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生態文明建設三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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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中國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馬克思主義生態觀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主引擎，為推進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政治保障，為我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強大的前進動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涵有豐富而又樸素的生態文明思想，為我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智力支持。

[關鍵詞]生態文明建設；傳統文化；生態智慧

“生態興，文明興；生態衰，文明衰”。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體現，它強調人、自然與社會三者間的和諧共融、良性循環、協調發展。建設生態文明，“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澤被后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僅創造了經濟奇跡，近年來中國也在創造生態文明建設奇跡。黨的報告指出：“十八大以來的五年，是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極不平凡的五年……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加快形成，主體功能區制度逐步健全，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積極推進。全面節約資源有效推進，能源資源消耗強度大幅下降。重大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進展順利，森林覆蓋率持續提高。生態環境治理明顯加強，環境狀況得到改善。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與引領者。”[1]推進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建設美麗中國，需要先進而科學的理論，為引領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前進方向；需要執政黨的領導，為推進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前進動力；需要充分利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涵的生態智慧，為推進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充足營養。

一、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為推進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前進方向

科學而先進的理論對于指導與推進實踐工作意義重大。馬克思主義生態觀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哲學基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始終堅持符合我國國情的、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生態觀，這種科學理論為推進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生態觀。人類與自然和諧統一。自然界發展到一定階段，才產生人類社會。人類的出現、生存與發展離不開自然界，人類的衣食住行等生存必需品皆來自于大自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絕不是純粹的征服與被征服關系，人與自然休戚相關、和諧共生，人類必須用實際行動保護自然。馬克思說，“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說，它的欲望的對象是作為不依賴他的對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2]恩格斯也認為，“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3]人類應尊重自然界規律。人類自誕生以來，絕非消極而被動地適應自然，而是積極地利用并改造自然，自然界也早已被人類烙上印記，但“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4]“我們對自然界的全部統治力量，就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生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5]總之，人類在生產與社會實踐中，只有正確地認識自然、真誠地尊重自然，在改造自然界的過程中將人類需求與自然生態環境有機結合，才能實現經濟效益、環境效益雙贏，實現人、自然、社會可持續、健康發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生態思想，為我們正確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科學依據，為解決當前面臨的生態問題提供了正確的方法論指導；這一科學生態觀，為培養公民生態責任乃至推進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指明了方向。我國在生態文明建設這條康莊大道上，必將把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與我國現代化建設國情相結合，走“‘生態治理、生態循環和生態倫理’相互依存的生態文明建設之路”[6]。（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總結我國自古及今生態環境建設經驗、契合我國當前發展現狀及要求、借鑒國外生態文明建設成功經驗，不斷創新發展，迸發出強大的生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觀的萌芽階段（1977—1992）：“加快經濟發展，保護生態環境”。“”結束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尤為重視經濟建設，但也強調不可忽視生態環境建設，鄧小平曾說，“核電站我們還是要發展，油汽田開發，鐵路建設，自然環境保護等，都很重要。”[7]為此，一方面，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嚴格控制人口增長，鄧小平說，“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產還不夠發展的條件下，吃飯、教育和就業就成為嚴重的問題。我們要大力加強計劃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問題也依然存在”[8]。另一方面，有長遠眼光，動員全國人民的力量開展生態環境建設，鄧小平曾指出，“植樹造林，綠化祖國，是建設社會主義、造福子孫后代的偉大事業，要堅持二十年，堅持一百年，堅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地永遠干下去。”[9]同時，重視應用科技力量，“提高農作物單產、發展多種經營、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決農村能源，保護生態環境等等，都要靠科學。”[10]不僅如此，我國也在“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和其他各種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廠法、法、森林法、草原法、環境保護法等……”[11]正是在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等頒布實施，1990年“環境保護”被正式確定為我國基本國策，這些重要舉措的實施有利于改善我國生態環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觀的形成階段（1993—2002）：“可持續發展觀”。20世紀60年代末人類開始廣泛關注環境問題，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研討會上“可持續發展”被首次提出，在“《我們共同的未來》（1987年）報告”中“可持續發展”第一次被全面定義、系統闡釋。我國在探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戰略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可持續發展”這一科學發展理念一經提出就受到國家高度重視，1995年“可持續發展”被正式確定為我國基本戰略，“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12]指出，“必須把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重大戰略，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使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13]這一發展理念應長期堅持，且隨著國情變化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觀的成熟階段（2003—2012）：“科學發展觀”。黨的十六大以來，“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用“科學發展觀”統領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這種發展觀，要求在發展實踐中“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14]。這種發展觀“并非一般地要求我們要保護自然環境、維護生態安全、實現可持續發展，而是把這些要求本身就視為發展的基本要素，其目標就是通過發展去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社會環境與生態環境的平衡，實現植根于現代文明之上的‘天人合一’”[15]。這種發展觀是對人類生態文明理論的充實、豐富與發展，為馬克思主義生態觀注入了新鮮血液，為我們真實而科學地看待生態環境的重要性提供了新視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觀的繼續發展（2013—）：“兩山理論”。“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大成果，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必然要求。”[16]建設美麗中國需要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17]。我國現代化建設“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18]“兩山理論”是對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和環保問題之間關系的最好回應，“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并非孤立、對立，“如果能夠把這些生態環境優勢轉化為生態農業、生態工業、生態旅游等生態經濟的優勢，那么綠水青山也就變成了金山銀山。”[19]因為“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的“兩山理論”，是對建國近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傳統發展觀的深刻反思，也是對以往我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全面檢視，更是對未來我國發展理念、發展道路、發展方式的科學思考。當前我們應該正確看待我國發展階段，既不驕傲自滿、也不妄自菲薄，在清醒認識我國生態環境現狀的基礎上下定決心治理生態環境，為人民創造“綠水青山”式的“金山銀山”[21]。時代是理論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我們必須積極有效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及時發現并善于積極總結實踐規律，推進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理論創新，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格局，為保護生態環境做貢獻，為中國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尋找正確方向。

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推進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前進動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22]，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最大政治優勢。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既有崇高的奮斗目標（共產主義社會），又有不同階段所追求和為之努力的近期和中期目標，無論何時何地解決關涉群眾利益的民生實事都被我黨作為頭等大事來抓，指導思想的先進性、執政理念的人民性、執政為民的政績觀，以及中國共產黨極好的政治組織動員能力，使黨能夠廣泛調動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國家生態文明建設事業，執政黨的領導為我國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強大的前進動力。（一）組織優勢與人才優勢相結合。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中國共產黨既有卓越的組織優勢，又有強大的人才優勢。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從黨的基層組織到黨的地方組織，從黨的地方組織再到黨的中央組織，已經形成了信仰堅定、宗旨先進、上下齊心的嚴密組織體系。這個嚴密組織體系中的中國共產黨將民主集中制作為組織活動原則，這一科學制度對于規范組織和個人、上級和下級、權力和紀律、自由和監督等之間的關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使黨員的權利得以維護、才能得以發揮，它將黨組織和黨員的意志有效地實現了集中，這一垂直、嚴密、集中、高效的組織體系為統一全黨思想和行動奠定了堅實基礎，這一制度為凝聚全黨力量共謀國事提供了組織基礎。這個嚴密組織體系中的中國共產黨能夠與時俱進，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在長期執政條件下能夠始終堅持“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自我革新”[23]，在這種精神指引下，黨員中的絕大多數能夠積極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絕大多數黨組織能夠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在這種精神指引下中國共產黨能夠不懼艱險、勇攀高峰，正是依靠這種優勢，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跡”和諸多“不可能”。中國共產黨是實實在在為民謀福利的政黨，自始至終以為人民服務為執政宗旨和行動指南，始終堅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終堅守人民立場，把實現人民幸福作為改革發展的最終目的，黨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為民謀實利的執政實踐吸引了諸多新社會階層中的優秀分子加入其中，這些優秀分子滿懷建設美麗中國的神圣使命，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服務祖國和人民的莊嚴承諾，這些優秀人才的加入不僅為我黨增添了新鮮血液，而且改善與優化了黨的隊伍結構、充實了黨的力量，這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準備了大量人才。（二）匯聚力量，集中精力辦大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24]，符合我國國情、擁有強大生命力，在這一制度下中國共產黨能夠廣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集中力量辦大事。（1）在這一制度下，“共產黨是執政黨、派是參政黨，在政治上派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法律上派與中國共產黨地位平等，在政黨組織上派與共產黨一樣有完整的組織體系”[25]，派與無黨派人士通過“參政議政、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等方式同共產黨一起共商國是。在我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切，黨對國家機關實行政治領導，黨的正確主張經法定程序后被轉化為國家意志，黨也由此成為全國施政的集中統一力量。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具有集中精力辦大事的杰出才能，有理性而科學的決策能力、有超強的組織協調能力、有雷厲風行的執行能力，不僅目光遠大著眼于長遠、更能腳踏實地實事求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執政的高效性和各派作為參政黨參政的主動性，對推動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健康向前發展意義重大[26]。在這一制度下，中國共產黨與各派根本利益一致、有著共同的價值取向，通過借助政治協商制度這個良好的交流溝通平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偉大旗幟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作為多黨合作的政治共識，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作為團結合作的政治基礎”[27]，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共同奮斗目標，各派心甘情愿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像石榴籽一樣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齊心協力、同心同德、共同建設美麗中國[28]。（2）資本主義國家的兩黨制或多黨制，通過唇槍舌戰的激烈競選方式產生執政黨，某黨若競選成功成為執政黨，其他政黨則被排除在國家權力中心，不能享有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權力。為上臺執政推行其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利益，各政黨在競選時不惜花費大量的金錢、人力、物力等資源，競選人員往往采取相互拆臺、相互否決、相互揭短等方式獲取選民選票，競選時各種丑聞更是不斷涌現，不少選民對這種政治方式產生的執政黨深感失望而拒絕參加選舉。這種“金錢政治”、“桃色新聞”、“否決政治”的競選方式使“黨派分歧嚴重”，不僅造成國家資源大量浪費，更會嚴重影響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甚至于局部地區出現動亂現象。同時，在涉及利益問題方面，不論何時、何地，各黨派之間、黨派內部皆會為之爭論不休、爭執不斷，諸多與人民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比如教育、社保、環境、移民等，長時間無法達成共識，甚至產生腐敗問題。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就曾直言美國政治弊端，“美國政治體系已經扭曲成為一種基于龐大資金支持的‘寡頭政治體系’，該體系‘將有能力但卻缺乏經濟后盾的參選者拒之門外’。”[29]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這樣指出美國政黨制度弊端，“由于分權制衡的傳統越來越嚴重和僵化，美國的政治制度日漸腐朽。在這種政黨分歧尖銳的環境下，分權體制越來越無法代表大多數人利益，而是給了利益集團和政治活動組織過度的話語權。”[30]這種政黨制度弊端百出，例如當初奧巴馬競選時為美國人民許下的諸多諾言，很多根本無法推行，比如高鐵建設、醫改、改善種族問題等。

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推進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營養智慧

中華傳統文化從未中斷，古老而悠久，蘊涵有豐富而又樸素的生態文明思想，這些生態智慧為我國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充足營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涵有“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態觀。“天”被稱之為“大自然”，“人”是指“人類”，“合一”有結為一體、息息相關之意；“天人合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儒家”、“道家”、“佛家”等認為人應該與自然和諧相處。人世間的萬事萬物皆由“天”生，孔子就曾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31]，他認為人不可違背“天命”行事；孟子也曾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32]，他認為天道與人道是統一和諧的；宋代張載首次提出“天人合一”思想，即“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33]，此后的宋明理學代表人物程朱學派也認為“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天人協調被認為是最高境界；儒家還強調宇宙之“天、地、人”共生，“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34]道家將“道”作為中心，認為“天、地、人和道”融洽而非矛盾的關系，老子曾說，“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35]，這四大之中“人”居其后而“道”居第一，故天地之間萬物要順應自然而非與自然抗衡；莊子更直言人類愛護自然不應破壞自然規律，要“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36]，最終實現“畸于人而侔于天”[37]的理想目標。佛教同樣重視“天與人”之間的和諧，佛教信徒們堅守“不殺生”和“普渡眾生”的佛法準則，“佛教的第一宗旨是要作到跟宇宙和生命中存在的‘法’相一致，并從中指出人和自然走向融合、協調的道路。”[38]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態觀，將“天、地、人”看為統一、協調的關系，要求人類要尊重自然界規律、保護自然生態環境，人與自然之間可以實現共存共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涵有“敬重生命”的生態倫理觀。生態倫理就是將人類固有的倫理觀念推及至人與自然，承認并尊重地球自然物（無論有生命抑或無生命之物）的價值與權力，主張人類應與地球自然物和諧相處、共同發展，而非置地球生物的生命于不顧。中華傳統文化重視“敬重生命”，儒家、道家和佛家等各家皆以“仁愛萬物”為人之“大德”。儒家重“仁愛、仁義、仁心”，孔子注重善待動植物，他提出“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39]；孟子曾說，人要有“良知、良能和良心”，“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40]而宋代張載所述更是直接體現了萬物平等，人類要尊重并善待萬物，“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41]道家將“愛人”與“利物”結合，提出“愛人利物之謂仁”[42]。佛家認為自然所生萬物皆有樂趣，承認萬物皆平等、眾生皆有佛性，人類應以“慈悲”精神珍視、珍重、關懷世間萬物，佛教所提“依正不二”，即是指包括人在內的自然之物互為依存、榮辱與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涵有“取之有度”的生態經濟觀。地球自然資源具有有限性，人類只有合理而非掠奪性開發利用，地球自然資源才能得以永續利用，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才能得以有效維護。春秋齊國管仲認為君王有保護自然資源之義務，“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43]。孟子明確指出合理開發自然資源，才能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污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44]此外，我國古代典籍中也有文章闡述對資源應“取之有度”，《淮南子•主術訓》：“孕育不得殺，硁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45]。不僅如此，在合理利用生態資源的同時，在消費觀念上中華傳統文化也強調勤儉節約而非奢侈浪費、暴殄天物，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46]；老子認為過度消費有害身心，“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為腹而不為目；故去彼取此”[47]。中華傳統文化中關于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些“取之有度”的生態經濟觀是當今國際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好表達。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涵有“以時禁發”的生態法治觀。中華傳統文化中蘊藏的生態智慧，不僅僅表現在哲學層面、精神層面，同時也強調制度和法律的作用。一方面，中央政府設置專門機構管理，其職責在于制定并認真執行與之相關的法令；周朝時“設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48]；隋唐時該機構職責和權限進一步擴大，“掌京城街巷種植、山澤苑圃、草木薪炭供頓、田獵之事”[49]；元朝時設置虞衡司管理，明清時則有工部負責管理自然資源與環境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制定法律法規，管理自然生態環境。比如，西周時《伐崇令》就明確規定，“毋壞屋，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50]法家先驅齊國管子曾主張，“茍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51]秦朝時制定了《田律》，這是我國首部用來保護生物資源的法律。唐朝初年和北宋初期，政府嚴令獵殺和進獻珍奇異獸。更為難能可貴之處在于，各朝各代并未廢止這些早先制定的法律、法規，而是不斷對其進行充實、完善，這也是我國古代生態環境之所以較為良好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涵的生態智慧，符合自然界以及人類社會的根本利益，切合建設美麗中國與構建和諧世界的內在要求，為豐富中國特色生態文明建設理論、增強與提高國民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推進我國生態環境治理進程等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精神養料，對創建新型生態文明和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有重要借鑒意義。

作者:胡姣姣 單位: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