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李煜詞前后期特點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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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一個被龍袍羈絆的才子，一個為政事所耽擱的隱者，一個被案牘所勞形的詞人和藝術家……他是個亡國之君，但每當談起他對于后世在文學、美學包括歷史上的作用或貢獻時，又不得不使人內心充滿矛盾和惋惜。

李煜，五代十國時南唐國君，961年至975年在位，字重光，初名從嘉，號鐘隱、蓮峰居士。漢族，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于宋建隆二年(961年)繼位，史稱李后主。開寶八年，國破降宋，俘至汴京，被封為右千牛衛上將軍、違命侯。后為宋太宗毒死。李煜雖不通政治，但其藝術才華卻非凡。精書法，善繪畫，通音律，詩和文均有一定造詣，尤以詞的成就最高。千古杰作《虞美人》、《浪淘沙》、《烏夜啼》等詞。被稱為“千古詞帝”。

盡道詩言志，揮毫以暢談。觀李煜之詞，可曉其心志；以其身世浮沉、世事變遷為依據，可以明確地將其創作階段分期。李煜的創作階段分期分兩段——亡國被俘前與后。通過李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的特點可推斷出降宋前應多為宴樂、對于女性的工筆描寫之作。有據以證之，如《浣溪沙》：“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簫鼓奏。”徹頭徹尾一副奢華淫逸之景象；再如《玉樓春》：“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鳳簫吹斷水云閑，重按霓裳歌遍徹。臨風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亦是如此。

對于李煜前期詞，很少有人問津，后人可能更鐘情于李煜降宋之后的亡國之音，比如《相見歡》、《虞美人》、《浪淘沙》等。是皆為以淚洗面、去國懷鄉之憂思、痛如切膚的難眠隨想；其點睛之句比比皆是，如“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直接描寫表現出感情；“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愁緒好似江水綿綿不斷；“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秦淮殘夢憶繁華，對于往事可回想而不可及的無奈；還有《破陣子》中“最是荒唐祠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一個亡國之君顏面盡失的尷尬與痛楚。我個人看來，李煜后期的詞總有一種千篇一律之感：幾乎所有詞作除了懷舊和悲嘆外，無其它特點。

上述是從時間內角度分析的，一說李煜的詞風繼承了花間詞派的詞風，那么接下來不妨從這一角度分析一下。花間詞牌是早期的詞派，大都以婉約的表達手法，寫女性的美貌和服飾以及他們的離愁別恨。在這些詞中描繪景物富麗、意象繁多、構圖華美、刻畫工細，能喚起讀者視覺、聽覺、嗅覺的美感。由于注重錘煉文字、音韻，從而形成隱約迷離幽深的意境，然而花間詞大多無思想內容可言。就李煜早期詞作來說，便符合這一特點，不論在內容和實質上都透著一種華而不實、無病呻吟、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風格；在李煜的后期詞作上，消極萎靡，離愁別恨訴說不盡也符合了花間詞派的一些風格。李煜的詞雖然在后世研究中國社會歷史上得到被借鑒，我想這便是李煜詞區別于其他花間詞的原因，但詞中并無治國韜略和哲思的體現，這源于李煜的個人思想性格。我們把李煜前后兩期的詞分別與花間詞派的特點比照、落套，再加上對于李煜性格特點的分析，便可理清一些脈絡，得出一些結論。

談及李煜的性格，前面已經說過他“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生于帝王之家，自幼受到宮廷華奢淫逸之風的影響，在做皇帝時，宮闈生活變成了他詩詞創作的第一手素材，這便是影響他前期詞風的重要原因；“為高談”，即李煜喜歡工于與政事無關的、高深晦澀的理論研究，特別是佛教（李煜“喜浮屠”）和文化藝術，從而使得他在詩詞和書畫上都很有造詣。一說李煜他曾給自己取號“鐘隱”、“鐘峰隱者”、“蓮峰居士”，表明自己的志趣在于秀麗的山水之間，而不在于江山社稷，這可能是他先天性的。那么后天性的影響在于“喜浮屠”、“酷信釋氏”，即迷信佛教，受此影響，他更加與世無爭、回避現實，越是這樣，他越喜歡從后宮生活當中尋找一絲安樂以及妄圖得到現實世界、政治活動不能給以的充實。我想，李煜性格懦弱的結論也就由他逃避現實而得出；懦弱、與世無爭、生活在個人世界中的李煜是做不了一個好皇帝的，俗話講“慈不將兵”，何況是對于滿朝文武、天下百姓呢？既然如此，亡國之君又當亡國之運，降宋后，那種雖為封侯實則軟禁的生活，令本無大志、不思改變現狀的李煜更是空虛，沒有別的新思想充斥其頭腦，而是陷入不斷地悲痛的漩渦當中，從而也就造成了他后期詞風千篇一律的現象。

我們講“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反映客觀存在”，這一理論在李煜的閱歷及其詞作的關系上體現得尤為突出。積貧積弱的南唐小國和華麗的宮廷生活決定了李煜前期詞作的音調，“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經歷使其風格來了一個大轉折，決定了李煜后期詞作的最明顯的特點，上述是外因，那么內因便是李煜的性格特點，特別是其性格弱點。

“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歲月悠悠，一千年過去了，回想起這個本不應當皇帝的君主、這個本應為職業藝術家、詞人而不得的人，后人很少會因為他是亡國之君而責罵他，而為他命運的安排而惋惜，為什么呢？那就是他承上啟下，將花間詞派的星星之火為形成后來宋詞的燎原之勢而作出了貢獻。從政治角度講，他的確生不逢時，但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講，亂世文化百家爭鳴，他正當時運。研究文學的歷史可洞察社會的興替，研究李煜及其作品中所出現的現象可以了解到連接唐、宋這倆個治世間那段亂世的文化、那個被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稱之為“最無恥的時代”的文化，這對于指導今后的文學領域的實踐是很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