放于高閣并最終灰飛煙滅。

品牌悖論。品牌的背后是文化，品牌文化是市場成熟標志。“可口可樂之所以長盛不衰，原因就在于它是美國文化的一個載體，是美國立國精神的一個符號。”很明顯，上海要提高國際競爭力，全面推動實施品牌戰略極為重要。當前，上海品牌和上海創建國際大都市的地位相距較遠，主要表現在：一是真正叫得響、有競爭力的上海品牌數量少，二是品牌價值低，三是品牌缺乏文化內涵。上海必須以世界一流的產品質量、世界領先的創新技術、贏得廣泛消費者的市場占有率、關鍵領域的關鍵人才、提高產品附加值的文化這五大要素作為切入點，做大、做強、作響上海品牌。但令人尷尬的是，盡管我們做了很多努力，上海至今仍然沒有世界級的品牌。當然這不能說是上海沒有能力創造出世界級名牌產品，上海歷史上是曾出現過諸如美加凈、霞飛等國際知名的品牌，但是現在都沒落了，我們甚至因為不重視品牌把“美加凈”賣掉，若干年后繞了個大彎又花大價錢再買回來。

當然，老品牌的魅力漸去有其自身的原因，品牌是附在產品身上的情感認同，產品不行了，品牌就自然失去。但是，不能不說，目前上海的無品牌和現在上海的文化政策及氛圍有關，從這一點上來說，和過去相比，上海不是進步了而是退步了。任何產品都必須有在這個時代存在的理由，當市場經濟的利益最大化原則滲透到文化領域的時候，文化產品首先致力于的是創造經濟效益而不再是社會效益。一個品牌的創立，其背后需要的是文化的支撐，當我們知道“申城”的“申”是來自戰國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上海文化的源頭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崧澤文化，或許我們才會發覺古老上海的綿澤。只是我們缺乏的不僅僅是對古老文化的了解，更多的是對上海新文化的深刻詮釋和發揚。于是，當巨大的上海市場充斥著巨多的世界名牌，我們又看到了一個悖論：上海有悠久的文化，但是上海卻沒有自己的經典文化品牌。所以上海只能是一個大大的空場地，上面擺放的都是別人的東西，僅僅而且也只能是世界品牌的聚散地而已。

因此，一定要有一批反映上海新變化和改革開放成果的作品出來，以各種不同的表現方式展現上海的新風貌，增強上海的吸引力和文化力。目前，上海制訂了名牌戰略，計劃3到5年內打造50個上海大品牌，希望能有所收獲。

對中國社會的進程，藝術家陳丹青說：“現代化過程是三個層次，一是器物，一是制度，一是文化。由于‘器物’層面的超速現代化，制度、文化的滯后日益凸顯。”本人以為，在制度和文化建設的過程中，政府是不能缺位的，不但不能缺位，而且還應當積極引導甚至起主導作用，尤其是在建設主流文化的過程中，政府更應該有所作為。但是目前是我們的文化產業還沒有形成，政府卻又退出了這個市場。鄧小平說，社會主義文藝工作者都應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社會主義文化活動擔負著教育、教化等重要的社會功能，其價值取向應是以社會效益為首要原則。而實際上，市場化把文化產業的社會效益給摒棄掉了，當前的文化市場發展處于一種畸形的狀態，絕大多數純粹只是為了經濟效益，這個和政府缺位緊密相關。

因此，面對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產業競爭，政府要有保護性策略和開拓性戰略，兩者要靈活運用，不能把文化建設簡單推向市場。我們不僅要制定經濟發展戰略，也要制定文化發展戰略，加快文化立法。在我國致力于建成法制國家的目標引導下，加快文化的機制、體制和法制建設，把包括文化人力資本、文化產品與文化資格在內的上海文化資本科學組合起來，鼓勵文化的多元尤其是民營資本投資體制，開拓創造渠道，加大上海的文化吸引力；一定要發掘民間文化創作的潛能和能動性，打造真正的公民而非私民，培育積極向上的公民精神，鼓勵、支持和認可公民自發的多種娛樂文化形式，調動公民文化建設的自覺性和創造性，真正從源頭樹人才，樹新智、樹新風。也只有這樣，我們的文化建設才有活力、有動力、有希望，2010年的世博會也才更圓滿和令人難忘。

有人認為，“如果說巴黎是19世紀的世界城市，紐約是20世紀的世界城市，那么上海就是21世紀的世界城市。”只有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都健康發展和建設好了，上海才能真正走向世界，成為世界城市。

那么，讓我們努力把這個愿望變為現實，讓上海這座城市的生活更美好。

[摘要]作為文化消費的主流城市，上海的文化建設近些年來在取得了可喜成績的同時也在文化定位、服務及品牌意識上出現了悖論。

[關鍵詞]上海文化文化定位文化服務文化品牌

一個沒有文化底蘊和基礎的城市、國家或地區，其經濟發展無論如何強勁，也必是不能長久的，其民眾的精神狀態也必是浮躁和空虛的，那么其吸引力也必是大打折扣且最后要消失了的。我們承認，上海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龍頭，但是我們同樣應該承認，更多的主觀原因導致上海固有的文化底蘊在市場經濟的狂潮中正一點點離我們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