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語言學核心問題及哲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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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門具體學科必定具有相應的哲學基礎。生物語言學到底具有什么樣的哲學基礎，這是一個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而且有必要為麥基弗雷關于生物語言學之哲學基礎所作的探討進行補充。以此為出發點，縱觀喬姆斯基就人類語言本質所提出的三大問題———柏拉圖問題、笛卡爾問題和洪堡問題，不難發現生物語言學正是以這三個問題作為宏觀層面的核心問題。從懷特海過程哲學視閾看，喬姆斯基關于生物語言學的基本主張完全符合過程哲學的基本觀點。生物語言學具有過程哲學基礎，關于它的研究尤其是關于語言認知的神經機制研究和腦科學研究不可囿于獲取“對象知識”的研究，而應注重各種“過程實現”的研究。

關鍵詞：生物語言學；過程哲學；喬姆斯基；懷特海；語言知識

喬姆斯基就語言本質的思考所提出的柏拉圖問題、笛卡爾問題和洪堡問題（Chomsky1986:25）既是生物語言學的核心問題，又是生物語言學要研究的宏觀任務。從哲學層面上看，喬姆斯基所提出的這些問題分別具有本體論、認識論和語言論等哲學性質。這說明生物語言學具有系統的哲學基礎。在《劍橋生物語言學手冊》中，麥基弗雷（McGilvray2013）討論了生物語言學的哲學基礎，然而，該文對生物語言學哲學基礎的探討卻存在著遺漏，未能就生物語言學的特殊性而進行“過程哲學”（processphilosophy）思考（Rescher2000）。本文主張過程哲學是生物語言學的重要基礎。以此為出發點，本文把生物語言學的核心問題置于懷特海過程哲學視閾下，來考察生物語言學核心問題的“實現性”和“過程性”（Whitehead1978:7），旨在解釋為什么說喬姆斯基提出的問題是生物語言學的核心問題，為什么說這些核心問題具有過程哲學性質。

1.生物語言學的發展與核心問題

在討論生物語言學的核心問題以前，有必要先簡略回顧一下生物語言學的發展狀況。1.1生物語言學的發展。詹金斯（Jenkins2013）在梳理生物語言學的發展史時認為，喬姆斯基、勒內伯格、皮亞特里-帕馬瑞尼等人是生物語言學發展的重要人物。我們發現，在生物語言學發展過程中，以下事實標志著生物語言學從草創階段到學科的基本形成：喬姆斯基奠定了生物語言學的思想基礎（Chomsky1976）；勒內伯格撰寫了生物語言學第一部重要專著（Lenneberg1967）；皮亞特里-帕馬瑞尼作為發起人和召集人，于1974年在美國馬塞諸塞州的戴德漢姆鎮（Dedham），經羅蒙人類科學中心（RoyaumontCenterforaScienceofMan）贊助召開了語言與生物學會議，并在這次會議上討論并確定了“biolinguistics”這一術語；詹金斯于2007年創辦了學術期刊《生物語言學》（Biolinguistics）。皮亞特里-帕馬瑞尼（Piattelli-Palmarini2013）認為，生物語言學的發展可以分成三個時期：早期、中期和當前時期。早期（1967—1985）屬于思想醞釀期，這個時期以生物學領域的重大發現為契機，以勒內伯格的專著《語言的生物學基礎》（Lenneberg1967）為開先河之作，旨在整合生物學和語言學的研究。1965年法國生物化學家雅克•莫諾（JacquesMonod）和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觭oisJacob）因在細菌遺傳學領域的“革命性發現”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這項革命性發現是生物體存在著一類旨在調節其他基因活性的調節基因，這類基因影響著人類的“概念發展”（conceptualdevelopment）（Piattelli-Palmarini2013:13）。這項來自生物學的科學證據為喬姆斯基對行為主義的批判提供了有力支持，其中的啟示是人類的語言演化是一個逐步修補的過程，個人的語言習得并不完全依賴于絕對充足的條件刺激，即語言習得過程中2019，No1SerialNo173“輸入少而產出多”（Chomsky1993:24）的現象可以從生物基因的角度來加以解釋。在這個時期，語言病理學研究、失語癥研究、個體語言發生研究、兒童語言習得研究等，都借助于生物學研究和語言學研究的成果，相互借鑒而開啟屬于交叉學科的研究課題（Grodzinsky1985）。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雖然發現調節基因對人類概念發展有影響，但是在勒內伯格這樣的人看來，語言的生物學研究“沒必要假定有語言基因”的存在（Lenneberg1967:265）。中期（1985-2000）被稱為“成果易得”（lowhangingfruitfromthetree）時期，屬于生物學與語言學正式結合的初期，出現了大量的成果。這期間生物學領域關于調節基因的研究出現了新的認識，而且新的研究發現，莫諾和雅各布從細菌中發現的控制酶和調節基因，其遺傳調節作用與高等生物細胞中的遺傳調節作用存在顯著差別。高等生物細胞中的遺傳調節極為復雜，除了調節基因外，還存在多種誘導因子、整合因子、感覺因子、觸發因子等（Piattelli-Palmarini2013:15）。1986年美國生物學家斯丹利•科恩（StanleyCohen）和意大利生物學家列維-蒙塔奇尼（Levi-Montalcini）因發現“生長因子”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傅莉娟1987）。這些發現不但開拓了基因科學的新課題和新領域，而且還為語言演化、語言習得研究、語言變化研究等帶來了新的啟示，人們意識到人類的語言演化應該和個體的語言發展整合起來研究，出現了新的學科“演化發育生物學”（evodevo）（Raff2000）。更重要的是，來自語言病理學研究、失語癥研究、語言損害研究、威廉姆氏缺乏癥研究等領域的新發現，強力證明語言具有內在的模塊性質（Chomsky1984；奚家文，熊哲宏2014）。這促進了語言學的實證研究，增強了語言認知和語言加工等領域的科學性。當前時期（2000—至今）又稱為“成果難得”（higherfruits）時期，這個時期證實了一項重大假說，這就是“FOXP2基因”（theforkheadboxP2gene）與語言相關。這是一項突破性的發現，源于上個世紀90年代英國遺傳學家赫斯特等人（Hurstetal.1990）對“KE家族”三代人的語言紊亂現象研究，2001年這個研究團隊在《自然》雜志上發文確證了FOXP2基因與語言的關系（Laietal.2001;俞建梁2011）。根據皮亞特里-帕馬瑞尼（Piattelli-Palmarini2013）的研究，到2013年，已經確切證明至少有25種基因同語言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聯系。那么，當前時期為什么“成果難得”呢？這是因為生物學正在發生新的變革，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的研究越來越撲朔迷離，而且像為何會有“消失的遺傳特性”這樣的謎團一時難以得到破解。另外，孟德爾（Mendel）關于“單基因性狀”（Piattelli-Palmarini2013:17）的經典學說已被證偽而不再是普適性規律，因此它只適用于例外現象或者某些特例。此外，新的研究表明，就連單一疾病背后都有多種基因的影響，那么，完全可以猜想，人類語言這一復雜系統勢必會與多種基因相關。在這種背景下，要想在生物語言學領域取得新的突破，其難度越來越大。總的說來，生物語言學作為一門現代綜合型交叉學科，肇始于20世紀50年代喬姆斯基生成語法的問世，源于喬姆斯基對行為主義的摒棄，契合的是認知革命的精神，主張對人類語言的生物基礎進行科學研究，主要聚焦在語言的神經機制、語言的演化歷史、語言的個體發展這三大方面，包括神經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語言習得、生成語法等。1.2生物語言學的核心問題。生物語言學的發展過程是語言學和生物學相結合的過程，二者之所以能夠結合在一起是因為它們有著共同的思想淵源，都植根于人類思想的整個發展過程。語言學和生物學作為現代學科各自的發展史相對較短，但從思想淵源上看，二者的結合體生物語言學卻可追溯到古希臘哲學。不過，從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經笛卡爾和洛克到康德，一直到維特根斯坦，生物語言學的哲學思想多以片段零星的方式呈現。直到喬姆斯基關于語言本質問題研究的出現，生物語言學圍繞其核心問題才形成了相對完整的思想體系。喬姆斯基在其《語言知識：其本質、起源和使用》的序言里說（Chomsky1986:xxv）：“多年來，我一直心系著關于人類知識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要解釋我們何以根據有限的[經驗]證據卻能知道如此之多。第二個問題是要解釋我們為何有這般多的[經驗]①證據卻知道如此之少。”喬姆斯基（ibid.:3）進一步提出了三個“基本問題”：（1）語言知識由什么構成？（2）語言知識是如何獲得的？（3）語言知識是如何使用的？這三個基本問題有不同的表達形式，后來喬姆斯基在其《最簡方案》（Chomsky1995）中把這三個問題拓展為五個問題（Boeckx2015）。比如，喬姆斯基“常常”把問題（1）定名為“洪堡特問題”，問題（2）稱作“柏拉圖問題”，問題（3）歸為“笛卡爾問題”（Jenkins2000:2）。詹金斯（Jenkins2013:4）把喬姆斯基的問題確定為普遍性問題，也做了不盡相同的表述：什么是語言知識？語言在兒童那里如何發展？語言在物種中如何演化？在喬姆斯基的基礎上，詹金斯（Jenkins2000:1）提出，生物語言學研究就是要瞄準以下五個“中心問題”：（1）語言知識由什么構成？（2）語言知識如何獲得？（3）語言知識如何使用？（4）與語言知識相關的腦機制是什么？（5）語言知識（在物種中）如何演化？在這五個問題中，前三個問題是核心。那么,為什么說這三個問題是核心問題呢？首先，這三個問題其實是三大哲學問題的不同追問方式。什么是世界（本體論問題）、如何認識世界（認識論問題）和人在世界中如何行事（倫理學問題、語言論問題等），這三個問題是西方哲學的核心問題。喬姆斯基把這三大哲學問題落實到語言上，用“語言知識”這一概念把語言、人和世界聯系起來，從而追問“什么是語言知識”“語言知識如何獲得”以及“語言知識如何運用”這三大核心問題。生物語言學的第一個問題是從追問什么是語言知識入手，旨在達到對世界與人的語言本質的追問。第二個問題追問語言知識如何獲得，既是追問人的必然特征，又是追問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特征。第三個問題追問語言知識如何使用，既是追問人在世界的實踐活動中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又是追問人之所以作為語言人的社會特征。其次，從生物語言學的學科目標看，這三個核心問題涵蓋面寬。第一個問題涉及的是關于語言本體的追問，這是語言學、認知語言學、腦神經科學等的任務。第二個問題涉及的是語言習得和學習的追問，這是應用語言學、神經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等的任務。第三個問題追問語言如何使用，這是語用學、社會語言學、認知語用學、發展心理學等的任務。值得注意的是，圍繞這三個問題，生物語言學在看待語言時既繼承了喬姆斯基關于“外語言”和“內語言”的區分（Chomsky1986:19,21），又試圖把二者結合起來進行整體考慮，旨在揭示人類語言的本體屬性、知識屬性和概念屬性。因此可以說，生物語言學的三個核心問題既有宏觀的哲學性質，又有具體的學科性質。喬姆斯基本人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三個問題的哲學性質，所以才把它們分別定名為洪堡特問題、柏拉圖問題和笛卡爾問題（Chomsky1986:25;Boeckx2015）。那么，生物語言學的核心問題具有什么樣的過程哲學性質呢？在思考這個問題前,先簡略談談過程哲學的要義。

2.過程哲學要義

什么是過程哲學？這個問題本身就具有本體論性質。我們以認識論方式，按過程哲學的建立、思想來源、問題批判、基本主張這一脈絡來闡釋其基本要義。過程哲學由英國哲學家懷特海建立，其觀念肇始于20世紀30年代懷特海在愛丁堡大學做的系列講座，其思想成熟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其發展興盛于最近二十年的歐美國家，并在中國得到傳播。標志性著作是《過程與實在》（ProcessandReality），該書最早于1929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和美國麥克米蘭出版公司聯合出版，后經完善，于1978年由麥克米蘭出版公司旗下的自由出版社再版。過程哲學雖然是一種新哲學（楊富斌2011），但在思想源泉上，懷特海認為過程哲學并非是他個人觀點，而是遵照西方哲學整個傳統，在眾多學說中做出的選擇性繼承與發展。根據美國當代哲學家雷歇爾的研究（Rescher2000:3-6），懷特海的過程哲學主要繼承的是以下哲學觀點：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萬物處于流變中”；萊布尼茲（Leibniz）關于“物質是行動的存在，簡單且統一的心智會允許感知與欲求的增生，一切新特征要盡力實現”；柏格森（Bergson）“自然是過程”；詹姆斯（James）“世界是多元的世界”。懷特海建立的過程哲學，主要出于對下列哲學觀點進行批判：首先，懷特海要批判亞里士多德對實在對象的偏愛，認為亞里士多德忽略了“過程變化”這一本體論范疇；其次，懷特海要摒棄巴門尼德（Parmenides）、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等人關于自然的本質是由不可變的存在而組成，這是靜止的原子論。在懷特海看來，按照靜止的原子論，世界可以“還原”成最小單位。但是，懷特海并不滿意這種世界觀，他認為，要認識世界除了認識世界的基本組成外，更重要的是還要認識這些基本組成所擁有的“聯系”“實現”和“過程”（Whitehead1978:107,208）。例如，要對西方的海倫和中國的西施這樣的美女進行美的本質認識，就算我們可以把她們還原分解成一堆堆碳原子、氧原子、氮原子等，但我們卻無法就此而理解到美女之所以美的本質。美女也是世界的組成，她們之所以美，在于她們處于各種聯系中、實現中和過程中。按照這樣的理解，懷特海甚至對本質這一概念也不滿。至于什么是本質，這本身就是哲學難題，如果再把本質當成一種對象式的存在，那么這種靜態式的對象性本質并不是世界的真正本質。于是，懷特海的過程哲學有如下主張（ibid.:23-56;127-218;Rescher2000:5-6）：（1）過程是本體論思考的主要描寫范疇；（2）時間和變化是對世界進行形上思考的主要范疇；（3）就本體式理論的旨趣而言，過程比事物更為基本，或者說無論如何過程并不比事物次要；（4）對本體論中的基本成分如人、物質性事物、自然整體乃至神等進行理解，最好以過程的方式來理解；（5）偶然性、涌現、新奇、創造性是形上思考的基本范疇。懷特海的這五項主張，闡明了過程哲學的基本要義，這是對過程哲學在本體論思想層面上的理解。講得更具體一點，過程哲學的基本要義包括以下幾點：（1）世界是一個有機體，在世界這個有機體中一切都是過程、活動、變化和實現；（2）在有機世界里，“成為”（becoming）比“存在”（being）更為基本，成為就是要變成，也就是過程；（3）對過程的理解至為基本，即不可以把有機世界或自然僅僅當成對象式的“材質化”（materializing）來理解；（4）雖然對世界的理解不能完全依賴于對語言的理解，但是理解語言畢竟是理解世界的重要途徑；（5）在理解語言的具體過程中，要注重研究動詞所指示的如過程、事件、發生、實現等本體論范疇，而不是名詞所代表的對象性范疇，因為動詞具有揭示實在的重要作用。總之，過程哲學是關于“有機體的”哲學（Whitehead1978:xi），關注的對象不是靜態的實體而是“活動的有機體”，注重認識事物的實現過程，秉持生態觀來認識活動的實體（李世雁，曲躍厚2004）。根據過程哲學的基本主張，語言就不是靜態的對象式語言，而是過程中、實現中的語言。因此，語言研究就不可忽略語言的過程特征和實現特征。我們發現，隱喻與轉喻相互作用研究（楊波，張輝2008），新描寫主義的語言研究（杜世洪2018），以及從日常語言哲學的角度去探討意義問題，如穆爾關于命題意義的研究（Moore2002:52-71；杜世洪2015）、語義最小論的研究（黃林慧，杜世洪2018）等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過程哲學的精神。

3.生物語言學核心問題的過程哲學性質

生物語言學的核心問題聚焦的正是語言的過程性和實現性，這符合過程哲學的基本旨趣。如果斷言生物語言學核心問題具有過程哲學性質，那么就要解釋喬姆斯基所提出的三個核心問題到底在哪些方面契合過程哲學的基本要義。3.1語言知識是由什么構成的依據過程哲學的要義，語言不是靜態的對象化的規則體系和知識體系。如果把語言看成是靜態的對象或固定知識體系，那么這就是過程哲學所要批判的語言觀。過程哲學的語言觀契合的是過程哲學的世界觀，不同于亞里士多德甚至柏拉圖的靜態對象世界觀。柏拉圖的世界觀認為，世界是由無法觸及、無法描述的理念或理型組成，現實的物件只不過是理型的摹本而不完美。亞里士多德不接受柏拉圖的理型世界觀，他認為世界是由實在之物組成，實在之物有質料因、形式因、動力因和目的因，而世界之所以是世界的終極原因是上帝，上帝是世界的第一推動者。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世界觀雖有區別，但是他們的世界觀都是“對象化世界觀”，都是在認識世界是由什么對象組成。柏拉圖企圖認識而無法認識的對象是理型，亞里士多德的對象是第一推動者。過程哲學的世界觀注意到世界之所以是世界不在于靜態對象本身，而在于對象的過程性和實現性。認識世界就要認識世界的各種聯系，從而認識世界的過程和實現。正如認識一枚棋子，不能簡單地把棋子當成靜態的對象來認識這枚棋子的材質、式樣和大小等，而是要把這枚棋子置于棋局中，認識其作為棋子的實現和過程。如果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世界觀來看待語言，那就是把語言當成靜態對象，認識語言就是獲取關于語言的對象性知識，力圖尋找語言的理型特征和實在性質。布龍菲爾德（1997）的語言觀契合的正是這樣的語言哲學觀。從過程哲學視閾來看待語言，語言就不再是一套套靜態的、對象式的規則和知識，而是語言的動態性過程特征和實現特征。喬姆斯基提出生成語法時，他要批判的是布龍菲爾德的語言觀。他認為，布龍菲爾德把語言當作“言語社群所有話語（utterance）的總和”（Chomsky1986:16），把語法看成是“語言中有意義的形式排列”（ibid.:20），這是把語言當成靜態的對象進行探討。喬姆斯基認為，這種觀點應該受到批判。從過程哲學看，布龍菲爾德的語言觀不具備有機體哲學的性質，忽略了對語言之所以是語言的動態實現過程的揭示。喬姆斯基把語言分為“內在語言”和“外在語言”，考慮到了語言的動態性質和靜態性質，注意到了語言的有機性質及其過程性和實現性，認為對語言本質的研究離不開對語言的內在性質、語言發生和語言使用的動態揭示。喬姆斯基認為，他提出的生成語法和普遍語法，雖然借助于形上學的一些概念來理解語言知識、語言習得和語言使用，但目的并不在于用柏拉圖式的理想實體來最終認定什么是語言知識。在他看來，生物語言學的第一個核心問題，即語言知識由什么構成（語言知識是什么），可以用生成語法來回答。在生成語法看來，語言知識是“知道某具體語言的人”之心智或大腦的運作狀態（ibid.:3）。喬姆斯基的革命性就在于摒棄結構主義的靜態語言觀，提倡語言認知觀，斷言語言知識是心智或大腦的運作狀態，而不是一堆規則、事實和符號，不是布龍菲爾德所說的言語社群的話語總和。對語言本質的認識，不是對語言形式結構的認識，而是對人的心智或大腦的研究。語言知識不是靜態的知識體系，而是有機體語言的過程實現的反映。3.2語言知識是如何獲得的語言知識如何獲得，這是語言習得問題。喬姆斯基認為這個問題可以通過普遍語法來解答。根據普遍語法，人的“語言官能”有一個“初始狀態”，這個初始狀態在沒有任何其他語言經驗之前就存在了；語言習得就是從初始狀態發展到某一具體狀態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普遍語法得以具體化的過程，而在具體化過程中，人的經驗與普遍語法原則交互，從而產生某一具體語言（Chomsky1986:3）。從喬姆斯基的解答來看，語言習得過程就是人的語言變化和實現的過程。放在過程哲學視閾下，語言習得就是有機的過程。玻維克和喬姆斯基（Berwick&Chomsky2016:53）認為，人類語言是生物世界的語言。在生物世界里，語言獲得包含三大過程：思維的內在過程、表達的外化過程、言語的理解過程。在語言獲得的三大過程中，語言知識的演化在人腦內部完成，而且只有人腦具備這樣的演化官能。在演化過程中，在人腦內部會發生“單詞似的原子成分之間的融合（merge）”，這種融合是概念性的運作，會產生離散的、無限的結構性表達，而這些表達借助于思維和行動的概念性意向系統來獲得解釋，借助于感覺系統來獲得外化（Berwick&Chomsky2017）。關于語言知識是如何獲得的上述解答，雖然具有假說性質，抑或是大膽的“猜想”（ibid.），但是這對生物語言學具體問題的研究具有指導作用。關于語言知識獲得的“單詞似的原子成分之間的融合”、概念性運作、結構性表達的產生與外化等，這些都具備過程特征和實現特征，昭示著過程哲學的精神。3.3語言知識是如何使用的對于這個問題，喬姆斯基認為這是語言使用問題，可以從內在語言和外在語言、轉換生成語法理論角度來解答。在喬姆斯基看來，獲得語言就要進入思維的表達，反過來，思維的表達需要語言的獲得。語言使用問題會涉及到語言理解、語言交流中的語言變化問題。這就需要研究語言使用的動態情況，而不能拘泥于靜態的使用現象。這一主張契合的正是過程哲學觀。在語言知識如何使用這個問題上，玻維克和喬姆斯基（Berwick&Chomsky2017）認為關于“中心語-補足語”或“補足語-中心語”結構序列的探討，目的在于從語言類型學特征來考察語言使用的內在機制。在這類探討中，動詞與名詞的關系問題是對語言知識的使用在內在思維、外化理解和語言變化等過程的具體反映。對動詞的關注，契合的是過程哲學的旨趣。按照過程哲學，語言研究要注重關于動詞所指示的過程、事件、發生、實現等范疇。懷特海從形上學層面指出，動詞所指示的過程、事件、發生、實現等屬于本體論范疇（Rescher2000:19-20）。不難看出，喬姆斯基關于語言知識是如何使用的這個問題的探討，接受的正是過程哲學的思想指導。總之，喬姆斯基提出的三個問題是生物語言學的三個核心問題。在哲學層面上，生物語言學應該以懷特海過程哲學為指導，根據過程哲學的世界觀來審視生物語言的發展路向：生物語言學就應該以注重過程和實現的語言觀為基準。此外，雖然這三個核心問題出自于喬姆斯基，也得到了他本人的宏觀性解答；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這三個問題就得到了徹底的解決，因為這三個問題畢竟是哲學性的大問題。

4.余論

生物語言學的三個核心問題都具有過程哲學性質，它們折射出的世界觀不同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世界觀。世界觀發生轉變，勢必會帶來語言觀的轉變。既然生物語言學昭示著不同的語言觀，那么現代語言研究就會出現新的轉變和突破。語言觀的轉變根源于世界觀的轉變。依世界觀而論，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觀點雖然不同，但是他們都把世界理解成為對象化世界而去尋找最根本的對象。這種尋找對象的哲學思想反映在語言學研究中，就是把語言作為靜態對象，力求通過尋找語言中最基本的結構、意義表達方式和單位等來探尋語言的各種規律。維特根斯坦認為世界不是對象的總和，而是事實的總和（Wittgenstein1999:31）。喬姆斯基注意到了維特根斯坦的世界觀，他在《語言知識》（1986）一書中論及維特根斯坦，并受其影響。正如維特根斯坦摒棄“世界是對象的總和”這種觀點一樣，喬姆斯基直接摒棄布龍菲爾德的語言觀，即摒棄語言是言語社群所有話語的總和的觀點。既然要摒棄這種靜態的結構主義觀，那么語言研究應該把語言當成有生命的活體而不是靜物。語言是活生生的語言，不是無生命的一堆材料。在過程哲學視域下，存在與過程這兩大本體論范疇同等重要。這說明，生物語言學研究既要注重語言存在本體的研究，又要注重語言過程性質的研究。而在研究方法上，既然生物語言學昭示著語言觀從靜態對象到過程實現的轉變，那么其研究就要避免：其一，結構主義的充分描寫的局限；其二，生物還原主義的局限，即不能把生物現象簡單地還原成物理成分和化學成分。因此，生物語言學研究應該做到三點：語言事實的詳盡描寫，大腦機制的準確揭示，以及心智運作的合理解釋。語言事實、大腦機制和心智運作這三大方面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語言事實的碎片式描寫，不能簡單地把心智運作現象當作物理機制去解釋。

作者:杜世洪 黃林慧 單位:1.西南大學外國語言學與外語教育研究中心 2.南寧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