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屈原的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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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貶謫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常見現象，從屈原起，貶謫又和文學發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緣關系，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學現象。中唐南貶詩人詩作均有屈原情結。劉禹錫、柳宗元受屈原《離騷》、《九歌》等作品的影響，突出怨憤精神；元稹、白居易理性較強，對屈原的忠直精神表示認可，但并不學習屈原意志；韓愈與李紳通過與屈原悲慘遭遇的比擬，抒發自己無辜被害的怨憤，偏重于個人情懷的表現。初盛唐貶謫詩人的屈原情結，是中唐詩人的淵源，二者盡管有理性與情感之別，但總體上中唐時的悲劇氣氛要比初盛唐時期濃厚得多。

關鍵詞：中唐文學；南貶詩人；屈原情結

Abstract:ThosepoetsrelegatedtosouthernChinaintheMidTangDynastyallshowedaQuYuancomplexintheirpoems.Forexample,undertheinfluenceofQuYuan''''spoems,suchasLISAOandJIUGE,LiuYuxiandLiuZongyuanexpressedprimarilyaspiritofcomplaintandfurywhilethemorerationalYuanZhenandBaiJuyibothacceptedQuYuan''''scharacterofloyaltyanduprightnessbutrefusedtofollowhiswillofconsistence.Incontrast,HanYuandLiShenexpressedtheircomplaintaboutinnocentmistreatmentbycomparingtheirexperiencetoQuYuan''''smiserabletreatment.TheQuYuancomplexofthepoetsrelegatedintheEarlyandProsperousTangDynastywastheverysourceofthatoftherelegatedpoetsintheMidTangDynasty.Ingeneral,theformerwasrationalwhilethelatterwassentimentalbutmoretragicthantheformer.

KeyWords:literatureintheMidTangDynasty;poetsrelegatedtosouthernChina;theQuYuancomplex

貶謫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常見現象，至少從屈原起，貶謫又和文學發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緣關系，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學現象。號稱盛世的大唐王朝，承平日久，疆域遼闊，其駕馭臣下，恩威并施，對于犯法忤旨的官員，往往給以貶謫。所貶之地，以嶺南、湖南最為殘酷。嶺南、湖南地區，遠在天涯，習俗迥異，加以瘴癘蠻荒，故北方士人視為畏途。唐代是士人南貶數量甚大的時代，明王世貞在《藝苑卮言》卷8中，曾舉出歷代流貶的士人多達80余人，其中唐代就有47人，占南貶士人之大多數。而中唐元和前后，又是詩人貶謫較為集中的時代，著名者就有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李紳、呂溫等。他們多數是具有經世治國抱負的耿介之士，而因昏暗混濁的時代因素，或權力角逐的宦海風波，被疏離于權力中心，以至于逐出朝廷，貶謫蠻荒。政治生命的終結，人生經歷的巨大落差，極大地撼動其破碎的心靈，在對政治前途的幻滅中，他們把精力與心智轉向了文學創作，以其文學的生命重塑，求得心理的平衡，補償政治的失意。這種與屈原相似的經歷，使他們對屈原產生了特殊的情結。由于每位詩人貶謫經歷的不同，其屈原情結，也表現出各自的個性差異。本文選取劉禹錫與柳宗元，元稹與白居易，韓愈與李紳6位大約三種類型的貶謫詩人，作為考察對象。

一

劉、柳的貶謫，是由參加王叔文集團達到最高峰而轉眼之間跌入命運的谷底而一蹶不振的過程。在貶謫生活中，他們又堅持自己行動的正義性，具有崇高的人格，他們復雜的貶謫生活和貶謫心態，表現在文學作品中，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貶謫是他們政治命運的終結，同時也是文學命運的發展，貶謫的過程使他們成就為大作家，他們無疑是中唐元和時期貶謫文學的代表。在貶謫過程中，特殊的遭遇使他們與屈原發生了共鳴，特別是受屈原《離騷》、《九歌》等作品的影響，怨憤精神突出。

先看下面資料，《舊唐書·柳宗元傳》：

宗元為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既罹竄逐，涉履蠻荒，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郁悼，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為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為之凄惻。［1］卷160

《新唐書·柳宗元傳》：

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郁，一寓諸文，仿《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2］卷168

劉禹錫《竹枝詞九首序》：

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到于今荊、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詞》九篇。［3］卷27

《舊唐書·劉禹錫傳》：

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于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1］卷160

《新唐書·劉禹錫傳》：

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傖佇。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2］卷168

任半塘說：“屈原在沅湘，留意民間歌舞，采其聲容，廣其情志，作《九歌》，影響后世文學者頗著，唐劉禹錫在建平，追蹤屈原，亦留意民間歌舞，采其聲容，廣其情志，作《竹枝詞》九篇，遠近傳唱。”［4］4-5可以見出屈原的創作對劉禹錫的影響。

屈原一生堅持理想，堅持正義，九死未悔，為了表現自己高潔的情懷，他在流放瀟湘之時，寫作《離騷》，以抒發怨憤，為南方文學奠定了良好的開端。劉禹錫被貶朗州司馬，選擇居所以招屈亭為鄰，其《酬朗州崔員外與任十四兄侍御同過鄙人舊居見懷之什，時守吳郡》云：“昔日居鄰招屈亭，楓林桔樹鷓鴣鳴。”［3］319以屈原為代表的楚騷文化，融匯在劉禹錫的創作中，他在《武陵書懷五十韻并引》中說：“永貞元年，余始以尚書外郎出補連山守，道貶為是郡司馬。至則以方志所載而質諸其人民。顧山川風物皆騷人所賦，乃具所聞見而成是詩，因自述其出處之所以然。”［3］277朗州自屈原自沉后，形成競渡的風俗以紀念這位愛國志士，劉禹錫在朗州寫了《競渡曲》，自注稱：“競渡始于武陵，至今舉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義，事見《圖經》。”詩云：“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3］341

劉禹錫的很多作品學習屈原。他的《問大鈞賦》即模仿《天問》，最后說：“楚臣《天問》不酬，今臣過幸，一獻三售。”［3］3他的《何卜賦》則又模仿《卜居》，用問卜的方式抒寫內心的憤懣。至于詩文中用《楚辭》典故之處，則更多，如《早春對雪奉寄澧州元郎中》：“寧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長吟醴有蘭。”［3］303即用《九歌·湘夫人》典：“沅有兮醴有蘭，思公子兮不敢言。”他自己也在《別夔州官吏》中說：“唯有《九歌》詞數首，里中留與賽蠻神。”［3］571這是他學習屈原的真實寫照。

劉禹錫在朗州，因為特殊的遭遇和處境，他靈心善感，聽到南音而心潮起伏。他作了《采菱行》，末尾四句說：“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煙起。一曲南音此地聞，長安北望三千里。”［3］342

柳宗元與劉禹錫一樣，他被貶永州不久，就寫下了聲情并茂的《吊屈原文》，吊屈原實則是吊自己。“后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攬蘅若以薦芳。愿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晃。”其贊美屈原說：“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5］516-517實際上也是自己堅持正義，九死未悔的自白。他又有《懲咎賦》等，也是摹擬屈騷之作。名為“懲咎”，實是述志。對永貞革新中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對受迫害表示深深的感慨和不平。他說：“處卑污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為尤”，“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盡管有救世濟時的抱負，但“讒妒構而不戒兮，猶斷斷于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5］54。致使自己被罪廢削，貶謫南荒，孤囚無依，神態荒耗。賦的最后寫道：“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5］56仍要堅持理想，固守“大中”之道，盡管遭受挫折，仍不屈不撓。清人林紓《柳文研究法》云：“屈原之為《騷》及《九章》，蓋傷南夷之不吾知，于是朝廷為不知人，于己為無罪，理直氣壯，傅以奇筆壯采，遂為天地間不可漫滅之至文。重言之，不見其沓；昌言之，莫病其狂。后來學者，文既不逮，遇復不同，雖仿楚聲，讀之不可動人。惟賈長沙身世，庶幾近之,故悲亢之聲,引之彌長,亦正為忠氣所激耳。柳州諸賦,摹楚聲，親騷體，為唐文巨擘。”［6］64-65

劉、柳貶謫南方，受南方文學精神的薰陶，特別是受屈原騷怨精神的影響，一方面使其作品具有更為深沉的思想內涵，另一方面對永貞革新失敗后被貶的命運更增添了悲劇性色彩。劉、柳的文學對于南方文學更有很大的影響。南方的文學，尤其是湖南一帶的楚地，春秋戰國時期，雖孕育了偉大的詩人屈原，文學上放出了異彩，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大一統天下的出現，政權的中心長期坐落在北方，南方地區，則成為蠻荒地帶，更是流人的處所。賈誼到了長沙，已深感“地卑濕”，而“壽不得長”。嶺南一帶更是如此。柳宗元在柳州時，柳州風俗落后，人民愚昧，與中原不同。韓愈在《柳州羅池廟碑》中，說柳宗元“不夷鄙其民，動以禮法。……于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以至于當時民謠有“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柳色依然在，千株綠拂天。”［7］10在柳宗元治柳之前，柳州一帶幾乎沒有文學，此后柳州以至嶺南文學的發展，是柳宗元開其風氣。劉、柳的文學受南方文學精神的熏陶，他們自己的文學又對南方的文學影響極大，這是相輔相成的。

二

白居易的貶謫，宋陳振孫《白文公年譜》元和十年（815）云：“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請急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非諫職言事，惡之，會有惡公者，言其母看花墮井死，而作《賞花》及《新井》詩，貶江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言其所犯不可復理郡，又改司馬。”［8］19白居易貶江州司馬，乃王涯落井下石之故。王涯早年與柳宗元為友，后來蹤跡漸疏，蓋宗元鄙其人品之低下，故疏之。大和九年（835），王涯罹甘露之禍，死于非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詩，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9］2330之語。

白居易有很深的屈原情結，但與劉禹錫、柳宗元的執著精神卻截然不同。他在《詠懷》詩中說：“自從委順任浮沉，漸學年多功用深。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長笑靈均不知命，江籬叢畔苦悲吟。”［9］1024又在《效陶潛體詩十六首》之十三中說：“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兀傲甕間臥，憔悴澤畔行。彼憂而此樂，道理甚分明。愿君且飲酒，勿思身后名。”［9］306-307其《詠家醞十韻》又云：“獨醒從古笑靈均，長醉如今學攵伯綸。”［9］1389白居易對于屈原的身世是同情的，對其精神也是贊揚的，但他并非像劉、柳那樣，帶著滿腔的激情，對屈原的身世表現出極大的贊嘆，對其作品極力地效法，故而將自己的遭遇與創作融為一體，表現出巨大的憂憤情懷。白居易則非常理智，既對屈原忠直的精神與苦志的追求表示認可，但并不學習屈原執著的意志。“在白居易看來，屈原不能委順從命，忘懷得失，其結果只能是流落江畔，悲吟自怨，終究于事無補。與其如此憂怨苦悶，損性傷身，倒不如沉溺酒鄉，泯滅悲喜，得樂且樂，這樣反倒更自由、更灑脫。于是，他為自己選擇了一條與屈原大異其趣的‘獨善’之路。”［10］

白居易“獨善”的思想，使其在歸趣上與屈原完全不同。他對屈原的經歷與精神，更多的是慨嘆，而很少效法。為了加強慨嘆的力度，他還將屈原與賈誼相提并論。其《讀史》五首之一云：“楚懷放靈均，國政亦荒淫。彷徨未忍決，繞澤行悲吟。漢文疑賈生，謫置湘之陰。是時刑方措，此去難為心。士生一代間，維不有浮沉。良時真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9］102又在《偶然》二首其一中說：“楚懷邪亂靈均直，放棄合宜何惻惻。漢文明圣賈生賢，謫向長沙堪嘆息。”［9］1041從時代環境來看，中唐是治世而非亂世，與賈誼所處的環境極為相似，身處治世而被逐，其情懷就更加悲苦。白居易對屈原的態度，代表了唐代一般世人的心理狀態，這也是“安史之亂”后出現的失意詩人心理狀態的延伸與發展。中唐前期詩人劉長卿《長沙過賈誼宅》詩云：“三年謫宦此棲遲，萬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獨尋人去后，寒林空見日斜時。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吊豈知。寂寂江山搖落后，憐君何事到天涯。”［11］337表現悲苦自傷之情，入木三分。清喬億《大歷詩略》評曰：“極沉摯以澹緩出之，結乃深悲而反咎之也。讀此詩須得其言外自傷意，茍非遷客，何以低回如此？”［12］489白居易詩與劉長卿詩一樣，也表現出濃厚的自傷之感。

白居易是善于自作解脫的詩人，故而常將屈原與陶淵明比較，前面所引的詠陶詩中提及屈原，就是明顯的例證。這一方面，尚永亮先生曾作過專門的研究，認為白居易“要擺脫屈原的影響，超越屈原模式，就必須找到一個足以引導自己走向解脫的范型，這個范型，白居易一眼選中了陶淵明”。“不過，白居易對陶淵明的全身心的擁抱并不在此時，而是在他生命遭受驟然沉淪的貶謫之后”［10］。實際上，我們觀察白居易一生，他追求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境界，因而無論在什么時候，都不會全身心地擁抱陶淵明，只是將陶淵明的避世作為自己保持心理平衡的一劑良藥而已。他雖然有很多詩篇涉及陶淵明，但只是汲取陶淵明精神的一部分。陶淵明具有濃厚的出世思想，且到了后期，占據了他精神世界的全部，體現了老莊超越塵世、追求隱逸的最高境界。白居易則一生糾纏于世俗的宦途與浮囂的名利場中，從沒有過徹底堅定的出世思想，也缺乏屈原式的執著的入世精神，因而只能在屈原、賈誼、陶淵明之間搖擺不定。這也是中國歷代文人的典型狀態。繆鉞先生在《詩詞散論》中說：“詩以情為主，故詩人皆深于哀樂，然同為深于哀樂，而又有兩種殊異之方式，一為入而能出，一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曠，往而不返者纏綿，莊子與屈原恰好為此兩種詩人之代表。……蓋莊子之用情，如蜻蜒點水，旋點旋飛；屈原之用情，則如春蠶作絲，愈縛愈緊。自漢魏以降之詩人，率不出此兩種典型，或偏近于莊，或偏近于屈，或兼具莊、屈兩種成分。”［13］24-25白居易則為“兼具莊、屈兩種成分”之詩人。

元稹的貶謫經歷與白居易相似，他在元和五年（810）為劾貪官河南尹房式事，受到內外權臣的嫉恨，被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在江陵時曾作《楚歌十首》，其十云：“八荒同日月，萬古共山川。生死既由命，興衰還付天。棲棲王粲賦，憤憤屈平篇。各自埋幽恨，江流終宛然。”［14］卷4詩中既沒有怨恨，也沒有贊嘆，只是站在旁觀者的視角，對楚國的歷史及屈原的憤慨與幽恨作理智的評判。故清人黃叔燦《唐詩箋注》卷3云：“此首言山川日月終古不改，人之窮達總由天命，如王粲之賦《登樓》，屈平之作《離騷》，空自結恨，江流宛然而幽恨總難伸也。”又元稹《表夏十首》其十云：“靈均死波后，是節常浴蘭。彩縷碧筠粽，香粳白玉團。逝者良自苦，今人反為歡。哀哉徇名士，沒命求所難。”［14］76元稹在江陵府士曹參軍任，逢端午節，有感于當時紀念屈原的習俗而作此詩。“逝者良自苦，今人反為歡”，評判的意味也非常濃厚。與白居易一樣，元稹也崇尚陶淵明，其《歸田》詩云：“陶君三十七，掛綬出都門。我亦今年去，商山淅岸村。冬修方丈室，春種桔槔園。千萬人間事，從茲不復言。”［14］163元和十年（815），元稹出為通州司馬，這首詩作于貶謫途中。仕途的失意使他萌生了對于田園生活的向往，但這種向往只是精神生活的一種補償，而不是精神世界的追求。元稹在被貶謫的過程中也兼有屈原與陶淵明的情結，表面上與白居易相似，然而他既沒有白居易那樣的追求，更沒有達到白居易的精神境界。

三

韓愈的貶謫共有二次，一是由監察御史貶官陽山令，原因是論宮市事。后改江陵府法曹參軍。二是由刑部侍郎貶潮州刺史，原因是批評憲宗迎佛骨的錯誤。不久量移袁州，很快又回朝任職。韓愈被貶時期的作品，仍然表現出較為濃厚的屈原情結。

韓愈《湘中》詩云：“猿愁魚踴水翻波，自古流傳是汨羅。藻滿盤無處奠，空聞漁父扣舷歌。”［15］184貞元末年，韓愈官監察御史。宮市之弊，諫官論之，德宗不聽。韓愈則上章數千言極論之，觸怒德宗，被貶為連州陽山令。貞元二十年（804）赴任途中到達湘中而作此詩。詩中暗用《楚辭·漁父》的典故：“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莞爾而笑，鼓木世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16］179-181韓愈以屈子自比，以說明賢者遭黜，而又以漁父詠歌，表明隱者得全，抒寫自己的憤激之情。屈原已逝，江水自流，祭奠無處，故詩人悵然若失，更聞漁者自歌，徒添惆悵之懷。無端被貶之牢騷，透露于字里行間。韓愈《祭河南張員外文》敘其陽山之貶，與《湘中詩》情調一致：“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17］313他在貶謫中懷念屈原之詩還有：《陪杜侍御游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詩云：“靜思屈原沉，遠憶賈誼貶。椒蘭爭妒忌，疑灌共讒諂。”［15］288《晚泊江口》：“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魂。雙雙歸蟄燕，一一叫群猿。回首那聞語，空看別袖翻。”［15］330

第二次貶謫是由刑部侍郎貶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其量移途中，雖未免罪，亦值慶幸，故作《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詩：“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雁，南遷才免葬江魚。”［15］1173第四句用屈原《漁父篇》典故：“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16］179-180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韓愈拜國子祭酒。十月未離袁州時，又作了《祭湘君夫人文》云：“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為災以殞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啟帝之心；去潮即袁，今又獲位于朝，復其章綬。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三年，于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17］324則韓愈無論在貶謫過程中，還是量移或內召的時候，都會想到屈原與屈原作品中描寫的神靈。

李紳的貶謫，主要是長慶四年（824）由戶部侍郎貶為端州司馬。有關南貶時涉及屈原的詩作，只有《涉沅瀟》一首，而僅這一首詩就將其貶謫時的屈原情結表現得淋漓盡致：“屈原死處瀟湘陰，滄浪淼淼云沉沉。蛟龍長怒虎長嘯，山木波浪深。煙橫日落驚鴻起，山映余霞杳千里。鴻叫離離入暮天，霞消漠漠深云水。水靈江暗揚波濤，黿鼉動蕩風騷騷。行人愁望待明月，星漢沉浮鬼號。屈原爾為懷王沒，水府通天化靈物。何不驅雷擊電除奸邪，可憐空作沉泉骨。舉杯瀝酒招爾魂，月影氵晃漾開乾坤。波白水黑山隱見，汨羅之上遙昏昏。風帆候曉看五兩，戍鼓遠山響。潮滿江津猿鳥啼，荊夫楚語飛蠻槳。瀟湘島浦無人居，風驚水暗惟鮫魚。行來擊棹獨長嘆，問爾精魄何所如。”［18］5462-5463這首詩是回憶自己南貶時經過沅瀟之作，前面12句既傷悼屈原，亦以自悼，通過蒼茫陰晦的背景烘托，表現了逐臣的悲憤與感傷。自“屈原爾為懷王沒”句以下，則對屈原招魂與哀悼，并寄希望于神靈驅除奸邪，實則上也是作者對現實失望后無可奈何的心理狀態的流露。結語仍感前途渺茫，不知所之。與韓愈詩相同的是，詩所表現的都是自己無辜被害的怨憤，側重于個人情懷的抒發。盧燕平對于李紳詩歌的基調曾作過總體的概括：“分析李紳詩歌表現的主要心態，也可見他是一個善于表現一己情懷的主觀型詩人。”［19］這個判斷大致是不錯的。由此可見，李紳與韓愈的屈原情結，既不同于劉禹錫、柳宗元與屈原貫通的騷怨精神，也不同于元稹、白居易的理性審視。

四

中唐南貶詩人的屈原情結，與初盛唐貶謫的詩人有著很深的淵源關系。南貶的詩人中，初盛唐主要有宋之問、沈亻全期、杜審言、張說、張九齡等，更為重要的是，偉大詩人李白在“安史之亂”后流放夜郎，在其原有屈原情結的基礎上，加上了憤激與不平的內涵。沈宋二人本為宮廷詩人，南貶之后，不幸的命運與南方的風物使得他們的詩風有了改變，在詩中注入了真情，回旋著憂傷，也對屈原的貶謫生涯產生了一定的感受。宋之問《送杜審言》詩云：“別路追孫楚，維舟吊屈平。”［20］398

張說在武后時被張昌宗、張易之構陷而貶于嶺南，又遷岳州，有送別詩云：“‘誰念三千里，江澤一老翁。’則知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寬，賈誼非流竄不能作賦以自安。”［21］卷294雖未見張說直接詠嘆屈原的詩作，但他貶謫后的作品多危苦悲切之詞，則與屈原、賈誼的遭遇與情懷是相通的。

張九齡本身為南方人，又被貶于始安，“托諷禽鳥，寄詞草樹，郁然與騷人同風”［3］263。他是把屈原的精神作為自己理想人格來追求的。如其《感遇》詩：“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18］571這首詩是張九齡的代表作品，“主旨是承屈原《離騷》中‘不吾知其亦已矣，茍余情其信芳’一句的意思而來。它強調的是詩人品德的自我修養，抒發了詩人對理想人格的執著追求之情”［22］121。其化用楚辭意象之詩還有《雜詩五首》之三：“酷在蘭將蕙，甘與葵與藿。”［18］570

但是中唐貶謫詩人，對于具有同樣貶謫命運的盛唐名相張九齡是頗有微詞的。因為唐人之貶謫南荒，與張九齡有很大關系，他曾向皇帝提出了“放逐之臣不宜居善地”的建議，受到玄宗皇帝的采納，從此，交通困難，氣候惡劣，山川阻隔，有去難歸的嶺南、湖南地區，就成為罪臣的去所。《舊唐書·劉禹錫傳》說：“禹錫積歲在湘醴間，郁悒不怡，因讀《張九齡文集》，乃敘其意曰：‘世稱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鄉。今讀其文章，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嘆；自退相守荊州，有拘求之思。托諷禽鳥，寄辭草樹，郁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1］4211對張九齡的所為，頗為不滿。

李白對于屈原，因為具有共同的浪漫情懷，故其一生都處于對屈原的贊嘆與向往中。他的作品中涉及屈原者有接近20篇之多。首先是對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他的《擬恨賦》云：“昔者屈原既放，遷于湘流。心死舊楚，魂飛長楸。……永埋骨于淥水，怨懷王之不收。”［23］15《古風》其五十一云：“比干諫而死，屈原竄湘源。……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23］148《行路難》其三云：“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23］191《贈漢陽輔錄事》云：“應念投沙客，空余吊屈悲。”［23］582其次是對屈原作品加以仿效。他有《代寄情楚辭體》，就是仿效《楚辭》所作的詩，有“恨獨宿兮傷離居”，“橫流涕而長嗟，折芳洲之瑤花”［23］1182等句。第三是對屈原景仰與贊賞。《古風》其一云：“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23］87《江上吟》云：“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23］374第四是將屈原引為自己的望中知友，甚至以屈原自比寄托哀怨的情懷。《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云：“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23］1290《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云：“遙望長安日，不見長安人。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為近臣。一朝復一朝，發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遼海。”［23］787《同友人舟行》云：“楚臣傷江楓，謝客拾海月。懷沙去瀟湘，掛席泛冥渤。”［23］929《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空將澤畔吟，寄爾江南管。”［23］685-686《贈別鄭判官》：“三年吟澤畔，憔悴幾時回。”［23］733

由上面的論述可見，中唐貶謫詩人的屈原情結，與他們的前輩詩人有共同之處，但因時代環境及個體的差異，又體現出各自的特點。初盛唐貶謫詩人對于屈原，重在表現其對理想人格的追求，盡管也以自己的遭遇與屈原相比擬，但作品中所抒寫的哀苦之詞并不是占主導地位的。而中唐貶謫詩人的屈原情結則是其悲苦與憤懣情懷的表現，他們在政治失意之時，通過對屈原遭遇的慨嘆來求得自己心理的平衡，并以對屈原文學成就的學習與追求，以求得對政治失敗的補償。他們的屈原情結，盡管有理性與情感之別，但總體上悲劇氣氛要比初盛唐時期濃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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