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內部矛盾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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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同盟會產生于我國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個具有兩重性質的政治組織，既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又是一個包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急進派、資產階級自由派和地主階級反滿派的松懈的同盟。作為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同盟會提出了一個以推翻封建專制、建立共和國和實際上只能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道路的“平均地權”為內容的資產階級政治綱領，推動了辛亥革命的發展。作為反清各派別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員沒有在同盟會綱領的基礎上真正地統一和結合起來，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觀點的前提下，以“反滿革命”為紐帶才聯系在一起，這就埋藏著必然分化的種子。

“反滿”成為同盟會內部各派暫時聯結起來的共同基礎，是由特定的歷史環境決定的。清朝統治的最后半個多世紀，即十九世紀后半期到二十世紀初年，正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到極點并向帝國主義階段轉變的時期，也是國內各種矛盾空前尖銳和激化的時期。在國內外矛盾的猛烈沖擊下，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瀕臨崩潰，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一天比一天深重。而這一切恰恰發生在清王朝這樣一個長期堅持民族歧視政策的異族王朝統治的年代。人們很自然地認為清政府是中國積弱貧困和一切苦難的淵藪。于是，“反滿”這個曾經長期以來被漢族地主階級反滿派用以激勵人們起來恢復“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幟，被資產階級揀來作為號召和聯合一切“反滿”力量的大□。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們儼然以地主階級“未竟之業”的繼承者自許，認為自己的歷史使命首先是從異族手里奪回政權，即所謂“傾覆現今之惡劣政府，此造端之事業也<%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一般地說，“反滿”宣傳在資產階級革命派這里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排他主義和民族優越論，他們鼓吹“反滿”，但很少同恢復明王朝或重建另一個漢族王朝聯系起來，而是同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聯系在一起。正如孫中山所說：“我們推翻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孫中山選集》上卷第75頁%>”。這就給“反滿”這個傳統口號賦予民主主義的時代內容，成為資產階級政治綱領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滿”的口號過于簡單了，它不但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階級包括地主階級中的反滿派的脾胃，為他們所贊同和接受，成為同盟會這個松懈聯盟的思想基礎，即同盟會組織的兩重性賴以統一起來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會組織的兩重性本身包含著深刻的矛盾。“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同盟會綱領明確地提出了當時中國革命所面臨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革命任務，但它并沒有為所有的同盟會會員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問題上也存在著不同的認識。有的人抱著傳統的“反滿興漢”的陳舊觀念參加同盟會，他們從“夷夏之辨”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出發，狂熱地宣傳“排滿”，以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國人（指漢人）做皇帝，他們也是歡迎的”，或者認為“只要能夠排滿，民族主義能夠達到目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便自然跟著做去，沒有別樣枝節<%同上書，下卷第795頁%>”。章太炎就是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許多言論中，常常直接從清初漢族地主反滿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語言，認為他們要做的事業“不離呂、全、王、曾之舊域<%章太炎：《光復軍志》。“呂、全、王、曾”指呂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靜。%>”。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嘗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在他看來，所謂共和、總統之類，只能在革命動亂時起某種“調劑”作用，所以他說“共和之名不足多，專制之名不足諱，任他人與之稱號耳<%《章太炎自定年譜》載《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頁%>”，否認“共和”與“專制”之間有嚴格的區別。這些人是同盟會中的“一民主義”者，他們對孫中山極力倡導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表示冷漠。在同盟會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國建立一個純粹西方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而贊同“反滿”和擁護民權革命的，但對于同盟會綱領中以“平均地權”為內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興趣。宋教仁、胡漢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對于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的社會革命學說從來不贊一辭，只說“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與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國<%宋教仁：《我之歷史》%>”。胡漢民因為不同意“平均地權”思想與孫中山進行過激烈的爭論。他們是同盟會中的“二民主義”者。只有孫中山和他的少數追隨者如廖仲愷、朱執信等人才是同盟會三民主義綱領的真正服膺者。他們主張推翻清朝統治，不單因為它是一個滿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為它是一個嚴重地阻礙著中國社會進步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僅如此，由于孫中山等人目擊過西方國家里貧富懸殊和“社會革命其將不遠”的現實，又初步接觸到早期社會主義的思想學說，于是幻想用所謂“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的辦法，使中國成為不但能夠“媲跡歐美”，而且能夠避免資本主義流□的理想國家。他們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綜上所述，可見對于同盟會的政治綱領真正能夠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擁護到底的，只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急進分子，其余的絕大多數會員只是根據他們代表的階級利益的需要決定棄取，對綱領中的民主主義的急進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對。這種對于同盟會綱領的不同認識，乃是同盟會必然分化和解體的思想原因。

二

沒有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綱領基礎上的思想一致，必然達不到組織上的統一與鞏固。同盟會在準備和領導辛亥革命時期的民主革命運動中起過重要的歷史作用，但它始終沒有也不可能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和統一的組織系統。組成同盟會的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聯合起來了，可是在政治觀點，活動地域以及會員成分等方面繼續保留著各自的特點。興中會是孫中山早在一八九四年創立的，以“振興中華、維持國體”為宗旨的革命團體。隨著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成熟和發展，到一九○五年，它已經成為一個初具雛形的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組織。興中會主要代表華僑中、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政治要求。它的成員絕大部分是華僑中的中、小資本家，手工業者和學生青年。由于他們僑居異國，較少直接感受清王朝民族壓迫的痛苦，所以，一般華僑對于“反清復明之口語，亦多有不知其義者。”他們痛恨清政府腐敗無能，迫切希望有一個強盛的祖國作后盾。因此，華僑資產階級在整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是比較富于革命民主主義精神而較少單純“反滿”情緒的一部分。華興會和光復會是黃興、陳天華、宋教仁和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分別建立的兩個革命團體。它們成立較晚，也還沒有一個明確的革命綱領，如華興會的口號是“同心撲滿，當面清算<%黃一歐：《回憶先君克強先生》載《辛亥革命回憶錄》（一）第609頁%>”。光復會又叫“復古會”，它的外圍組織龍華會宗旨是“趕去滿洲韃子皇家，收回大明江山<%陶成章：《龍華會章程》%>”，都具有較濃厚的“反滿”色彩。同盟會名義上主要是由上述三團體結合而成的，然而除興中會外，光復會的絕大多數成員沒有加入同盟會，所以“浙江內地多不知同盟會事，仍其舊名為光復會”。華興會在與興中會聯合問題上意見歧異，有贊成完全聯合的，有主張形式上聯合而“精神上仍存吾團體”的，還有根本反對聯合的，“終莫能定誰是，遂以個人自由一言了結而罷<%宋教仁：《我之歷史》%>”。正因為如此，盡管同盟會曾經詳盡地擬定了一系列章程和規則，但只是停留在紙面上，從來沒有能認真執行過，沒有能形成自己的權威的核心領導和一體化的組織系統。

在同盟會的歷史中，一九○七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這以前，同盟會全力與康梁保皇派論戰，內部各派基本上是團結的。這年春天，孫中山被迫離開日本，與黃興等人在法屬安南的河內設立秘密機關，擘畫我國西南邊隅的起義活動，并在隨后幾年中發動了多次的武裝斗爭，推動和鼓舞了各階層人民的反抗運動。但是，孫中山的離開日本和武裝起義的接連失敗，使同盟會內部陷入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各派別之間的矛盾和離心傾向漸趨明朗和表面化。原光復會領導人陶成章等人“重組光復會于南洋荷英兩屬，遙戴章炳麟為會長”，甚至公然“以反對同盟會干部為號召<%馮自由：《光復會》%>”。留在東京同盟會本部的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則對孫中山百般非難，無端猜疑，有人竟提出要解除孫中山的領導職務。他們對孫中山“一意規南服”，“以小故動眾，勞師費財”和不重視聯絡會黨的作法表不滿，主張先儲備人才物力，一旦時機成熟，則“沿江各省同時并舉，先立政府然后北伐”。一九○七年在東京成立的共進會和一九一一年在上海成立的中部同盟會，正是因不滿于孫中山而別樹一幟的表現，它說明同盟會組織在舊的裂痕之外又出現了新的裂痕。這種新的裂痕不僅反映了各派在策略思想方面的分歧，而且反映了原有政治觀點分歧的加深。例如共進會就十分錯誤地將同盟會綱領中的“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標榜“以推翻清政府，光復舊物為目的<%李白貞：《共進會從成立到武昌起義前夕的活動》載《辛亥革命回憶錄》（一）第501頁%>”，這就背棄了同盟會綱領的民主主義的思想精華，使自己混同于一般會黨。即使那個自稱“奉東京（同盟會本部）為主體，認南方分會為友邦”的中部同盟會，也只聲稱“以推覆清政府，建設民主的立憲政體為主義<%《同盟會中部總會章程》見《建國月刊》三卷四期%>”，恰好拋棄了同盟會綱領中最急進的部分——民生主義。雖然共進會、中部同盟會和重新恢復活動的光復會都在會黨或新軍中做過比較深入的發動工作，在組織和領導長江中、下游各省的革命運動中有過積極的貢獻，但它們在組織上重拉山頭，另立門戶，思想上夸大“反滿”民族主義宣傳，背離同盟會三民主義的革命綱領，是錯誤和有害的，它使得同盟會組織上的裂痕更加難以彌合，思想上的分歧更加難以泯除，因而使已經陷于渙散狀態的同盟會在即將來臨的革命高潮中更加軟弱無力。

三

一九一一年十月，在孫中山和同盟會的推動和領導下，爆發了偉大的辛亥革命。從武昌起義開始的這場大革命，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我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其深遠的歷史意義。在這個中國歷史的大變動中，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同盟會不是滿腔熱忱地站在斗爭前列指導運動的深入發展，卻隨時準備同革命的敵人調和妥協。但是革命必須繼續發展下去，它向革命的領導者提出一系列重大而緊迫的課題，首先是如何結束清朝的專制統治和如何對待帝國主義在華利益，需要他們解答。這時，同盟會在理論上的分歧和組織上的松散的危害性就全部暴露了出來。

沒有強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導，是辛亥革命的一個重大缺陷。同盟會革命黨人曾經理直氣壯地駁斥保皇派所謂革命必將造成內亂，召來瓜分的謬論，堅決地主張革命，熱烈地謳歌革命，他們的信心只是建立在革命將會有秩序地進行并“毫不參以排外的性質”這樣一種軟弱者的幻想之上；他們猛烈地抨擊保皇派抹殺滿漢矛盾，否認民族壓迫的存在進而否認民族革命的必要，而自己又錯誤地把中國看成只是“漢族的中國”，夸大了滿漢矛盾，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結果放過了兩個最危險的敵人——帝國主義和漢族封建勢力。正是在這種錯誤認識的指導下，他們把外國資產階級當作“朋友”，企求同情和支持；把漢族官僚引為“同志”，希望同他們一起來推倒滿族皇帝。當然，這只能是一廂情愿。

“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它怎么能夠“毫不參以排外（即反帝）性質”呢？帝國主義列強又怎么會因為起義當局迫不及待地發表幾篇聲明，做出“所有清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所有各國之既得權利亦一體保護”<%曹亞伯：《武昌起義》%>等等保證，就“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呢？它們看透了革命黨人的軟弱和起義者內部的矛盾，便一面偽裝“中立”，一面則全力扶植袁世凱來絞殺革命。十一月，袁世凱依仗帝國主義的支持和北洋武力，當上了清政府的內閣總理大臣，大權在握。此后，他玩弄清帝于指掌，使用反革命的兩手，或停或打，或誘或壓，迫使南方革命派節節退讓。他下令馮國璋野蠻地焚掠漢口、猛襲漢陽，同時又兩次派人潛入武昌，試探起義軍對“議和”的態度，厚顏無恥地說什么：“余愛中國之民，較之共和黨人主持急進者有過之無不及。故我兢兢者非為名譽權利起見，但欲為中國恢復秩序，和議有成”<%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6頁%>。

帝國主義和袁世凱的兩面政策，像一帖催化劑一樣加劇了起義陣營和同盟會內部的分化。那些暫時投機革命的立憲派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同路人——地主階級反滿派首先從起義陣營和同盟會中分離出去，投到袁世凱的懷抱。他們反對革命的深入發展，仇視任何一點民主表現，卻又裝扮成擁護共和的模樣，高唱“革命軍起，革命黨銷”的取消主義調子，企圖從內部迫使起義者向袁世凱屈服。南北議和開始不久，立憲派頭子張謇就寫信給黃興：“總之，軍事非亟統一不可，而統一最要之前提，則章太炎所主張銷去黨名為第一。此須公與中山先生早計之，由孫先生與公正式宣布，一則可融章太炎之見，一則可示天下以公誠，一則免海陸軍行政上無數之障礙。<%張孝若：《南通張季□先生傳記》第172頁%>”這是要孫中山放下革命旗幟，繳械投降。當時在上海有個名曰“共和建設討論會”的立憲派組織，竟胡謅“各軍政府、軍政分府動則恃功假名，驕淫橫恣，拂逆輿情，草菅民命，怨毒所積甚于晚清”<%《中國立國大方針商榷書》第11頁%>。這反映了中國大資產階級對人民革命運動的極端仇恨的陰暗心理。而、孫武之流的同盟會叛徒則被袁世凱收買利用，充當了袁氏竊國陰謀活動的走狗，對革命事業起著特殊的破壞作用。

以宋教仁、黃興為代表的大多數同盟會革命黨人，希望利用袁世凱和他擁有的北洋武力來迫使清帝退位，以便結束革命。他們對袁世凱既幻想又不安。袁世凱剛“出山”，武昌方面的黨人便天真地認為“彼既是漢人，如有一線天良，決不能為滿奴出力。若能奪得蔭昌兵柄，與民軍一致，我輩亦可利用。”<%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編第137頁%>黃興也認為象袁世凱這樣的漢族實力派，如果能滿足他的欲望，他會無所顧惜地推倒清朝，否則他就會象曾國藩打敗太平天國那樣搞垮革命，那時“如不能戰勝他，我們不僅得不到整個中國，連現在光復的土地還會失去也未可知”<%李書城：《辛亥前后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載《辛亥革命回憶錄》（一）第200頁%>。還有人被袁世凱的其勢洶洶嚇昏了頭，說什么“項城贊成共和則中國存，項城保持君主則中國亡，存亡中國之權悉系于項城之手”<%廖少□，《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第30頁%>。在這種種錯誤思想影響下，武昌方面的革命黨人同意了與袁世凱議和，并做出“先傾覆滿清者公推為大總統”這樣一種不光彩的暗示，給袁世凱一顆定心丸。隨后又在漢口召開的起義各省代表會議上通過了“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大總統”的決議。這說明南方起義陣營已經做好了妥協投降的準備。雖然當時確有少數起義軍將領和同盟會會員是堅決主戰、反對議和的，他們曾正確地指出“袁賊借口議和，陰謀進取”，認為“和議決無可信之理，我軍決不可聽”<%《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六號%>。但是這些來自各地的主戰呼號和袁軍在山陜等地違約進攻的槍聲并沒有能使南方起義當局的頭腦清醒起來。

武昌起義后的第二天，孫中山在美國典華獲悉“武昌為革命黨占領”的喜訊，便啟程赴英，打算“先從外交方面致力”。孫中山當時的興奮和喜悅是可以理解的，他認為“近日中國之事，真是央央大國之風，從此列強必當刮目相見”，“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協力于建設，則吾黨所持民權民生之目的，指日可達矣。”十二月二十七日，孫中山懷抱著美好的愿望回到上海。這時南北議和已在進行。孫中山在對歡迎群眾講話時明確表示反對與袁世凱議和，強調“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主張“運用革命武力統一全國，徹底掃除北方的專制余孽”<%邵元沖：《中華民國開國史》載《建國月刊》十五卷四期%>。但是他的這些正確意見沒有得到僅僅對談判感興趣的同盟會其他領導人的贊同。孫中山后來回憶說：“民國建元之初，予極力主張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目的，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為不可。經予曉諭再三，辯論再四，□無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而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繼續停戰重開議和也。<%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中華書局一九六○年新一版第一冊第156頁%>”孫中山雖然被選為南京臨時政府的第一任大總統，但正如他自己的指出的那樣，這是一個“不能實行主義而徒擁虛名”的空頭銜。他是靠聲望，而不是靠權力，才得以繼續給時局以影響。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同盟會中央由上海遷至南京，并決定“易秘密為公開”。同盟會由一個秘密的革命組織改變為“公開的政黨”，反映了內部各派對當時形勢與前途的不同認識和估計。宋教仁等人認為現在“武力革命”已經結束，同盟會“應改為公開之政黨，從事于憲法國會之運動，立于代表國民監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復帶秘密之性質”<%《胡漢民自傳》，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抄本%>。他們以為專制推倒了，“共和”成立了，同盟會應該學西方那樣，從事公開的、堂堂正正的議會斗爭了。少數左派黨人則正確地認為：“革命之目的并未達到，讓權袁氏，前途尤多危險，黨中宜保存從來秘密工作而推廣之，不宜傾重合法的政治競爭而公開一切”<%《胡漢民自傳》，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抄本%>。可見，在同盟會應否“公開”的問題上，存在過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和嚴重的斗爭。同盟會終于由秘密而公開，表明右傾勢力開始占據支配地位。在“同盟會公開時代之總章”列舉的九項政綱中，大都是缺乏民主革命精神的抽象條文。許多立憲派和官僚政客紛紛混入黨內，與革命素無關系的黎元洪也成了同盟會的“協理”之一。這時的同盟會已經蛻化成為一個喪失秘密時代的進取精神的小政團，它較之當時雨后春筍般林立著的其他黨團已經毫無奪目之處了。

四

一九一二年四月，“南北議和”終于以南京臨時政府和革命黨人的退讓妥協并交出政權而結束。清帝“遜位”了，孫中山也不得不離開臨時大總統的位置，讓給了袁世凱。國內出現了短暫的和平局面。但是袁世凱深知這只是實現其竊國野心的第一步。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民國的“保護人”，別有用心地對革命黨人說：“方今民國初興，尚未鞏固，倘有動搖，則國之不存，黨將焉附？無論何種政黨，均宜蠲除成見，專趨于國利民福之一途。”<%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46頁%>有人問他是否打算效拿破侖帝制自為，他假惺惺地答稱：“華盛頓為歷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國，余何故欲為拿破侖而不為華盛頓乎？”<%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51頁%>還故作姿態，三番五次電催孫中山、黃興來京“商榷救國大計”。可是另一面卻在積極擴充軍備，伺機武力消滅南方革命勢力袁世凱在暗里磨刀，宋教仁、黃興等人卻陶醉在會議競選的勝利中，大做其“政黨內閣”、“新舊合作”的美夢。宋教仁常說，現在南北統一，共和確立，因此非新舊勢力“糅和”不可，無需再談論什么“鐵血的精神”，而應當“拿出政治的見解”來合法地奮斗。為了適應這種合法斗爭的需要，同盟會必須“改弦□□，另謀發展，努力接近袁氏，借圖進取”<%馬震東：《袁氏當國史》第157頁%>。黃興也抱有同樣的想法。他希望袁世凱能夠依照南京“臨時約法”的規定，首先組成“責任內閣”，然后再用“化舊為新”的辦法進一步組織“政黨內閣”。他逢人便勸其入黨，甚至勸說袁世凱來當同盟會的領袖。可是袁世凱明確表示過對“政黨內閣”不感興趣。怎么辦呢？黃興卻有妙法，說他愿意在“大總統與國民黨之間取調停態度，其辦法即閣員之半數請大總統竭力勸其入國民黨”<%馬震東：《袁氏當國史》，第105—166頁%>。你袁世凱不讓政黨組閣，那就讓你的閣員加入我的黨。這就是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心目中的所謂“政黨內閣”！一九一二年八月由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和國民公黨而組成的國民黨，正是為了適應這種“政黨內閣”的需要而胡亂拼湊起來的政客集團。它的主要社會基礎是那些幻想在袁世凱的軍閥統治下獲得發展機會的中上層民族資產階級和指望在袁世凱腳下分取一杯羹的腐爛政客。這樣一個“只圖黨勢之擴張，不求主義之貫徹”的議會黨，不但完全拋棄了同盟會秘密時期的民主革命精神，而且較之公開時代的同盟會也是一個倒退。絕大多數黨員根本不知“革命”為何物，而是一群在官場中追名逐利的政治掮客。甚至章太炎也無限感慨，說“純粹的革命黨，現亦變成官僚派了”。只要能夠撈取金錢和官職，他們可以出賣靈魂，出賣一切。“我們政治上的人，不講做官講什么呢？”<%鄒魯：《回顧錄》第81頁%>這就是他們的處世哲學。

誠然，孫中山當時也有過某些不切實際的幻想。他輕信了袁世凱的許多漂亮“諾言”，以為袁既已承認共和，又有臨時約法來約束他，他怎么能“反悔”，怎么會自絕于人民呢？孫中山還錯誤地宣稱“十年不予政治”。但他對于臨時約法并不滿意，對宋教仁等人沉溺于議會競選、背棄同盟會革命傳統而改組國民黨的錯誤做法，也是一貫反對的。他被人推為國民黨的理事長，但“于黨事則一切不問”。除孫中山外，廖仲愷、朱執儀等人也堅決反對同盟會改組，曾吁請孫中山采取堅決措施來整頓同盟會組織，清除不純分子。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袁世凱指使的歹徒槍傷致死。宋教仁是當時國民黨的實際領袖，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和政黨內閣的狂熱鼓吹者，因而被袁世凱視為最露骨最危險的政敵。宋的被殺顯然是袁世凱準備進一步向“共和”制度開刀和用武力消滅南方勢力的信號。但是這一嚴重事件竟沒有引起黨人應有的警覺。他們還在那里高喊所謂“法律解決”，指望張謇等人的“調停”。而宋教仁這個西方制度的盲目追求者直到臨死還在默禱“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確立于不拔之憲法，則仁死猶生”。<%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一冊，第154頁%>迷戀“議會制度”的人們的悲劇正在這里，真是至死不悟。

“宋案”發生后，孫中山立即由日本回到上海，主張立于“先發制人”的主動地位，實行“武力討袁”。但他的正確主張照例得不到支持，就連他多年的老戰友也不以為然。黃興認為現在民國成立，“法律非無效力，對此問題，宜持以冷靜態度，而待正當之解決”。當孫中山準備去南京起兵討袁時，黃興又說他“不善戎伍，措置稍乖，貽禍匪淺”，極力阻攔。

袁世凱看透了南方黨人的分歧和無能。五月二十四日，他氣勢洶洶地警告：“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我受四萬萬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49—50頁%>在袁世凱的戰爭威脅面前，孫中山再也無法組成一條統一的反袁戰線了。所謂“二次革命”很快就失敗了。然而“宋案”和“二次革命”從反面教育了人們。孫中山更加堅定了“非去袁不可”的決心。他在給南洋僑胞的位中說：“此次失敗以后，自表面觀之，已覺勢力全歸烏有，而實則內地各處，其革命分子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萬倍；而袁氏之種種政策尚能為國民制造革命黨”。他滿懷勝利信心地表示：“吾輩既以改革發展為己任，雖石爛海枯，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敗面灰心，亦不能以困難而縮步。精神貫注，猛力向前，應乎世界進步之潮流，合乎善長惡消之天理，則終有最后成功之一日”<%胡去非：《總理事略》第188頁%>。革命的失敗也教育了那些處在動搖和彷徨中的人們，使他們得到新的覺悟，越來越懷疑袁世凱所謂“永不使君主制度再行于中國”的“諾言”，從而使孫中山領導的反袁“護國”運動獲得遠為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參加者。

“二次革命”中，盡管國民黨表現得那樣軟弱無能和不堪一擊，袁世凱還是嫌它有些礙手礙腳，遂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悍然下令解散國民黨，同時追繳了四百三十多名國民黨笈議員的證書徽章，使國會不足法定人數而停止活動。這時的國民黨已經四分五裂，凌亂不堪，什么政友會，相友會，癸丑同志會、歐事研究會、超然社等小團體紛紛出現。許多人心灰意冷，隱居書齋，另一些人則甘心充當袁氏帝制陰謀的可恥幫兇。惟有孫中山、廖仲愷、朱執信等堅定的左派黨人，沒有被袁世凱的得勢于一時所嚇倒，毅然拋棄國民黨的破爛旗幟，恢復同盟會秘密時代的革命精神，重組“中華革命黨”，提出“第三次革命”的響亮口號，成為反帝制運動的領導力量。

同盟會從一九○五年成立到一九一二年蛻化為國民黨，只有七年歷史，猶如“曇花一現”。它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出現和消失，集中地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舊民主革命時期由上升到衰落的政治生涯。辛亥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在這次革命中，資產階級表現得很有朝氣，很活躍，它的革命性發揮到了極點，但同時也是它政治上走下坡路的起點。同盟會的每一次分化，都是一次倒退，這是資產階級政治上的衰退在組織上的表現。辛亥革命后不久，民族資產階級便逐漸喪失領導作用，讓位給正大步走上歷史舞臺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革命進入一個嶄新的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時期。

同盟會如此迅速地分化和解體，有其深刻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說到底，則是由于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的兩面性所決定的。它既有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又有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即使在革命時，也不愿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并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地租剝削有密切的聯系，因此，他們就不愿和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選集》第三卷第667頁%>。我們看到，正是由于民族資產階級固有的妥協性和軟弱性，決定了它不可能正確地認識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即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的問題，也就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使革命遭到失敗。資產階級革命派，包括孫中山在內，都提不出一個旗幟鮮明的、徹底地反帝反封的革命綱領，只好襲用陳舊而狹隘的“反滿”口號，使自己的政黨——同盟會變成一個成員復雜、思想歧異的混合體，從而種下了不斷分化和必然滅亡的種子。

那么，應當如何認識和評價同盟會的分化現象呢？回顧同盟會分化的歷史過程，對它在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后的分化現象，應當作不同的評價。辛亥革命以前，引起分化的原因固然也涉及到政見的分歧，但更主要的原因或者出于狹隘的宗派情緒（如光復會），或者由于不滿意同盟會某個領導者的策略思想（如共進會、中部同盟會），因而采取了獨立的革命行動。這種獨立行動，特別是光復會的派別活動，曾經給同盟會組織帶來了嚴重的危機，并且降低了革命運動的思想水平，使革命隊伍的統一和團結倍受損失，這對于當時的革命運動的發展當然是不利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當時同盟會的領導機關由于武裝起義的連續受挫而陷入癱瘓狀態的情況下，共進會和中部同盟會毅然把革命的重心轉向長江中下游地區，這在客觀上對于促進當時革命形勢的發展和成熟是有積極意義的。辛亥革命后，情況有了顯著的不同。地主階級反滿派很快地脫離了同盟會，留在同盟會里的人明顯地區分為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急進派和以宋教仁為代表的溫和派。社會的階級斗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集中地反映到同盟會內部來。在同盟會組織是否要公開的問題上，在同盟會合并改組為國民黨的問題，以及在反袁“二次革命”中，同盟會內部都存在尖銳的矛盾和斗爭。許多過去的革命者現在落伍了，不愿前進了，變成頑固分子和不再革命的人，終于被歷史所遺棄；還有一些竟至墮落成為反革命的幫兇，袁世凱的走狗，做了歷史的罪人。只有孫中山等少數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能夠順應時代的潮流，因時代的進步而不斷地進步，后來在十月革命的影響和中國共產黨的真誠幫助下，勇敢地實行了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