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思潮社會思潮和社會變革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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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近代以來的中國史學發展史，可以發現這樣一個重要的現象，即有生命力的、對中國史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史學思潮，往往是和社會歷史發展中居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有著緊密的聯系，史學思潮是社會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史學發展不能脫離社會的現實發展。歷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關注現實生活。“”結束后，中國社會發展和歷史學發展，都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探討史學思潮和社會思潮的內在聯系，以及這種聯系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對清醒地認識和把握當代中國的歷史科學無疑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封建社會發展處在劇變的前夜。中國封建主義史學，同樣孕育著一場革命性的變革。無論是社會的巨變，還是史學的變革，從本質上說，都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是時代的呼喚。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掠奪和政府的腐敗無能，使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實際危險。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特別是八國聯軍的入侵，表明帝國主義列強加緊瓜分中國的步伐，使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加劇，處于更加危險的境地。“救亡圖存”、“求強求富”，徹底改變中國任人宰割的悲慘命運，成為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義的思想和文化已無法解決中國社會發展提出的這個尖銳的問題。為了實現“救亡圖存”這個歷史性的任務，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向西方學習，尋求救國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陽人，《海國圖志》的作者，近代中國著名愛國思想家之一，明確提出向西方學習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變法圖強，重振國威以洗刷鴉片戰爭失敗的國恥。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師夷”和“制夷”，如果說“悉夷”、“師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則是目的，即“師夷長技以制夷”。他還以俄國彼得大帝為例來闡述“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羅斯擺脫韃靼蒙古人的統治，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后，“始抗衡歐羅巴洲各國”，俄國“人猶雄悍，未諳西洋技藝”。到彼得大帝時，他“聰明奇杰，離其國都，微行游于巖士達覽等處船廠、火器局，講習工藝，旋國傳授，所造火器、戰艦，反優于他國，加以訓兵練陣，紀律精嚴。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蘭國十部落，又擊敗佛蘭西國王十三萬之眾，其興勃然，遂為歐羅巴最雄大國”。[①]應該指出的是，魏源所說的“悉夷”和“師夷”，并非僅指工藝、科技等先進的科學技術，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國圖志》論述自己變法圖強的思想時，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在這部被稱作是“簡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歷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風土民情等等。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進一步加深，內憂外患進一步促進了近代中華民族的覺醒。1898年，嚴復所譯赫胥黎《天演進化論》一書出版，該書系統闡釋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國思想界深受震動。此后，不少歐美和日本學者的社會進化論著作，陸續譯成中文出版，如馬君五譯《斯賓塞社會學原理》（1903年）、趙蘭生譯《斯賓塞干涉論》（1903年）、吳建常從日文轉譯美國吉丁斯著《社會學提綱》（即《社會學原理》）、章太炎譯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1902年）、麥仲華譯有賀長雄的《社會進化論》，以及歐陽鈞譯遠藤隆吉《社會學》（1911年）等。進化論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國民氣為之一變，成為廣大愛國知識分子思想解放、變法圖強的新的思想武器。

進化論作為對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社會思潮，同樣猛烈地沖擊著中國封建史學的基礎，進化論和進化歷史觀成為當時新的史學思潮的理論基礎，它的出現向“天不變，道亦不變”等封建傳統思想，以及“一治一亂”等封建史觀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20世紀初，梁啟超以進化論、進化史觀為理論基礎，發起了“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開了中國近代史學發展的序幕。他認為“史界革命”的意義遠超出學術本身，而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學是社會的折射，中國史學的陳腐和落后，是中國社會發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啟超對封建循環史觀和進化史觀作了明確的區分，認為循環是“進化有一定之時期，及期則周而復始”，而“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而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于此類者謂之歷史學”。[②]在此認識基礎上，他多次闡釋其歷史進化思想和進化史觀，他說：“數千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數萬里之世界，進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進化之理，無有窮也，進一級更有一級”。[③]因此，他強調歷史學的性質是“敘述數千年來各種種族盛衰興亡之跡”，而歷史學的精神則是“敘述數千年來各種種族盛衰興亡之故”。[④]

進化論和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革有著直接的聯系。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領導武昌起義推翻帝制，積極捍衛共和制度，為改造舊中國立下了豐功偉績。他的政治思想成為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寶貴遺產。應該指出的是，社會進化論不僅是孫中山歷史哲學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個政治思想的基礎。他說，達爾文《物種起源》一書問世后，“則進化之學，一旦豁然開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為之一變”。孫中山將達爾文進化思想與其政治理想結合起來時，突破了生物進化論和一般社會進化論的思想局限。在他看來，人類歷史分成物質進化時期、物種進化時期和人類進化時期三個階段。他強調人類的歷史是一個由蒙昧到文明的進化過程，但又反對人類社會的進化照搬動物的進化過程。因此在人類進化時期，應當用“仁義道德”代替“弱肉強食”，用“互助”、“仁愛”代替“競爭”、“殺戮”，只有這樣，才能消滅種族壓迫和仇視，實現“天下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紀70年代，歐洲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學說即開始傳入中國。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開始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進程時，王韜和張宗良撰寫《普法戰紀》，記述了巴黎無產者的偉大斗爭。20世紀初,留日學生馬君武、朱執信等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業，并在《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附社會黨巨子所著書記）》、《德意志革命家小傳》等著者中，評述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中所論述的唯物史觀基本原理。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得到傳播，社會主義思潮逐漸成為有影響的社會潮流，這是和中國工人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臺緊緊聯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馬克思主義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在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日益產生著更加重要的影響。正是在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結束、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特定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史學異軍突起，成為20世紀上半期中國史壇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它的理論基礎唯物史觀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核心，而且也是當時社會思潮之一的社會主義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

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理論對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產生了無可替代的重要影響。等開始用唯物史觀認識和分析中國歷史，向封建主義史學和當時頗有影響的歷史進化論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發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史觀》、《研究歷史的任務》、《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徹底擺脫了庸俗進化論的影響。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還對史學的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初步進行了唯物主義的概括，強調“發明歷史的真義的是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學史學系講授《唯物史觀研究》，同時還開設《史學要論》、《史學思想史》等課程。如果說《史學思想史講義》是我國最早用唯物史觀總結西方史學發展歷程的西方史學理論研究的專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學要論》，則是我國第一部系統論述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專著。他強調歷史研究不能脫離先進世界觀的指導，歷史學應該重視理論的概括和總結，不能永遠停留在史料的記述和整理上，從而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理論方法論基礎。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是風云變幻的中國大革命時代的產物，它自誕生之日起，就同中國革命實踐保持著密切的聯系。等馬克思主義者結合中國的歷史與現實，自覺地回答當時中國社會發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銳的問題。繼之后，郭沫若、呂振羽、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等堪稱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優秀代表。他們不僅是學識淵博、才華出眾的歷史學家，而且是自覺投入爭取中華民族解放斗爭的堅強戰士。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理論指導，努力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將歷史學研究與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他們的史學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寶貴財富。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誕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中國歷史上究竟經過了那些社會經濟形態？這不僅是重大的史學理論問題，而且是當時中國革命的現實問題。它涉及到中國的歷史進程和世界各國有無共同的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本原理，特別是馬克思主義人類社會發展學說，以及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是否適用于中國？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中心內容，是中國歷史上究竟經過了那些社會經濟形態？在論戰中，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堅持以唯物史觀為理論指導，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明確指出中國和世界各國有共同的發展規律，中國革命是符合歷史矛盾運動方向的產物。這不僅徹底粉碎了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也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經受鍛煉和考驗。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沒有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就沒有新中國。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馬克思主義史學做出了它應有的貢獻。三

以上簡略的回顧使我們認識到，在20世紀，史學理論研究作為中國歷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和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脈搏一起跳動的。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作為史學理論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學思潮，往往和反映社會歷史矛盾運動發展趨勢的社會思潮有著直接的聯系。在這種情況下，史學思潮和社會思潮是分不開的，史學思潮同樣也是社會思潮，或者說，史學思潮是社會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上世紀初在我國廣泛傳播的進化論—進化史觀，以及后來代替它的唯物論—唯物史觀等……，當然，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史學發展歷史上，還曾出現過其他種種史學理論或史學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們之所以曇花一現，成了過眼煙云，是因為它們脫離了史學自身發展所離不開的時代的需求，脫離中國史學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

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進化史觀和唯物史觀，最初都是少數先進知識分子個人的選擇。鴉片戰爭后，特別是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20世紀初八國聯軍的入侵，使中華民族的危機空前加劇，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魏源、嚴復等宣傳社會變革和進化思想，以“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為核心的社會進化論風靡一時，救亡圖存、求強求富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愿望，他們的選擇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正是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個別人的選擇才有可能成為社會的，以至整個民族的選擇。梁啟超等順應歷史大勢倡導新史學。這樣，以進化史觀為理論基礎的新史學自然有了存在和發展的土壤，并對中國新史學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同樣，、蔡和森、李達、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領導人當時對唯物史觀的選擇，雖是少數人的個別的選擇，但是這種選擇符合歷史矛盾運動的前進方向。盡管最初這種選擇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并不大，但卻充滿了生機和希望，所以俄國十月革命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工農革命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少數先進分子的選擇逐漸成為階級的、社會的選擇。歷史唯物主義唯物史觀不僅是20世紀中國的重要社會思潮，而且也是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基礎。

歷史學作為一門科學，他的發展總是和社會的發展同步的。不難看出，任何一種反映社會要求的嶄新的歷史觀，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歷史學思潮，同提出并發展它們的人們一樣，都是歷史的產物，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歷史，同樣，任何一種歷史觀、歷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歷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一樣，也不可能隨心所欲地創造出歷史學的理論和史學思潮。那種脫離歷史學和社會發展實際，憑一時的沖動和激情，動輒就宣布有了什么“創新”，或想創造出什么新的理論體系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紀中國史學研究的實踐證明，理論是基礎，任何一次史學實踐的重大發展，都是以理論的進步為前導。在古老的歷史學中，史學理論是常青的，從而使歷史學永葆青春，成為不斷前進的動因。“”結束后，隨著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揭開了嶄新的一頁，歷史科學也迎來了自己的春天，人們在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線的指引下，沖破了極“左”思潮影響下盛行的種種精神枷鎖，在歷史研究的各個領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果。但是，在前進和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如不加分析地將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統統接受過來，對精華和糟粕不去區分，并企圖以此來“改造”中國歷史學，顯然，這些既脫離中國史學傳統與現實，又脫離中國社會發展現實的種種主張是不可取的，也是無法實現的。

當前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自覺地站在時代的前列，順應歷史的潮流，將歷史研究同當代社會發展的主流，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緊緊聯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現實生活中去。在不斷加強歷史學基礎研究的同時，重視對策性和前瞻性問題的研究。歷史研究，即使是對“古老的過去”的歷史研究，也應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精神。只有從中國史學和中國社會的實際出發，才有可能充分實現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和科學認識功能。這樣，歷史學不僅在推動積極的社會變革做出自己的貢獻，而且在這過程中，自身也將不斷完善，在社會和學術的實踐中得到健康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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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源：《海國圖志·俄羅斯國總記》。

[②]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梁啟超：《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自由書·成敗》，《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

[④]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⑤]《孫中山選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41－142頁。

[⑥]《文集》下，人民出版社，第6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