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國際貿易交易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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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市場交易，國際服務貿易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交易費用的影響。交易費用，即市場交易過程中的資源損耗，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內容：(1)度量、界定和保證產權的費用；(2)發現交易對象、交易價格及各種市場信息的費用；(3)談判、起草和訂立交易合約的費用；(4)執行交易的費用；(5)設立與運行規制結構的費用；(6)交易偏離一致性時產生的費用。這些交易費用的大小將影響國際服務貿易發展的速度與范圍。

一、交易費用與國際服務貿易的負相關關系

國際服務貿易是國際分工和專業化生產的產物。分工和專業化一方面提高了生產服務的效率，增加了國際服務產品，另一方面，又使得人們為了“消費多樣性”的需要，通過市場與他人進行服務與產品或服務與服務的交換，并產生相應的交易費用。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情況就取決于服務產品在分工與專業化之后所帶來的好處與其因為交換而產生的交易費用之間的力量對比。

通過有關模型分析，我們知道交易費用越小（即交易效率越高），服務消費者從分工中得到的凈好處就越多，其購買服務的愿望就越強烈，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速度就越快；反之，當交易費用很大時，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就會受到約束。交易費用的大小與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情況成負相關關系。

二、國際服務貿易交易費用的影響因素分析

市場交易受交易費用的影響，而交易費用產生的基本原因是經濟個體之間信息不對稱、不完備及其利益沖突。國際服務貿易亦是如此。但是，國際服務貿易中的交易費用要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響，例如：貿易的標的物——服務具有一些獨特的性質，一國政府總是傾向于保護本國服務業、限制國外服務提供等等。

（一）服務的特征對國際服務貿易交易費用的影響

服務與貨物相比，具有無形性、生產與消費的同時性、不可儲存性及異質性。這使對服務的質量評價與對貨物的質量評價很不相同。在國際貨物貿易中，貨物的質量評價通常有一定的指標，在交易前進口方以掌握貨物的形狀、重量、規格、性能等較為完整的質量信息，對貨物的效用預期一般比較準確。但是，在國際服務貿易中，服務是一種缺乏直觀的、具體的存在形態的商品，而大多數服務的生產和消費又是同時進行的，只有在服務生產與消費完成之后才能真正確定服務的質量和所能帶來的效用（而且，有些服務所能帶來的效用必須經過一段比較長的時間才能知道，例如：國際廣告服務、管理咨詢服務等），這就使國際服務貿易所需的交易費用受到影響。

1、國際服務貿易的定價費用比較高。市場交易的定價依據一般是：交易可能帶來的效用及交易標的物的市場需求狀況——這兩者都與交易標的物的質量有關。這樣，在服務的質量評價困難的情況下，服務的進口方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必須在定價前對服務的特點、服務出口方生產服務商品的技術條件和人力條件、服務出口方生產服務商品的質量穩定性和信譽狀況等等信息進行收集。而且，這些信息的收集又會因服務的無形性而非常困難。這就產生了國際服務貿易中比較高的定價費用。

2、國際服務貿易的談判費用和訂立合約的費用比較高。這是由服務的進口方與出口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引起的。在任何一項交易中，都可能存在買方和賣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但是，服務的無形性使國際服務貿易中的進口方更加難于了解出口方所擁有的關于特定服務的知識，從而加劇了這種信息的不對稱。信息不對稱易引起機會主義行為（如：欺蒙拐騙等）。這就使服務進口方（信息少的一方）不信任服務出口方（擁有隱秘信息的一方）。為了能最終訂立合約，服務的進、出口雙方需要進行艱苦的談判，以確保自己的利益沒有因對方的機會主義行為而受到損害，談判的費用和訂立合約的費用因此而加大。更糟的情況是：如果服務進口方認為服務出口方“欺騙”的可能性很大，并堅持按該服務的市場平均生產效率來估算“公平”的交易條件，而服務出口方的實際生產效率是低于市場平均水平的，則原本可以互利的交易就會由于欺騙的可能性和缺乏相互信任而無法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近似地認為國際服務貿易的談判費用和訂立合約的費用是無窮大的（這種情況又被稱為“機會主義行為造成的內生交易費用”）。

3、國際服務貿易中交易偏離一致性時產生的費用比較高。交易偏離一致性時產生的費用包括不適應成本、再次討價還價成本、懲罰違約行為的成本等。有些服務貿易的不適應成本是比較高的，例如：國際海運服務的誤期會極大影響季節性商品的銷售；市場研究及公共觀點調查服務的不全面可能導致公司決策的失敗等等——而服務的無形性、服務信息的不對稱性似乎是傾向于加大這種不適應成本發生的可能性。再次討價還價的成本與前述的談判情形類似。懲罰違約行為的成本則同樣要受服務特征的影響。因為在懲罰違約行為之前首先要判斷“違約”的發生與否。而在國際服務貿易中判斷“違約”是否發生的難度一般比在貨物貿易中要來得大。原因是：在貨物貿易中，進口方可以要求出口方郵寄樣本或對貨物的各項指標做出詳細的描述，以作為交易后檢驗出口方是否嚴格履行合約的憑證，并使出現貿易糾紛時的申訴比較容易進行。但在國際服務貿易中，服務的無形性、生產與消費的同時性和不可儲存性使對“違約”的判斷缺乏直接的依據，對“違約”是否發生、“違約”的程度如何等問題將更大程度上依賴于進、出口方的主觀判斷，這就給糾紛的申訴、舉證和裁決帶來了困難，從而使懲罰違約行為的成本相應提高。

（二）服務貿易壁壘對國際服務貿易交易費用的影響

服務貿易壁壘指一國政府對國外生產的服務銷售所設置的有障礙作用的政策措施。一國政府除了直接限制某些服務產品或服務生產者的進入外，還經常使用各種歧視性的規定來間接限制服務的進口。直接或間接的壁壘形式對國際服務貿易的交易費用都會產生影響。

1、壟斷下非人格市價的影響。直接的市場準入限制容易造成本國企業對服務貿易領域的壟斷，即某些服務的出口業務只能由國內特定企業來完成（例如，要求國外的廠商在向本國出口某些特定產品時必須向本國指定的保險公司投保，或必須通過指定銀行進行結算）。而壟斷易導致服務貿易的非人格市價。所謂非人格市價，是指在市場上對任何人都一樣的價格。當一國內某項服務被壟斷之后，國外的服務需求方失去了討價還價的可能，因此，當他需要該項服務時，無論其實際議價能力如何，都只能按該國壟斷者的統一定價來進口服務。這對服務貿易的交易費用將產生雙重影響。一方面，服務進口方如果愿意接受服務出口方的壟斷定價，就只能將價格視為參數，因而不必再在爭奪貿易利益上打主意，服務貿易中發現交易價格的費用、談判和訂立交易合約的費用都能夠大大減少（但這種交易費用減少的利益幾乎完全為服務出口方所獨占）；另一方面，服務進口方如果不愿意接受服務出口方的壟斷定價，則交易就會因毫無回旋余地而無法進行下去，這時的交易費用實際上是趨于無窮大的。

2、歧視性規定的影響。歧視性規定包括：要求外國的服務出口方獲得規定的專業證書，或規定其提供服務時使用的設備必須達到型號、尺寸等指標的要求等。這些規定對國際服務貿易交易費用的影響也是雙重的。一方面，外國企業若滿足了這些技術標準并獲得了向本國出口服務的資格，其服務的質量一般會較為良好和穩定。根據這一信息，本國企業在向其進口服務時就可以節省下考察服務質量的交易費用。另一方面，外國的服務出口方在尋找交易對象時卻必須收集交易對象所在國有關技術限制的信息，并產生相應的交易費用。此外，這些技術標準也加大了服務出口方的生產費用，服務出口方有提高服務價格的需要——而這是與服務進口方的利益相互沖突的。貿易雙方的談判費用和訂立合約的費用可能因此而提高。

三、關于減少國際服務貿易交易費用的思考

由于交易費用與國際服務貿易成負相關關系，且有各種因素使這些交易費用比較大，因此，要進一步促進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就有必要采取各種措施來減少這些交易費用。下面的分析將說明減少這些交易費用的可能性。

（一）良好企業形象的作用。國際服務貿易中交易費用主要是由進、出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和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性造成的。如果服務出口方能夠樹立起良好的企業形象，使服務進口方愿意信任其傳遞的信息（即認為出口方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來損害進口方貿易利益的可能性很小），則上述的大部分交易費用就可能得到節約。而良好的企業形象除了可以通過長期優質、穩定地提供服務來加以培育外，還應該利用博弈中“分離均衡”的原理，積極地向服務消費者發送“好企業”的信號。例如，通過現代國際營銷手段，采取適當的廣告及人員推銷策略；采取“先提供服務，后收錢”的做法等。由于只有經營實力強、服務提供可靠的企業才有能力采取上述做法，因此這些做法就有可能形成消費者借以判斷“好企業”、“壞企業”的甄別信號。良好的企業形象可以因此而更快地樹立，并更好地發揮其減少服務貿易中交易費用的作用。在這一方面，跨國服務企業具有明顯的優勢。這也說明：這些跨國服務企業在與東道國企業競爭時往往能夠獲勝的原因可能不僅是其較好的服務質量，還應在于其良好的企業形象。

（二）服務技術改進與創新的作用。技術的改進與創新將為服務生產的進一步分工創造條件；而分工和專業化的程度越高，其服務質量的優越性和穩定性就越有保障；并且，當這些更先進的技術被普遍使用時，服務的異質性（即同一服務產品由不同的人來生產或提供給不同的消費者時的質量差別）將可能得到限制，服務產品有可能趨于標準化，服務的質量就可能更容易測量。這樣，原本因質量評價問題而額外產生的定價費用、談判費用、懲罰違約行為的費用等都可能大大減少，并最終減少服務貿易中的總交易費用。

（三）制度安排的作用。制度安排是指遵循著同一規則的交易活動的集合。它是“利益互相抗衡的個人之間的交易活動的收斂，是交易活動這種博弈的集體穩定對策”（盛洪，1992）。通過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地減少國際服務貿易中的交易費用。目前，區域內服務貿易的制度安排有：歐盟資本、人員、服務和商品統一市場的建立，美加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等。而范圍更廣泛的國際間制度安排的實踐當為WTO下的《服務貿易總協定》（即GATS）。GATS的貢獻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GATS促進了服務貿易領域的競爭。GATS主張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并規定各成員必須履行以下義務：遵守最惠國待遇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履行其承諾的市場準入表；對于可能“抑制競爭從而限制服務貿易”的商業慣例，“應任何其他成員的請求，應就取消上述的商業慣例與其進行磋商”（GATS第九條）。同時，GATS還規定：服務貿易理事會應通過其建立的適當機構，制定任何必要的紀律，以“確保有關資格要求和程度、技術標準和許可要求的措施不至于構成不必要的服務貿易壁壘”（GATS第四條）。GATS的這些規定對于保障服務貿易領域的自由競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競爭的充分程度和交易費用的高低是相關的。競爭的充分程度越大，交易費用越低。充分競爭使得服務貿易中機會主義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大大減少，使進、出口雙方都節約了大量有關價格形成、避免欺詐、討價還價以及保證信用等的費用。

2、GATS促進了服務貿易中法律信息的公開化。GATS規定各成員有遵守透明度原則的義務，即：應公布“所有普遍適用的有關或影響本協定實施的措施”及“一成員為簽字方的涉及或影響服務貿易的國際協定”，并且“應立即或至少每年一次向服務貿易理事會通報其顯著影響本協定下已作具體承諾的服務貿易的新的法律、規章或行政指示或對現行法律、規章或行政指示的任何修改”（GATS第三條）。GATS還規定“成員在實施其對服務提供者的批準、許可或證明的標準時，其給予承認的方式不得成為國家間實行歧視的手段，或對服務貿易構成隱蔽的限制”（GATS第七條）。GATS的規定有利于服務貿易的當事人對可能影響其貿易的措施、對各種貿易壁壘的存在形式及其影響程度等信息擁有比較充分的知情權。這樣，服務貿易的當事人就可以提高其收集相關法律信息的效率，節約其因此而花費的交易費用。

3、GATS建立了關于“國家信譽”的信息傳輸系統。GATS上述兩個作用（促進服務貿易領域的競爭和法律信息的公開化）能否充分發揮與“國家信譽”有很大關系。一般情況下，各國政府為了本國經濟的長遠發展，都傾向于建立與維護良好的“國家信譽”，從而遵守相應的國際協定。但是，如果一國政府的違約行為不能及時地傳播到國際社會，違約行為對該國“國家信譽”的損害就很小，該國政府限制自身違約行為的動力也就很少，從而可能采取與貿易自由化原則不一致的做法。但是，GATS第23條關于“爭端解決與執行”的規定有效地限制了上述的可能性。這是因為：GATS規定，當一成員違約而使另一成員受到損害、且雙方磋商解決爭端的努力失敗后，受損害的成員可將此爭端提交“爭端解決機構”，而“爭端解決機構”認為必要時，可以授權受損害方終止對違約方的義務與具體承諾。這一規定使GATS的成員國更有積極性收集關于其他成員國違約情況的信息，并通過將此爭端提交“爭端解決機構”的方式將違約國違約的信息即時傳播到國際社會；同時，由于違約給一國“國家信譽”帶來的消極影響的可能性加大，違約行為就比較不容易發生，GATS自由化的努力就有可能逐漸發揮作用。

總之，上述分析證明了通過一定途徑減少服務貿易中的交易費用是可行的。在服務貿易未來的實踐中，必定能出現更有效的減少交易費用的方法，并使服務貿易能夠通過更快、更健康的發展來對世界經濟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