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治學方法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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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適科學治學方法的形成過程

胡適自己曾說過：“我的治學方法是從什么地方、哪一本書、和哪一位老師學到的呢?對于這個問題，我實在找不到一個確切的答案。我的治學方法似乎是經過長期琢磨，逐漸發展出來的。”實際上他的治學方法可以說是中西合璧的科學方法的綜合和集成。

在《口述自傳》里，他說杜威對他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有決定性的影響。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他說：“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了科學方法的性質和功用。”胡適認為，達爾文和赫胥黎的“存疑主義”和“拿證據來”，是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的起點，“這個‘拿證據來’的喊聲傳出以后，世界的哲學思想就不能不起一個根本的革命。于是十九世紀前半的哲學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就一變而為十九世紀末年的實驗主義(pragmatism)了”。這是胡適對科學方法的認識，也是他的科學的治學方法形成的基礎。

在實驗主義的諸多學派中，胡適又特別推崇杜威的“工具主義”的思想方法。他概括杜威的工具主義認為：“一切的思想、知識、經驗，都是生活的工具，生活的基礎。每一個人所有過去的經驗，和現在的經驗，都是為幫助將來生活的工具。天地間一切真理、一切學術、一切教育，以及什么圣人賢人的話，天經地義的金科玉律，都不過是工具。這都是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的，幫助我們提一個暗示、一個假設的工具，所以便有人說杜威是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的一派。”胡適進一步概括了杜威哲學的精髓，他引用杜威的原話，“經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應付環境”。在應付環境的行為之中，“思想的作用最為重要；一切有意識的行為都含有思想的作用；思想乃是應付環境的工具”。至于杜威思想的方法，胡適則概括為五步法：“杜威認為有系統的思想通常要通過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思想之前奏(antecedent)是一個困惑、疑慮的階段。這一階段導致思想者認真去思考。

第二階段，為決定這疑慮和困惑究在何處。

第三階段，[為解決這些困惑和疑慮]思想者會去尋找一個[解決問題的]假設，或面臨一些[現成的]假設的解決方法任憑選擇。

第四階段，在此階段中，思想者只有在這些假設中，選擇其一作為對他的困惑和疑慮的可能解決的辦法。

第五，也是最后階段，思想的人在這一階段要求證，把他[大膽]選擇的假設，[小心地]證明出來那是他對他的疑慮和困惑最滿意的解決。”

胡適指出這個方法能夠“自己批評自己，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隨時修正，隨時發明。所以，科學方法根本的觀念，不單是求知識，還可以處處發現錯誤。發現錯誤與發明正確是同樣重要的，是同樣可以增加知識。求知與發明，和發現錯誤聯合一貫，再看效果，就是實驗的方法——科學的方法”。

胡適贊同并繼承杜威的思想起于疑難之說，說：“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據于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根據于一生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這樣，胡適把杜威的五步法合并、劃約為三步，又進一步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說：“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當然，胡適也從近300年的清代樸學的訓詁、音韻、校勘的治學實踐和成績中，吸收了考據學的方法，如他在《口述自傳》中說：“杜威對有系統思想的分析幫助了我對一般科學研究的基本步驟的了解。他也幫助了我對我國近千年來——尤其是近三百年來——古典學術和史學家治學的方法，諸如“考據學”、“考證學”等等。[這些傳統的治學方法]我把它們英譯為evidentialinvestigation(有證據的探討)，也就是根據證據的探討[無征不信]。在那個時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沒有人)會想到現代的科學法則和我國古代的考據學、考證學，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處。”

二、胡適運用科學治學方法的治學實踐

胡適的科學治學方法是與他的治學實踐相伴隨的，他在進入學術研究領域之初，便已基本形成了他的科學的治學方法，爾后終身實踐，一以貫之。

留美期間，他即研究了多個國家語言進化演變的歷史，證明活的語言能夠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成為傳播思想、普及教育的有效工具。舉出很多例子證明文言的不適應性，提倡白話文。

在整理國故方面，他指出，消極方面是反對盲從，反對調和；積極方面便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以“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和“評判的態度”來“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也就是要“從亂七八糟里面尋出一個前因后果來；從胡說謬解里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里尋出一個真價值來”。因此，胡適的整理國故，是他的治學方法的積極實踐。他認為：“‘爛紙堆’里有無數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必須“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曉暢的文字報告出來，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見，有腦筋的都可以明白。這是化黑暗為光明，化臭腐為神奇，化玄妙為平常，化神圣為凡庸：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護人們不受鬼怪迷惑。”總之，整理國故，必須“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后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的是非”。他不僅這樣說，也這樣做。他主張研究國學的新原則和方法可用三句話來概括：“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范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數據；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的“導言”里已把“做哲學史的方法詳細寫出”，“希望將來的學者用這些方法來做一部更完備更精確的《中國哲學史》”。北大校長蔡元培在該書《序》中指出該書“為后來的學者開無數的法門”，又曾在回擊守舊派攻擊白話文的《答林君琴南函》中稱“其了解古書的眼光，不讓于清代乾嘉學者”。實際上這部書的價值主要在方法論上的開創性。

胡適晚年把主要精力花在對《水經注》的考證研究上，直至去世，許多問題都沒有定稿，但在重審《水經注》案的過程中，他對治學方法有了更深的認識，他說，“根據五年研究《水經注》這件案子的經驗，我認為作文史考據的人，不但要時時刻刻批評人家的方法，還要批評自己的方法，不但要調查人家的證據，還要調查自己的證據”，因此“自覺的方法，——自己批評自己，自己檢討自己，自己修正自己，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同時，他還悟出做學問必須養成“勤”、“謹”、“和”、“緩”的良好習慣。

在《戴東原的哲學》、《說儒》等著作中，在對《紅樓夢》、《醒世姻緣》等小說的考證中，在他對神會和尚研究過程中，都貫穿著胡適科學的治學方法和嚴謹的治學精神。

綜上所述，胡適不僅較早就形成了他的科學的治學方法和精神，而且在廣泛的領域里貫穿了這些方法和精神，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即使是在21世紀的今天，他的治學方法、精神及成果仍給我們以重要的借鑒和啟示。

參考文獻：

[1]余英時.從《日記》看胡適一生.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2005.196.197.

[2]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著.胡適口述自傳.廣西師范出版社，2005.98-205.

[3]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A].胡適作品集(2)[C].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2.

[4]胡適.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A].胡適作品集(8)[C].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169.

[5]胡適.杜威哲學[A].胡適作品集(25)[C].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9-10.

[6]胡適.實驗主義[A].胡適文存(一集卷二)[C].上海：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116.

[7]胡適.杜威論思想.胡適作品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

[8]胡適.杜威哲學.胡適作品集(25)[C].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

[9]胡適.問題與主義[A].胡適文存(一集卷二)[C].上海：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125-153.

[10]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A].胡適作品集(2)[C].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346.

[11]胡適.新思潮的意義[A].胡適作品集(2)[C].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48.

[12]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A].胡適作品集(11)[C].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160.

[13]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A].胡適作品集(7)[C].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10.

[14]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A].胡適作品集(31)[C].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28.

[15]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集[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230.

[16]胡適.治學方法[A].胡適作品集(24)[C].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20.

【摘要】胡適先生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重量級的大學者。他一生的學術活動始終注重的是科學的治學方法。本文試圖對胡適先生科學治學方法的形成及其運用進行考察。

【關鍵詞】胡適治學方法治學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