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形成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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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族是祖國民族大家庭的成員，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曾對祖國的締造做出過重要貢獻，發揮過將持不同生產方式的兩大民族集團融為一體的重要歷史作用。

一

滿族的名稱是在明代末年（十七世紀初）才出現的。但是，它有著悠久的淵源。先秦古籍中所記的肅慎人，就是滿族有史書記載的最早先世。漢代以降，不同朝代的史書上分別記載的挹婁（漢、三國）、勿吉（北朝）、靺鞨（隋、唐）、女真（遼、宋、元、明），皆是肅慎后裔，同時也是滿族的先人。

在從肅慎到滿族出現以前兩千余年的漫長時間內，肅慎人的歷代后裔，在祖國東北的“白山黑水”之間生息繁衍，開發了祖國的邊疆，豐富了祖國的文化，譜寫了諸多壯美的歷史詩篇，也經歷了復雜的演變過程。由于自然條件的差異，發展程度的不同，以及所受外來因素的影響有別，致使這一民族共同體的不同部分的發展，呈現出不平衡的狀態。一方面，處于邊遠地帶的部族長期保持著樸素的生活方式，過著“化外長為太古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不斷從這共同體中一次次分化出其他族人，形成新的共同體，建立政權。渤海和金，便是兩個典型實例。在某些先進的部族進一步發展，逐漸和其他民族同化的同時，從后發的部族中又一次次分化出了新的先進者。幾千年來，肅慎及其歷代后裔的變化過程有力地證明：民族屬于歷史范疇，它將長期處于不斷變化發展的過程之中。

追根溯源，滿族先世肅慎人是我國東北地區最早見于記載的部族之一，居住在“不咸山”（長白山）北，東濱大海以及黑龍江流域的廣大地區，早在傳說中的舜、禹時代就和中原王朝建立了聯系。周代時，肅慎人向朝廷貢獻過“矢石奴”。周人在列舉其疆土四至時，便聲稱“肅慎、燕、亳，吾北土也”。這充分說明遠在春秋以前，肅慎人已臣服于中原王朝，并成為中原王朝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戰國以后，肅慎人改稱挹婁，而有時仍稱肅慎。挹婁活動的區域，大致與肅慎同，包括今遼寧東北部，吉林、黑龍江東半部和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遼闊地帶。挹婁人也用“矢石”獵取野獸。有農業，地產五谷，長于養豬，食獵肉、并以豬皮制作服裝。能織麻布，用獸皮獸骨制成鎧甲。工于造船，不時乘船向鄰區進行掠奪。三國以后，挹婁人擺脫對夫余的從屬關系，屢次來貢矢石，直接臣服于中原王朝。

至北朝及隋唐時，史書分別以“勿吉”和“靺鞨”稱呼肅慎、挹婁的后人。靺鞨人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與中原地區的聯系，比其先人更為密切。七世紀初，高句驪強盛起來，靺鞨白山、粟末諸部受高句驪的役屬。唐太宗伐高句驪，大敗之。白山部“眾多入唐”，部分粟末靺鞨人遷營州，與先已移來營州的靺鞨人并居。武則天時，契丹首領叛亂，營州都督趙文被殺，徙居營州的靺鞨人在首領乞乞仲象、乞四比羽的率領下東走。后至乞乞仲象之子大祚榮時，在松花江上游、長白山北麓一帶，建立了政權（698年），自稱振（一作震）國。振國居民以靺鞨人為主體，也有部分高句驪人。唐玄宗時，封大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其所統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從此不稱靺鞨，其轄區便以“渤海”為號。渤海建國二百余年，政治和軍事制度均按唐制建立使用漢文。渤海王每次更迭承繼，均受唐冊封。玄宗以后，渤海與唐聯系更加密切，貢使幾乎每年必赴唐都長安，且經常派遣學生入唐求學，故而文化發達，史稱“海東盛國”。

遼太祖天贊五年（926年），渤海政權被契丹貴族顛覆，改號“東丹”。而渤海遺民活動的記載在遼、金兩代史籍中仍隨處可見。為反抗契丹貴族的統治，渤海遺民曾幾度割據一隅，先后建立過定安、興遼等政權，但均遭遼統治者鎮壓。遼代，渤海人與漢人是南樞密院統治的主要對象（契丹本族人和其他草原部落則歸北樞密院統治）。金太祖阿骨打曾云：“女直（真）、渤海本同一家”，反映了當時人對女真、渤海之相互認同。在金代猛安、謀克的組織中，就包括不少渤海猛安、謀克。經過長期的共同生活，這些渤海人日后逐漸與漢人或其他族人同化。

當渤海強盛時，部分黑水靺鞨人為其役屬；及其衰弱時，擺脫其統治，于后唐莊宗同光二年（924年），復與中原王朝建立聯系。渤海亡后，遼統治者南遷渤海遺民，黑水靺鞨亦隨向南伸張，并代渤海而興。契丹人稱黑水靺鞨為“女直（真）”，此后，女真這一稱呼逐漸代替了靺鞨。

遼王朝把女真人區別為“熟女真”和“生女真”。“熟女真”漸與同處的其他族人同化，而“生女真”比較落后。北宋初，生女真完顏部經過頻繁的兼并戰爭，到北宋末年時，將女真各部落逐漸統一起來。1115年，以完顏部為核心的女真人，從首領阿骨打反抗遼王朝奴役，建立政權，取國號為“金”。

1125年，金女真貴族與北宋聯合滅遼。其后，女真貴族又推翻北宋，遷都燕京（今北京）。金之統治區域南達淮河，北至外興安嶺，東臨海岸，西以“界壕”與蒙古為鄰，成為歷史上與南宋并立的中原王朝。而大部分女真人也陸續遷入中原定居。

入主中原以后，女真人迅速接受與漢族融為一體，到金朝后期，進入中原地區的女真人的民族特點已基本消失。1234年蒙古滅金以后，把中原地區的女真人列為廣義的“漢人”之內，即說明他們與當地漢人已無顯著差別。

金統治時期，大量的漢人被徙東北地區，邊遠的少數民族有的移居松花江中游金上京一帶。在金統一的政權管理下，中原與東北的界限被打破，兩區的各方面交流大大加強。但與中原地區相比，東北地區的發展仍較落后。在留居東北的女真人中，發展水平也不致。

金亡以后，東北地區的女真人，轉而成為元遼陽行省所屬各路下的居民，受其統治。元世祖幾次在對宋戰爭中“簽女直、水達達軍”，以補充其兵源。宋亡后，元世祖在對外戰爭中，又屢次征調女真人從征。

東北地區女真人中的先進部分，多數居住在遼陽等路的轄區內，他們與漢族等兄弟民族雜居共處，從事農業生產。后來，這部分女真人構成了明初遼東直轄衛所下女真人的重要來源。至明中葉時，當地人口中漢人占十分之七，高麗人和歸服的女真人占十分之三。日另一部分散居于松花江流域和黑龍江中、下游，東達海岸的女真人，仍“元市井城廓，逐水草為居，以射獵為業”，顯然還處在較落后的發展水平。但已有農業生產，也能造船。后來，這部分女真人成為明奴兒干都司管轄下的主要居民。但這部分后發的女真人的后裔，在此后的幾百年中，幾經遷徙，逐漸發展，到明代末年（十七世紀初）以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族。

自明初至明中葉，明廷曾先后在女真分布地區設立數以百計的羈縻衛所，以女真各部首領為衛所世襲官長，總屬奴兒干都司。由于女真社會生產的發展和各部間兼并掠奪戰爭頻繁不斷，女真人為圖生存，自明初以來便逐漸南遷。建州女真各部遷至撫順以東，以渾河流域為中心，東達長白山東麓和北麓，南至鴨綠江邊。海西女真南遷后，分布于明開原邊外輝發河流域，北至松花江大拐彎處。東海女真（明代亦稱“野人女真”）散處于建州、海西以東和以北的廣大地區，大體上從松花江中游以下，迄于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東達海岸。建州、海西兩部以農業為主，經濟發展較為先進，社會貧富貴賤的分化十分明顯；東海女真發展則比較緩慢，各部間又極不平衡。建州左衛的首領努爾哈赤把握機遇，順應潮流，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統一。

努爾哈赤（1559~1626），姓愛新覺羅氏。其先世為明建州左衛首領。萬歷十一年（1583），祖父覺昌安（又譯作叫場）、父親塔克世（又譯作他失）在明軍討伐王杲之子阿臺之戰中任向導，于戰爭中被誤殺。努爾哈赤時年25歲，承襲父、祖為建州部首領。他認定其父、祖之死應由別部女真酋長尼堪外蘭負責，遂以父、祖遺甲十三副起兵討伐尼堪外蘭，從此揭開了統一女真各部的序幕。萬歷十七年，明廷封努爾哈赤為建州衛都督僉事，二十三年又晉封為龍虎將軍。自萬歷十一年起，在以后的30年中，努爾哈赤以其卓越的軍事和政治才能，首先把東至海濱、西達開原、北抵嫩江、南至鴨綠江分散的女真各部逐步統一起來。在統一過程中，努爾哈赤把被合并的女真各部部眾分別編入原有的以氏族、村寨為基礎的生產和軍事組織“牛錄”之中，并把這種基層組織逐步擴充成為八旗制度。初只設有黃、紅、藍、白四旗，后增設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合稱八旗。各旗的固山額真和貝勒既是本旗的所有者，又是本旗的最高軍事統帥。八旗制度具有政治、軍事和生產三方面的職能，成為滿族社會的根本制度。

萬歷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建立政權，國號金、史稱后金，年號天命，稱金國汗。皇太極時，于天聰九年（明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十月十三日）廢除女真（舊譯諸申）舊稱，統一稱之為“滿洲”，“滿族”即“滿洲族”之簡稱，至是滿族共同體正式登上歷史舞臺。并于崇德元年（1636）改國號為“大清”。隨著轄屬的蒙古歸附各部與漢人俘降人眾日益均多，先后增編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和滿洲八旗共同構成清代八旗制度的整體，進一步推動了滿族社會的進步與民族共同體的發展，軍事力量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強。順治元年（1644）清軍進入山海關，定鼎北京。清前期、中期，在促進國內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開拓和保衛邊疆和整理中華傳統文化等方面做出過卓越貢獻。

二

回首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進程，真可謂英勇悲壯，堅苦卓絕。五千年前，正值滿目洪荒，文明初啟。炎帝與黃帝分別代表著南方、北方的中心部族。炎帝神農氏無疑是上古時期最早進入農耕文明的部族的首領。其發祥地在黃河流域及其以南。而黃帝軒轅氏為北方草原游牧漁獵部族的首領，發祥地在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域。炎黃二部通過戰爭的方式合而一。游獵部族勇猛尚武，故而黃帝能大敗炎帝于阪泉；而農耕部族文明程度相對較高，故而其文化成為主體。這種二元歸一的特點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奠定了格局，規定了方向。農耕文明以其具有相對穩定的生存環境和較為復雜的社會分工，擔當著中華文明主流的角色；而牧獵文明對農耕文明不斷予以補充，注入活力，是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自古以來，在中華民族生存空間之內，一直存在著兩種不同生產方式的部族，即游牧部族和農耕部族。其分界大約在北緯四十度一線。二者既相互依存，又輒生芥蒂。農耕部族為抵御游牧部族的侵擾，不惜動用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起綿亙萬里的雄偉長城，但雙方的聯系萬難割斷。無論是漢武帝的“北擊匈奴”，還是后來的“五胡亂華”；抑或是蒙元的“鐵馬金戈”，還是朱元璋的“驅除韃虜”，兩大部族在上下千年、方圓萬里的廣闊時空里一次次地重演著拉鋸戰。在此過程中，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不斷撞擊、融合，北方游牧部族的優秀文化成分不斷被吸收、消長，融入中華主流文化體系。

經濟文化層面依存源遠流長，也就預示著制度層面的歸一勢在必然。滿族先世雖長期偏成東北一隅，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族人農牧雙全，兼擅漁獵。當其把握契機，揮師中原，定鼎北京，君臨華夏以后，以其特有的對兩種文化內涵的穎悟，從全新的視角，用獨創的方式觀察、處理民族問題，終于完成了將兩大部族融為一體的歷史重任，使萬里長城永成陳跡。

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屢蹶屢起，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民族認同方面不拘血統來源，而只看文化體系和地理位置。因此，商以東夷而繼夏，周以西戎而承商，皆為華夏所接受。秦以西戎之部族后裔建起大一統的中原皇朝，更是中華文化本位的最生動的證明。

漢承秦祚，疆土日廣，文化發達。但中國歷史周期性危機的規律決定了農耕文化（中原文化）若無游牧文化注入活力，則無一例外地呈由盛由衰之勢。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周邊民族（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卻往往能夠突然崛起，迅速強大，形成對中原皇朝的嚴重威脅。北方游牧民族紛紛南下，中原農耕民族節節敗退。其結果是，一方面，南方地區進一步得到開發，另一方面，進駐中原的原游牧民族改變生產方式，接受并改造中原文化，逐漸變成農耕民族的成員。因此，從文化流向上考察就會發現，中原文化體系不但未曾跟隨其載體——農耕民族退到南方，反而逆向前進，向東北、西北等幾個方向延伸擴展。注入北方游牧文化新鮮血液的新的中原文化生命力更加強大，成為中華文化主流。

上述過程多次重演，主要以皇朝更迭形式表現出來。考察中國歷代皇朝建立者的血統就會發現，非中原民族的后裔應占多數。五胡十六國暫且不論，就連唐高祖李淵也有一半鮮卑獨孤氏血統。而正史于此問題不予回避，娓娓道來。其后的五代時期，北方民族異常活躍，終于催生了三個由自身文化色彩相當濃厚的北方民族建立的朝代——遼、金和元。然而，歲月不居，星移斗轉，不知不覺之中已經物是人非。北方民族只有兩種選擇：要么來則安之，全面接受中原文化；要么絕塵而去，退回遙遠北方的茫茫戈壁，而無第三條路可走。而中華文化體系的傳統則對留在中原的北方民族后裔以認同，《遼史》、《金史》、《元史》皆入正史即是明證。

隨著歷史的發展，民族融合的大勢終難阻擋。至有清一代，滿族上下學習中原文化蔚然成風，數十年間，即基本完成了文化主體的轉換。道光以降，外患頻仍，內亂又起。列強紛至沓來，狼奔豕突。清廷風雨飄搖，氣數已盡，終有辛亥鼎覆，共和肇基。境內諸族整體認同感空前加強，遂有民國“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舉。

自此，中華民族成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滿族成為其重要成員，滿族同胞中絕大多數已認同中華。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略者曾利用清廢帝溥儀在東北制造傀儡政權滿洲國，而溥儀生父載灃老先生竟不買其賬，恥與為伍。足以表明即使是滿族上層人士，也已具備堅定的中華民族認同感。從文化主體、心理素質和風俗習慣等方面考察，滿族是當今與漢族最為接近的少數民族。滿族同胞與其他各兄弟民族一道，為建設新中國貢獻著才智和力量。由于東北地區是滿族的發祥之地，滿族人口之大部分布于此。因而已經在并將繼續在我國東北地區的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