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王戴耳環的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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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環是一種重要的首飾（或耳飾），但其在中國的產生、引入、使用等問題，鮮見有人進行過認真而深入的探討。就唐代的耳環而言，雖然有幾種論服飾或風俗的論著有所涉及，但多語焉不詳，甚至有誤。本文不揣簡陋，想極疏略地敘述一下唐代耳環的使用情況，希望拋磚而能引出玉來。

一

“耳環”一詞似出現較晚。用電腦檢索《四庫全書》，發現最早的用例是在五代?！杜f五代史》卷八四《晉書·少帝紀四》[1]說開運三年（946）九月，張彥澤“破蕃賊于定州界……生擒蕃將四人，摘得金耳環二副進呈”。《資治通鑒》[2]卷二八五同年同條記“蕃賊”為“契丹”，可證此處雖記載了“耳環”，但戴耳環的是契丹男子，屬于少數族。

那么，此時或此前漢族[3]的耳飾稱什么呢？主要被稱為“瑱、珥、珰”等。這些名稱早期大致都指“充耳”之珠，似非耳環，也并不穿耳。例如《說文解字》云：“珥，瑱也”；“瑱，以玉充耳也”[4]；《爾雅翼》卷二一曰：“珰，音當，充耳珠也”[5]、《集韻》卷三“珰，充耳也”[6]、《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上在解釋“卷耳”時說：“如婦人耳中珰，今謂之耳珰”[7]。到后來，出現了穿耳的珰，但那是學的蠻夷[8]，并沒有流行起來。所以雖然漢劉熙《釋名》釋“珰”為“穿耳施珠”，但此后的字書如上引《爾雅翼》、《集韻》等仍釋“珰”為“充耳珠”。

從理論上推測，唐朝的漢族，不論男女，可能都不應戴耳環。因為“穿耳”與儒家的理念相悖。儒家經典十三經之一的《孝經》開篇即說：“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9]。自儒家獨尊的地位持續數百年后，唐朝以“孝”治國。唐玄宗曾親自為《孝經》作注，頒布全國，被稱為《御注孝經》從而流行于世。儒家的思想[10]加上皇帝的權威，相信這一要求或曰規則會約束當時人的行為方式。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強調，首先從唐代的思想、禮俗環境考慮，一般的唐人[11]是不戴耳環的。

現在我們看實際情況。查唐代文獻，有關唐人戴耳環的記載幾乎不見。大概到了晚唐五代，才有類似“耳墜金镮”[12]的詞語出現。而這與上述五代時“耳環”一詞的出現大致同步，不能視為唐朝的一般情況。進一步，我們特別查看了唐代的類書。我們知道，類書雖有種種不同的用途，但多以“博”為基礎。查閱類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斷事物的流行與否。

唐代有三大類書完整存世。我們先看唐初的《藝文類聚》。此書由歐陽詢撰于唐高祖武德年間?！端囄念惥邸穂13]有“衣冠”“服飾”部，但在“服飾部下”“頭飾”門中只列了“步搖”“釵”和“梳枇”三類，沒有提耳飾?！冻鯇W記》[14]是徐堅等撰于唐玄宗開元年間的官修類書，雖有二十三部，但因“博不及《藝文類聚》”[15]，只有“器物”不設“服飾”，因此也沒有提到耳飾。《白氏六帖事類集》[16]是白居易撰于中唐的一部類書。書中頭飾類列了“梳篦”而以“釵”附。查其“梳篦”類，除“梳、釵”外，還列了“名珰”、“玉珥”二條，記魏太祖和齊威王時事。后來宋代的孔傳續此書，作《白孔六帖》[17]，在此“梳篦（釵附）”類中補充了十三條唐事，但均為“釵”，沒有耳飾。甚至沿至宋人編的大型類書《太平御覽》，雖單立了“珰珥”一類，但所記均為唐以前事[18]。如果唐人戴耳環的話，為何在類書以及其他史料中沒有反映呢？可見一般唐人是不戴耳環的。

我們再看文物考古資料。從傳世的唐畫和出土的唐代墓室壁畫看，雖然繪有大量人物包括帝王皇族、后宮侍女、朝廷貴人、平民百姓，但幾乎找不到有戴耳環的形象。出土文物中有耳環、耳墜，但很少，且大多都是出土位置和墓主人身份族屬不明。例如1988年西安咸陽國際機場工地唐墓曾出土一件漂亮的耳墜[19]，但耳墜的出土位置以及墓主人的情況均不明。而且從耳墜裝飾中的聯珠紋看，很像是一件外來器物。

最近，我翻查了《考古》與《文物》雜志近十年（1995至2004年）公布的唐代墓葬情況，結果如下：

《文物》十年來公布了唐代墓葬共53座，其中包括明確記載或可判斷為女性（合葬或獨葬）的墓19座，未盜或未擾亂的墓20座。所出墓葬地域涵蓋河南、北京、陜西、遼寧、山西、甘肅、四川。沒有發現一件耳環或耳墜。其中遼寧朝陽雙塔唐M1號墓主人“頭部隨葬泥質陶壺1件，瑪瑙珠1件，銅釵4枚，頭下有蚌飾1件……左手處發現銅戒指2枚，右手3枚”；M2號墓主人“頭部隨葬銀釵1枚，口中發現銀琀1件，頭部左側隨葬鐵剪刀1把，左肘部發現銅環1件”[20]，但沒有耳環出土。山西大同南關唐M4號墓“死者為女性，仰身直肢”，頭部隨葬有銅釵、銅鏡、貝器；M9號墓為夫妻合葬，其中女性頭骨旁隨葬有銅釵[21]，均無耳環出土。

《考古》十年來共公布了唐代墓葬50座，其中含女性的10座，未盜或未擾亂的29座，地域涵蓋河南、廣西、陜西、江蘇、新疆、四川、山東、湖南、安徽、福建、河北、廣東，沒有發現一件耳環或耳墜。其中河南偃師杏園村唐YD1902號墓“骨架一具，比較完整……人骨左手握一玉石豬和一素面拋光小銀盒，右手握一金戒指和一長條形玉石器，口中含一枚玻璃珠”；YD5036鄭洵墓為夫妻合葬墓，其中“西側棺內有蛤形鎏金銀粉盒，似為女性”[22]，均無耳環出土。湖南郴州竹葉沖唐墓“隨葬物多置于頭部，其中瓷奩盒內裝有滑石盒2件，粉撲子、銅勺、木篦、蚌殼各1件”[23]，沒有耳環。河北邢臺95QDM1號唐墓是夫妻合葬墓，其中“女性頭骨旁隨葬有銅鏡、釵各1件”；95QDM3亦為夫妻合葬墓，“女性頸部有銅鏡、釵各1件”[24]，均無耳環或耳墜隨葬。

由上可知，文物中有關耳環的情況與文獻記載的情況是相一致的。這樣，我們就從文獻與文物兩方面證明了唐代的一般人不戴耳環或耳墜。

但是唐代的一些少數族或外國人則戴耳環或耳墜，并且明確是“穿耳”而戴。這種“穿耳”的習俗因不符合唐人習俗，因此被特別記錄下來。例如《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蠻西南蠻》“婆利國”條記其國“人皆黑色，穿耳附珰”[25]?！捌爬麌比耸恰袄觥比酥环N，而“昆侖”人大都戴耳環。唐代詩人張籍在其詩作《昆侖兒》中就描畫他們是“金環欲落曾穿耳，螺髻長拳不裹頭”[26]。又，《通典》[27]卷一八八《邊防四南蠻下》記“林邑”國是“男女皆……穿耳貫小镮”；卷一九三《邊防九西戎五》記“天竺”國“丈夫翦發，穿耳垂珰”。

由上可知，唐代主要是南方的一些外國人穿耳戴耳環，且不論男女。但是顯然，這些“穿耳戴耳環”的習俗沒有影響一般唐人。唐人一直將此習俗視為外國習俗，也就同時把耳環視為外國器物、把戴耳環者視為少數族或外國人的顯著特征。敦煌文書P.3986V號有題名為“玄宗題梵書”的詩作，詩中將中外僧人相比，有“支那弟子無言語，穿耳胡僧笑點頭”的句子[28]，就是將戴耳環者視為外國人特征的一個最好例子。

二

關于這一點或還有一個旁證。

以上我們說從墓室壁畫中不見唐人戴耳環的形象，但是在寺院壁畫或塑像中，有的菩薩、天王、力士像等卻戴耳環。這種佛教造像戴耳環與否的現象，是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值得研究。目前我們只提出天王造像來略作探討。

關于天王造像，研究論著甚多，最近的成果是李凇的系列研究如《略論中國早期天王圖像及其西方來源》、《龍門石窟唐代天王造像考察》等[29]。但這些研究均未涉及天王戴耳環問題。不過這一問題比較復雜，需要有宗教特別是佛教藝術、中外文化藝術比較交流、民族民俗、考古文物等方面的專門知識，以下所述只能是最簡單的線索或想法而已。

大致說來，唐代的天王像可分為二尊一組的護衛天王像和四大天王像兩個系列[30]。前者可能與中國傳統的墓室守護者或門神相互影響[31]，帶有比較濃厚的中國味道，因此二尊一組的護衛天王像基本上不戴耳環。例如敦煌莫高窟盛唐第46窟西壁龕北側天王像[32]，不戴頭盔，亦不戴耳環；盛唐第194窟西壁龕內南側天王像，不戴頭盔，北側天王像戴頭盔，均不戴耳環（圖一、圖二）[33]。四川廣元千佛崖盛唐第22窟左右二天王，均不戴耳環[34]；巴中永寧寺盛唐第2號龕左右二天王，一戴盔一不戴，均不戴耳環[35]等等[36]。

但是四大天王像不同，似乎其中的少數族或外國即“胡味”更濃一些。由于毗沙門天王的資料較多，我們就以他作為四大天王的代表[37]來談。按毗沙門天王像在印度佛教藝術中是否戴耳環，不是很清楚，但在經由中亞傳入我國的途中，就戴有耳環了。前面說過，唐代史籍中記載“穿耳垂環”的主要是南方的外國人，其實中亞人很多也“穿耳垂環”。我們看塔吉克斯坦出土的七世紀的供養人像，男女均戴耳環[38]。于闐人也戴耳環。敦煌莫高窟五代98窟東壁南側于闐國王供養像[39]就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知道，毗沙門天王的故鄉據說就在于闐[40]，因此當地人讓毗沙門天王戴上耳環是順理成章的事。所以起碼在西北地區，例如我們在敦煌壁畫中看到的毗沙門天王像，均戴耳環。比如敦煌莫高窟中唐第154窟南壁西側天王像，有題記為“毗沙門天王”，像戴耳環（圖三）[41]；晚唐12窟前室西壁北側托塔天王像戴耳環（圖四）[42]；五代100窟窟頂西北多聞天（即毗沙門天王的意譯）像，也戴耳環（圖五）[43]。特別是后者，除多聞天王外，其他三個天王都戴耳環。四大天王戴耳環，一直持續到后代?，F在我們在寺院中看到的四大天王像基本都是“胡形”，而且都戴耳環了。

這一事例告訴我們，唐人確乎將“耳環”視為外國器物，將戴耳環者視為“胡人”。中國味道濃的神一般不戴耳環，而像四大天王那樣戴著耳環的，一定是威力更奇異、“胡味”更重的神了[44]。這樣看來，天王戴耳環與否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我們在第一節中得出的結論。

參考文獻：

[1]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版。

[2]中華書局點校本，1956年版。

[3]此處所謂“漢族”指唐代史料所稱“華夷”中的華人，下同。

[4]《說文解字》，中華書局影印本，1963年版。

[5]宋羅願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7年，下同。

[6]宋丁度修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吳陸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劉熙《釋名》卷四云：“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蠻夷所為也。蠻夷婦女輕浮好走，故以此珰錘之也。今中國人效之耳”。參見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4年版。

[9]《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卷一，北京大學出版社標點本，1999年版。

[10]北宋呂希哲在《呂氏雜記》卷上說：“近世儒者……有戒婦人不穿耳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可見即使在婦人戴耳環較多的宋代，有些儒者也反對穿耳。但同樣尊儒，為何宋代戴耳環的較多呢？這個問題值得研究，或許與遼、西夏人戴耳環（且男女都戴）習俗的影響有關？

[11]此處所謂“一般唐人”主要指唐代的漢族。下同。

[12]后蜀歐陽炯《南鄉子》，參《全唐五代詞》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3]參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2年新1版。

[14]中華書局點校本，1962年版。

[15]《四庫全書總目》語。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中華書局影印本，1965年版。

[16]《唐代四大類書》本，清華大學出版社影印，2003年版。

[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四。

[18]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卷七一八。而且所引《釋名》，特意將“穿耳施珠曰珰”一句刪掉，值得注意。

[19]《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5期封二。

[20]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朝陽雙塔區唐墓》，《文物》1997年第11期。

[21]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南關唐墓》，《文物》2001年第7期。

[2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河南偃師市杏園村唐墓的發掘》，《考古》1997年第12期。

[23]雷子干：《湖南郴州市竹葉沖唐墓》，《考古》2000年第5期。

[24]邢臺市文物管理處：《河北邢臺市唐墓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5期。

[25]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版。

[26]《張司業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93年。

[27]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年版。

[28]《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3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29]均收入其論文集《長安藝術與宗教文明》，中華書局，2002年12月。

[30]李凇說：“戎裝四天王與二天王成為中國佛教藝術中兩種最主要的天王形式”，參其論文集127頁。

[31]李凇書127頁。

[32]《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三，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8月，圖149。

[33]《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四，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3月，圖42、47。

[34]《中國石窟雕塑全集》八《四川、重慶》，《中國石窟雕塑全集》編委會，重慶出版社，2000年8月，圖37。

[35]同上，圖56、57。

[36]有一例外是龍門石窟奉先寺北壁的托塔天王像，戴有耳墜（《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二，龍門文物考古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編，文物出版社，1992年12月，圖128）。但因此天王“托塔”，可能和下面要提到的毗沙門天王有關，即受到了毗沙門天王造像的影響，因此與一般的二尊一組的天王像稍有區別。但這尚需繼續探討。

[37]關于毗紗門天王像的研究，可參看北進一《毗沙門天像の變遷》，載田邊勝美、前田耕作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5《中央アジア》，小學館，1999年3月。

[38]田邊勝美、前田耕作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5《中央アジア》，圖223。

[39]《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五，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9月，圖13。

[40]《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瞿薩旦那國》。中華書局，1985年版。

[41]《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圖99。

[42]《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圖162。

[43]《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圖27。

[44]四大天王的面部刻畫似乎“胡味”更濃一些。甚至這時“耳環”可能也被賦予了某種神秘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