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企合作下的職業教育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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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解“從學校到企業有多遠”的深層意義

（一）目前“校企合作”存在問題目前，我國職業院校的教學基本上都被劃作“理論”和“實訓”兩個階段（“實訓時間”一般是整周或整個學期，“實訓地點”包括校內實訓室和校外實踐基地兩個部分）。這種“理論+實訓”的教學模式說明，目前我國職業教育還沒有實現理論與實踐的完全交融（學中做、做中學）。由此可知，我們通常所說的“校企合作”也是不完全的，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僅指職業教育的“實訓”環節，并未涉及“理論”環節。換言之，職業院校傳統的“理論+實訓”教學模式，是造成不完全的“校企合作”的根源。僅就目前這種不完全的“校企合作”來說，毋庸諱言，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流入形式（缺乏實效性），筆者將其問題劃分為四種表現：（1）“假合作”，僅簽一紙協議或掛個牌子，再無下文；（2）“淺合作”，學生在企業只能走馬觀花式地看看聽聽，或只能從事一些與所學專業無關的簡單勞動；（3）“單一性合作”，學校信息向企業單向流動，企業無回流———互動不足影響深入合作的積極性；（4）“功利性合作”，企業合作的功利性太強，要么是賣設備，要么借此給國家要政策，要么在人力短缺時給學校要學生（致使學生實習崗位與專業不符）。總之，無論對于職業院校還是企業單位，都沒有把“校企合作”放在社會責任的層面來認識，彼此表現得比較功利。（二）“校企合作”缺乏實效性是影響職業教育其他問題的主要原因中國職業教育有一些老問題，似乎很難解決。比如，缺乏吸引力問題、體系建構問題、“雙師隊伍”建設問題、人文素質教育問題，以及農村職業教育“空心化”問題等等。這些問題之所以難解的原因肯定很多，但是有一個主要原因可能并未引起人們的重視，這就是“校企合作”缺乏實效性。進一步而言，職業教育有一些老問題之所以難解，其主要原因是在職業教育內部，即職業院校所開展的大量的教育教學活動遠離了生活、遠離了企業，這些職業院校的運作思維仍然囿于傳統的學校應試教育。也許，外部條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職業院校的教育思維（包括設備限制、市場限制、實訓限制、學制限制等等），但是我相信，職業院校從業者失去了教育生活化之“魂”卻是根本性的。本文提出，職業院校的“校企合作”只有不失“生活之魂”（校企同質性），職業教育的其他問題才能得到根本解決。為了闡明這一觀點，本文就目前我國職業教育的幾個熱點問題做出分析。這些問題包括：職業教育如何才有吸引力？如何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怎樣建設“雙師型”教師隊伍？職業院校如何加強人文素質教育？怎樣繁榮農村“城鎮化”職業教育？上述問題都可謂大而無邊，因此，筆者的論述僅能做到點題———從“校企同質性”的角度對問題產生原因和解決辦法點到為止，目的在于引起其他研究者的關注。

二、職業教育如何才有吸引力

（一）失去“勞力大眾”，職業教育就失去了吸引力職業教育起源于工業化初期的制造業經濟，其雛形是當時為窮人和流浪兒辦的慈善教育，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所辦學校就是其典型代表。職業教育從一開始就以“免費”、“義務”、“開放”、“技能”、“就業”、“美好生活”這些特征出現，它是為“勞力大眾”的教育②。隨著時展和技術提升，職業教育“層次高移”，其原有特征逐漸消失，據此，“勞力大眾”也被擋在了職業教育門外。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種種現象：職業教育總想“貴族化”，卻始終被精英教育排斥；職業教育被納入國家教育制度體系，卻始終被置于招生梯隊的底層；一些職業院校收費高、教學“書本化”、畢業生缺乏就業競爭力等等，都是職業教育失去了“勞力大眾”和“底層生活”的體現。（二）職業教育必須走“開放之路”增強職業教育吸引力應當內外結合、標本兼治。除了外部環境改善（觀念提升、薪酬改善、招生制度放開、多元化辦學等）之外，最根本的還是改善內部環境，即職業院校應“開門辦學”，包括招生制度放開、教學過程放開和畢業出口放開。在學習化社會，人們的職業生存和學習、生活密不可分，如果職業教育不開放，將失去生源基礎。職業教育如何走“開放之路”？首先，在招生制度開放方面，國家既不要給職業院校招生設限，也不要給錄取考生排序，使職業教育從“嚴進寬出”的文憑制度過渡到“寬進嚴出”的技能證照制度。其次，在教學過程開放方面，職業院校的大門要向全社會敞開。目前的情況是，一方面，職業院校總是把目光盯著大企業，最好是知名大企業，卻常常遭到來自企業的冷遇；另一方面，小微企業非常想和職業院校合作（也許小微企業現狀更能滿足職業院校學生需要，更能激發學生的創業精神），又常常遭到來自校方的冷遇。這說明，很多職業院校抱怨“校企合作難”，往往是一種葉公好龍的心態。第三，在畢業生出口放開方面，要打破傳統的職業教育畢業生“就業思維”，給畢業生提供多元選擇的機會，包括放開進入普通教育體系就讀的人數限制等等。

三、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核心和立足點

（一）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核心：開放、全納、多元說到現代職業教育體系，許多職業教育工作者的第一反應就是“縱向銜接、橫向溝通”，這正是“學校思維模式”的體現。如果固守于傳統的學校圍墻及其層級制度，就會把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思路局限于學校層次或者類型，而不能放眼社會生活和企業發展需要，甚至讓人產生“高職院校想升本”的“陰謀論”聯想。本科和研究生層次的職業教育對于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是必要的，但絕不是問題的核心。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和學習化社會聯結在一起，它的核心特征應當是“開放式”、“全納性”和“多元化”：敞開大門、全民教育、多元選擇。（二）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不能偏離“職業性”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限定詞，即“職業”，這是體系的立足點。因此，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應緊緊抓住“校企合作”或“產教融合”做文章，而不是把關注的中心放在提升層次方面，或者說，必須把建立完整的職業教育層次和“產教融合”緊密結合在一起。抓住“職業性”這個立足點，也要注意平衡它與“學術性”的關系。在中國職業教育快速發展的前十年，職業教育為了盡快從學術教育體系中擺脫出來，有走向“簡單崗位技能訓練”的偏頗行為。作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立足點，“職業性”并不否認“學術性”，這正是職業教育提升層次的重要理由。但是，如果把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關注重點轉移到“學術性”上面，那就有可能造成文憑泛濫和大而無用的現象。臺灣高職院校升格為科技大學之后，實際上也就存在這樣的問題。

四、“雙師隊伍”建設絕對不能懈怠

（一）“現在”的問題依然是“過去”的問題新近的《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國發〔2014〕19號）第十七條指出，要“完善教師資格標準”，“健全教師專業技術職務（職稱）評聘辦法”，“落實教師企業實踐制度”，“完善企業工程技術人員、高技能人才到職業院校擔任專兼職教師的相關政策”等等，眾所周知，這些有關“雙師隊伍”建設問題，伴隨著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全部過程，每一份職業教育的政策文件里都要強調相同的問題。這種現象說明，一方面是“雙師隊伍”建設很重要，另一方面是“雙師隊伍”建設問題始終未能解決。其根本原因在于，這么多年來，職業院校和企業的距離不僅沒有“拉近”，反而“扯遠”了。隨著“博士滿地走、教授處處有”現象愈演愈烈，各個職業院校都相應提高了其職員招聘門檻，由此造成高職院校“高層次人才”越來越多，而企業元素越來越少。加之職稱評聘制度和績效考核制度沿襲學術化路子，所謂“教師下企業實踐”和“技術骨干進學校教學”都可能遭到無言抵制，而“雙師隊伍”建設也只能流于形式。（二）“雙師型”教師再認識：“工學動態組合教學團隊”如果說“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存在之本的話，那么職業院校的“雙師隊伍”就是讓這個存在更為堅實的關鍵材料。因為“雙師隊伍”是校企合作的實施者，校企合作的效果與雙師隊伍素質存在高度正相關。校企合作對教師的要求甚高，教師的實踐能力不足，就無法開展校企合作。與之相應，專任教師實踐能力不足，他們也天然地對校企合作消極懈怠：學校教師教學有富余，企業人才進校兼職教學無空間，校企合作欲望當然不強。我們看到，各個職業院校也都從企業招聘了一些高學歷或高職稱（符合招聘條件）的技術骨干（雖然數量不多），這些人便成為該校“雙師型”教師的典型代表，即使再過十年，他們仍然是學校宣傳的“雙師型”教師。無疑，這種針對“雙師型”教師的靜態化處理方式并非真心建設雙師隊伍，而是又一種形式主義。如果校企教學資源沒有常態化的互動，職業院校的教學就不可能貼近企業實際。為此，筆者曾經提出過一個“工學動態組合教學團隊”[2]的雙師隊伍建設思路，認為雙師隊伍建設的核心在“動態”二字，落腳點在“教學團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職業院校教師的“活水”在哪里？無疑是在教師下企業實踐以及與企業人員的互動過程中，也在企業、行業和社會力量興辦職業教育的過程中。“工學互動”的內容包括科研、教學、培訓、參觀等許多方面，但教學（專業建設、課程開發、課堂教學、實訓指導等）是最根本的，因此，雙師隊伍建設應當堅實地踩踏在“教學團隊”這個基石上。

五、職業院校如何加強人文素質教育

（一）擯棄人文素質教育的“量化思維”曾有一個時期，職業教育因過分強調“技能訓練”而遭受批評，如今，各職業院校開始重視人文素質教育，這是好事，但是有些學校又因此矯枉過正，忽視了職業教育的“專業性”和“實踐性”。這種“忽視”恰好給學校遠離企業找到了借口。可見，有些職業院校并沒有理解職業教育的本質屬性及其人文素質教育的意義，在工作實踐中只是人云亦云而已。比如，把人文素質教育等同于“通識課程”和“校園文化活動”，然后對此進行定量化考核（設計了通識課程、校園文化活動在全部課程中的占比，甚至還要爭論“占比15%好”還是“占比20%好”）。顯然，這種所謂量化思維割裂了個體與整體的關系，把人文素質教育從職業教育的整體性活動中活生生孤立起來。（二）人文素質教育：“引出來”而非“塞進去”與上述量化思維相對應，很多職業院校在實施人文素質教育時，特別強調“要把人文素質教育滲透（融入）整個職業教育實踐”。“滲透”或“融入”（有些研究者甚至還要推敲到底是“滲透”好，還是“融入”好）這兩個詞的思維本質和“量化思維”一樣，都是把人文素質教育孤立看待，即把人文素質教育看作職業教育之外的東西，認為原有職業教育活動沒有或缺失人文素質教育，因此新的做法是，要把人文素質教育從外面給“塞進去”。人文素質教育是全部職業教育活動的題中之義，是整體當中不可分割的個體。所謂加強人文素質教育，只需要把原有職業教育活動中未曾“引出”的人文素質教育盡可能地“引出來”。“引出來”不會破壞職業教育的整體性，不會在實踐中矯枉過正或者扭曲職業教育的本質特征，這正是職業教育的課程哲學。與之相反，“塞進去”的做法卻很容易爭論“塞進去多少”的問題，或者爭論“滲透好”還是“融入好”之類的問題。無論怎樣，“塞進去”容易使職業教育中的人文素質教育走向形式主義。比如，因為重視人文素質教育，卻忽視了職業教育的實踐性特征；因為重視人文素質教育，卻讓職業教育表演秀泛濫成災。

六、農村職業教育的新型城鎮化命題

（一）現有農村職業教育和“企業”的距離很遠農村走向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又必須和農村經濟繁榮結合起來，形成有機互動關系。過去，一些地方發展縣域經濟依靠農民“進城打工”，這也是一種發展路徑，但無疑屬于“短平快”經濟，不能持久。而由這種“進城打工”經濟所引發的農村職業教育，正是為城市車間輸送工人的“打工教育”。從服務地方經濟的角度來理解“學校到企業有多遠”這個問題，“打工教育”其實距離“企業”很遠，這里的“企業”指農村地方經濟。農村職校存在的問題（缺少“雙師型”教師、缺少實訓設備和實踐基地，缺少現代職業教育理念）之所以長期得不到解決，與上述心不在焉的“打工教育”有極大關系。可以認為，問題多多的“打工教育”是失敗的，并沒有培養出素質較高的技能型人才，農村職校畢業生進城打工的競爭力并不比未進職校讀書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強多少。這種結局造成農村職校越來越沒有生源。農村職業教育被學生用腳投票，職校走向“空心化”就成為必然。（二）從“致富”到“智富”：尋找農村職業教育的產教融合之路如果說傳統農民致富的途徑是種植農產品或者進城打工，那么新型城鎮化時代的農民必須從“致富”走向“智富”，即從“苦力農民”變成“智力農民”或“技術農民”。因為農業經濟已經轉型升級———從簡單的“生產制造”提升為復雜的“制造服務”。與之相應，農村職業教育必須及時滿足新型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要。質言之，農村職業教育的生命之根深植于地方特色經濟的土壤里，農村職校擺脫空心化和增強吸引力的根本出路是產教融合（基于新型城鎮化經濟發展的“校企合作”）。（三）農村職業教育必須重視鄉村道德倫理教育尋找農村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之路，必須立足于農村城鎮化過程中，這個過程蘊含了人類從山林到曠野、從曠野到鄉村、從鄉村到城鎮的所有內容，也蘊含了職業教育誕生和存在的全部理由，其精神實質是人類對于孤獨和恐懼的逃離。因此，人類從山林到城鎮的“逃離”并非連根拔起，否則人類即便進了城鎮，也如同被縛于空中樓閣里的困獸。在表層意義上，城鎮化過程屬于“職業化”過程，但在深層意義上，城鎮化過程不僅是一部物質的創業史，更是精神的創業史。農村職業教育必須是扎根于鄉土的創業教育和生存教育，包括鄉土文化、生產技能、銷售服務、團隊合作、寬廣視野、創業精神等等，更不能缺少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教育，這些是洗腳上田的新型農民追尋美好生活的綜合體現，是農村職校和企業之間能夠建立密切合作關系的根基。如今，農村青年盲目追逐物質利益，喪失了基本的社會倫理道德，如果農村職業教育僅僅著眼于“輸送進城打工賺錢”的技能人才，而忽視學校教育與鄉村厚土的連接，或者說，讓農村職業教育喪失了鄉村生活之魂，那么所謂新型城鎮化無疑是空中樓閣。

七、余論

從教育社會學的角度看，涂爾干（EmileDurkheim）、帕森斯（TalcottParsons）等經典功能主義理論家把職業作為“技術理性的載體”[3]，與此相應，職業教育作為不同的教育組成部分在教育整體功能中所起到的作用，就是維護工業化社會中企業有機體的平穩運行和繁榮。事實上，職業院校承擔了兩種社會責任：一是為企業輸送合適的勞動力；二是讓自身成為暫緩就業的“勞動力市場”。在工業化社會，職業院校和企業之間形成了完整的就業鏈，而就業導向的職業教育就是讓技能型人群在科層化社會結構中獲得操作性地位變得“合法化”。毫無疑問，個體通過職業教育實現社會化的過程越開放（職業教育徹底走向“生活化”，校企建立“同質性關系”），職業教育在現代工業社會的地位就越鞏固，吸引力也越強。因為在個體社會化的全部程序上，接受職業教育和接受精英教育具有同等機會———社會角色的分配是根據能力和成就，而非畢業院校和文憑實現的。

作者:徐平利單位: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技術與職業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