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學術成就研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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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適在學術上所取得的成就頗多，這在學術界已逐漸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同。本文通過對胡適生平資料的收集、整理，總結出了他在學術上取得成就的“四因子”：雄厚的國學基礎，這為他后來治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豐富的新知識、新思想，為其治學提供了參考比較的材料；科學方法論的指導，是他治學的一把利刃；現實社會的需求，是他治學前進的動力。有這四個因素，才使他能夠在學術研究中馳騁，也正是在這四個因素的作用下，才使得他在學術的研究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

關鍵詞：胡適學術成就原因

Abstract:TheaccomplishmentthatHuShigetsonleaningisquitemuch.Thiszaistohavegainedacceptionofamajorscholaralreadyacademiccircles.BydirectonHuShiallone’slife,collection,thecollateofadata,sumupthemainbodyofabookhavingputup“fourfactors”thatheisgettingaccomplishmentonlearning:ThetremendonsstudiesofChineseancientcivilizationbasics,isthathedoesscholarlyresearchhavinglaiddownsolidbasics;Richnewknowledge,newthought,providereferentialumparativematerialtodoscholarlyresearch;Needofrealsociety,thedrivingforcethatistogoaheadthathisdoesscholarlyresearch.Exactlybethathavehadthisfourfactors,theeffecthasgonedown,hehasgotjustnowwilldoamongresearchofthelearningbrilliantaccomplishmentjustnowifheisabletogallop,alsotoexactlybeamongacademicresearchamongthisfourfactors.

胡適在近代史上是頗受爭議的人物之一，但其在學術上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大多數學者所肯定，正如胡明先生在《胡適文化學術思想概論》中指出：“胡適在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者中是學科領域涉獵最廣、研究面最寬的一位，有所謂‘十項全能’之美稱。他在思想史、哲學方法論、認識論、邏輯學、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版本目錄、校勘辨偽等領域均沉替下來做過一番理論探索工作，寫出一大批有很高學術造詣的研究專著和文章，在諸多學科都作出了開風氣的重大貢獻”。[1]這段話雖有溢美之感，但確實反映出了他在學術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學術界對胡適的研究多偏重于他的思想、五四時期的主張和政治活動，而對其在學術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很少論及，本文試從四個方面來探討他在學術上所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以期能夠給予即將從事學術研究的工作者和已在學術上進行研究的式作者一點借鑒，這也是本文的一個主要目的。

毋庸置疑，胡適本人在學術研究中的孜孜以求，堅持不懈的主觀努力是無可替代的，另外他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朋友所提供的見解的幫助也是應該承認的。對于這兩點因素，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就不再贅述，本文僅試就從以下四個方面來探求他在學術上取得成就的因子。

一、國學基礎的奠定

胡適的“破蒙”教育是比較早的。在他還不到三歲時，他父親便親自當起老師，一邊教妻子馮順弟認字，一邊教小胡適認字。在父親忙時，他的母親便當起了教師繼續教他認字，她自己也借此溫習熟字。就在這樣的溫馨團居生活中，在其母親認得近千字的時候，小胡適也認得了七百多字。

在他父親胡傳去世后，其母親便把希望全寄托在小胡適身上，謹尊亡夫“糜兒天資聰明”應“努力讀書上進”的遺囑，親自把不到四歲的胡適，送到私塾讀書。由于小胡適此時已識得近千字，故不須念《三字經》、《千家文》、《百家姓》、《神童詩》等一類“破蒙”的讀本。他最先讀的書，則是他父親胡傳親自編寫的體現儒家人倫和程朱理學精神的《學為人詩》、《原學》二本。他父親所秉承的程朱理學的“遺風”也隨之遺留了下來。為了使先生能夠盡心盡力的教，使小胡適受到更好的教育，別人家教兩元的學費，其母親都是加倍的給，并叮囑先生：“每讀一字，須講一字意思；每讀一句，須講一句的意思。”[2]先生掰開揉碎，由淺入深的講解，使胡適受益匪淺。他在后來的回憶中說，他一生最得力的講書正是他“母親增加學金的大恩惠”。[3]

在這個受到“優待”的私塾里，在他母親晨喊夜陪的嚴厲督促下，小胡適順利的完成了他九年的家鄉教育，讀了“《律詩六鈔》、《孝經》、《小學》、（朱熹集注本）、《孟子》（朱熹集注本）、《論語》（朱熹集注本）、《詩經》（朱熹集注本）、《大學》（朱熹集注本）、《中庸》（朱熹集注本）、《易經》（朱熹集注本）、《禮記》（陳注本）、《綱鑒易知錄》、《御批通鑒輯覽》、《資治通鑒》[4]等書。他在后來的回憶中說：“中國古代哲學著作，及比較近代的宋明諸儒的論述，我在幼年時差不多都已讀過。”[5]這些經史典籍的熟讀，為他后來做學問，“整理國故”，打下較為系統的舊文的基礎。這些由朱熹注的書也使他“陶醉”于宋儒之中，以至于“覺得對于《四書》、《五經》一直由朱熹注是比較近情入理的”。[6]這在他幼小的心靈中便深深地埋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別是從崇拜程朱理學的根苗。這對他一生來說都是起作用的。由于幼時秉承了家鄉的程朱理學遺風后又在學堂讀了朱子注本，這為胡適開拓了治漢學的路子。基于這一點他自己也是承認的，“我另一靈感的來源，也可以說是出于我早期對宋學中朱注的認識和訓練。朱熹的宋學為我后來治學開拓了了道路”。[7]

在私塾里胡適還得到了一項意外的收獲，那就是為他“開辟了一個新天地”，在他的兒童生史上“打開了一個新鮮的世界”[8]的小說。這一時期他一共讀了《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儒林外史》、《聊齋志異》等三十多部“小說”（包括彈詞、傳奇以及筆記小說在內）。這些大量“白話小說”的閱讀，使得胡適在“不知不覺之中得了不少白話散文的訓練”，并且“在幾十年后”于他“都是很有用處”。看這類小說的另一好處便是幫他“把文字弄通順了”。他后來也說：“《周頌》、《尚書》、《周易》等書都是不能幫助我作通順文字的，但小說書卻給了我絕大幫助。”他不但要看這些小說書，還要把其中的故事講出來給自家姊妹聽。這樣就逼著他“把古文的故事翻譯成績溪土話”，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以至于他到“十四歲來上上海開始作古文時，就能做得很像樣的文字了”。[9]這就使胡適在無形中得到白話散文的訓練，對他后來倡導白話文和考證小說早早打下了基礎。

在上海六年的“新學”教育中，胡適仍繼續堅持自習“漢學”，而且還特別“留心讀周秦諸子的書”及“宋明理學的書”。[10]蔡元培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序文中就對胡適“雖自幼進新式的學，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而大加褒揚，并且進一步指出了這在他治中國哲學史中的大作用。

海外的七年求學之中，胡適是更注意中西古今兼修，力圖在學問上融包古今，貫通中西。這一時期，他對中國的古典哲學與文學特別留心，他對老子，墨子的思想作了認真的研讀和思考，并留意將研究心得寫成了文字，為他后來系統地研究先秦思想史作了堅實的準備。對裴“崇有論”，范縝的“因果論”的認真檢閱，對宋儒注經的公正評價無不顯示出他對中國哲學史自覺的留心考察。1914年8月，胡適在日記里還專門排列出了一個現代哲學研究系統的綱目。文學方面，他作了不少唐宋詩詞的研究札記。他的一些關于文學的主要見解已經相當成熟。他對白居易《與元九書》為代表的“文學實際主義”創論抱有濃厚的興趣，專門作了深入研究，由之生發出他的一篇相當重要的文學專論（見1915年8月18日日記）。

當然，生在徽州的胡適，不可能脫離皖學派對他的影響。朱熹、戴震、吳敬梓對他都有很深的影響。對朱熹、戴震的崇拜使他懂得了宋儒理學，對吳敬梓的敬仰使他頓悟到了文學發展的趨勢，這些都是影響他后來學術活動的重要因素。對此，本文的前后均有所論及，這里就不再作專門的論述。

胡適對于國學所取得的堅實基礎無疑成了他以后治學的一個前提，一個基礎。沒有如此的基礎他就不可能在治學中取得很高的成就。

二、新知識、新思想接受與豐富

胡適在上海求學時期正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風起云涌的年代。新文化與舊文化進行著激烈的碰撞。整個思想文化領域如火如荼，氣象崢嶸。這一瞬息萬變的全新世界是胡適在那被高山崇嶺封閉著的家鄉所不能夢想的。此時少年的胡適正閃爍著一對睿智的眼睛，拼命的汲取著時代賜與的思想文化營養。

胡適在澄衷學堂讀書時受到了當時“思想很新”的國文教員楊千里很大的影響。他曾在胡適的作文本上題了“言論自由”四個字。這在當時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話當作絕對真理的年代，無疑是有很大進步的。以后，這幾個字幾乎成了胡適終身奮斗的目標。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楊先生還用吳汝綸刪節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作教本，而且出了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11]的很新穎時髦的作文題。這對于胡適思想上啟蒙的影響可謂很大了，正如他自己所說：：“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后，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后，這個‘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12]楊先生對于胡適，不僅傳授了新思想新知識，而且為其新思想、新知識的接受打開了一扇天窗。

在讀完赫胥黎《天演論》時，胡適的思想隨之受到了震動，這震動也影響了他的一生。赫胥黎人類進化論與存疑主義的哲學方法論實際上成了“胡適思想”的重要構成因素。這也為他以后注解、闡釋與運用進化論思想，提供了知識養料。胡適自己也說：“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明了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13]后來，正是由胡適將進化論與實驗主義合而為一種方法論。他將這種方法論與歷史的方法結合起來，從而在哲學史及文學史等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開拓性成就。從實際的效用來看，正是這種“進化”思想的接受和大量新學理的輸入，才使胡適能夠寫下長文《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他也是以進化論的觀點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流派使其“一一顯示出變遷的痕跡”“遞次演進的脈絡”[14]的。可以說，赫胥黎，達爾文的天演進化學說直接啟迪了他的治學思想，使其能夠從一個新角度、新手法對中國學術的問題進行探究，從而產生具有創見性的觀點。

這一時期，胡適所讀的書也開始由《四書》、《五經》轉到《明治維新三十年史》、《新民叢報》一類新書上了。這使胡適的眼光從古代轉到了近代；從舊世界轉到了新世界。新書的廣泛閱讀一方面為他增添了新知識，另一方面也豐富了他的思想。為其治學增加了“新源流”。

在胡適所讀的新書中，對有他有深遠影響的卻是梁啟超的《新民說》、《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這兩部著作使胡適“受了梁先生無窮恩惠”。[15]《新民說》諸篇文章歷舉了西方民族的許多優長，解剖中國國民的奴隸根性，給胡適“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使之“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文化”，[16]鼓舞了他以后的求知之路中去尋找那高等民族的新文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胡適“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使他“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17]這本“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的學術著作第一次給胡適“一個學術史”[18]的見解。這對于胡適將來用歷史的眼光治哲學史無不裨益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缺了的三個最要緊的部分”也使胡適發了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梁先生補作這幾章闕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我越想越高興，雖然不敢告訴人，卻真打定主意做這件事了。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后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19]可見《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不僅為胡適“開辟”了知識的“新世界”，也給了他一個新啟示：治中國哲學史。正是因為有此時播下的“種子”才有“開山”巨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誕生。

七年的海外留學時期才算得上是胡適接受新知識、新思想的主要時期。在這一時期，胡適學習了德國文學、法國文學。英國文學、哲學，心理學、政治學和經濟學。這些學科的學習構建了胡適的知識體系，為其以后治學提供了一個參照系。他對這些學科中最感興趣的則是哲學。在哥倫比亞大學時，他曾師從哲學系的名教授厄德諾學習，與哲學系夏德教授關系也不錯。胡適后來就跟隨這位德籍漢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的第一位“丁龍講座教授”另修漢學的。這時胡適的中西兼學及以“中國古代哲學方法進化史”作為他的哲學博士論文，應該說都是有相當影響的。但為胡適所崇拜的，也是對胡適影響最為深遠的則是杜威的思想，是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據胡適自己回憶，他當年之所以轉學哥大，便是因為對杜威和實用主義哲學發生了興趣。實驗主義作為美國式實踐理論概括，強調以人的“經驗”出發，主張用行為效果來證明思維的合理性，根據事實效果來判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點從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從通則移到事實，從范疇(categories)移到效果”，[20]帶有強烈的反教條主義和反思辨哲學的色彩，反映了美國創業時期求實和創新的精神，體現出一種開拓、進取、行動和成功超過一切的美國風格。它較之五四前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思想界不失較之封建主義思進步的學說。用這種較之封建思想進步的學說來指導學術研究無疑會取得進展性的成果。他說：“我寫《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導，我的文學革命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嘗試集》的題目就是一個證據。”[21]實驗主義對于胡適，簡直是貫穿他學術生涯命脈，是指導他學術活動的原則。這對他后來倡導文學革命，倡導白話詩文，考證古史和傳統小說，研究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以及政治和生活方面都有重要影響。他后來也告訴人們他的本可以作為夸耀資本的文學革命，也只不過是“實驗主義的一種實際運用”。[22]胡適的一生中，在思想、文化以及學術上涉獵了眾多領域，他都是開風氣之先的，他在某些學術領域甚至還起到了一種范示性變革的作用。這與他的“實驗主義的態度在各方面的應用”[23]有很大的關系。

新知識的豐富，擴大了他治學的視野，也奠定了他治學的基礎。新思想的汲取，延展了他治學的思路，也構建了他的治學方法論，為其治學提供了便利法門。他所提倡的“輸入學理”其實就是要輸入西方的新科學，新知識，新思想，新方法。在“整理國故”時他也主張“博采參考比較的資料”，方法上，要虛心接受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材料上，歐美日本學界有無數新法門，可以給我們添無數借鑒的鏡子，學術的最大仇敵是孤陋寡聞。

胡適的學術成就也正得益于他扎實的國學基礎和豐富的新知識。溫公頤在《關于胡適的〈先秦名學史〉》中就說：：“作者熟悉西方哲學史，他參照西方哲學史的方法整理先秦邏輯思想發展的來龍去脈。作者優越于前人的地方，在于他既掌握了古代的資料，又熟悉西方的哲學史，這樣他就可以收‘它山之石，可以為錯’之功，比起那些只懂‘漢學’，或只知西方哲學史的人就優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序文中也說：：“適之先生于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中自幼進新式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于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較容易多了。”

三、“科學”方法論的指導

沒有方法指導的學術工作無異于“盲人騎瞎馬”。有了方法，但沒有絲毫科學性的也是不能指導學術工作取得成就的。“科學”方法的指導是學術工作者取得成績的保障；同時，它也給學術工作提供了邁向成功大門金鑰匙。胡適在學術上的一系列的成就，正是在其所提倡的“科學方法論”的指導下取得的。

胡適自幼便秉承了他父親程朱理學的“遺風”，在以后的求學中又一直讀朱子注的《四書》、《五經》，并且覺得朱注是“比較近情入理”的。一方面，這使得他對朱子的“物而窮其理”的歸納精神有所取得與繼承。朱子曾說：“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個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胡適自己也認為程朱一派“新儒學”的治學門徑在于“他們把‘格’字樣‘至’解，朱子用的‘即’字，也是‘到’的意思。‘即物而窮其理’是自己到事物上尋出物的道理來。這便是歸納的精神”；[24]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對程朱理學所提倡的懷疑加以汲取與繼承。朱子認為：“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里方是長進。”“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疑漸漸釋，以致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25]后來胡適也主張：“做學問須在無疑處而有疑……”[26]

當然，胡適對中國古代學術思想方法的繼承不單停留在“宋學”的懷疑精神和歸納的方法上。他在觀察研究中發現，程朱的“即物而窮其理”，雖有歸納的精神，但存在“一種被動的態度”。而陸九淵、王陽明的學說“主張真理即在心中，抬高個人的思想，用良知的標準來解脫‘傳注’的束縛”，恰好“這種自動的精神很可以補救程、朱一派的被動格物法”。隨后，程、朱的歸納手法，經過陸、王一派的思想解放，便成了“中國學術史的一大轉機”。“解放后的思想，重新又采取程、朱的歸納精神，重新經過一番‘樸學’的訓練，于是有清代學者的科學方法出現，這又是中國學術史的一大轉機。”[27]這自然使胡適把視野投向了“清學”的重量級人物——戴震。

胡適對戴震這位徽州文化史上的先哲，鄉賢很是推崇，不僅為他寫傳，而且討論他的思想、學術。直到后半生，胡適還窮盡精力，研究《水經注》，為戴震辨證，戴震及其“皖派”清學學術性格是考字義，辨名物，其學術個性是“由古文訓以明義理”和“執義理而的能考核”。其中懷疑、辨偽、求是的學術精神則是與朱子之學有一致的地方。誠然，戴震及其“清學”的內在學術精神，本有對“宋學的空論的反動而起。戴震及其“清學”主要體現出的是治學的實證精神——重實證，尊重事實。同時，他們有“假設通則原能力”——“因物求則”。尤其是戴震提出的“但宜推求，勿為株守”，胡適認為這是“清學”的真精神。

在西學中胡適接受了赫胥黎的“存疑主義”，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及杜威的實驗主義。在這些西洋現代學術思想的啟發下，胡適對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繼承不再單向的了，而是雙向的，互動的。胡適在晚年原口述自傳曾回憶說：“杜威對有系統思想的分析幫助了我對一般科學研究的基本督的了解，他也幫助了我對我國近千年來——尤其是近三百年來——古典學術和史學家治學方法，諸如‘考據學’、‘考證學’等等。（這些傳統的治學方法）我把它們英譯為evidentialinvestigation(有證據的探討)，也就是根據證據的探討（無征不信）。”[28]在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和接受西洋文化的基礎上，胡適把杜威的整體哲學化約為方法，并以此來觀照中國傳統文化，同時在西學觀照與中學雙向互動來尋求兩者的相通之處，從而逐步建構了他的科學方法論，亦即“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具有兼容并蓄，承先啟后的開創性意義的方法論。唐德剛先生說，胡適的治學方法“只是集中西‘傳統’方法之大成。他始終沒有跳出‘乾嘉學派’和西洋古僧所搞的‘圣經學’的窠臼”。[29]既指出了胡適方法的優越性，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既然是集大成者自有它的精妙過人之處。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幾乎所有出類拔萃的學者，都受到過實證主義思潮的影響，王國維、梁啟超、陳垣、馮友蘭等大師都在實證方法上作過探索，并有所創見。

胡適的方法和乾嘉考據一樣，都比較注重微觀研究。胡適曾說：“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30]正是由于他的這種重微觀研究的方法，使得他在考證、辨偽、翻案文章，尤其是中國古典白話小說、禪宗史、《水經注》的考證，貢獻頗豐。胡曉先生在《胡適中國改革思想述評》中寫道：“今天的新方法論雖然很多，但科學實證方法仍然是基本的方法。胡適的紅學研究及以后的古典白話小說考證都是十字真言方法的示范，水經注、禪宗，道教等學術問題的研究成果，都是這一方法的結晶。”[31]有的學者就據此認為他的方法只是適合微觀研究，不適合綜合宏觀研究。我認為這是不準確的。胡適在考證中做工的工作比較多，但他并不甘愿赴乾嘉考據學派的后塵，他的《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中國思想史綱要》、《白話文學史》（上）、《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實驗主義》、《新文學的建理論》、《中國禪學之發展》等，無一不是宏觀研究力作，不能因為他最終沒有完成中國哲學通史和中國文學界通史的寫作，就證明他缺乏宏觀把握的能力，證明他的方法發現不了社會的內在聯系和發展規律。筆者認為，正是這種方法的指導才使他在宏觀研究中取得了累累碩果。朱文華先生在《胡適評傳》中認為，胡適雖然沒有在形式上完成通史，但把他的論著綜合起來，實際上“其本輪廓和線索勾勒出來了，主要的見解也提了出來”。

在胡適的實驗主義方法論中有些精神原則即使是今天，仍然有值得參考與借鑒的方面。首先，“十字真言”是胡適的一大創造，一大貢獻。他對實踐中疑難問題的重視，對大膽假設的提倡，對事實證據的強調，對考證步驟的研究，對評判標準的闡釋，都是有其精到之處，其基本精神至今仍具生命力。其次，胡適在整理國故中提出三原則：“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范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32]其中，他提出的“歷史”、“系統”、“比較”方法仍是今天學術研究中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胡適還注重功力與見解并重，實踐與理論并重，材料與方法并重，文獻資料與非文獻資料并重，這些真知灼見對于今天的學者仍富有啟迪意義。

當然，實證主義方法論也有其局限性，我們不能因為胡適在這樣方法論的指導下取得了很大成就，就認為它是萬能的方法論，也不能因為這種方法論至今仍有很多的優點，就去掩蓋它的不足。胡適方法論的局限性和他的哲學基礎有關，實證主義是與形而上學及非理性主義不相融的，故他的方法論不適合單獨對本體、思辨、直覺、情感、思維等領域的研究，這點早在二十年代的科玄論戰中，玄學派出所已經指出。胡適的方法論主要是以近代自然科學成果為理論依據，他所堅持的普適性和統攝性早已不得復存在，其論證方法基本上運用以歸納演繹為主的形式邏輯，而對強調公理的現代邏輯則未予重視。因而他的方法論基本上停在定性分析階段，缺乏程序的嚴密語言規范性，研究的結果由于受到研究者的主觀因素對客觀方法的干擾而不精確，不適宜需要定量和數理分析領域的研究。

四、社會需要的推動

鴉片戰爭以后，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發展，資產階級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康梁等人發動了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孫中山領導了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王朝，但最終歸于失敗。隨著歷史的發展，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革命可以使舊朝滅亡，新朝建立，但文化卻不能簡單的更新替代。要救中國，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必須首先解放中國人民的思想，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則必須從影響了中國人民數千年的傳統文化開始。新文化運動應運而生。

在長期的封建社會里，文言文一向被封建統治者視為正統，而白話文則被子認為是“窮門小道”。這種文言文與白話文的對立，恰恰是封建尊卑關系的一種反映。直到前夜，這種八股文言文仍然統治著中國文化界，嚴重束縛著人們的思想，阻礙著社會的正常發展，且文言文晦澀難懂，而白話方則通俗易懂，更易為人民大眾所接受，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宣傳新的文化，新的思想，必須要找到一種為世人都能接受的宣傳方式也是必要的，所以新文化運動首先就從白話文打開了封建文化的缺口。而胡適則可說是當時提倡白話文的第一人，陳獨秀就曾說：“文學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峰則為吾友胡適。”[33]

胡適認為，白話文學革命的必然性在于，文學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記載，社會生活因時進化，不能自止，文學自然也同時進化，不能自止，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他曾說：“我們若在滿清時代主張打倒古文，采用白話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彈本就可以封報捉拿人了。”[34]可見，白話文運動已成為勢所必然。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這是當時第一篇論文學革命的文章。在此，胡適鮮明地提出“反對文言，提倡白話”的白話正宗說，他斷言“然今以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這正宗”。這可以說是對封建尊卑觀念的挑戰。此后胡適一直提倡用白話文來作新文學，而他自己可以說一直在身體力行，把這一觀點付諸于行動。為此，他用白話作詩編為《嘗試集》，為了讓人們從心理上更易為接受白話文，胡適還寫了《白話文學史》，在作《哲學史大綱》時也用白話文，并采用了新式的標點符號，這在中國學術史上可謂第一次；此外，在寫作方式上，胡適的這部書“把自己的話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而把引用古人的話，用小字低一格寫下來，這表明，封建時代的著作，是以古人為主，而五四時期的著作是以自己為主”，[35]這就從行文格式和使用語言上對中國傳統學術進行了革新，可以說是當時的白話文運動向學術領域推進的標志。

胡適所倡導的白話文學事業可以說得到了廣大知識分子的贊成和擁護，1919——1920年之間，全國大小學生刊物總共約有400多種，全是用白話文寫作，并很快在全國范圍內，形成時代性的一種需求，而它的出現也影響和推動了社會思想的發展，正如所指出：新民學會等“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雜志，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范”。[36]

胡適在學術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得力于他的“整理國故”，而“整理國故”在當時是有其社會根源的。廣義的文學革命時期，否定的精神友配了一切，使中華民族在學術上，在思想上完全失掉了發展的根據。于是使人們在五四時代和五四以前的時代之間，有了一個絕大的斷層，把這兩個時代完全隔開。而要彌補這樣的一個斷層只有兩種方法：一是舍棄祖國的全部，完全借助于外國，努力于外國的新思潮，新生活，新精神，從而造成一個全新的國度。然而這在當時是不可取的，一方面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力量還不夠強大，另一方面這也不符合文化發展的規律，它割裂了文化發展的聯系；還有一個方法就是設法在那兩個隔開的時代之間建立一種聯系，從而造成一個統一發展的局面。這就需要在“輸入學理”的時候，對國故進行整理，發掘出“國粹”，造成接受新文化的基礎。這一方法，是很實際的，也是符合文化的繼承與發展規律的。

早在留學美國時，胡適就在他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的“導論”中提出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在哪里有找到可以有機地聯系現代歐美思想體系的合適的基礎，使我們能在新舊文化內在調合的新的基礎上建立我們的科學和哲學？”在其論文中他主張復興非儒學派，認為“在這些肖像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學和科學最佳成果的合適土壤”。胡適在國外設計的這一文化復興方案，拿到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來，在面對中國的斷層時就自然的表現為“整理歷史典籍，挖掘傳統資源，發現傳統價值”。但胡適并非是單純地鉆在故紙堆中，而是用評判的態度來整理國故的，“重新估定一切的價值”：即“從亂七八糟里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腦里面尋出一個前因后果來；從胡說繆解里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里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37]

尤為重要的是，胡適畢竟是通過引入新的學理。新的治學方法對傳統的國故加以整理的第一人，因而他的整理研究在當時確實開了新風氣，有相當的范示意義和奠基意義。這樣的整理，起碼能消除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某種盲目崇拜，也能使那些為新時代斗爭的人不再有感到失掉的傷痛，從而最終能減少人們心理中對外來文化、現代文化的排拒，使之能更好的接榫。

1921年7月，胡適作《研究國故的方法》的演講，提出“歷史的觀念”、“疑古的態度”、“系統的研究”等觀點，在隨后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他又全面闡述了國故整理的基本方針和具體方法。一時間，“整理國故”運動蔚然成風，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胡適本人也在哲學史、禪宗史、《紅樓夢》考證等領域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但由于他的資產階級和階級偏見，反對馬克思主義，用形而上學的觀點，反對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使他的研究在深度與廣度上受到了極大的限制，這一點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在閱讀和參考他的著作時，我們是應該認真予以辨析的。

當然，胡適在學術上取得的成就遠不限于以上四點因素，本文只力求從他取得成就的主要因素進行論述，至于其它方面的一些因素，限于本文篇幅則不再多做贅述。

[1]《江淮論壇》1989年第5期

②③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卷一《四十自述：九年家鄉教育》第49—50頁

[4]易竹賢《胡適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2頁

⑤⑥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29頁

[7]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卷一《四十自述：九年家鄉教育》第49—50頁

②③④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49-50，51-52，73-74頁

①②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70，70頁

③④易竹賢《胡適傳》第101，148頁

⑤⑥⑦⑧⑨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71-73頁

[20]轉引易竹賢《胡適傳》第100頁

②③轉引王煒《胡適與實驗主義》《蘭州學刊》1992年第6期

④轉引沈衛威《胡適對徽州文化的繼承與超越》《史學月刊》1994年第1期

①④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第163頁

②轉引沈衛威《胡適對徽州文化的繼承與超越》《史學月刊》1994年第1期

③易竹賢《胡適傳》封面

[28]唐德剛譯著《胡適口述自傳》第96，137頁

[30]《論國故學》《胡適文集》卷二

[31]《安徽史學》1995年第3期

[32]《〈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文存》二集卷一

[33]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卷二第六號

[34]《文學革命論》《中國磨擦文學大系史料索引》

[35]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15頁

[36]斯諾《西行漫記》第125頁

[37]《新思潮的意義》《胡適作品集》第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