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經濟構造區別與人文資源分布

導語：國家經濟構造區別與人文資源分布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內容提要】福山的經濟文化觀是他“社會信任”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理論從國家、社會間在經濟組織方式、企業管理特點上的差異入手，向上追溯了它的文化成因，向下指出了對于國家在新時期進行世界性經濟政治競爭的影響。考慮到靠國家推行“社會工程”本身的弊端，一個國家的文化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命運。福山的觀點雖有很多可商榷之處，但它確實能推動我們進一步去反思我們的現代化戰略取向。

【關鍵詞】福山/經濟文化/國家/經濟結構/人文資源

【正文】

福山(FrancisFukuyama),日裔美國人。他早些年曾以發表《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之人》一書而名燥一時，1995年又出版了新作《信任：社會美德與繁榮創造》。在《信任》一書中，福山以一種跨文化的視野深入探討了各國經濟政治差異的文化根源問題。他所提出的經濟文化觀是其“社會信任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從社會在建立成員間信任關系問題上的文化特征差異這個因素出發，解釋不同社會所具有的不同工業結構，以及由這種工業結構差異而導致的不同經濟文化現象。福山明確得出的結論是：一國、一地區的文化特征和傳統將決定他們在未來全球經濟競爭中的命運。

一、國家差別，工業結構與社會信任

福山為了構建自己解釋世界經濟政治結構的新框架，強調了國家或地區間在工業結構以及組織、管理企業方式上的差別，并認為這可能是當前“了解全球經濟地理的最好方法”。（注：參見拙譯：《社會資本與全球經濟》，（福山）載《國外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6年第5期。）

按這一標準，國家或地區大體上可以分成兩大類型：德國、日本、美國這類社會為一類；而法國、意大利、香港、臺灣以及中國大陸這類社會為另一類。第一類社會在它們工業化初期就很快適應了科層化、職業化管理的大公司這種形式，并在這個基礎上涌現出象西門子、豐田、福特、摩托羅拉這類巨無霸公司。這類社會往往利用大公司的優勢，集中力量開發那些資本密集，生產程序復雜，要求規模經濟和廣泛供應銷售網絡的工業部門，比如汽車、航空、半導體等工業。而在后一類社會中，私營企業大多是以家庭所有、家庭管理的小型企業為主。這些社會在使大型私營企業實行制度化管理方面似乎有著明顯的、難以克服的障礙。正是由于這個特點，這類社會往往從事開發象服裝、機械工具和家具這類要求靈活性、創造性和決策速度的工業部門，往往更擅長組織勞動密集型活動。

人們常認為，當今各國在世界工業結構中所占位置的差異主要和發展程度有關。科層化、職業化管理的超級大公司是企業發展高級階段的表現形式，而家庭型小企業則是工業化的初級形式。然而，福山并不這樣認為。他指出，經濟結構上的這種差異與發展程度無關，而和社會建立相互間信任關系時擁有“社會資本”豐厚程度有直接關聯。福山這里提到的“社會資本”這個概念，據認為是由美國社會學家柯勒曼(J.Coleman)最早提出的。它是指“既定社會成員在形成新集體和新社團時支持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人文資源總成”。（注：參見FrancisFukuyama:Trust:TheSocialVirtuesandtheCreationofProsperity,TheFreePress1995,第10頁。）福山認為，這種“人文資源”，不僅僅限于制度層面的法、契約、權利這類東西，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和作為社會“非理性習慣”的“道德共同體意識”，或“不成文的倫理規則”等密切相關。正是這后者與制度層面上的規范相輔相成，在深層次上規范了人們的交往行為，從而構成人們建立信任關系，進行社會交往和社會組織的有效基礎。（注：參見FrancisFukuyama:Trust:TheSocialVirtuesandtheCreationofProsperity,TheFreePress1995,第325頁。）一個社會擁有“社會資本”的多寡程度，決定了該社會中信任關系建立的特點，決定了社會交往的成本，從而影響到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的形式和規模。大凡擁有豐厚“社會資本”的社會便是高信任社會。這類社會往往具有很強烈的社會合作意識和公益精神，擁有較高密度的互助性社會團體，較早地發展出一套團體內部溝通的社交藝術。福山指出，美國和日本是這方面的典型。

和高信任社會相對應的是低信任社會。在低信任社會中，由于“社會資本”的相對缺乏，人們之間進行社會交往的成本很高，相互間在培養信任關系方面有較大的難度和風險。作為一種補償，這類社會往往利用家庭血緣關系這種自發形式的社會資本，作為加固信任關系的基礎。這就逐步形成一種家庭、家族本位主義文化，并使社會經濟組織活動也帶上了某種家庭、家族的色彩。這方面的例子福山舉了好幾個，其中包括有意大利、法國和中國。在談及中國時，他講：“在中國，家庭關系壓倒其他所有社會的責任。在家庭部內或家族內部具有很高信任度的同時，非親非故人們間的信任關系卻很難達成”。（注：參見拙譯：《社會資本與全球經濟》，（福山）載《國外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6年第5期。）在這種社會中，私營企業在引進獨立的職業化經營管理者方面存在著強烈的文化抵制。因而也就不難理解它為什么很少擁有象日本那樣的科層化、職業化管理的大企業。福山指出，即使象香港李嘉誠、包玉剛那樣的企業家，也在自己企業的高層實行家族管理。親戚關系在這類財團中，依然是壓倒性的。

除了上述兩類社會外，一個社會還可能既沒有強有力的家庭、家族關系，也沒有親戚之外的強大社團。換言之，即全面缺乏社會資本。福山指出，意大利南部農村、美國城市內部的黑人社會、俄國的農村、撒南非洲城市這些社會都具有這種特征。這種原子化社會很難為社會經濟組織活動提供沃土，它往往既沒有大型組織，也沒有家庭企業。福山認為，這些社會中所涌現出的黑手黨這類黑社會組織，也許是人類向往社交普遍沖動的一種扭曲了的表現形式。（注：參見FrancisFukuyama:Trust:TheSocialVirtuesandtheCreationofProsperity,TheFreePress1995,第100-102頁。）

通過這樣的分析，福山想使我們看到：國家間工業結構上的差異所反映的，正是不同社會在“社會資本”、社會信任方面的差異。

二、低信任度社會的困境

工業經濟組織結構的小型化和家庭化，是低信任社會經濟結構上的一個特點。那么，這個特點是否會阻礙這些國家經濟的現代化呢？福山鑒于當代經濟發展的經驗，對此作了否定性回答。他指出，今天的發展潮流已經轉向，不再是越大越好。相反，很多人都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小的才是好的”。小型企業、家庭企業盡管在資本、技術、實力方面不如大企業，但它能在靈活性、決策速度和減少官僚主義方面得到補償。從近些年來的實際情況看，意大利和華人社會的一些小企業在適應變化快速、高度分散的消費市場方面，似乎比日本或德國的大公司更快捷、更成功。福山由此指出，工業經濟組織結構中心的小型化和家庭化特點，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現代化并無重大妨礙。如果一個社會的目標只限于財富增殖的話，那么社會經濟組織似乎并沒有什么一定要超越這種小型化結構的必要。

然而，相對于高信任社會而言，低信任社會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確實會面臨一系列更為嚴重的挑戰。首先，高信任社會不只擁有大企業，它也有生氣勃勃的小公司。這些小型組織在靈活性、適應性方面一點也不比家庭化企業差。如果再考慮到未來不可預見的技術發展有可能再度恢復大企業優勢這種前景的話，那么，未來世界經濟競爭中必占上風的勝券，似乎更多地掌握在高信任社會手中。

而更重要的是，低信任社會有時出于國家安全、尊嚴以及國際地位這類非經濟因素考慮，而無法安于自己的小型化工業結構，這一點對那些社會資本相對缺乏的大國來講尤為突出。因此，這類國家往往會出于某種考慮而不得不去組建、經營自己不很擅長的大型企業。在福山看來，低信任社會勉力發展大型企業的辦法無外乎兩種。一種是通過外國直接投資形式走向工業結構平衡；另一種則是由國家直接插手大型企業的組建和管理。然不無遺憾的是，這兩種方法在實踐中都有著一些難以克服的弊端：跨國公司直接投資舉辦大企業，會使這些社會中眾多原有的企業面對突發性強大競爭，引起社會經濟運行的全面紊亂；國家直接插手大型企業的組建和管理總是缺乏效率和活力。

國家直接插手大型企業組建和管理還有著另一種弊端。福山認為，“依靠強大的、無所不包的國家來促進經濟發展的社會有著雙重風險：國家支持的企業不僅僅缺乏效率，在短期成為國家的財政包袱。而且從長期來講，國家的過度干預可能削弱社會對自發性社會交往的鼓勵和強調。”（注：參見拙譯：《社會資本與全球經濟》，（福山）載《國外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6年第5期。）福山指出，中國、法國這類經歷過長期強有力中央集權時代的社會，它們先前歷史上所積存的“社會資本”在很大程度上，都被集權國家有意識地消除或淘空了。比如，法國中世紀末期有著很高密度的市民社團組織，在近代被君主、大革命反復地、系統地清除殆盡。到如今，法國盡管付出了巨大努力使政治生活多元化，并激勵私營部門發展，但法國人在集權、官僚主義和有統治責任的權威框架之外，依然很難相互間進行自發的社會交往。相反，那些沒有出現過長期集權政府的國家，由于政治權力較為分散，豐富多彩的社會組織能在沒有干涉的情況下涌現出來，構成經濟合作的基礎，并由此走向高信任社會。在這里，福山似乎想使我們看到，在中央集權與低信任、缺乏“社會資本”這兩者之間，以及在分權制度與高信任社會之間存在著一種互為因果的關系。

三、文化資源、發展模式和國際競爭

考慮到一國在世界經濟結構中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自身的社會文化資源；而社會之間在文化資源上存在的重大差異，使不同的社會在工業結構上有著自己很難逾越的鴻溝。因此，一國在發展本國經濟的模式問題上，不可能不帶有某種自身的特色。在這個意義上，一國成功的經驗雖然可以學習和借鑒，但卻必須考慮到它背后特定的文化、歷史環境這一因素，不能盲目地搬用。

出于這樣一種“背景”意識，福山進一步對亞洲模式及其普遍性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在他看來，經濟學中的新重商主義和新古典主義對亞洲模式的看法都是有問題的：前者看到了國家在貿易保護和促進發展中的關鍵作用，認定市場導向型發展模式不再有效；后者相反，認為自由主義才是亞洲經濟發展的真正原因，無視國家干預這一點值得它國效法。福山指出，兩者最大的問題不在別的地方，而在于看問題的方法，在于他們以一種普遍主義的眼光去觀察事物。正是這種認識方法，使他們忽略了文化差異這個至關重要的東西，既看不到亞洲國家之間存在著差異，也看不到亞洲國家和其他國家間的真正差異。亞洲各國及地區間在文化上確實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它們之間在社會交往習慣，以及由此而及的工業結構、管理方法和組織形式上也有著重大的差別。福山強調：“

亞洲事實上崛起著兩種競爭的文化，一種是基于一般社會信任基礎上的網絡組織，它以日本為代表；另一種是基于家庭和親戚基礎上的網絡組織，它以中國為代表。這兩種網絡組織的內部線路圖是按不同的方式獨立鋪設的”。（注：參見拙譯：《社會資本與全球經濟》，（福山）載《國外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6年第5期。）由于存在這種差別，亞洲國家在干預經濟的程度方面實際上存在很大的不同，這里并沒有一個統一的“亞洲經驗”或“亞洲模式”。

退一步說，即使存在統一的亞洲經驗，其他國家或地區也不可能一成不變地搬用過去。一個社會在借鑒或推行某種政策時，必須考慮到自己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認為只要國家、政府出面便無所不能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福山指出，國家權力能夠以疏離鄰里，廢除社團，動搖雙親家庭基礎這些方式，來有效地削弱市民社會。但它不大可能以某種方式較快地促進那些特殊的休戚與共的社會關系的生成，不大可能按自己意志加固社團的道德結構。這也就是說，市民社會特征和社團道德結構這類深深植根于一個社會的文化、宗教、傳統和其他現代資源這些非理性因素之中的東西，不是能由國家一下子培育起來的，也不是能在去除國家干預后自發地生成的。（注：參見FrancisFukuyama:Trust:TheSocialVirtuesandtheCreationofProsperity,TheFreePress1995,第362頁。）福山指出，在我們今天后冷戰時代里，這些決定生活質量的最重要因素，已遠離國家政府能以積極方式加以影響的范圍。而正是這些因素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推動國家間分野和決定全球經濟中現代社會成功的關鍵。一句話，“文化將成為國際分化的軸心”。（注：參見拙譯：《社會資本與全球經濟》，（福山）載《國外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6年第5期。）

福山對文化的強調，在這里似乎和“文化即命運”的斷言、和“文明沖突”的憂慮構成一種呼應關系，突現出后冷戰世界中人文關懷的一個聚焦點。

四、視角、啟示與方法

應該說，從文化的角度來觀察和解釋社會關系、經濟關系的發展，并不是福山的獨創。福山的貢獻在于，他把自己的文化考察深入到了企業組織方式這個微觀經濟領域，使社會子系統間的相互作用在細節方面獲得較為清晰的展開。而正是這樣一種細節性相互作用的揭示，使人們的視野能夠超越東方—西方的對立，超越意識形態的對立，從而得以確立一種較新的解釋角度和比較角度。站在這個新的觀察角度上，我們不難發現，一個社會的文化特征已經不再是決定該社會現代化成功與失敗的宿命，而是一種決定該社會走一條什么樣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關鍵原因，一種決定特定社會在現當代長遠發展潛力的重要因素。由此，我們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西方國家在近現展中表現出差異性的一個深層原因。

福山經濟文化觀還涉及到的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是，他從社會資本的角度對近現代一系列激進的政治革命做了一種基本否定的評價。他指出，法國大革命這類摧毀一切的激進大變革，雖然和先前的專制王朝好象是死對頭，但在損害一個國家的“市民社會”和“社會信任”這些方面來說，卻是相輔相成，異曲同工。正是市民社會和社會信任遭到來自兩個方面反復的絞殺，這才造成這類社會極端缺乏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文化資源，才使得特定的民族和國家在商品市場面前顯得格外的脆弱，才使得這些社會中權力和商品經濟相互之間的扭曲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應該說，福山的這一認識是不無道理的。在這一點上，也值得我們去重新探討和總結整個世界的現代化歷史經驗，并對自己所走過的道路進行反思，從而使我們能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去看待革命和改良問題，保守與創新問題；有力地幫助我們認清人類理性在理解和把握社會復雜大系統方面的限度，以及感受到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在長期演化中所表現出來的大智慧。一句話，這會使我們今天對社會的變革具有一種后現代主義的視野。

從方法論角度來說，福山對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所作的文化掃描方法，在某種意義上還相當接近于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甚深的法國年鑒史學派所提出的“長時段歷史觀”。這種歷史觀的基本立場在于，把審視歷史的基點從“事件史”轉向“長時段歷史”，從國家、制度、法律層面轉向市民社會、日常生活這類更為基本的層面。它所致力的，正是要揭示出在歷史表層現象背后起著某種規定作用的深層次根源。在這個意義上，福山所做的文化學研究，的確有著這種“追尋基礎”的特點。也許正因這一點，他的這本書遠較《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之人》有“厚度”，因而顯得比較耐讀。

無庸置疑，福山的經濟文化觀也存在著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作為日裔，福山在自己的文章中，將日本和美國相提并論也許是可以理解的。他文章字里行間所表露出來的“日本優越”的情結，我們似乎并不陌生。對于日本來說，“日本優越論”或許有著它的積極意義：它能通過長期的灌輸，創建一種“神話”，為大和民族建立一種新的自信、新的“期望”。然而對亞洲其它國家來說，“日本優越”論所勾起的情感是相當復雜的。一方面，我們總期望，福山們的自信能朝正確方向發展，不要讓自信變成自大和狂妄。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處于激變中的亞洲其它國家也同樣開始在建構自己的“神話”和“期望”，也在確立自己的自信和雄心。而處于轉型中的中國，更是把有助于克服價值失落的信仰重建視為當務之急。看來，后冷戰世界已經把“自我中心”和“相協調”這對矛盾提上國際關系和文明間關系的日程，因而如何正確把握“自我神話”的得與失、利與弊，并以積極開放的心態加以引導，的確是一個多元文化競爭、依存時代應予以重視的大問題。在這個方面，福山的答卷是不合格的。從《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之人》到《信任》，他似乎都沒有擺脫西方中心論或北方中心論的狹隘眼界。

福山在論證文化的重要決定作用時，還忽略了其他因素與文化互動。福山在談到作為社會信任基礎的“人文資本”時，提到了法、契約、權利以及“作為社會‘非理性習慣’的‘道德共同意識’和‘不成文的倫理規則’”等方面的作用。這樣的看法當然很有道理。但細究起來，作為社會信任之基礎，它的存在似乎又不是孤立自足的。這一點福山自己實際上也有所覺察。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談到過國家集權與社會信任之間的聯系，他暗示低信任社會可能是集權國家有意識摧毀“社會資本”的結果。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缺乏“社會資本”又是引起國家干預的原因。這是一個“怪圈”，一種循環論證。其目的當然是要把“原因”最終歸結到文化頭上。正是在這個福山試圖加以掩飾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阿基里斯之踵”。眾所周知，社會是一個復雜大系統，作為其內部的通則，文化子系統在發揮自己的作用的同時，必然也將受到像社會結構等其他子系統的影響。這里不存在一種單邊決定作用，而只有交相作用下的“多邊互動網絡”。福山對文化因素的強調在這里顯然帶有一定的偏面性。然而，話說回來，這里所涉及的問題不僅僅是福山個人的缺失，它也是當今社會科學面臨的一大難題：如何在探求關系的因果解釋時，把復雜大系統中的層次區分與網絡互動這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而又不損害這兩者各自的相對合理性。福山的缺失當然不在于沒有解決這個難題，而是在于他在論述問題時，心中沒有存在這個難題！

作為中國人，了解福山的經濟文化觀也許不可能做到心情舒暢，但它卻能推動我們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