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阮璞藝術史論教育理念
時間:2022-05-10 09: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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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阮璞的藝術史論教育思想,始終緊扣教學實踐和學術研究兩個方面。雖然他沒有獨立撰寫有關藝術史論教育類的專門論文,但并不代表阮璞沒有藝術史論教育思想。文章從“以美啟人、商兌學問”“博學精思、嚴謹求實”“解惑傳道、知行合一”三個方面,對阮璞的藝術史論教育理念進行剖析,進而論證阮璞藝術史論教育理念的內涵與價值。
【關鍵詞】阮璞;藝術史論;教育理念
阮璞(1918—2000)是我國知名的美術史論家、中國畫學資深學者,以“我愛我師更愛真理”的學術理念著稱于世。他推動了中國美術史研究與學科的發展,他在中國畫學研究領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至今仍在滋養著無數后輩學者,而且他還為我國藝術史論教育培養了很多的學術青年。雖然阮璞沒有撰寫專門的藝術史論教育方面的論著,但他的藝術史論教育理念始終隱含在他的教學實踐與學術研究當中。他并不僅僅是為了研究而研究的純粹學者,而是藉以史才的主體性意識成為藝術史論教育的參與者和推動者。對阮璞來說,學術研究是過程所需,培養藝術史論后學才是最終目的。
一、以美啟人、商兌學問
伴隨著近代中國歷史的演進與發展,美育的引入與傳播先后得到王國維、梁啟超、蔡元培、朱光潛等知名學者的推動。特別是蔡元培任民國政府首任教育總長和北京大學校長時期,積極推行美育教育,如美育進課堂的舉措,還將美育與德育、智育、體育并列為四大教育類別,從而大大提升了美育的地位。阮璞在青年時期,受時代新思潮的影響,除了愛寫新體詩之外,也開始閱讀美育方面的新學書本,特別是閱讀朱光潛的《談美書簡》,給了他很大的思想啟迪。從那時起,他一生都保持著關于美育方面的閱讀習慣。對于美育的認識,蔡元培這樣認為:“美感者,合美麗與尊嚴而言之,介乎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而為之橋梁。美育者,應用美學之理論于教育,以陶養情感為目的者也。”又說:“圖畫,美育也”[1]。顯然,在蔡元培看來,美育工作是通過美術教育這一手段來實現的。也正是這樣,在他的主導之下,國立性質的“北京美術學校”和“國立藝術院”分別于1918年和1928年先后創辦,使美育的傳播得到很好的推動。在這樣的時代思潮之下,阮璞從青年時期開始,就崇尚蔡元培的“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情感”的美育思想觀。阮璞在1936年報考國立北平藝專,校方的考試題目中就有一道題是:“關于王爾德‘為藝術而藝術’,與托爾斯泰的‘為社會而藝術’孰是孰非?”而阮璞后來回憶說道,當時他很自然地就選了前者,而他這一觀念傾向后來又在鄧以蜇、滕固等美術史研究前輩的進一步影響之下得到更深刻的認識。特別是鄧以蜇的“超功利的美育觀”,對阮璞的影響很大,這在阮璞后來的個人自述中得到說明。他說:“我在作畫上與鉆研理論上都是朝‘超功利的純美’上去努力的。我從老師那里接受了‘意識為美的根源’的觀念論美學。”甚至于他還說道:“我相信世界上超階級的愛,人類普遍的愛。”由此可以看出,阮璞的美育思想是超功利的。正是這種超功利的美育思想,使得阮璞投入自己所感興趣的中國美術史、中國畫學研究領域不計個人眼前得失,始終懷著理想從事研究與教學。除此之外,阮璞還是一位追求“內圣外王”的美術教育家。阮璞每次上課,除了注重課堂教學的精彩之外,他對日常修為的在意也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通過課堂教學和日常言行的雙重魅力來啟發他人。對于學術,阮璞曾說過,“我并沒有什么考據癖,我決不提倡為考據而考據”。阮璞之所以“以美啟人、商兌學問”,就在于他沒有把學問僅僅當作是個人愛好的文字游戲,而是深究學術本身的問題,通過對學問的追尋與分享,做到以美啟人,以此求得人生之完整。
二、博學精思、嚴謹求實
時期,阮璞在關注學術前沿動態的同時,也在繼承舊學當中盛行“由博返約”和“博約并舉”的學術傳統。與其說阮璞的選擇受制于所處時局混亂導致各種研究文獻、實物資料極其匱乏之影響,不如說阮璞以“美術史也是歷史”的觀念之下的“史才”標準在要求自己。阮璞之所以選擇走這條道路,是有其底氣的。他的學生邵軍回憶說:“他曾對我講道,當時因戰事頻繁,文獻極難得到,因此,每到一處,他總是先跑書店和圖書館。許多資料,是靠當時在書店或圖書館硬背下來而后記入筆記的。就是靠這種精神,他在解放前雖然沒有完成什么美術史論著作,卻積累了豐富的文獻資料,為他日后的術業專精筑下了寬厚、牢靠的基礎。”[2]目前關于阮璞的學術論著出版,除了他生前出版的《論畫絕句自注》《中國畫史論辯》《蒼茫自詠稿》《畫學叢證》等學術論著,以及后嗣阮旭東為其整理出版的《畫學續證》《畫學十講》《往事如煙》三本遺著,大量的遺稿亟待整理出版。從中不難發現,他的涉足面之廣、史料之細、數量之多是相當驚人的。閱讀阮璞的論著,無不被他的旁征博引和推論邏輯所折服。他的治學經驗連接于課堂授學,他始終以研究的心態進入每一個問題探討之中。第一,在閱讀方面,阮璞要求學生保持隨時閱讀、隨時記筆記的習慣,甚至為學生有針對性地制定讀書方案。其所開的書目不限于美術史范圍,不僅囊括文史哲,還旁及詩詞與美學。美術史家羅世平曾說:“對于這樣的訓練,其深意我當時并不能理解,真正理解阮璞老師這樣的讀書方式是在很多年后。我當時之所以還能堅持阮璞師的讀書計劃,一方面是出于今后工作的壓力,一方面是因為個人對于讀書還有些興致,后來我有可能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專攻美術史的博士學位,也多少得益于跟隨阮璞師的這一年的基礎訓練。”[3]第二,在治學方面,阮璞以博聞強記為治學基礎,以嚴謹求實為治學方法。不論是美術史研究還是中國畫學考證,堅持“論從史出”,在考訂與分析過程中解決一個又一個的學術問題。特別是他在畫學方面的研究,可謂建樹頗多。他之所以投入中國畫學研究領域中,是因為古代畫學著作特別是明清畫學論著太欠嚴謹性,給畫學研究界帶來諸多的弊病。同時,因畫學古籍在五四時期兩次國故整理潮中錯失了辨惑訂訛的機會,以至于愈演愈烈。為此,阮璞決定集中精力專攻畫學古籍研究,以還畫學本來面貌。阮璞的學術歷程與教學經驗無疑告訴了學生這樣一個事實:沒有大量的原著閱讀為基礎,沒有實事求是的辨惑,是勝任不了中國美術史和中國畫學研究的。因為在他看來,做學問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除了需要大量相關學科的學術積累之外,還需要嚴謹求實的學術態度。只有兩者同時具備,才能在學術領域做出新的突破。
三、解惑傳道、知行合一
古語有云:師者,授業解惑也。阮璞講課從不故弄玄虛、夸大其詞,相反,是有多少材料就說多少東西,且以深入淺出、觸類旁通為教學引導方式,因為他深知師者為學生的授業解惑的重要意義所在。從如何上好一堂課到如何培養好學生,阮璞始終沒有停止思考這一問題。如他的學生張幼云曾說道:“記得當年先生指導我研究畫學時,反復強調,要真正理解一個思想家的思想,就必須把他的某一論斷放到整個思想體系中全面地去看,不能抓住一點就說是他的結論。他特別指出:‘在理解古人的話時,要注意區別兩種情況:一種是鄭重認真地論述的;另一種只是開玩笑似的風趣話,這就不可一本正經地對待它。還有一些題畫詩、詞或跋,有的是很有見地的,但有的卻只是為了應酬,并沒有見地。如石濤畫語錄,當然有些非常好的東西,有一部分相當精辟,但有大量的是受禪宗的影響,愛打啞謎,同樣一個問題要故意讓你捉摸不透,或不斷重復’。”[4]從中得知,阮璞不僅學問本身鉆研得很深,吃透每門課程,而且還注重課堂教學形式,從講述到板書,從分析到舉例,形成了一套屬于藝術史論學科本身的教學模式。阮璞的教學思想,并不僅僅要求學生全面鉆研原著,還注重聯系實地考察。這一教學思想來源,除了師承關系之外,更多的是阮璞對實地考察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的雙重認可。為此,羅世平曾回憶說:“阮璞師注重文獻考據,同樣也重視美術史跡的考察。在我隨他當助教和他帶研究生的過程中,只要身體和實踐允許,他都親自踏勘實跡、現場指導,獲得實地感受,足跡遍及神州各地。”[5]阮璞對于中國畫學學科的認識,也充分體現在教學課堂之中。他沒有讓學生陷入到專門學科的細枝末節之上,而是就解決問題本身出發,串聯與之關聯的其他部分。這樣的教學指導思想,也給學生以很大的啟發。
回顧阮璞60年的學術生涯和教學生涯,不難發現,他所孜孜以求的中國美術史、中國畫學研究,并不僅僅滿足于個人對學術之旨趣,而是基于對歷史的尊敬和對學術的傳承之觀念,即使困難無比,也要去克服。不僅如此,他還注重學術傳承和對后學的培養。“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正因學術界有阮璞這樣一批學者,始終堅守學問的傳承與推進,才有我們今天中國畫學研究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學高為師,身正為范”,也正是教育界有阮璞這樣一批美術教育家,始終心系教學第一線,為我們今天學術界、教育界培養了眾多的青年學者,才使得我們的學術研究和藝術教學后繼有人。
參考文獻:
[1]蔡元培.蔡元培美學文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4.
[2][5]邵軍.阮璞畫學研究論[J].湖北美術學院學報,2001(3):12.
[3]羅世平.取精用弘由博返約:阮璞先生的授學與治學[J].湖北美術學院學報,2001(3):7.
[4]張幼云.博學精思的學者嚴謹求實的導師:追懷阮璞教授[J].湖北美術學院學報,2001(3):20.
作者:汪琨 單位:武漢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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