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隋唐現象分析論文

導語：秦漢隋唐現象分析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兩次數百年分裂后的統一王朝與短命帝國

在中華文明史上，從夏商建國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曾經出現過兩次持續四、五百年之久的國家分裂。前者發生在公元前770至公元前221年間，自平王東遷以后，周便喪失了對各諸侯國的實際支配權，歷史進入了諸侯爭霸的春秋與七雄兼并的戰國兩個持續相連的分裂時期，直到秦王嬴政掃滅山東六國，建立強大的秦王朝，中國才再度實現統一。其間中國歷史經歷了約550年之久的分裂，這是最長的一次分裂。

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出現長期分裂局面，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184年，黃巾起義爆發，東漢政府在它的打擊下從此也就失去了對地方各路豪強的控制。從公元184年至589年隋滅南陳，除去晉武帝“太康”十年短暫的統一外，中國歷史在民族之間血與火的大沖擊、大碰撞中渡過了它長達400年左右的分裂。這次分裂在時間上比春秋戰國略短，但其混亂與復雜卻有過之而無不及。

結束了四、五百年之久分裂的秦、隋帝國，建立伊始便已十分強大。秦，“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史記·秦始皇本紀》）。其盛可謂空前！隋，更是“統一寰宇，甲兵強盛”，“風行萬里，威動殊俗”（《貞觀政要·君道》），傲然俯視萬邦。然而，如此強盛的兩個統一王朝，卻又都僅只經歷二世，前者15年（前221——前206），后者29年（589——618），便倏忽而亡。數百年之久的兩次分裂，短命夭折的兩個統一王朝，這種相似的漫長前奏與歷程，最終歸宿與命運，在中國歷史上僅此二家，其它歷史時期不曾出現過。

二、功過相參的開國皇帝，堪稱典型的亡國暴君

秦、隋帝國的相似命運，還在于歷史贈予了它們幾乎一樣特征的開國皇帝與亡國之君。秦始皇與隋文帝，都可稱得上是曠世少見的一代英主，是他們結束了國家的長期分裂局面，建立了空前強大的統一帝國，又是他們在制度上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造與建設，并對中華民族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然而，也正是他們，一個不能順應時代的變遷，統一天下后仍以苛法治國，施民以暴政；一個則在施政上，尤其是統治后期，“好為小數，不識大體”（《隋書·文帝紀》）。導致舉措失當，“蘊藏大亂”（《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179頁）。因而又都對這兩個新興王朝的短命而亡，負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不唯如此，中國歷史上的亡國之君中，荒淫殘暴有如秦之二世、隋之煬帝者，也是極為罕見。秦二世，是以陰謀手段篡改遺詔，竊取大寶；隋煬帝，是以卑鄙伎倆奪得太子寶座，然后又弒父自立。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二位暴君都不惜大肆殺戮宗室與國家干城，其手段之酷烈，令人發指。皇位甫定，二位暴君為了滿足個人私欲，又都不惜聚斂天下之財力以供一己之用，導致天下民怨沸騰。在鎮壓人民反抗上，二人又表現同樣的殘忍與暴虐。秦二世，“法令誅罰，日益刻深”（《史記·秦始皇本紀》）。隋煬帝甚至說：“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濫耳，不盡加誅，則后無以勸”（《隋書·裴蘊傳》）。正是他們，使王朝前期的種種災患迅速加劇，最終將錦繡河山盡數輸于他人之手。

三、基本特征十分相同的秦末起義與隋末起義

發生在秦末與隋末的兩次農民大起義，又具有著諸多相似的特征。

首先，促使這兩場農民大起義爆發的根本原因不是封建社會基本矛盾的空前激化，而是最高統治者的暴政。秦與隋，都是僅僅只存在一、二十年的短命王朝，而且皆上承數百年的分裂與戰亂，土地兼并很難獲得充分的發展，因此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在秦末與隋末并不異常尖銳。

其次，起義軍的打擊矛頭，直接指向暴政與暴君。秦末，陳勝、吳廣和劉邦等人在起義前的輿論宣傳都是：“天下苦秦久矣！”（《史記·陳涉世家》、《高祖本紀》）。此外，陳勝被陳地鄉紳、豪強贊為“伐無道，誅暴秦”，劉邦則被酈食其當場點化：“足下必欲誅無道秦”（同上）。隋末，翟讓領導的瓦崗軍包圍東都洛陽之后，了李密撰寫的討煬檄文，揭露煬帝十大罪狀以相號召，稱“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舊唐書·李密傳》）。

第三，兩場農民大起義的直接導火索都是沉重的徭役和兵役。

最后，兩場起義的參加者除以農民為主體外，都吸引了大量的舊貴族、舊官僚以及封建士人參與其中，因而帶有全民的性質。

上述這些共同特征，在中國封建社會其它王朝的末年大起義中，很難全部看到，因而也帶有著很強的特殊性。

四、秦隋制度建設成就及漢承秦制與唐承隋制

秦、隋二朝在制度建設上作出了其它王朝所無法比擬的巨大成就，前者，集戰國時期制度變革之大成，建立了以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以及郡縣制度等為典型特征的中央集權制度，開二千余年封建主義專制體制之先河。后者，集南北朝時期制度發展之大成，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和科舉制為代表的專制主義封建國家的新型政治體制，從而確定了中國封建社會中期以后政權體制的基本特征。

秦、隋所創立的制度體系，基本上被后起的漢、唐王朝全盤繼承，這就是早已成為定論的“漢承秦制”與“唐承隋制”。這一歷史說明，制度的建設與發展有其所須遵循的規律和原則。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縣制以及三省六部制、科舉制等等，它們假秦、隋統治者之手而生，卻不必陪伴秦、隋的夭折而亡。

漢承秦制與唐承隋制，其中的相似還表現在制度的創建者與繼承者的截然不同的命運上。作為制度的創建者，秦、隋都沒有能夠充分地享有自己在制度建設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皆短命夭折。而作為制度建設的繼承者，漢、唐卻在前人所建造的巨大基礎上獲得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長治久安的國祚綿延。前者長達214年，（前206—公元8年），后者更是長達290年（618—907），在中國封建王朝國運短長的排名中，分列第一和第四，并且籍新制度之功分別創建了中華民族最為輝煌、至今引以為驕傲的兩個歷史時代。歷史假秦、隋之手完成了一個時代的草創，又分別假漢、唐之手完成這個時代的輝煌，秦漢、隋唐之間這種王朝的接力，在中國歷史上可稱絕無僅有。

五、漢唐初年治國方針的清靜無為與借武修文

漢、唐的創立者們在建國初年都提出了清靜無為的休息政策和偃武修文的施政方針。

西漢初年，奉高祖之命總結“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的陸賈深刻地指出“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新語·無為》）。因此，為國者只有以柔道治國，才能獲得長治久安，即所謂“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新語·輔政》）。漢初的黃老無為之治，持續長達七十余年，歷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至武帝統治初年，取得了極為顯著的效果。

唐代武德初年，李淵就提出了“安人靜俗”的施政方針（見《全唐文》卷一《閱武詔》）。李世民即位后，進一步提出“偃武修文”的治國方針。他還以養病喻治國：“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魏鄭公諫續錄》）。對國家在恢復時期的脆弱性有著清醒的認識。唐初還制定了嚴禁大興土木的法律，規定“諸非法興造及雜徭役，十庸以上坐贓論”（《唐律·非法興造》）。此外，凡起人功，都必須向尚書省上報所使用人力的多少，否則也要“計所役人庸，坐贓論減一等”。使清靜無為由方針、綱領完善成為制度與法規，從而也取得了其它封建王朝難以企及的巨大成功。

縱觀中國封建社會建立在戰火廢虛上的歷代王朝，建國初期都程度不同地實行過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政策。但是，由于漢、唐上承秦、隋暴政所導致的社會經濟的極度凋弊，加上最高統治階層能夠在理論上對前朝之弊作出客觀的總結和反思，在行動上又能較為嚴格堅決地予以執行，遂使漢、唐初期的無為而治不僅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而且還導致了中國封建時代兩對治世典型與盛世典范的出現。

六、封建治世的兩個典型：文景之治與貞觀之治

封建社會國祚延續較長的王朝，都會在其早期發展階段出現一次所謂的“治世”。在歷代的“治世”中堪為典范、最為后人稱道的又當屬西漢的文景之治與唐的貞觀之治。

作為封建治世的兩大典型，文景之治與貞觀之治在諸多方面又存在著驚人的相似。

首先，最高統治者都大力提倡節儉自律。史載漢文帝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漢書·文帝紀》）。露臺之建，因為所耗約相當于十戶中等人家的財產，便被文帝堅決罷去。唐太宗李世民不僅多次拒絕為他修造樓臺館閣，生前還將自己陵墓安排好，“因山為陵，容棺而已”（《資治通鑒》卷194），以防子孫的厚葬浪費。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崇飾宮宇，游賞池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貞觀政要·儉約》）。在他的帶領下，貞觀時期的大臣，也都以節儉為榮。

其次，政府都能做到輕徭薄賦，節省民力。如漢文帝曾長達11年不收天下田租，景帝則只收田租之半。文帝將人口稅和徭役都減到原先制定的1／3，景帝則規定，諸侯王葬，“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漢書·景帝紀》）。貞觀時期規定，丁男每年只需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可以用絹替代。太宗還先后減免全國或各地田租十三次之多。文景與貞觀，可謂是中國歷史上百姓負擔最輕的兩個時期。

第三，國家政治清明，刑法寬松。漢文帝、景帝都十分重視治民以德，他們先后廢止了宮刑和肉刑，廢除了誹謗妖言罪，減輕笞法，頒布了令，使被笞者從此可以保全性命。文帝生平，“議論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漢書·刑法志》）。是以在他的統治期間，全國一年的案件甚至不過四百起，有“刑錯之風”（同上）。貞觀之世，太宗善于納諫，能夠廣泛地聽取臣下的不同意見，他任用宮吏“不私于黨”，作到人人“咸盡其才”（《舊唐書·太宗紀》），因此政治十分清明。太宗治獄，極力減輕刑罰，于貞觀十一年制定的《唐律》，僅死刑罪名比隋代的《開皇律》就減少了163條之多。他還將死刑的終審權收歸中央，建立死刑復奏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冤獄的發生。貞觀四年，“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資治通鑒》卷193）。文景與貞觀，可謂是中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關系最為緩和的兩個時代。

第四，年豐谷賤，國富民裕。西漢初期，承久亂之弊，“米至石萬錢”（《史記·平準書》）。文帝統治時期，則“粟至十余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史記·律書》），“海內殷富”（《漢書·文帝紀》）。唐武德初年，干戈未靜，桑農咸廢，米價一斗值一匹絹。貞觀四年，米價便降至每斗四、五錢，十五年，米價甚至跌至“每斗值兩錢”（《通曲》卷七），為中國封建社會創紀錄之低價。因此，“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自山東至于滄海，皆不赍糧，取給于路”（《貞觀政要·政體》）。文景與貞觀，可謂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百姓生活最為富裕的兩個時期。

最后一個方面的共同表現是百姓自愛，民風醇厚。由于經濟繁榮，政治清明，加之刑罰寬松，是以百姓都“人人自愛而重犯法”，社會風氣日益改觀，“移風易俗，黎民醇厚”（《漢書·景帝紀》）。“商旅野次，無復盜賊”，“馬牛布野，外戶不閉”。（《貞觀政要·政體》）。使全社會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治世”景象。從這個角度上講，文景與貞觀，也應是中國封建時代社會環境最為安定的兩個時期。

以上五個方面的共同特征，也正是中國封建時代評價一個王朝是否取得“大治”以及達到怎樣水平的主要標準。而這些“治世”的標準，正是取法于漢之文景與唐之貞觀的。

七、封建盛世的兩大典范：漢武盛世與開元盛世

中國封建社會，曾經出現過四次公認的盛世，它們分別是漢武盛世（西漢）、開元盛世（唐）、永宣盛世（明）、康乾盛世（清）。其中堪稱典范又產生巨大影響的，則非漢武與開元莫屬。作為封建盛世的典范，它們在諸多方面表現出十分一致的特征。

首先，百姓富庶，社會經濟高度繁榮。漢武之世，承漢興七十余年的發展和積累，國家儲備空前雄厚，“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一般百姓也是家給人足，“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史記·平準書》）。唐開元天寶時期，國家的財政收入，“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5230余萬端疋屯貫石”，這個收入尚不包括“諸色資課及句剝所獲”（《通典》卷六）。社會穩定使人口獲得巨大增長，“管戶總8914790戶，管口52919390”，為有唐之“極盛”（同上卷七）。

其次，武功強大，疆宇遼闊。漢武帝憑借雄厚經濟實力外事四夷：北擊匈奴，雪七十余年西漢國恥；經營西域，首開絲綢之路大門；平三越，定西南，用兵朝鮮，使西漢王朝的統治區域東至朝鮮半島北部，北至大漠以北，西至中亞巴爾喀什湖、蔥嶺，南至支那半島中南部，成為疆宇空前遼闊，在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強大帝國。唐玄宗時期，面對邊疆危機，果斷地建立了大軍區制，組織軍事力量，征小勃律，克阿弩越，史稱“拂＠①、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恐，咸歸附”（《新唐書·西域傳》）。雖不免夸大其辭，然而其時唐帝國的統治疆域，“東至安東，西到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新唐書·地理志》），確為有唐之極盛。

第三，文治興盛，文化繁榮。漢武帝統治時期，不僅“武功”卓絕，“文章號令”也“煥然可述”（《漢書·武帝紀》）。他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疇咨海內，舉其俊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種種“文治”之功，不僅造就了西漢文化發展的空前繁榮，而且對后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唐玄宗統治下的開元、天寶年間，既是唐代，同時也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高峰時期。不僅詩壇產生了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王昌齡等一大批杰出詩人，其它文化領域，史學有劉知幾、書法則有顏真卿、張旭、懷素，畫界則有吳道子，儒學有褚無量、馬懷素，天文學有僧一行，等等。這些中國文化史上最為杰出的文人與學者，匯聚在開元、天寶時期，有如群星璀璨，共同創造出盛唐文化最為絢麗的五彩畫卷。

八、相似的少數民族政策——和親征戰與華夷一家

漢、唐王朝所共同實行的和親與征戰并重的民族政策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無疑對其它封建王朝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垂范”作用。

就征戰而言，歷代中原王朝都與周邊的各少數民族及其政權曾發生過廣泛的交戰關系，漢、唐也不例外。與漢交戰的計有匈奴、羌、南越、且蘭、烏桓以及西域地區部分小國，與唐交戰的則有突厥、吐谷渾、高昌、焉耆、龜茲、吐蕃、回紇、南詔、契丹等。其中漢對匈奴、唐對突厥及高昌的戰爭皆可謂是中原政權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相互征戰的典型，為歷代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及封建文人所極力推崇。

就和親而言，漢代以后的大多數中原王朝也都曾積極尋求以“和親”方式代替征戰，企圖一勞永逸地解決邊患。歷代的“和親”，也當屬西漢之昭君出塞與唐之文成入藏取得的效果最為顯著，影響也極其深遠，因而長期受到后人的贊賞。

尤為值得指出的是，漢、唐最高統治階層在處理與周邊民族關系上還共同具有“華夷一家”的開闊胸襟和平等態度，這在中國封建時代是不多見的，因而十分難能可貴。漢武帝在剛剛擊潰匈奴主力后，面對單于的和親請求當即表示出積極主動的態度，為單于“筑邸于長安”，準備“結為兄弟”（《漢書·匈奴傳》）。只是由于匈奴貴族并無誠意而沒有結果，漢元帝時，大臣韓昌、張猛與呼韓邪單于盟議，稱“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同上），遭到了朝中保守勢力的非議，卻得到了漢元帝的大力支持，并最終促成了昭君出塞的成行。唐太宗總結自己處理民族關系的經驗時指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資治通鑒》卷198）。由于太宗能采取平等的態度對待周邊各族，所以他也受到了各少數民族的擁戴，并被尊稱為“天可汗”。回紇等鐵勒諸部為了朝見的方便，還特地請求修筑了一條“參天可汗道”。正是這種寬闊的胸襟和平等的態度，保證了漢、唐統治者在處理民族關系方面最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九、漢唐與羅馬阿拉伯的同時并存與遙相對峙

作為幾千年來人類文明發展的主要舞臺，歐亞大陸在資本主義時代到來之前，其西部世界曾先后分別建立了兩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龐大帝國，這就是羅馬帝國與阿拉伯帝國。這兩個帝國所創造的成就與業績，是西部世界的其它帝國所無法比擬的，羅馬帝國的崛起始于公元前二世紀羅馬共和國的迅速擴張，從前146年羅馬人徹底征服迦太基人始，到公元一世紀止，一百余年的時間，羅馬人建立了一個環繞地中海、橫跨歐、亞、非的強大國家，成為西方世界的主宰。而這一個時段，也正是西漢王朝向外擴張，成為帕米爾高原以東世界最為強大的帝國時期。公元636年，阿拉伯人在耶爾穆克戰役中擊敗其在西方的主要對手拜占庭之后，迅速走上了擴張的道路，短短百余年間，即建立了一個東起蔥嶺、印度河，西至大西洋、西班牙，南到北部非洲，北至里海的龐大帝國。正是在這個時期，唐王朝的軍隊北逐突厥，挺進西域，越過帕米爾高原和蔥嶺，在中亞與阿拉伯勢力展開角逐，成為當時唯一能與阿拉伯帝國抗衡的東部世界的強大帝國。

漢、唐王朝雖然間隔有七個世紀之久，然而卻面對著如此相似的國際環境，擁有著如此相近的國際地位。此種現象，雖然純屬巧合，卻也饒有趣味，是人類發展史上僅有的獨特現象。

十、漢唐盛世皇帝實行的開放政策與文化交流

漢、唐王朝還同為中國古代對外交流最重要的兩個時期。漢代以前，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從西漢張騫通西域之后，中國人不僅了解了遙遠的西部世界，更為重要的是迅速打開了通往歐亞大陸西部世界的陸上通道——絲綢之路，從此確定了中國與西方進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徑。其鑿空之功，是其它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比擬的。唐王朝作為當時世界范圍內首屈一指的政治大國、經濟大國、軍事大國與文化大國，在對外文化交流中始終占居主導地位，其對周邊地區及世界各地所形成的文化輻射和影響，以及對世界文化的發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也都是中國其它王朝所無法比擬的。

不唯如此，漢、唐作為中國古代對外文化交流最為重要的兩個高峰時期，其相似性還廣泛地體現在高峰的形成條件以及留下的各種經驗等眾多方面。

就形成條件而言，首先，漢、唐作為當時東方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國，使得它們對周圍地區和國家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從而促使了文化交流的頻繁進行。其次，漢、唐都控制著歐、亞大陸最主要的陸上通道——絲綢之路的東端，從而保證了對外文化交流的順利發展。第三，漢、唐文化均在其時世界范圍內處于領先水平，導致世界各國都積極地發展與中國的文化交流。以上三個方面，是漢、唐時期形成文化交流高潮的最重要的條件。

就留下的經驗而言，漢、唐最高統治者所共同具備的對待外來文化的開放與積極吸納的態度最值得后人借鑒和吸取。漢、唐在輸出文化的同時，也廣泛地吸收了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從而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發展互動態勢，為文化交流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積極有利的條件。

秦漢帝國與隋唐帝國的終始，其間隔七八百年。上述十種重大歷史現象以驚人相似的面貌在這兩個時期兩度顯現，且為中國封建時代所絕無僅有，它不僅表明“秦漢隋唐現象”命題足以成立，而且意味著這種“再現”的歷史現象，應從不同的側面和層次，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事物的本質，顯示著事物在發展進程中的某種規律。本文列舉十對極其相似而又獨特的歷史現象，只是意在說明這一命題的成立。至于這種“現象”所體現出來的本質和顯現出來的規律，會給人們以怎樣的啟迪，則是作者樂與有興趣的讀者所共同探討的課題。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草的上部下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