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陜西航運地理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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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隋唐兩朝是我國歷史上繼秦漢之后的又一個強盛時期，兩朝都以今關中腹心地帶的長安為都城，在此兩朝強盛帝國的影響下，今陜西境內的航運事業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各項航運管理制度已相當完備，克服了渭河航運上的重重困難，維持了最大可能的航運量，尤其是在特別時期能夠迅速組織漢江上的大規模航運，基本保證了都城長安的糧用所需，這對長安作為國都從經濟供給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隋唐時期；陜西航運；漕渠

Abstract:TheSuiandtheTangDynastymarkedanotherpowerfulandprosperousphaseinChinesehistoryfollowingtheQinandtheHanDynasty.BothdynastiesestablishedChang’an,locatedinthedepthsoftheGuanzhongPlains,astheirrespectivecapital.Undertheinfluenceofthisimperialarrangement,navigatingindustryinwhatisnowShaanxigainedapinnacleofprosperityinhistory.Duringthisphaseofhistory,acompletesetofregulationsofnavigatingadministrationwasintroduced,maintainingthemaximumoftransportingcapacitybyovercomingnumerousdifficultiesinnavigationontheWeiheRiver.Especiallyatcriticalmoments,large-scaletransportationwascapableofbeingorganizedontheHanRivertobasicallyguaranteethegrainconsumptioninChang’anthecapital,whichplayedanessentialpartineconomicsupplyforthecapital.

KeyWords:timesoftheSuiandtheTangDynasty;navigationandtransportationinShaanxi;canal

隋文帝統一了東漢以后長期四分五裂的中國，建立起隋朝。隋朝的統治雖然和秦始皇一樣，僅及二世就遭傾覆，但繼之而起的唐朝卻持續統治了將近300年。隋唐兩朝是我國歷史上在秦漢之后的又一個強盛時期，兩朝又都以關中腹心地帶上的長安為都城，在這兩個強盛帝國都城的影響下，今陜西省境內的航運事業又進入了一個極為興盛的時期。五代各國加在一起，前后也只有50多年，其間戰亂頻仍，航運大多停廢，少有興作，現一并附在隋唐這一時期之內來論述有關西漢時期陜西航運的地理問題，請參見拙文《西漢時期陜西航運之地理研究》，刊《歷史地理》第2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248頁)；又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陜西航運的地理問題，請參見拙文《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陜西航運之地理研究》，刊陜西師范大學西北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編《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新探索與新動向——慶賀朱士光教授七十華帙暨榮休論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1頁)。。

一、自然航道狀況與人工運渠的開鑿

（一）長安附近渭河河道的北移

在隋唐時期，長安城以北一段渭河河道向北發生了大幅度的擺動。唐代和西漢一樣，在長安城附近的渭河上架設了三座橋梁，溝通兩岸的交通。這三座橋也分別按照其各自所處的方位，由東向西，依次被稱為東渭橋、中渭橋和西渭橋。

唐代東渭橋的遺址，位于今高陵縣耿鎮白家嘴村西南，距今渭河河床有5里左右［1］。楊思植、杜甫亭根據衛星照片分析發現，有一條渭河古河道正通過這處遺址；從照片上看，這條河道比漢代的渭河河道要偏北4里左右，顯然就是唐代的渭河河道。整個這段河道比漢代的河道都要偏北4—5里，大致與漢代河道和現代河道平行，處于二者之間［2］91-97。

（二）大荔以東一段黃河河道的變遷

在北周末、隋初有一段時間內，今山陜間禹門口以下一段黃河河道再度西徙，而且西徙的幅度也比較大，很可能又襲奪了洛河的尾閭。因為隋文帝開皇四年重新開浚漕渠時，和漢代的漕渠一樣，東端也是終止于黃河［3］卷1《高祖紀》上，卷68《宇文愷傳》，黃河若不是西徙幅度很大，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北周武帝保定二年，曾在河東蒲州開挖渠道浚引黃河水灌溉農田［4］卷5《武帝紀》上，這很可能和西漢時的番系一樣，是在黃河西徙后的河棄地上開田。不過黃河這次西徙，并沒有維持多長時間。隋朝末年李淵自太原進軍長安時所見到的洛河，已經是復歸于渭河了據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案此書原文洛水之“洛”書作“”，應屬異寫。。唐初顏師古注《漢書》，說流入渭河的漆沮水“即今馮翊之洛水也”據班固《漢書•地理志》卷28(中華書局1962年版)，上引述《尚書•禹貢》雍州下唐顏師古注。，說明當時洛河也是流入渭河，黃河河道則東歸到了原來的故道。在此之后，李泰等人撰著《括地志》，也是說漆沮即洛水，“至華陰北南流入渭”據王應麟《詩地理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叢書集成》初編影印明末毛氏汲古閣刊《津逮秘書》本)卷3“瞻彼洛矣”條引唐李泰《括地志》佚文。。到開元年間張守節作《史記正義》的時候，仍然說“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東北，南流入渭”。再往后到元和年間，李吉甫撰著《元和郡縣志》，更明確記載這一段黃河是在華陰縣東北35里處與渭水相匯，而洛水乃是在渭水與黃河相匯前流入渭河據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中華書局1983年版)卷2華州華陰縣“永豐倉”條，又卷2“同州”。?？梢姡谡麄€唐代，洛河都是匯入渭河，今山陜間禹門口以下這段黃河河道一直處在與現在大致相同的偏東位置據吳曾《能改齋漫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13《記事》“河中府浮橋”條。。

（三）漕渠的重新疏浚

隋朝在長安建都后，最初沒有大量從關東向都城漕運糧食，所以，沒有感到運輸過分困難。文帝開皇三年，朝廷因京城倉廩空虛，開始從關東各地漕運糧食作為儲備，以防水旱災害發生時供應不足。但是，渭河沙深水淺的問題，到了這時更為嚴重，渭河航運已相當艱難，常常造成阻隔。為解決這一問題，又想到開浚漕渠［3］卷24《食貨志》。

漢代的漕渠雖然久已廢棄不用，可是，渠道畢竟還基本留存著，這時只需對原來的渠道再加開挖整治，工程量并不很大。這次工程由開皇四年六月動工，同年九月告成，前后只用3個月時間［3］卷1《高祖紀》上。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恐怕不可能對漢代的漕渠線路做出太大更改。

隋文帝開皇三年，都城由漢長安城舊址遷到了新建的都城大興城。大興城在漢長安城東南，今西安市區大部分都在隋大興城城區之內，規?？涨啊墨I記載，隋代漕渠的渠首段經由大興城北［3］卷61《郭衍傳》，其實隋大興城北也就是漢長安城南，這與西漢漕渠的線路完全一致。另外，隋漕渠的線路總長300多里［3］卷24《食貨志》，也和漢代一樣；渠道的東端止于黃河，這一點仍然與漢代相同［3］卷1《高祖紀》上；卷46《蘇孝慈傳》；卷68《宇文愷傳》。主持這次開浚渠道工程的有郭衍、蘇孝慈和宇文愷［3］卷61《郭衍傳》；卷46《蘇孝慈傳》；卷68《宇文愷傳》，其中宇文愷是隋代著名的土木工程建筑專家，隋代的大興城、洛陽城和其他一些重要土木工程都是出自他的具體規劃，這次開鑿漕渠自然也應當是由他來負責具體技術施工問題。漕渠開成后，最初被命名為廣通渠，又名富民渠。仁壽四年七月，隋煬帝楊廣登基就皇帝位，為回避他的名諱，詔令更改所有帶“廣”字的地名，廣通渠便在仁壽四年改名為永通渠據宋敏求《長安志》(中華書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清畢沅校勘本)卷12長安縣“永通渠”條。。

“永通渠”這個名字當然寓有企望漕運永久暢通的涵義，可是，它既然與漢代的漕渠同樣，是以渭河作為主要水源，就也同樣難以解決終南山流下的一系列河流與渠道交匯時對渠道的沖淤問題；因此，也就同樣難以維持長久通航，需要不斷重新疏浚。

唐天寶元年，再度開浚漕渠。這次工程是由陜郡太守韋堅主持，前后用時不到兩年，在天寶二年三月完工據劉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卷9《玄宗紀》下；王溥《唐會要》(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卷87《漕運》。，定名為興成渠［5］卷172《李石傳》。興成渠的渠首和隋代的永通渠位置一樣，沿用未改。渠首處筑堰引渭水，名為興成堰［5］卷105《韋堅傳》。其他整個渠道線路也基本上是襲用漢、隋舊道據王欽若等《冊府元龜》(中華書局1960年版，影印明刻本)卷497《邦計部•河渠》二。。只是在穿過灞河前后對原來的渠路做了一些更改。

漢代和隋代的漕渠，都是在灞、二水合流處以下絕灞而過，可是，興成渠卻是在灞水和水兩條河流的交匯處以上橫截二水。在通過水之前，韋堅在開鑿興成渠的同時，分引水，在水西岸禁苑苑墻上的望春樓（又作望春亭、北望春宮）下，又疏鑿了一個大水潭，興成渠從潭中穿過，以此作為漕船的停泊港灣和碼頭。唐玄宗為這個水潭御賜名稱“廣運潭”據劉等《舊唐書》卷9《玄宗紀》下(中華書局1975年版)，卷105《韋堅傳》；王溥《唐會要》卷87《轉運鹽鐵總敘》(中華書局1990年版)；歐陽修等《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卷37《地理志一》京兆府萬年縣。。今西安市北面的滹沱寨西北有一洼地，長約1200米，寬約300米，東距河不遠，從位置和地形上看，應當就是唐代廣運潭的舊址。從現在的地形狀況來分析，唐代的渠道應當在滹沱寨西的白花村一帶離開漢、唐渠道，東入廣運潭，再由今滹沱寨北的低地，經今趙圍附近，東過河。過灞河的地點，大致在原郊區農業大學西側一帶。

渠道過了灞河之后，又趨向東北方，重沿漢渠路線東去。在1975年拍攝的衛星照片上，還可以大致看出這條渠道的影像。前面已經論述過，唐代黃河大荔以東一段河道位置偏東，與現在大致相似，因此，唐興成渠的渠尾也與隋代不同，它是東止于華陰縣東北35里的渭河口附近，而不是黃河據劉等《舊唐書》卷105《韋堅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2，華州華陰縣“永豐倉”條；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497《邦計部•河渠》二。。

韋堅這次開浚的漕渠也沒有維持多久。唐文宗開成元年，在廢棄了很久之后，咸陽縣令韓遼又提出重新疏鑿通航。當時，宰相李固言以為時機不太適宜，不同意動工。但是，由于當時渭河航運已經更加艱難，以至停止水運，改用牛車陸運。這樣做不僅耗費很多人力，增大勞動量，而且占用耕牛，影響了關中地區的農業生產，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所以，唐文宗沒有聽從李固言的意見，最終還是決定動工開渠。渠道修成后，一時航運也很便利，省卻了大批耕牛，對關中的農業生產起到了很大助益。

此外，唐玄宗開元二年，姜師度在華陰以西24里的地方，還開鑿了一條敷水渠，用來宣泄水害?？墒?，開元五年刺史樊忱又重加開鑿之后，這條渠道就用于溝通渭河漕路了［6］卷37《地理志》。估計這條渠道是用來漕運渠道鄰近地區的糧食入渭河以西運長安。

（四）升原渠的開鑿

升原渠是唐代初年開挖的一條運輸渠道，這條渠道并不完全是新開的，它主要是修復、利用了漢魏時期的成國渠舊渠道。

成國渠是漢武帝時為灌溉農田而開挖的一條水渠。渠道在眉縣引渭水，在渭河北岸與渭河相并東行；到了灞河和渭河兩河口間，又重新流回渭河據班固《漢書》卷29《溝洫志》，卷28《地理志》上，右扶風眉縣；據北魏酈道元《水經•渭水注》，此據清王先謙合?！端涀ⅰ罚ㄖ腥A書局民國聚珍版印《四部備要》線裝本）卷19。。三國時期又重新疏浚這條渠道，并把渠道引長，改在陳倉（今陜西寶雞市）以東的水（今千河）上分引水流。

三國修成國渠，歷史記載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此渠系魏明帝太和二年衛臻征蜀時所開，見于《水經•渭水注》；一說此渠系魏明帝青龍元年司馬懿所開，見于《晉書•宣帝紀》以及《晉書•食貨志》?，F在一般都遵從前一種說法如李健超《成國渠及沿線歷史地理初探》，原刊《西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7年第1期，此據作者文集《漢唐兩京及絲綢之路歷史地理論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頁)。，也有人兩從其說，謂司馬懿是在衛臻所開渠道的基礎上“重開”如黃盛璋《關中農田水利的發展及其成就》，原刊《農業遺產研究集刊》1958年第2期，此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頁)。。雖然也有個別人主張依從后一種說法，但也僅僅止于一般性推測，沒有做出仔細考辨［7］113。

今案從太和二年到青龍二年期間只有7年，成國渠不應該剛剛開挖隨后就被湮廢，以至需要重新疏浚。所謂衛臻征蜀，是指太和二年諸葛亮率兵伐魏，而曹魏派軍入關中拒戰一事。當蜀軍初來之時，朝臣上下莫知計之所出，明帝只好派遣大將軍曹真及張等率軍先行入關據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1982年版)卷3《魏書•明帝紀》并劉宋裴松之注引《魏書》；卷9《魏書•曹真傳》。。衛臻參與此役，是因為他后來又奏上計策，以為“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粱道”，這一計策為正一籌莫展的魏明帝所賞識，所以，又委派他為“征蜀將軍”，入關參戰［8］卷22《魏書•衛臻傳》。衛臻到長安時，蜀軍已被曹真、張擊退，衛臻計無所施，只好東還洛陽，官復舊職。因此，衛臻恐怕不大可能為征蜀而在關中專門開挖渠道。再退一步講，蜀軍出兵是在太和二年正月之后，到二月丁未，明帝西鎮長安，這時諸葛亮已經敗走，這期間最多不過一個多月時間據陳壽《三國志》卷3《魏書•明帝紀》。參據方詩銘等《中國史歷日和中西歷日對照表》(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版)。，即使是曹真，也根本無暇臨戰掘渠；至于在戎事匆匆之際來引水灌溉關中農田，就更不可想象了。因此，《水經注》的說法，實在不足為信，曹魏重開成國渠的時間，應當以《晉書》的記載為準。

根據《晉書》的記載，這次司馬懿開渠，也是為了灌溉農田，而不是用作運輸通道。西魏大統十三年，又在成國渠上設置六門堰，以節制水量，顯然還是用為農田水利設施據宋敏求《長安志》卷14武功縣“六門堰”條引《十道志》。。直到唐代以前，成國渠一直只是一項農田水利工程，從來沒有進行過航運。

唐代改造利用成國渠的工程，是在唐高祖武德八年十二月，由水部郎中姜行本奏請施行的。姜行本在源縣（今甘肅隴縣）境的水（今千河）上修筑五節堰，引水東流，以通水運，名為升原渠據王溥《唐會要》卷87《漕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37《地理志一》隴州。。這個渠首的位置，比魏晉時期在陳倉東面的渠口向上游移動了許多。渠口向上游移動，很可能于水河床的下切有關。由于水水量較小，高宗咸亨三年，又在陳倉縣東南引渭水入升原渠據杜佑《通典》(中華書局1988年版)卷10《食貨十》中對此有詳細記述。。由升原渠向東，可以一直航行到灞、涇兩河口間的渭河上，再沿渭河溯流而上，就可以駛抵漢長安舊城北，也就是隋唐長安城的禁苑外面據酈道元《水經•渭水注》；又據清王先謙合?！端涀ⅰ肪?9；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497《邦計部•河渠》二。。

（五）其他運輸渠道

除了漕渠和升原渠外，唐代還開鑿了其他一些運輸渠道。這些渠道基本都是為運輸木材而開鑿的。

就在韋堅開鑿漕渠的唐玄宗天寶元年，京兆尹韓朝宗也開鑿了一條分引渭河水的渠道，用以運輸木材。這條渠道從唐長安城西面中間一門金光門進入長安城，在西市西街開挖水潭，用以存放通過漕渠運來的木材據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497《邦計部•河渠》二；《舊唐書》卷9《玄宗紀》下。。這條渠道的引渭地點缺乏記載，具體路線也已難以復原。從現在的地勢來分析，很可能是在今周至縣渭河南岸引水，經昆明池南側轉入金光門。唐代開挖的另一條運輸木材的渠道，是代宗永泰二年京兆尹黎斡奏請自南山谷口引水穿過長安城進入禁苑，用以漕運終南山上的薪炭。終南山是長安城薪炭的主要供給區，白居易《賣炭翁》詩里描寫的賣炭翁就是用牛車來拉運終南山里的木炭到城里去賣。木炭質重，運輸不便，長安城中的木炭因此價格昂貴，供應匱乏，“苦樵乏薪”。假如能夠鑿通水路，自然要方便很多。可是，令人遺憾的是黎斡并沒有開成這條渠道，只是在皇城外邊安排倡優表演了一些名之曰“水戲”的小把戲，哄弄皇帝高興了一下，根本沒有鑿通這條渠道據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497《邦計部•河渠》二；歐陽修等《新唐書》卷145《黎斡傳》。，更絲毫談不上起到什么運輸作用了。

黎斡運送木炭的渠道雖然沒有鑿通，不過，唐朝在長安城西面有一條叫做“漕河”或是“漕水”的水道，乃是在城西南從現在的氵皂河上分出，沿唐長安城西垣北流，再進入禁苑，緣漢長安城南垣和東垣，流入渭河據宋敏求《長安志》卷11萬年縣“漕水”條，卷12長安縣“漕河”條；又據黃盛璋《西安城市發展中的給水問題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與開發》，原刊《地理學報》1958年第4期，此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頁)。。這個漕河顯然也是一條人工渠道。只是文獻失于記載，現在已經無法知道這條渠道開鑿的具體過程了。從“漕河”這一名稱來看，這條渠道也顯然與運輸有關，至少不是主要用于灌溉農田。結合黎斡在終南山開渠的意圖，可以看出這條“漕河”的主要運輸職能似乎也應該是終南山上的薪炭。

（六）溝通丹江和灞河水道的嘗試

在韋堅開浚漕渠以前，為解決渭河航運的困難，在唐中宗景龍年間，襄州刺史崔提出了一個新的運輸方案。崔的基本想法同漢武帝時溝通褒斜道的構想大體相同，就是盡量避開不用三門峽黃河險段以及流淺沙深、水力無常的渭河水道，而設法溝通漢江與關中的聯系。不過，崔選用的路線不是當年的褒斜線，而是試圖先把糧食貨物由漢江溯源而上，轉入漢江支流丹江，水運到商州后，再改陸運，越過秦嶺，在秦嶺北坡的藍田南面，出石門谷，至藍田，再沿灞河水運到長安附近據歐陽修等《新唐書》卷99《崔傳》；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697《牧守部•酷虐》。。

過去有人認為崔所說的石門是指藍田西南的石門谷，即今湯峪河據黃盛璋《歷史上黃渭與江淮間水陸聯系的溝通及其貢獻》，原刊《地理學報》1962年第4期，此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183頁)；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3卷《秦嶺仇池地區》（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1985年版）篇拾陸《藍田武關驛道》，第660-661頁。。這種看法實際上是錯誤的。藍田西南的石門谷水，乃是北流匯入河據宋敏求《長安志》卷11萬年縣“石門谷水”條。，它與灞河東岸的藍田牽扯不上任何關系，從這個石門谷出來北去長安城，無論水路還是陸路，都不會經行藍田。今藍田東南的道溝峪，唐宋時期一般叫做倒回谷，而它還另有一個名稱即是稱之為“石門谷”據宋敏求《長安志》卷16藍田縣“劉谷水”與“銅谷水條”條引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佚文。。這個石門谷的南面，與丹江隔嶺相對，谷內本來就有道路東通洛南據宋敏求《長安志》卷16藍田縣“倒回谷”條。參見拙文《西漢至北周時期長安附近的陸路交通》，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第3期，第96-97頁。。從商州商洛鑿山筑路，溝通丹、灞兩條河谷，也遠比向西到今湯峪河那里要方便得多。在唐代，本來就是以這個石門谷作為灞河的正源。北出石門谷，就是寬闊的灞河谷地，便于通行往來。所以，崔溝通丹、灞二河的交通線路就應當是選在這里。

崔督役數萬人，開通了這條新路。新路開通后，封錮了原來的藍田關舊路，強令行人一律取道新路。由于行用時間過于短促，文獻記載有限，這條新路上水路地段的效用如何，還有待更進一步探索，但是穿越秦嶺一段陸路卻是艱難備至，遠不如舊路通暢，“每經夏潦，摧壓踣陷，行旅艱辛，僵仆相繼”，甚而至于“數摧壓不通”據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697《牧守部•酷虐》；歐陽修等《新唐書》卷99《崔傳》。，實際上并沒有怎樣很好地利用。崔主持開路時身為襄州刺史，而他出守襄州是因過被貶流放，時為唐中宗景龍三年五月，至同年十一月，大赦天下，所有流人一律放還，崔也重歸長安據劉等《舊唐書》卷7《中宗紀》；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版)卷209，唐中宗景龍三年。。因此，這條石門新道應當開鑿于景龍三年五月至十一月之間。到玄宗先天二年七月，崔又因謀亂被配流嶺南，商州奏請復依舊路通行據劉等《舊唐書》卷8《玄宗紀》上；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697《牧守部•酷虐》。。這樣，石門道從開鑿到廢棄，總計不超過4年，其間又“數摧壓不通”，就連陸路交通都沒有起到任何積極作用，更不用說連接丹江河灞河的水運了。在當時的工程技術條件下，秦嶺高峻起伏的山峰，對交通運輸的阻礙作用是相當巨大的，不管人們怎樣努力，溝通兩坡的水系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像漢唐先后溝通褒、斜和丹、灞這樣，以陸運越嶺來連接兩坡的水路運輸，也由于越嶺陸運的艱險，失去了在正常社會狀況下的開發價值。崔溝通丹、灞水路的設想，乃是必然要以失敗而告終。

（七）嘉陵江航道的疏鑿

唐代后期，吐蕃在西邊經常侵擾唐朝的邊境，今陜西南部的略陽縣一帶，屬唐興州轄境，也鄰近與吐蕃的邊地。為防范吐蕃的襲擾，唐朝在邊境地區駐扎了很多兵力。興州西面的成州，就是一處戍守要地。成州戍軍的糧食，需要經由興州長舉縣運去。長舉縣治所在今甘肅省徽縣東南的嘉陵江北岸，距嘉陵江大約有10里左右據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22興州長舉縣“嘉陵水”條；又參閱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第5冊“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圖。。經陸路由長舉向西北到成州，路途十分艱難，在縣西北50多里的地方，要翻越著名的青泥嶺，這座山“懸崖萬仞，山多云雨，行者屢逢泥淖”。整個300里行程，也大多都是“崖谷峻隘，十里百折”，加之“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在這樣的道路上運送糧食物資，極為艱難，“負重而上，若蹈利刃”，運夫甚至常常會“顛踣騰藉，血流棧道”，在路上失去性命［9］卷26《興州江運記》。

鑒于陸運這種艱難局面，德宗貞元末年，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決定疏鑿嘉陵江航道，用水運來代替陸運［9］卷26《興州江運記》。嚴礪的疏鑿措施，包括清除水道上的石塊，砍除影響通航的樹木，對河床中基底與河岸聯結在一起的影響航運的巖石，則用火燒醋激的辦法粉碎后，再將其清除下去。航道經過這樣一番清理之后，江濤負載漕船“雷騰運奔，百里一瞬”，免除了陸運的艱險，也縮短了整個運輸路程。原來走陸路需要300多里，現在走水路卻只有200里。百姓大為便利，為此專門請文章高手柳宗元撰文刻石，以作紀念［9］卷26《興州江運記》。

嚴礪疏鑿的嘉陵江水道究竟是哪一地段，歷史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還需要進行研究分析。疏鑿這段水道，是為給成州的戍卒漕運糧食等軍需物資。成州的治所本來是在上祿縣，位于西漢水的上游，在今甘肅禮縣南面，可是，肅宗寶應元年以后，這里已經陷沒于吐蕃仞之手。貞元五年，成州內徙，權治于同谷縣西境的泥公山（一作“泥功山”）上［6］卷40《地理志》。嚴礪疏鑿嘉陵江航道時，成州的治所就設在泥公山上。唐同谷縣治即今甘肅成縣，也就是東漢武都郡的治所下辨據清官修《嘉慶重修一統志》(中華書局1986年版)卷277《階州直隸州•古跡》“同谷故城”條；范曄《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卷58《虞詡傳》唐李賢注。，泥公山在縣西20里。今成縣距離嘉陵江甚遠，而在嘉陵江支流青源河岸邊?！缎绿茣?#8226;地理志》記載嚴礪疏鑿江道，是自長舉而西疏鑿嘉陵江200里［6］卷40《地理志》。從長舉縣到青源河口有一段嘉陵江水道，但只有幾十里，遠不及200里之數；若是從長舉縣循嘉陵江西南行，到青源河口，再循青源河而上到同谷縣西的泥公山下，倒是有100多里，與《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的里程相近。嚴礪既然是為漕運過去由長舉陸路運往成州的戍糧而疏鑿江道，那么，他所疏鑿的也只能是這樣一條由嘉陵江聯通青源河的航道，而主要的工程是在青源河段，而不可能如文獻記載的那樣，只是嘉陵江主干道。我在《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陜西航運之地理研究》一文中已經論述說，青源河航道在東漢時期曾經由虞詡做過疏鑿參見拙稿《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陜西航運之地理研究》，刊陜西師范大學西北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編《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新探索與新動向——慶賀朱士光教授七十華帙暨榮休論文集》。，因此，嚴礪此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修復前人舊路。嚴礪疏鑿的這段水道，大部分都在今甘肅省境內，只有一小部分在今陜西略陽境內。

二、航運狀況及相關設施

（一）渭河下游與漕渠上的糧食運輸

隋代初年，朝廷內外各方面的用度都相對比較節儉，因此，沒有從廣東各地漕運糧食到京城。到了開皇三年的時候，由于京師倉廩儲備已經逐漸空虛，不敷這個龐大王朝都城的支用，若是京城周圍的關中地區再遇到水旱災害，京城的用糧也就無法保障了。為此，隋文帝楊堅始頒下詔書，責令在關東一些河流沿岸的州內，募集人丁運米，同時在黃河岸邊的“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通過這些糧倉存貯附近地區的糧食，然后一級一級“轉相灌注”，次第西運，把關東地區的糧食運往京師大興城。這是隋代首次啟動渭河航運來運輸漕糧［3］卷24《食貨志》。

隋文帝時在華州設置的廣通倉，位于渭河口附近的渭河南岸。這個廣通倉同廣通渠一樣，也是沖犯隋煬帝楊廣的名諱，所以，在楊廣登基后被改名為永豐倉［10］卷2《華州華陰縣》。渭河上的漕船自然要在這里停泊，因此，這里也是渭河上重要的漕運碼頭。

渭河漕運啟用了僅僅一年，就發現存在有嚴重的航運障礙。這主要是渭河河床淤積泥沙過多，“流乍深乍淺”，致使航道許多地段已經淤淺阻礙航行，“漕運者苦之”。在這種情況下，隋文帝只好又施用漢朝舊策，于開皇三年，下令開挖漕渠［3］卷24《食貨志》。

開皇四年九月，漕渠通水。隋文帝親臨灞河岸邊，觀看通水的情況。開挖漕渠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隋代使用漕渠運輸關東的漕糧，究竟持續了多長時間，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不過，維持漕渠通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大業二年以后，隋煬帝移都洛陽，已經沒有多大必要再多向關中漕運糧食，因而，便不必在漕渠上花費大多的力氣，估計最遲至大業二年，漕渠就已經不再通漕。這樣計算，隋代漕渠的整個使用期限，不會超過22年。

唐朝初年和隋朝初年一樣，也沒有從關東各地大量漕運糧食。在高祖武德和高宗永徽年間，姜行本、薛大鼎、褚朗等人曾先后上言，建議在不同地區開挖渠道，水運物資，可是，卻一直沒有利用渭河水道向關中大規模輸送糧食等物資。顯而易見，這時各地的經濟還沒有從隋末戰亂的嚴重破壞中恢復過來，既不宜過多征收糧食，也不便征發太多勞役。當時每年只是從關東陸運20萬石上下的糧食，數額很小，微不足道。高宗咸亨三年，關中遭遇饑饉，糧食嚴重匱乏，這才按照監察御史王師順的建議，通過渭河，漕運河東絳州的糧食入京，并在東渭橋頭設置渭橋倉，存儲通過渭河運來的糧食據王溥《唐會要》卷87《轉運鹽鐵總敘》，卷87《漕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53《食貨志》三。。

東渭橋倉也是個重要的運輸碼頭。在漕運旺季，東渭橋頭舟航聚集，甚至略有幾份江南水鄉的景象，唐德宗貞元人李觀，嘗謂橋下“舟者如徼”［11］卷1《東渭橋銘》；大中、咸通間人李頻亦曾描述云：“秦地有吳洲，千檣渭曲頭”。［12］96除了東渭橋倉以外，唐代還沿用了隋代的永豐倉，作為渭河口上的碼頭和倉庫。

過了東渭橋倉再向西，在禁苑內漢長安城的西北角，也就是中渭橋的南頭岸邊，還設有一個糧倉，這個糧倉也叫太倉據宋敏求《長安志》卷6，《宮室》四《唐•禁苑內苑章》；又據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29，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屯中渭橋”條，元胡三省注。。由于唐代的太倉本來設在宮城掖庭宮的北面，所以，對這兩處太倉的關系，從很早就引起過爭議據李好文《長安志圖》(中華書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清畢沅?？彼蚊羟蟆堕L安志》附刊本）卷中，《圖志雜說》第220頁，即嘗依據宋敏求《長安志》沒有記述掖庭宮中的太倉，否定這一太倉的存在。。其實，長安城附近的幾個倉儲，都可以冠以太倉之名。例如東渭橋倉有時就又被稱為“東渭橋太倉”［6］卷53《食貨志三》，而長安城禁苑西北的這座太倉，為了與宮城中的太倉相區別，另外又有一個名稱，是被稱作“北太倉”［13］71。北太倉的渭河運輸碼頭當然就在中渭橋邊?！缎绿茣?#8226;食貨志》記載貞元年間韓、杜亞運送江南糧米至“東、西渭橋倉”［6］卷53《食貨志三》，西渭橋有倉未見到其他文獻記載，所以，這里的“西渭橋倉”很有可能就是“中渭橋倉”的錯訛，指的就是這個北太倉。北太倉的地位和作用似乎遠遠不能與東渭橋倉相比，大多數漕船應該還是停泊在東渭橋倉下。

唐高宗開通渭河漕運以后，運送到關中的糧食，比以前有所增多。然而，朝廷的財政開支和糧食需求這時也在大幅度增長。由于三門峽險段河道對黃河水運的阻礙，以及渭河水運的艱難，還是供不應求。為解決這一問題，當時采取過兩種辦法，一種辦法是皇帝率領百官諸臣一起跑到洛陽渠“就食”，也就是到那里去吃住花用，以減少一些長安城的開銷。據有人統計，高宗朝總共去過洛陽6次，玄宗也去過5次，唐中宗李顯對此頗感憤怒，徑稱皇帝就食東都乃是淪落成為“逐糧天子”。另一種辦法是在遭到嚴重饑饉的時候，陸運糧食入京，以解決普通百姓的生計。但這樣做代價也很高，陸運急迫時甚至會把拉車的耕牛累死十之八九據馬端臨《文獻通考》(中華書局1986年版)卷21《市糴考•常平義倉租稅》；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09唐中宗景龍三年；又參見黃盛璋《歷史上的渭河水運》，原刊《西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8年第1期，此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集》，第154-155頁。。

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來京師，唐玄宗向他征詢解決漕運的辦法。裴耀卿提出在整個漕路上根據南北東西不同水道各自的特點，令當地水工，分段轉運，在各轉運地點，沿水路設置碼頭和糧倉，河道水量豐盛時則行舟啟運，水淺受阻時則藏糧于倉。他提出的這個辦法，實際上在隋文帝時已經實行過，并沒有什么特別獨到的地方，而且他在沿河各地設倉的想法，也就是想要沿用隋代舊址重建新倉。當時唐玄宗沒有重視裴耀卿的意見。三年之后，裴耀卿升任京兆尹，正遇到京師附近遭受水災，谷價騰升，唐玄宗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又一次到京都洛陽去“就食”。這時，實在被漕運不濟而困擾不堪的唐玄宗才又想到了裴耀卿提出的建議。于是，裴耀卿得到機會又一次向唐玄宗詳細陳述了自己的設想。這次玄宗皇帝龍顏大悅，當即擢拔裴耀卿為宰相，并兼任“江淮都轉運使”，統籌實施他的漕運方案。

裴耀卿的漕運改革辦法，簡單地說，就是節級轉運。渭河口上的永豐倉，本來也就是隋代節級轉運的產物，再向遠追溯，西漢設在這里的京師倉，起的也是同樣的作用。因此，若是僅僅對于渭河水運來說，裴耀卿的方案，并沒有起到實質性的改良作用。裴耀卿的漕運方案中意義最大、最為關鍵的地方，是在三門峽附近開辟了18里山路，并在這條道路的東、西兩端，沿河設置糧倉，使河運避開動輒覆舟的三門峽險段，改用陸運轉輸。裴耀卿這一方案，施行三年，共漕運到關中700萬石糧食，即平均每年漕運230多萬石，主要也是因為較好地解決了河運中的這個卡脖子地段的問題。至于由渭河口到京師東渭橋倉的運輸，并沒有改善任何航運條件，只不過是讓船工們再多付出一些苦力和朝廷多付出一些代價而已。人們當時用“斗錢運斗米”來形容運輸的巨大耗費和艱難情形［6］卷53《食貨志三》。

裴耀卿罷任之后，每年漕運到京城的糧食，仍維持在100萬至180萬石之間，比起唐初20萬石的數額來說，已經增加了許多［6］卷53《食貨志三》。對于這樣的高額運輸量，渭河航運是很難長久承負的。于是，天寶元年，唐玄宗又任用韋堅開挖漕渠，試圖用漕渠替代渭河水運，以緩解糧食運輸的困難局面。

韋堅開挖的漕渠，大部分地段仍沿用隋代漕渠的舊道，東端渠道尾閭匯入渭河的地方，仍然可以和隋代一樣，在永豐倉下設置碼頭，以便轉輸漕糧。河西岸的廣運潭，是漕渠最大的碼頭，在漕渠開通的慶典上，一次便有二三百只船舶停泊在這里［5］卷105《韋堅傳》。接近廣運潭的苑墻光泰門外，唐代有一個村莊叫米倉村［13］77。按照它的相對位置關系，這個村莊就應當在廣運潭邊。顧名思義，應當是漕渠暢通時在廣運潭邊設置了糧倉，才會產生米倉村這個名字。此外，禁苑西北角的北太倉，仍然可以通過漕渠運輸去糧食。這一般應當是從廣運潭啟航，沿漕渠西行，穿行禁苑當中，到漢長安城邊時再沿南山漕河向北，運送到禁苑西北邊的北太倉［13］102。漕渠開通之后，一時也曾產生過較大效益。天寶二年當年，漕運關東粟米400多萬石，開創了隋唐以來的歷史最高紀錄。但是，這個數字里面肯定也包含很多其他人為的因素，韋堅為了取悅于玄宗以邀功，必然會采取其他手段促使漕額暫時增長起來。以后天寶年間的正常運額是250萬石，而且這并不是完全依靠漕渠運輸，其中還有部分陸運的份額［10］卷2《華州華陰縣》。由天寶年間水陸并用這一情況推測，開元年間裴耀卿運入關中以及繼此之后由關東西運入關的糧食當中，很可能也有一部分是來自陸運。

韋堅開鑿的漕渠，與漢代和隋代的漕渠相比，沒有任何特別之處，因此，它也不能避免漢、隋漕渠很快就被湮塞廢棄的命運。灞水和水等河流的沖激填淤，對韋堅的漕渠構成了很大威脅。每當夏季大雨之時，灞水、水等與漕渠相交叉穿越的渭河支流暴漲，漕渠必然要受到洪水嚴重沖激，水退以后則又要淤下許多泥沙，航運便不能不受到阻滯據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2華州華陰縣“永豐倉”條；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498《邦計部•漕運》等記述。。因此，也就必須輔以陸運相濟。

天寶十五年，安史之亂爆發，整個河淮地區都受到亂軍的占據或是沖蕩，關東的漕糧已經無法西運，江淮的貢賦租粟都改由漢江西運，漕渠的航運亦隨之陷入停頓。戰亂平定之后，代宗廣德二年，劉晏著手整頓漕運。這時，他重又采取裴耀卿的節級轉運辦法，規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令“河船之運積渭口，渭口之運入太倉”，此時已經不再使用漕渠，而是改為利用渭河航路［6］卷53《食貨志三》。顯然，自然的淤積沖激再加上戰亂的荒廢破壞，漕渠已經不再能夠負載裝運粟米的重船了。不過，這時漕渠還沒有徹底湮塞，可能有時還能夠通行一些裝載輕貨的小船。到了大歷年間以后，才最終廢棄這條水渠，不再用作航運通道［10］卷2《華州華陰縣》。

廣德二年以后，重又啟用渭河水道，漕運關東江淮等地的租粟等物資，這也是漕渠湮塞廢毀后而采取的不得已辦法，渭河水運仍然十分艱難。雖然在劉晏整頓漕運的當時，每年漕運至京城的糧食達到了110萬石［6］卷53《食貨志三》，可是，在這以后，每年運輸到京城的糧食只有40萬石，而且在這其中也還含有一部分陸運的份額［6］卷53《食貨志三》，渭河的航運能力已經不能全部負擔，京城的糧食供應顯得十分緊張。

德宗貞元初，京城周圍的關輔地區駐扎有大量軍隊，需要耗費很多軍糧。由于糧食供應不足，米價暴漲，以至每斗米價高達千錢，太倉中留供皇宮食用的糧食已經不敷支用10天，宮禁中不敢再用糧食釀酒。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緊急陸運永豐倉米進京。結果由于運輸程限過于急迫，駕車的牛大部分都被累死。面對這樣的局面，德宗皇帝只好又一次安排人來整頓漕運。

這次漕運整頓工作，是由浙江東西節度使韓和淮南節度使杜亞負責。韓和杜亞兩人不僅在三門峽附近重又花費一番功夫，疏通了這處卡脖子的隘口，而且還針對渭河航運的困難，改進了渭河運糧的船只，以使其更加適宜在水淺沙深的渭河里航行。改進渭河運糧船只的具體工作，是由陜虢觀察使李泌主持。經過李泌的這一番技術改良和其他人為努力，使得運輸到東渭橋倉的糧食數額竟然又達到了130萬石，一時明顯提高了渭河的航運能力［6］卷53《食貨志三》。只是好景不長，這樣好的運輸效益并沒有能夠維持多久，以后最好的時候，漕運到京的糧食一般也只有40萬石［6］卷53《食貨志三》。

貞元年間整頓漕運以后，由于渭河航運艱難，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糧食要通過陸運入京，這說明從長時段來觀察，李泌改進船只的效果也并不十分明顯。文宗開成元年，李石奏請重修開鑿疏浚漕渠時曾經講述說，漕渠修復通航之后，可以使從渭河口的永豐倉到長安城這300里之間再無車挽之勞，轅下之牛悉數歸耕于農田［5］卷172《李石傳》?？梢姡躁戇\輔助水上漕運，不僅早已成為一種定制，而且越來越占有重要比重。

占用大量耕牛來駕車轉運糧食，要對農業生產造成很大影響；特別是這些用來運輸的耕牛，一般也都只能從關中就地征集，而關中的農業生產受到損害，更不利于京城長安的糧食供應。為此，唐文宗開成元年，又一次動工開挖疏浚遭遇湮塞廢棄了的漕渠，試圖采用天寶時期的老辦法，用漕渠來解決渭河航運的困難。然而，這次開浚漕渠的效果也不比天寶年間更好。在大中五年，裴休出任鹽鐵轉運使，翌年八月改革漕運，這時已經不再使用漕渠，重又改從渭河運輸漕糧［5］卷49《食貨志下》。

唐代以后的五代戰亂時期，沒有再見到利用渭河或漕渠運輸糧食以及其他物資的記載，渭河航運，應當已經陷于停頓。

除了糧食運輸以外，其他由關東運入長安城的貨物，大多采用陸運，一般不利用渭河或是漕渠。例如，隋開皇年間關東諸州調物均由潼關和蒲津關兩關陸運入京，“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于路，晝夜不絕者數月”［3］卷24《食貨志》。所謂“調物”以布帛為主，這是除了糧食之外的另一大宗重要生活物資。唐代的情況依然與隋代相同，布帛運輸也是依賴陸運。如開元初年張說在幽州做官時，每年都要用許多車輛陸運河間、薊州一帶的庸調繒布到京城［14］卷485《東城老父傳》。其他調物如麻等也是陸運入京［15］卷6《王無得》。

需要指出的是，天寶二年廣運潭開成慶賀典禮時，韋堅曾在潭內陳列二三百只運船，每條船上立牌標明郡名，船上則堆積各郡特產，包括廣陵郡的錦、銅器，南?？さ溺殍?、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的瓷器、酒器，宣城郡的紙墨等等，各種生活物資，幾乎應有盡有。然而，這只不過是韋堅為邀取玄宗皇帝寵幸而有意擺布的場面，并不能說明這些各種各樣的物資都要通過漕渠或者渭河來運輸。

從總體來看，隋唐時期渭河和漕渠上以糧食運輸為主體的運輸活動，雖然在整個渭河航運史上也稱得上是盛極一時，形成了一個航運高峰，可是，卻不宜因此而過高估價當時的航運發達程度。在韋堅開鑿漕渠之前的開元年間，每年從關東運送糧食120萬石到京城，這應該是渭河航運在唐代相對比較興盛的時期?？墒?，當韋堅鑿成廣運潭后從關東取來二三百艘船只陳列在水潭當中時，關中父老竟然會因為“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視之以為奇觀［6］卷134《韋堅傳》。由此可見，平常渭河水面上并沒有太多船只，開元年間的漕額之中很可能也含有陸運的成分在內。

（二）黃河航運

隋唐五代時期陜西境內黃河上的航運，仍主要限于今大荔以東一段河道，而且是以漕運河東的糧食為主。

隋開皇三年初興漕運，就在河東的蒲州置有募集來的“運米丁”，這應當是為漕運河東以及太原一帶的糧食到京城［3］卷24《食貨志》。唐高宗咸亨三年始行關中漕運的時候，更是專為運輸河東及太原一帶的糧食。當時，這些地區的糧食在河東黃河上裝船以后，再順流南下至渭河口，轉從渭河溯流而上，西運長安城，“河、渭之間，舟楫相繼”，一直運送到東渭橋倉［16］卷87《漕運》。河東一帶的漕船究竟都在哪些地方泊靠，現在已經無法考索，不過，當時汾水可以直接與黃河通航［6］卷154《李憲傳》，所以，這一段的通航河道，起碼可以包括汾河口以下的全部河段。

除了糧食運輸以外，唐代黃河河道上還有木材運輸。開元、天寶年間，長安城附近由于缺乏建筑用木材，派人到嵐州和勝州一帶去采伐購買。嵐州在今山西嵐縣、合河、岢嵐一帶，位于呂梁山區，西臨黃河；勝州在今陜北神木、府谷一帶，東隔黃河與嵐州相鄰。在這里采伐木材運到長安城，只能利用黃河順水放漂，到渭河口后，再溯渭河向上游漂運。當時朝廷在勝州設有120名“轉運水手”，應當就是負責漂運木材［13］103。

嵐州和勝州這兩個州，除了向長安漂運木材之外，每年還要向黃河上的大陽橋和蒲津橋兩所浮橋漂送一定數額的木材，用于修護更換浮橋的“腳船”。大陽橋在陜州（今河南三門峽市）北側，蒲津橋在蒲州（今山西永濟縣）西側。供應這兩座橋木材的還不只嵐、勝兩州，在黃河東岸，由嵐州向南，依次有石州、隰州和慈州三個州，它們也要給大陽橋和蒲津橋漂送木材［13］105。因此，在唐代，今陜西東部的黃河河道上從北向南，應該到處都有木材漂流運輸。

木材漂流可以單放，也可以組扎成木排漂放，估計朝廷組織的這種大規模木材運輸，當時應是采用后一種排筏式。北宋時由秦隴地區向開封城里運送木材，就是將原木聯結成“巨筏”在渭河水面上漂放，似乎可以用來印證唐代的情況［17］卷276《張平傳》。不管怎樣，在河面上運送木材都是一種比較特殊的運輸形式，與一般通過船只裝載運輸的貨物大不相同，傾覆觸礁等一系列重大航運危險遠不如普通船只嚴重，因此，能夠漂運木材并不等于也能夠通行一般的航船。山陜峽谷之間的黃河，水流湍急，航道十分危險，當時還不能通航。唐人陳鴻的《東城父老傳》中曾記載說，開元年間敦煌“歲屯田實邊食，馀粟轉輸靈州。漕河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兇年”。過去許多人都根據這條材料，推論說當時是從靈州（今寧夏靈武）用船裝載糧食，在黃河上順流而下，直到太原倉（在陜州，今河南三門峽市附近）。其實，這種看法，并不符合《東城父老傳》的原意?！稏|城父老傳》原文中的“轉輸靈州”與“漕下黃河”這兩句話，講得本來是毫不相干的兩件事情，不能混為一談，“漕河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兇年”，講的本是漕運江淮粟米入太原倉事詳據周紹良《東城老父傳箋證》，刊《文史》1982年第17輯，此據作者文集《紹良叢稿》(齊魯書社1984年版，第115頁)。。

（三）關中的木材運輸

隋唐時期為了在長安城及其周圍地區修建各種宮殿寺觀和宅院，利用一些渠道和河流，向長安城運輸了許多木材。此外，長安城內外的百官僚屬，也需要定量配給木材，用作薪柴。這些燃料用木材，有時可能也要利用水路運輸。

升原渠是運輸木材的一條主要渠道。歷史文獻在記述武德八年姜行本開浚這條渠道的時候，只是記載為“通運”或“通漕”［16］卷87《漕運》，沒有明確交代用來運輸什么貨物。岐州和隴州一帶是唐代關中地區重要的木材產區，所謂“隴坻之松”，作為優良建筑制作用材，備受當時人稱贊。唐高宗咸亨三年，在陳倉東南引渭水入升原渠后，文獻記載渠道中有“船木伐”通行，由岐州直抵漢長安故城［18］卷497《邦計部•河渠》?！蔼┠痉ァ本褪悄痉?，木筏和木排在形式上也沒有什么區別。不可能在這樣長的距離內用木筏運送什么貨物，這應當就是順渠道向下流漂放木排。至武則天垂拱初年，又有記載由升原渠運輸岐隴木材到京城長安據歐陽修等《新唐書》卷37《地理志一》，鳳翔府虢縣下記作“運岐、隴水入京城”，此據《玉?！?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影印清光緒浙江書局刻本)卷22《地理志•河渠》“唐升原渠、高泉渠”條，“水”當為“木”字形訛。。到了開元年間，京兆府和岐、隴二州每年固定征募役夫7000人，每人各向京城輸送木木童80根，于春、秋兩季送到［19］31。同時，在陳倉也設置了固定的采伐營造用木材的百工監［5］卷44《百官志》。升原渠這時依然完好使用，當然也仍在用于運輸木材［13］102。

天寶元年韓朝宗分引渭水開挖的運輸渠道，根據前文所做推測，其引水地點應當在今陜西周至縣終南鎮一帶，而這里正是唐朝將作監下設的主要木材采集機構就谷監的所在地，就谷應當就是今終南鎮西面的山谷山就峪據劉等《舊唐書》卷44《職官志》三記，就谷監“在王屋”，而《大唐六典》卷23“將作監”條則記作“在周至”，當以《大唐六典》所記為是，《舊唐書•職官志》文字有訛誤。。顯而易見，通過這條渠道，可以直接把就谷監采伐的木材運到長安城內的西市西街。只是這條渠道后來再未見到記載，可能使用期限很短，實際沒有發揮太大作用。

唐代長安城附近設置的采伐營造用材的機構，除了陳倉的百工監和周至的就谷監外，還有庫谷監和斜谷監，“皆在出材之所”。唐代縣有斜谷，在今陜西眉縣境內，稱作斜峪，即秦漢以來褒斜道北段所經由之終南山北坡谷地。有斜水出斜峪，經今眉縣北注渭河。西漢試圖溝通褒斜水道時，就是想開發斜水河道，從事航運。但是，當時經過一番整治，水流還是太急，河床中又有巖石阻礙，沒有能夠如愿行船。不過，溜放木材卻不大受河道限制，完全可以順流而下，直入渭河。顯而易見，唐斜谷監就應當設在斜谷口外的斜水岸邊，利用斜水、渭水水運通道漂運材木至京城。

《大唐六典》和《舊唐書•職官志》都記載“庫谷監在縣”，但這種說法卻應當存有訛誤。縣有庫谷不見于其他史籍記載，清人毛鳳枝逐一考核陜西南山谷道古代的名稱，也沒有能夠找到這個“庫谷”一絲一毫痕跡，只好以“未詳所在”作罷［19］31。另一方面，很多文獻都記載在藍田縣東南有一庫谷，即今陜西長安縣東南界的庫峪據歐陽修等《新唐書》卷37《地理志》一京兆府藍田縣所記；宋敏求《長安志》卷16藍田縣“庫谷水”條所記；又據毛鳳枝《南山谷口考》(陜西通志館1934年版)。。因此，按照常理，庫谷監就應當設在這里，與縣沒有任何關聯。

那么，《大唐六典》和《舊唐書•職官志》的記載又何以會出現這樣荒唐的謬誤呢？這兩部書的相關記載，都是先列舉“百工、就谷、庫谷、斜谷、太陰、伊陽”六監，然后逐一說明上述諸監所在的地點，可是，《大唐六典》和《舊唐書•職官志》在這些具體說明中，卻都缺失有關斜谷監所在地點的記述。清人劉毓崧早已發現《舊唐書》這一處文字有違其常例，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劉氏并未能識破問題所在，他只是很隨意地推測說：“按自百工至伊陽凡六監，注中備列五監所在之地，獨不言斜谷監，《六典》亦然。疑此監即在斜谷，故耳?！睋_士琳、劉文淇等《舊唐書校勘記》(岳麓書社1994年版《二十五史三編》影印清道光岑建功原刻本）卷26。斜谷監固然應當是設在斜谷，但正如劉毓崧對《舊唐書》這部分內容所做校勘顯現出來的那樣，該書說明百工等諸監所在，都只是注明其設在某縣境內，因此，斜谷監也不應位居斜谷便不再注明其地處何縣；況且《舊唐書•職官志》下文記“伊陽監在伊陽”，也沒有因為監名與縣名相同而省略不記，劉毓崧所說并不合乎情理。結合庫谷監位置的明顯訛誤，可知《大唐六典》與《舊唐書•職官志》對這兩個監位置的記述，顯然存在著文字脫佚和舛誤。

案《舊唐書•職官志》記述百工等六監位置全文為：“百工監在陳倉，就谷監在周至（原作‘王屋’，如前文所述，系據《大唐六典》訂正），庫谷監在縣，太陰監在陸渾，伊陽監在伊陽?！保?］卷44《職官志三》依據這一段話上下文的通例，和上文有關斜谷監位置的論述，可以推測，《舊唐書•職官志》原本應當是相繼記述庫谷監和斜谷監的位置，書作：“庫谷監在藍田，斜谷監在縣”。而現今所見文本則是脫漏了庫谷監的后半部分和斜谷監的前半部分；復又因“”、“”二字形近，將“縣”訛作“縣”。于是，這兩句話就被誤連為一句，成了“庫谷監在縣”這個樣子。估計《大唐六典》和《舊唐書•職官志》所依據的史料，都已經同樣存在上述舛誤，所以，在這兩部書中才會出現大致相同的問題。

藍田縣的庫谷有溪水出山谷后下注河，庫谷監采伐的木材，可以通過河向下游溜放，運送到長安城附近。

其實，不僅是斜谷監和庫谷監，百工監和就谷監的木材，也都可以利用渭河溜放漂運。直到北宋時，還通過渭河向東都開封大量輸送岐、隴一帶的木材，“以春秋二時，聯巨筏，自渭達河，歷砥柱以集于京。期歲之間，良材山積”據徐松《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年版)《食貨》第四十三之三；又據脫脫等《宋史》卷276《張平傳》。。由此看來，唐代當然不會不利用渭河漂運木材到長安城。由升原渠向東運來的木材，在升原渠下口進入渭河之后，也要再逆水向上游運輸一段路程，才能運到長安城北禁苑中的漢長安城故城處。從咸亨三年時船木伐由升原渠運抵漢長安故城這一點來看，這些木排應當是運到了北太倉下的中渭橋碼頭附近。因而，這里不僅僅是糧食運輸的港口，還是木材運輸的碼頭，而且作為木材碼頭的作用似乎還要更大一些。

渭河上的木材運輸，不僅限于長安城以西河段，在長安城以東的河段上，也有木材運輸。前面敘述的開元年間朝廷到嵐、勝二州采伐的木材，在順黃河運送到渭河口后，或許是改用陸運，但也有一定可能是再轉入渭河，使用拉纖式的方法，溯源而上，拖運到京城。唐末昭宗天元年，朱全忠逼迫昭宗遷都到洛陽，拆毀長安城宮室百司以及大量民間廬舍，收取木材，“浮渭沿河而下”［20］卷264。這是這一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木材運輸。唐長安城范圍廣大，與今西安市區相差不多，隋唐兩代，經營多年，宮殿壯麗，寺觀和達官貴人的宅邸也都很奢華，所使用的良材巨木，數額巨大。

關中運輸木材的河流和渠道不止上述這些，只是文獻記載有缺漏，有些已經不能清楚地復原當時的狀況。譬如前面講過的長安城西的南山漕河，顯然也是用于輸送終南山的薪炭。另外，開元、天寶年間在藍田縣城附近也修過一條渠道，兼用于木材運輸和灌溉農田［13］13。長安城以西的渭河河道和升原渠，除了木材以外，一般很少運輸其他物資；而且在渭河和升原渠上，也只是漂運木排或是較為粗大一些適于溜放的木材，普通薪柴有時也不便漂運，只能用車陸運。相傳唐朝時就有人在鳳翔給京城里的友人送去數車薪柴。薪柴這樣的重物還要用車來運，那么，其他一些輕貨通常就更不會用船水運了。出現這種情況，顯然是由于渭河和升原渠水量有限，只能在特定的季節漂放木材，在大多數情況下，并不適宜船只航行。

（四）陜南的水上運輸

漢江是陜南最大的河流，也是最重要的航運通道。唐代曾經幾次啟用這條水上通道，運送江淮地區的物資。

唐玄宗天寶十五年，安史之亂爆發，很快河淮之間的廣大地區為叛軍占據，京師長安城隨之陷落。玄宗皇帝李隆基出逃到四川成都，宣布退位；他的兒子李亨在靈武（在今寧夏銀川平原）繼位，籌劃收復京師。

當時肅宗倉促召集人馬，財賦糧草都毫無準備，急需補給。可是，當時黃河、渭河這條運輸通道，已經被安祿山控制；東南的藍田武關一道，也被叛軍阻塞，很難把江淮地區的財賦物資運送到靈武。正當這一困難時期，北海太守賀蘭進明派遣手下的錄事參軍第五琦，在至德元年八月，到四川去覲見已經退位成為太上皇的唐玄宗李隆基，第五琦向李隆基毛遂自薦，出馬為朝廷解決江淮財賦的運輸問題。唐玄宗聞之龍顏大悅，馬上給第五琦委派了個“江淮租運使”的頭銜，讓他放手去搞運輸?？墒牵诒緛砭褪窃诶詈嗟谋破认虏坏貌煌讼碌畚坏模泼C宗對他的一舉一動都保持著高度的警覺。假若得不到肅宗的認可，玄宗給第五琦委任的這個頭銜不僅毫無意義，還會招惹來麻煩。于是，第五琦又在同年十月，特地趕到靈武，重新向肅宗兜售他的運輸方案。肅宗對此，正是求之不得，隨即便任命第五琦為“山南等五道節度使”，讓他趕快按照自己的設想去實施。

第五琦的運輸辦法，是避開叛軍控制的河渭通道和藍田武關道，把江淮地區征收的租庸物資一律折買為便于運輸的輕貨，溯長江入漢水，一直水運到洋川郡（洋州），也就是現在的陜西西鄉縣附近；然后再改從陸運，越過秦嶺，運送到扶風郡（岐州），也就是現在的陜西鳳翔；然后再轉運到肅宗所在的靈武。第五琦這一轉運方案，很快為唐肅宗解決了財政危機，對最后擊敗叛軍，收復都城長安，起到了重要支撐作用［20］卷218，卷219。至德二年九月，肅宗收復長安城以后，這條運道也隨之失去了繼續使用的意義。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氵此在長安反叛，德宗倉惶出奔奉天（今陜西乾縣）。翌年，光啟元年二月，德宗又再逃往漢中。這時，江淮一帶的貢賦，又一次源源不斷地從荊襄地區運送到漢中據劉等《舊唐書》卷131《李皋傳》；又據趙元一《奉天錄》(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指?！繁荆┚?、卷3。。這些貢賦也應當是利用漢江水道來運輸。但是，這次德宗在興元的時間，仍然很短。唐德宗二月到漢中，六月就啟程返回長安了，前后只有4個多月時間。與此相應，這次朝廷在漢江航道上大規模組織實施水運的時間，最多也只能有4個多月。

至唐末，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攻陷長安城，僖宗逃往到四川。中和元年春行至興元，七月抵達成都。直到光啟元年正月才離開四川，返回長安。這次唐僖宗在成都滯留前后將近4年。在這一期間，東部各地可以征收來的貢賦，都通過山南東道的均州向四川轉運［21］卷42《馮行襲傳》。均州在今湖北，位于漢江邊上，所以，這時也應當是通過漢江轉運物資到洋州、漢中，然后再陸運到四川。

漢江水運在唐朝對保障朝廷供給直接發揮作用的時間雖然很短，但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特別時期，因此，所具有的意義也顯得尤為重大。從這幾次朝廷組織的特別運輸活動來看，隋唐五代時期漢江的航運在民間應當具有很好的基礎，不然的話，在朝廷緊急需要動用這條航線時，就不會如此順利地迅速發揮效用。

漢江支流丹江，是隋唐五代時期陜南的另一條重要通航水道。唐中宗景龍年間，崔試圖治理航道，通過開辟新的陸路通道，來接續丹江與渭河支流灞河之間的航運聯系，從而聯通漢江與渭河兩大河流之間水運通道的間隔。崔的設想，是以丹江能夠一直通航到商州（今陜西商縣）一帶為基礎的［6］卷99《崔傳》。崔溝通丹、灞水道的嘗試雖然基本上失敗了，但是，商州本來也是長安城東南藍田武關一路所必經的地方，仍然可以盡量利用一段丹江水道，把物資運送到商州附近，再改用陸運，越過秦嶺。就在崔這次溝通丹、灞水道前后，姚彝曾以鄧州刺史“兼檢校商州漕運”據王昶《金石粹編》(中國書店1985年版)卷71《大唐朝議大夫光祿少卿虢縣開國子□□姚府君神道之碑并序》。。丹江從商州流過鄧州入漢江，姚彝以鄧州刺史兼管商州漕運事物，足以說明從鄧州到商州附近這一段漢江航道確實存在比較興盛的航運活動。

大歷十二年四月，楊炎因附從元載，被貶為道州司馬，路出武關，在商州以南丹江岸邊的洛源驛，路逢道州司倉參軍李鈁“運入奏”［14］卷153“崔樸”條引《續定命錄》。道州在湘江上游，這說明湘江流域的貢賦，要通過湘江入長江，再轉入漢江、丹江，越秦嶺運送到長安城。不過，丹江水道比較湍急，航運條件實際上不夠理想，一般只能利用較小的船只在水量較大的時候，才能航行到商州附近，所以，當時丹江上的航運，總的來說，并不十分發達。楊炎在商州洛源驛遇到李鈁“運入秦”，已是采用陸路運輸，這說明丹江水上航道有時還到不了洛源驛一帶。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氵此叛亂時，李希烈在東面也阻斷了河、渭運路。當時“長安以東，飛書不通。南方貢使皆自宣、池、洪、饒、荊、襄抵武關而入”［22］卷2，這其中應有一部分物資的運輸利用了丹江水道。

貞元末年，嚴礪在興州疏鑿嘉陵江和青源河航道，溝通了從長舉縣到成州之間的航運聯系，成州戍卒所用軍糧，從此由江上水運，免除了陸運之勞苦，對鞏固西部邊防，起到了重要作用。興州地處四川與關中之間的陸路通道上，而長舉又在興州的北鄙。以前水路不通時，由長舉縣治陸運去往西北方向的成州，路線比較合理?？墒?，長舉和整個興州都地處山區，當地不會有余糧供應邊卒，這里的糧食只能是從東南邊的漢中或南邊的四川運來，通過嘉陵江水道從這些地方把糧食運到長舉縣治，要首先經過青源河口，再上行很長一段水路。這樣，若是從長舉縣治再把糧食裝船水運到成州，就需要先順原路沿嘉陵江南下至青源河口后，再向西轉入青源河水道。這樣勢必會造成在嘉陵江上的往返運輸，當時肯定不會做這樣的傻事。柳宗元記述嚴礪疏鑿嘉陵江航道事，稱之為“興州江運”［9］卷26《興州江運記》，說明疏鑿后的航運區間，應當不僅局限于長舉一縣，長舉只是興州向成州路運糧食時的起點，而航道疏通后的水運則應屬興州全州范圍之內的事情。所以，由興州向成州水運軍糧，應當不會再經由長舉縣治，而是在其下游的興州州治順政縣即今甘肅略陽附近，直接循嘉陵江溯源而上，至青源河口后轉入青源河航道，駛抵成州。東漢時虞詡向武都郡治下辨也就是唐同谷縣漕運糧食，就是由唐興州治所順政縣附近溯嘉陵江而上，轉運漢中的糧食詳據拙文《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陜西航運之地理研究》，刊陜西師范大學西北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編《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新探索與新動向——慶賀朱士光教授七十華帙暨榮休論文集》，第7頁，第10頁。。

三、船只與航運管理

隋唐五代時期的造船業相當發達。這從隋煬帝大業元年九月由運河巡游江都宮一事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隋煬帝這次出游江都，跟隨了一支龐大的船隊，共有水殿、大朱航、小朱航、朱鳥航、蒼螭航、白虎航、玄武航、飛羽航、青鳧航、凌波航、五樓船、三樓船、二樓船、板舟塌、黃篾舫、平乘、青龍、艨艟、艚舟爰、舴艋舸等各類船只5000多艘，船艙層級最多的有5層之多［23］18-22，可以充分反映出當時大運河航運船只種類復雜多樣，可以適應多種不同的需要。

在今陜西境內，由于整個航運狀況都不如東部特別是江南地區發達，而且除了陜南的漢江等河流上可能有一定客運外，主要是貨物運輸，尤以朝廷所需的漕糧為重要構成，所以，航運船只的種類，當然要相對簡單一些，不會像上面所說的那樣繁復。關于隋唐五代時期今陜西地區航運船只的情況，留下的直接記載很少，在這一時期特別需要引起注意的主要是渭河運船的改進。

渭河水量不足，河床淤積的泥沙阻礙船只航行，這一問題由來已久。隋文帝設置廣通倉儲存東部各地的漕糧以待通過渭河運輸，已經開創節級轉運的辦法。通過這一辦法，一方面，可以調節順應渭河的通航季節；另一方面，也能夠針對渭河自身的航運條件，選擇最適宜的船只類型。以后唐代裴耀卿、劉晏等人對渭河航道的治理，也都離不開這一核心環節，即所謂“河船不入渭”［6］卷53《食貨志•三》。這樣，就可以在渭河上選用與其河道特點相適宜的船只。

貞元初年，陜虢觀察使李泌為進一步改善渭河上的通航狀況，對渭河運船做了一次專門的改進。文獻記載李泌這次改造的渭河運船“方五板”，其具體形制現在已經無從考核，不過，應當是針對渭河流淺沙深的特點而專門設計，顧名思義，很可能是以五塊板相并接制成的寬平底漕船，以防止觸沙擱淺。李泌改進后的新型渭河運船，對緩解航運困難，起到過一定作用［6］卷53《食貨志•三》。

唐代關中航行過的另一種運船，稱為“小斛底船”。這種“小斛底船”并不是為關中航運專門建造的船只，而是唐朝的時候在今洛陽、開封一帶一種通用的航船［5］卷105《韋堅傳》。斛是古代量器，形狀與斗相同而大于斗，如同倒覆的截頂方錐。“小斛底船”的得名緣由，應當是取其船底形狀類似斛底而船又較小。因此，這應當是一種平底斜幫的小船，船頭、船尾也比較平直。這樣的船只，在水流平緩的漕渠或渭河里航行，應該都比較適宜。在水流湍急的漢江、丹江、嘉陵江等陜南河流中通行的船只，性質肯定不會與關中的船只相同，只是史闕有間，現在已經難以確知當時的具體狀況了。

隋唐五代時期對航運的管理，較前代進一步加強。各種組織管理機構和制度，也都得到了完善。

隋代朝廷設有都水臺，掌管航運事務。都水臺下面設有河堤謁者、船局尉、都水尉等官職，分別掌管河渠堤堰的修護和漕運、灌溉等各項事務［3］卷28《百官傳下》。唐代改都水臺為都水監，統管有關川澤、津梁、渠堰的各類事務。有關航運的事務，具體由都水監主簿負責。在貞觀六年至開元二十六年期間，都水監還下設有舟楫署，掌管公私船只和漕運方面的事務。舟楫署特別需要注意稽查各地到京城來的船只。都水監下設有河渠署，掌管河渠航道方面的事務。此外，各地方州郡的官員，還要負責當地有關航運的具體工作，譬如前述唐代嚴礪疏鑿嘉陵江航道就是如此［6］卷48《百官志•三》。

除了上述這些固定的專門機構和官職外，對一些重大的河渠航運事務，朝廷往往會委派臨時性的專使負責。如隋代開挖漕渠，就臨時委派蘇孝慈、郭衍、宇文愷幾個人統領其事。唐代對京師的漕運極為重視，渭河和漕渠的漕糧運輸、航道治理也經常由專使負責。譬如韋堅開漕渠、通航運時，就是身膺“水陸轉運使”一職。

航道上的一些關鍵設施，一般設有專人負責管理。如漕渠引水工程興成堰、漕渠穿越灞河的堰水工程滋堤，都在都水監下設置有直屬官吏進行管理［6］卷48《百官志三》。

對航運與農田用水的協調，唐朝也有專門規定。譬如關于木材運輸，唐朝規定農田灌溉引水不能妨礙運輸，在運輸河渠上引水灌溉農田，必須設立節水斗門，以避免過量引水。如果是在朝廷規定的水運期間，必須首先保證水運，而且即使是在這一期限之外，也不應妨礙水運。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完全棄農田灌溉于不顧，朝廷規定即使是在水運期間，假如出現沒有航船通行的空隙，或者當時水量較大，仍然可以引水灌溉，水運管理部門對此不得加以干涉［13］104。

此外，對于一些特殊的航運事務，朝廷設有專門的管理規則。譬如，皇帝出巡時使用的舟船，若是建造不夠堅固，工匠要處以絞刑；若是缺少諸如船篙、船棹之類的附屬設備，或是船上不夠整飭，有關人員要判處兩年徒刑［24］卷9。

總之，隋唐五代時期的各項航運管理制度已經相當完備。隋唐兩朝能夠克服渭河航運的困難，維持了最大可能的航運量，在特別時期也能夠迅速組織漢江的大規模航運，這些都充分說明這些航運管理辦法，在當時曾發揮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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