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草栽培調查研究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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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詳述了近代中國有關牧草科技的引進及發展概貌。主要內容包括：（1）近代國內外對中國草原和草地的考察和研究；（2）優良牧草品種的引進；（3）優良引進牧草的栽培試驗研究；（4）牧草的育種和貯藏試驗研究。

在晚清發起的興農運動中，人們在充分地認識引進國外優良畜種以提高畜牧生產能力的同時，牧草在發展畜牧業中的作用也被有識之士給以高度重視，因而在引進國外優良畜禽品種的同時，也伴隨著國外優良牧草種子的引進，一些學者還從發展畜牧業的角度對草原和草地進行調查研究，對牧草進行栽培、選育、貯藏試驗，從而揭開了中國近代牧草科技發展的序幕，本文現對中國近代牧草方面科研活動作一綜述。

一、近代對中國草原草地的調查研究

中國近代對草原草地的調查研究始自1840年前后。那時的調查活動主要從植物學，而不是從飼料學的角度來進行考察的。起初，一些歐洲人對中國北方的植被進行研究、調查，清末英美兩國的植物學者對中國西南和西藏的植物研究尤其著力（注：中國畜牧獸醫學會：《中國近代畜牧獸醫史料集》，農業出版社，1992年，第333—334頁。）。日本帝國主義侵入中國東北后，為了更好地利用東北的草地發展畜牧業，對東北和內蒙古進行了廣泛詳細的有關草地植物資源的綜合調查（注：富象乾：《中國飼用植物研究史》，《內蒙古農牧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中國學者對草原和飼料科學的研究始自本世紀二十年代，不過早期主要是從植物學的角度進行調查研究，其中涉及到草原和牧草方面的調查研究。三十年代后，有關北方草原和南方草坡的調查工作才陸續展開。

（一）晚清時歐洲人對中國草地的研究

1830年，俄籍德國人Bunge受帝俄派遣率團到內蒙古、華北等地采集植物標本。同時俄國人科羅廖夫（1830，1841）、庫托佐羅夫（1830—1841）、格瑞斯基（1840）、讓佐夫（1840）等亦在內蒙古地區采集植物，編成《貝加爾—達烏里植物區系》一書。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人海德爾研究了蒙古和中國西南地區的植物，并在1930年發表了《中國植物地理和親緣》一文。美國人威爾遜在1899年至1911年，對華中、四川、西藏東部植物作過考察和研究，并有專著發表；英國人瓦特1911年以后對西藏東部和云南西北部植物作了研究，并發表了許多論文；美國人諾克于20年代在云南設工作站，對云南西北部、西藏東部、甘肅南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20—40年代英美學者十余人在云、川、藏等地研究當地的植物，均有。搜集中國牧草資源的則以美國人為主，邁耶爾1905—1918年在新疆、蒙古、東北、華北、華中等地廣泛搜集農作物、園藝作物和牧草種質資源。專門搜集牧草種質資源的有漢松（1899）、皮蓬（1911）、斯蒂芬和墨密蘭（1934）（注：中國畜牧獸醫學會：《中國近代畜牧獸醫史集料》，第333—334頁。）。

（二）清末至民國日本人對東北地區的草原調查

1905年，日俄戰爭后，日本帝國主義控制了中國的東北，開始其征服中國的美夢。征服東北是日本征服中國的龐大計劃中的第一步，對東北資源的調查自然受到侵略者的高度重視。1907年，日本在東北成立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該機構的活動涉及東北草原的調查與研究，公開發表了一系列的研究報告。計有1915年滿洲產業部務農課的《滿蒙牧草植物調查》；1916年矢部吉禎的《東蒙古的牧草和雜草》；1927年小佐井元吉的《滿洲的牧草》；1934年佐滕潤平的《東烏珠穆沁植物調查報告》；1937年三浦密成的《察綏植物目錄》；1940年偽滿興農部畜產司馬政局的《滿洲的野生牧草及毒草》；1939—1940年，偽滿大陸科學院齋滕道雄等的《滿洲產野草的飼料科學研究》，內容涉及74種飼用植物的適口性、化學成分、開花期、產量等性狀；1941年，齋滕等人又對樹葉進行分析，發表《滿洲產樹葉的飼料學研究》一文，內容涉及22種樹葉的適口性、化學成分及單寧的含量；1943年，北滿經濟調查所發表《興安北省牧野調查報告》以及《興安北省三河地區的畜產及牧野》一文；1942年三木茂、川瀨勇發表了《北支那牧草資源調查報告》；1943年，滿鐵北支經濟調查所發表《蒙疆牧野調查報告》（注：富象乾：《中國飼用植物研究史》，《內蒙古農牧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所有這些報告，都是從實地調查中所得，這些有關東北的草地及牧草資源調查工作，直接為其掠奪東北地區的資源服務。然而，不可否認，這些調查也使我們對東北的牧草及草地資源有了比較深入而詳細的了解。

（三）民國時期中國學者對草原的調查與研究

民國時期中國學者對草原的調查始于20年代，開始主要從植物考察的角度，后來開發西北的呼聲高漲，掀起了考察西北的熱潮，牧草也被視為一種寶貴資源，因而對西北草原的調查給予足夠的關注。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民政府向西南方向潰退，一些學者又開始對南方的草山草坡進行調查研究。

1.民國早期的植物學研究

20年代，錢崇澍研究了黃山的植被；胡先研究了南方的森林。30年代，焦啟元、耿以禮研究了江蘇、內蒙古的禾本科植物種類及其分布；樊慶生、王啟元、郝景盛分別研究了安徽九華山、內蒙古南部和青海湖周圍的植被；孔憲武、陳懷封分別研究了蘭州、燕山、長白山等地的植被（注：中國畜牧獸醫學會：《中國近代畜牧獸醫史料集》，第333—334頁。）。

2.西北草原草地的研究

西北人稀地廣，除礦產資源豐富外，草地資源是一大優勢，畜牧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發展畜牧業潛力十分大。1932年，開發西北之聲一度高漲，由于礦產資源開發手段有限，只能任其埋于地下，作為潛在資源，而草地資源則易于利用，因此在當時的形勢下，許多學者對西北草地進行了考察研究。

1938年前后，孔憲武在辛樹幟教授的授意下，研究了渭河流域的雜草，以供研究農業者參考。該研究對渭河流域的雜草植物學特征，以及作為牧草的性能作了詳細的考察和分析（注：孔憲武：《陜西渭河流域之雜草》，《西北農林》，1938年第3期。）。

1938年，沙鳳苞在《陜西畜牧初步調查》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區牛羊矮小瘦弱的原因之一是牧草質量不佳，他認為應該減少耕地面積以栽培牧草，并推薦紫花苜蓿和雄刈草為最佳草類，這兩種草類一來可用作飼料，二來可以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一舉多得。此外還宜引進國外牧草，進行栽培試驗并推廣種植（注：沙鳳苞：《陜西畜牧初步調查》，《西北農林》，1938年第3期。）。沙鳳苞有關西北地區畜牧調查一文中關于牧草的論述有兩點值得重視。一是他認為要充分認識到草地和耕地具有同樣重要性，盲目減少草地擴大耕地不僅不能受益，反而會因此受到懲罰，這一點我們曾經有過很多教訓；二是在栽培牧草之時要充分注意水土保持，因為土地干旱，生態環境比較脆弱，如不考慮水土保持問題，當草地被家畜食后，極易使地表裸露，造成水土流失，形成惡性循環。

1942年，顧謙吉對西北草原進行考察調查以后，根據自然條件及植被類型將西北草原分為七大草區，它們分別是蒙古草區、祁連山草區、青海環海區、柴達木區、巴顏喀拉山區、玉樹區、隴南及西傾山區。顧氏對每一區的草類特征都作了詳細的描述（注：顧謙吉：《西北畜牧調查報告之設計》，《西北農林》季刊第2卷第1期，西北專號（一），1942年3月。）。

1943年，美籍畜牧顧問，草原專家蔣森來中國，對寧夏的草原進行考察。寧夏地區由于冬末春初飼料缺乏，家畜因之大量死亡。他認為要改變這一局面，除了在入冬前減少牧畜存欄量，使家畜的飼料需求和飼料供給達到平衡外，還需栽培牧草制成干制牧草，以備飼料缺乏之需（注：蔣森：《寧夏畜產考察報告》，《畜牧獸醫月刊》1945年5卷3、4期合刊。）。

1944年，許康祖在《西北羊毛研究》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區綿羊大多天然放牧，由于草場質量不佳，春秋之季尚可，入冬以后多營養不良，羊群終日游牧而不得一飽。因此他建議把改良草場作為發展畜牧業最為關鍵的措施（注：許康祖：《西北羊毛事業》，轉引自郭文韜、曹隆恭主編：《中國近代農業科技史》，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489頁。）。

1944年，耿以禮、耿伯介父子考察了甘肅、青海一帶的草地情況，對甘肅、青海草地類型，草地利用存在的問題以及草地改良辦法作了較全面的研究。耿氏指出：（1）甘、青一帶山坡草地遼闊，但牧草質量欠佳，亦無占優勢之草種，系放牧過度所致；（2）平原草地面積有限，優勢之草類亦顯著；（3）青海湖之平原牧草，要優于拉卜楞甘坪寺之平原牧草，而甘坪寺之平原牧草，又較優于三果乎之平原牧草；（4）在牧草改良過程中，宜首先鏟除毒草。毒草有醉馬草和極惡草兩種。鏟除毒草后，以狼尾草替代青海湖“芨芨草”，用鵝冠草替代羽毛屬植物群落，用粗穗野麥替代“醉馬草”，用豆科植物苜蓿與芫香草替代豆科植物之“極惡草”（注：耿以禮：《甘青牧草考察簡要報告》，《中央畜牧獸醫匯報》，3卷1期，1945年1月。）。這些考察與研究，對于甘、青一帶的草原資源的了解以及草地的改良都具有指導意義。

1945年，何景教授對祁連山一帶的草場情況也進行了考察研究，寫成《祁連山之牧場草原》一文（注：富象乾：《中國飼用植物研究史》，《內蒙古農牧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

3.南方草山草坡調查研究

對南方草山草坡的調查，主要是在抗日戰爭期間進行的。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使得大批學者退至西南地區，由此西南一帶的草山草坡成為草地工作者的主要考察對象。

1942—1943年，畜牧草原工作者對廣西的野生及栽培牧草進行較全面的調查。結論認為：廣西牧草以禾本科牧草為最多，次為莎草科等，在草地建設中，對一些有毒或與畜病有關的植物應特別加以注意（注：《廣西牧草調查研究》；《中央畜牧獸醫匯報》，3卷1期，1945年。）。

1944年，美籍學者蔣森赴西康考察，對西康的主要草地類型、植被群落情況作了較詳細地分類歸納。他指出西康草地雖然優良，但是載畜量也十分大，屬充分利用的草地，如果進行深度放牧，草場退化則立等可見。因此建議在開發過程中，要適時對草場進行改良，以使之能持續利用（注：蔣森著，湯逸人譯：《西康畜牧考察報告》，《畜牧獸醫月刊》，5卷7—8期合刊，1945年8月。）。

4.草地草原改良與利用研究

有關草地的改良和利用研究，直接關系到畜牧生產的效益，一些草地工作者對此多有涉及，而其中著力最多者是葉培忠和王棟教授。

1944年，王棟對粗劣草地的利用進行了研究。他認為中國許多草地的粗劣現狀，大多是由于人為管理粗放所致，牧草生長任其自然，致使草地質量低劣，生長緩慢。因此，他認為粗劣草地是可以改良的，并分別針對干燥砂質草地、潮濕黏質草地、酸性草地、堿性草地、劣質草地提出改進措施。在改良過程中，他還建議應先將草地分成若干小區，使用不同的改進方法，擇其收效快而大的進行推廣，這樣能夠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注：王棟：《粗劣草地之改進》，《畜牧獸醫月刊》，4卷6—7期，1944年7月。）。關于西北的牧草，王棟不僅作過專門研究，他還提出了西北草地產權歸屬問題，認為可通過利益激勵機制的作用，使草地利用趨于良性循環，這些工作對于合理地利用西北天然草場，發展畜牧業具有積極意義（注：王棟：《西北牧區之草原問題》，《畜牧獸醫月刊》，6卷8—9期，1947年。）。

抗日戰爭期間，葉培忠在甘肅天水水土保持站工作，他從水土保持與發展畜牧兩個方面對西北牧草改良問題進行了研究。葉氏說：“多數人認為舉凡不耕種之土地即為荒地，均可移民墾植，于是有木伐之，有草犁之，改種五谷。”他指出這一觀點十分有害，因為林木有其特殊之價值，牧草為牲畜飼料，其價值不亞于農作物。西北素為牲畜繁盛地區，但數千年來，只知索取，不知保護，過度放牧，可食之草皆食之殆盡。西北氣候寒冷，燃料缺乏，草木往往被連根挖掘而作為燃料燒掉，造成水土流失，旱則赤地千里，澇則田舍漂沒。葉培忠是較早把發展畜牧與水土保持結合起來的學者，他較早地提出了在不宜農的地區種草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他還建議西北地區牧草種植應將飼料價值和保持水土價值兼顧，對一些不宜農的地區，應退耕還牧（注：葉培忠：《改進西北牧草之途徑》（抽印本），由北京農大動物學院胡興宗教授提供。）。

近代中國學者對草地草原的調查研究，使人們對草原和草地有了新的了解，使人們認識到，草原和草地也是一種資源，合理地利用草原草地其意義不在種植農作物之下。當然，盡管許多學者指出草地草原改良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舊中國政治腐敗，致使草原草地的改良僅僅停留在考察和研究階段，改良與合理利用的工作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才得以大力開展。

二、中國近代牧草的引進

1875年，比利時傳教士馬修德將紅車軸草由其本土引入湖北省巴東縣與建始縣交界的細沙河天主教教堂附近種植，作為養馬飼草，有“洋馬草”之稱，這是中國近代最早的牧草引進行為。其后，該牧草逐漸傳播，至今遍及鄂西山區（注：富象乾：《中國飼用植物研究史》，《內蒙古農牧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但是，這一引進活動僅僅是一孤立的行為，沒有造成反響和產生示范效應。

1897年，《農學報》在上海創刊，該報先后發表了《紫云英栽培法》、《苜蓿說》、《談栽培苜蓿之有利》、《間作豆科綠肥之利益》、《論種苜蓿之利》等文章，率先提倡種植牧草，并闡述栽培牧草之意義。《農學報》創辦人羅振玉更是親自撰文，呼吁引進優良牧草，他認為應“講求牧草，移植歐美良品牧草”（注：羅振玉：《論農事移植改良（下）》，《農學報》卷95，1899年。）。由此，國外優良牧草陸續被有識之士引入中國。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8月，奉天農事試驗場試種從國外引進的牧草達37種之多（注：《奉天全省農事試驗場報告》，轉引自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

日本人進入東北以后，也曾引進牧草在東北地區進行栽培試驗。1908年，日本人大島義昌在任關東都督之際，將苜蓿引到大連民政署廣場附近種植（注：富象乾：《中國飼用植物研究史》，《內蒙古農牧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1914年，“滿鐵”公主嶺農事試驗場引入苜蓿，后來在鐵嶺、遼陽、鄭家屯等地進行栽培試驗。1922—1923年間，東北地區引進紅車軸草、白甜車軸草、雜三葉、白車軸、長葉草、燕麥草、牛選草、禾萱草等，分別在鐵嶺、公主嶺、遼陽、大連、愛河等地作引種觀察試驗。1927—1928年，又在上述地區引種貓尾草、小麥草等進行栽培試驗（注：吳青年：《新引進兩種牧草介紹》，《農業技術通訊》，1950年，第5期；《東北優良牧草介紹》，《農業技術通訊》，1950年第7—9期。）。

30年代，中央農業實驗所和中央林業實驗所，從美國引進100多份豆科和禾本科牧草種子，主要有紫苜蓿、紅車軸草、雜車軸草、絳車軸草、百脈根、胡枝子、各種野豌豆、多花黑麥草、多年生黑麥草和蘇丹草，在南京進行引種試驗。1933—1939年，新疆省從蘇聯引進貓尾草、紅車軸草、紫苜蓿等，分別在烏魯木齊南山種羊場、伊犁、塔城及布爾津阿留灘地區試種（注：富象乾：《中國飼用植物研究史》，《內蒙古農牧學院學報》1982年1期。）。1940年，成都華西大學丁克生等曾在云南試種從緬甸引進的象草。1941年，程紹迥托赴緬甸考察的鄒秉文引進象草、天竺草、洛直草、錫蘭草等（注：程紹迥、周泰沖：《象草——種新引進之青飼料之研究》，《中央畜牧獸醫匯報》3卷3—4期，1945年。）。1944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中國訪問，在蘭州將92種抗旱性能較強的牧草種子交給當時甘肅省建設廳長張心一（注：莫容：《白蘭瓜是怎樣落戶我國》，《北京晚報》，1985年10月3日。）。1946年，聯合國救濟總署援助中國21個品種的牧草種子，總重量達15噸，分配給全國的78個農業試驗站、畜牧試驗場（站）和教育機構，供栽培試驗之用。具體情況如下：

（1）品種名稱及其重量

白花草木樨1000磅二年生苜蓿1984磅

白花三葉草3000磅Alsike三葉草1000磅

野牛草1000磅加拿大早熟禾900磅

Bue三葉草900磅貓尾草660磅

畫眉草2000磅一年生黑麥草2000磅

豆1900磅紅花三葉草900磅

冰草990磅鴨茅1980磅

雀稗2000磅Grimma苜蓿2000磅

倒伏狐茅1000磅小糠草1000磅

雀麥草1000磅共計29304磅

（2）分配機構此次分配機構包括當時各個綜合性大學、各農事試驗場、各農業推廣站等八十余個單位。

同年，聯合國救濟總署飼草專家，加拿大籍的Mecokey教授（加拿大Guelph大學）從美國和加拿大向中國引進食用作物、纖維作物、水土保持作物改良品種共194個品種（1561袋，每袋2磅），于1947年分配給20個不同的生態試驗區進行小區試驗（注：胡興宗：《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幾年的飼草研究工作資料》（未刊稿）。）。1948年，中央農業實驗所從美國FAO（糧農組織Washington辦事處）處引進飼草作物種子62個品種，分別分配給一些大學以及農事試驗機構進行栽培試驗，具體機構如下：南京中央農業實驗所、中央畜牧實驗所、中央農業實驗所北平工作站、西北山丹培黎學校、四川大學農學院、貴州農業改進所、云南農業改進所、廣西大學農學院、嶺南大學農學院、青海省建設廳等（注：胡興宗：《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幾年的飼草研究工作資料》（未刊稿）。）。在本世紀上半葉，優良牧草的引進工作在斷斷續續地進行，但是由于政局動蕩，政府腐敗，不可能真正重視這一工作，引進以后處于一種有試驗而無結果的狀態，許多工作僅僅停留在試驗栽培階段，大規模的栽培推廣工作并未進行，所產生的效果因此十分有限。

三、近代牧草的栽培、育種及貯藏研究

（一）近代牧草栽培試驗研究

近代牧草栽培試驗研究，著力較多的是偽滿時期東北地區的牧草栽培試驗，這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掠奪政策十分契合。此外就是西北農學院的王棟教授。

日偽在東北地區牧草栽培試驗涉及面十分廣泛，栽培牧草種類有貓尾草、紅車軸草、苜蓿、禾萱草、白甜車軸、雜三葉、白車軸、大葉紅車軸、長葉草、小麥草、狐尾草、牛選草、燕麥草等。栽培試驗內容包括生長發育、飼草品質、干草產量、各類牧草在各地的適應性等。試驗結果為：苜蓿、禾萱草、白甜車軸、小麥草、狐尾草、牛選草、燕麥草等在公主嶺、鐵嶺、遼陽、愛河、大連等地生長良好，而貓尾草、紅車軸、白車軸除在公主嶺因氣候寒冷不適應外，其它各地栽培試驗均生長良好（注：吳青年：《新引進的兩種牧草介紹》，《農業技術通訊》，1950年第5期；《東北優良牧草介紹》，《農業技術通訊》，1950年第7—12期。）。

1941—1942年，程紹迥、周泰沖等在農林部漁牧司作象草栽培試驗，試驗項目包括：經過長途運輸之成活率；在荒山上生長情況；六月及八月份使用分根繁殖情況；在六月使用切插法繁殖之結果；各種土壤對生長之影響；氣候對生長之影響等（注：程紹迥、周泰沖：《象草——種新引進之青飼草之研究》，《中央畜牧獸醫匯報》3卷3—4期，1945年。）。

1942年，張仲葛等在廣西第四區農場進行牧草引種栽培試驗。試驗材料選用國內外優良牧草，計有苜蓿、紅頂草、貓尾草、州藍草、果園草、馬唐草、狗尾草、野稗草等。試驗結果表明：以狗尾草發芽率最高，可達73％，發芽整齊，生長情況良好；以狗尾草和紫苜蓿發芽速度最快，平均分別為3.6日和3.7日，次為白花苜蓿，所需時日為4.6日；紅頂草最慢，為6.3日。通過這一試驗，得出的結論是豆科牧草以紫花苜蓿最優，禾本科則以當地野生狗尾草性能優良，不亞于一些引進的西洋牧草（注：張仲葛、劉應周等：《牧草引種試驗》，《畜牧獸醫月刊》，2卷9期，1942年5月。），本試驗結果具有較高參考價值。

1942—1948年，任教于陜西西北農學院的王棟教授，長期從事牧草的栽培試驗。他的主要試驗內容有：（1）牧草幼苗時期根莖生長之比較，樣本有苜蓿、野豌豆、紅三葉、白花草木樨、黑麥草、燕麥、鵝冠草等，試驗結果為牧草幼苗期根的發育較早較快，而莖的發育則較遲較緩。（2）牧草種子室內及田間發芽試驗之比較研究。（3）苜蓿種子發芽試驗，使用材料包括一年、二年和三年種子。從發芽率來看，無論是室內還是室外，二年種子比一年要高；從發芽速度來看，田間試驗時二年種子遠比一年種子發芽快，三年種子則與二年種子發芽速度相若，室內則二年以上種子比一年種子稍慢；（4）苜蓿植株增長速度觀察，結果為苜蓿植株在幼苗期增長較慢，在發育期則增長較快；花后由于養分供應種子發育，成熟期株高增長較緩，種子成熟后增長又快，但纖維老化。因此王棟建議，收割期宜在盛花期。此時牧草產量高營養最豐富。（5）牧草莖葉花實各部比例統計，樣本為苜蓿、苕子和野豌豆。結果發現，牧草愈老，莖之營養成分愈減；此外還受氣候影響，天旱則莖葉發育差，雨水充沛則牧草生長旺盛。（6）苜蓿收割次數與產量之關系，結果為春播苜蓿當年產量以每隔六個星期收割一次為最高；每二個星期收割一次，則連割兩次后，死亡較多；每四個星期收割一次，也影響其生長，產量較低；每八個星期收割一次，雖不影響生長發育，但比每六個星期收割一次產量要低。（7）苜蓿收割次數對次年產量之影響，試驗結果表明，上年每六個星期收割一次則次年產量最高，上年每八個星期收割一次者，次年產量次之，上年每四個星期收割一次者，次年產量再次之，最次之產量則為上年每二個星期收割一次者。（8）苜蓿按株高收割與產量之關系，盛花期收割產量最高，次為株高16英寸，以下按株高12英寸、8英寸、4英寸、2英寸收割者，產量依次遞減。（9）苜蓿歷年產量之比較。苜蓿播種后，第二年產量最高，第三至四年逐漸降低，至第五年則降低最多。（10）苜蓿各月份產量之比較。經過三年的連續試驗，發現以四月份產量為最高，約占全年的1／3，次5月、次9月，夏季則產量較低，十月至翌年二月則停止生長（注：王棟：《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年研究》，《畜牧獸醫月刊》，5卷1—6期，1945年；王棟、盧德仁：《第二年牧草栽培試驗報告》，《畜牧獸醫月刊》，6卷1—2期，1946年；王棟：《六年牧草栽培與保藏試驗之簡要報告》，《畜牧獸醫月刊》，6卷5—7期，1947年。）。王棟有關牧草栽培方面的一系列試驗，多為國內首次，其中許多結論，成為今天牧草栽培工作的科學依據。特別是通過科學試驗論證了一個古老的牧草何時收割營養價值最高的問題。17世紀無名氏《法天新意》一書中已有：“豆有花，犁翻豆種入地，勝如用糞，麥苗易茂”（注：明·佚名：《法天新意》，轉引自閔宗殿《中國農史系年要錄》，農業出版社，1989年，第177頁。）的記載，但這一結論，大約是憑直覺觀察得來的。王棟用科學比較試驗的方法，認為牧草收割期應在盛花期中，此時營養價值最高，從科學的角度解釋了盛花期掩青的正確作法。在今天的牧草種植過程中，依然遵循著盛花期收割的原則。

（二）牧草育種及選育研究

近代牧草的選育工作未能全面展開，僅甘肅天水水土保持站的葉培忠從事此項研究，并選育出新的品種類型。在雜交育種中，育成葉氏狼尾草；而在選育方面，培育的天水二年生白花草木樨具有良好的栽培性能。

1.葉氏狼尾草的育成

野生植物在自然界與相近的植物常常雜交產生一些新的品種，這就是自然界的遠緣雜交現象。但是這種自然雜交由于缺乏必要的人工干預、培育，產生的新品種類型多無較強的生存能力而自然淘汰，自然雜交費時多而成功者不多。葉培忠在天水水土保持站工作時，通過選擇適合于該地的優良品種，通過控制其繁殖的方式，以期培育出理想牧草品種。該試驗從1944年開始，用甘肅地區的＠①草、狼尾草、徽縣狼尾草進行雜交，＠①草、狼尾草、徽縣狼尾草三種植物的生長發育期大致同步，而＠①草開花時，雌蕊先放，雄蕊吐粉較遲，于是葉培忠將＠①草雄蕊剪掉，以狼尾草及徽縣狼尾草之花粉，涂于＠①草柱頭上，結實情形良好。第二年（1945年）采得種子，是為雜交的一代種子，將種子播種后，得一代雜交幼苗三株，各與母本大致相似而稍異，生長健壯，并都開花結實。這是近代通過遠緣雜交方式育成的唯一牧草品種——葉氏狼尾草（注：葉培忠：《改進西北牧草之途徑》（抽印本）承北京農業大學胡興宗教授提供。）。

2.牧草選育

1942—1949年，葉培忠在甘肅天水水土保持站進行牧草雜交的同時，還從事牧草的選育工作，曾選育出天水二年生白花草木樨，十分適合于西北地區種植，與農作物輪作，既可肥田，亦可保持水土，又可作為飼草，更可作為農家炊用柴草，民眾十分歡迎，被廣泛推廣，不僅甘肅種植，還推廣至周圍省份，種植面積一度達100萬畝，直至80年代還長種不衰，被當地居民稱作“寶貝草”（注：金陵大學南京校友會編：《金陵大學建校百周年紀念冊》，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70頁。）

（三）近代牧草的貯藏研究

由于牧草的生長受季節限制，也就不能全年均衡供給家畜的需要，而在牧草收獲的季節，大量牧草如不馬上利用，就容易腐爛變質，造成浪費。如何解決這一矛盾，使收獲季節的多余牧草能在不收獲的季節如冬季得到利用，是擺在畜牧工作者面前的一個迫切問題。對此西北農學院王棟從牧草青貯和牧草干制兩個方面著手解決這一問題。

1.牧草的青貯

青貯是通過貯藏以保持牧草青綠多汁的特征的貯藏方法。此研究自1943—1946年在陜西武功共進行了四次。方法是擇地勢高燥處，挖掘土窖，深寬各6英尺，長約20英尺。如地下水位過高，則深度稍減。所用材料是苜蓿和玉米的青綠多汁的植株，其比例為1∶3，即三成玉米植株配一成苜蓿。窖底先鋪一層麥秸桿，厚約1—2英寸，然后二層玉米間鋪一層苜蓿，鋪畢，上蓋2英寸麥桿，其上面再封以厚約1尺的細土，踏實密封，貯放三個月后開封，除接觸土壁之部分稍有霉爛外，其它皆色味俱佳，大部分呈棕黃色，味芳香而略帶酸味，用以飼喂家畜，家畜俱喜采食。這一試驗結果表明，在地勢干燥地方，牧草青貯不僅能使青綠多汁飼料得以保存，還可以提高其適口性。在西北地區具有廣闊的推廣前景，其法取材方便、制作簡單、鄉民皆可仿效。1947年，王棟等又在南京中央畜牧實驗所重復此項試驗，效果也很好（注：王棟：《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步研究》，《畜牧獸醫月刊》5卷1—2期，1945年；《六年來牧草栽培與保藏試驗之簡要報告》，《畜牧獸醫月刊》7卷4—5期，1948年5月。）。

2.牧草干制研究

牧草干制是一種僅僅通過降低牧草水份即達到可較長時期保存牧草目的的貯藏措施。在牧草干制時，一般以牧草水份降至20％為目標，這時，既能保持牧草的大部分營養物質，同時又能使之長時期存放，不會霉爛。干制牧草的關鍵是如何降低水份，如果水份蒸發太快，則細胞易死亡，牧草原味保存較少；如果蒸發太慢，則暴露時間太長，養分損失太多。為此王棟教授在1943年夏秋之間從事干草調制試驗，目的是確定水份蒸發的速度與環境的溫度、濕度、風速、草質老嫩、草層厚薄的關系，以供調制干草時參考。試驗用苜蓿作材料，試驗結果表明：草質愈嫩水份蒸發愈快，氣候晴熱干燥水份蒸發較快，草層愈薄水份蒸發愈快，草料中水份含量愈高蒸發愈快，因此王棟建議，在調制干草時，需薄鋪草層，多行翻轉，如逢天氣晴熱干燥，則上午刈割，當日即可調制成功；若逢陰雨，則須數日方可蒸發至適宜程度（注：王棟：《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步研究》，《畜牧獸醫月刊》5卷5—6期，1945年。）。這一試驗結果，對于畜牧生產具有指導價值。

3.其它研究工作

1946年5月，聯合國救濟署官員到達中國，與中國農林部官員左舜生部長、程紹迥博士會談，會談中救濟署官員指出中國沒有接觸飼草作物，應立即開展此方面的研究。首先計劃在廣西省良豐飼草試驗站、中央農業實驗所北平農事試驗場、蘭州某一機構（未確定）飼草試驗站等三處從事飼草研究。

1947年1月，加拿大人Meconkey教授）加拿大Guelph大學）被聯合國糧農組織指派為農林部顧問，促使糧農組織與農林部從事飼草作物方面的合作，此時中央農業實驗所的東北公主嶺農業試驗場和東北農學院開始飼草作物小區試驗，后由于戰事未能繼續，在南京的總部則成立飼草作物組，由蔣彥士博士領導，開始以下研究項目：

1.發展并擴大中國不同地區飼草作物，以改良草地和草原，以及畜牧業區的冬季飼草問題。

2.發現并推廣豆科綠肥植物，以增加作物區土壤肥力，從而提高農作物產量。

3.發現優良水土保持植物，以便在水土保持試驗站試驗，并栽種于土壤被侵蝕的農業區。

4.在中國草原地區進行調查，并繪制草原分布圖，以便表示主要的植物群落與土壤和氣候的關系；收集草原植物、綠肥植物和水土保持植物在農業試驗站試驗，以確定當地的最佳飼草、綠肥和水土保持植物。

5.在中央農業實驗所進行丘陵草地的改良試驗，和溝式窖貯青貯飼料試驗。

6.對抗戰時引入中國的364個飼草和水土保持植物品種進行試驗。

1947年1月起，中央農業實驗所共進行了如下有關研究工作：

1.繪制了中國草原類別圖1∶100萬比例尺地圖一幅。

2.200多個飼草品種的田間小區試驗。

3.引入所有飼草作物品種分配給有關省份的農業試驗站。

4.搜集飼草作物文獻與報告，包括Meconkey的“最近歐洲草地管理的成就”，H·Richardson（1946），“GrasslandofsouthChina”等（注：胡興宗：《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幾年的飼草研究工作資料》（未公開發表）。）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蘆下加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