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模式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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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國在公布其“十一五”規劃時強調了在過去成功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從改革開放前幾十年的快速增長中受益，社會不平等的情況有所加劇。更多依賴于市場力量意味著某些農村地區醫療、教育和生活水平的降低。經濟的快速增長也給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人們發現這種以犧牲環境作為代價的增長從長遠來看是不可能持續的。以前所走的道路已經無法適應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我們需要調整方向。

同時，要為眾多人口提供就業機會，要獲得更多的資源滿足龐大的社會需求，繼續增長是必需的。然而，其他國家的經驗已經表明，即便經濟增長，也只有產出的增長速度大于生產率增長水平時，才會增加就業。

從全球來看，中國在出口方面的成功是很多國家所不能接受的，因為這威脅到了這些國家的就業。談論競爭和市場的好處是一回事，而對于在市場游戲中失敗的國家來說又是另一回事了，在很多地方，保護主義情緒開始抬頭。

誠然，中國已經積累了上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足夠應對任何危機。然而，匯率的提高仍然會對農村產業造成不利影響，會加大城鄉收入差距。中國的出口產業可以經受得住匯率增長，但中國要面對進退兩難的局面：如果中國要通過人民幣升值和補貼農業來抵銷美國和歐盟提供的補貼，就必須動用教育和醫療等其他發展目標所急需的資金。此外還需要通過出口稅等其他手段來修正貿易失衡，而且不能同時加大城鄉差距。

為什么要提出出口導向型增長的概念

人們自然要問，為什么出口帶動的增長模式能夠在中國和其他很多東亞國家起作用?是否有其他方法來滿足它的需求?

出口帶動的增長之所有重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它為創新提供了基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不僅僅體現在資源上，也體現在知識上。工業部門的規模越大，知識的轉移規模就越大。在一個行業學習到的技能會逐步轉移到其他經濟領域。

其次，出口存在激烈的競爭，而競爭能夠激發提高效率和創新的熱情。要取得成功就必須遵守國際標準，要確保整個經濟鏈條都能獲利。

第三，在發展初級階段，生產能力可以超過消費能力，或者更準確地說，可以超過所生產的特定貨物的需求。雖然很多家庭和公司都存在隱性的需求，但這些隱性需求只有在這些家庭和公司可以獲得信用支持時，才能轉變為有效需求。但在發展初期，信用評價體系和信貸合同執行體系等金融制度(以及配套的法律條件)還不健全。向外國消費者提供信貸往往比向國內消費者提供更加容易。

的確，近年來我們看到中國已經有了賣主融資業務，也就是賣家能夠借錢給消費者來購買其產品。

到了今天，出口帶動型增長所起到的功能可以用其他方法來實現。中國正在建立廣泛的自主創新體系，不再依賴進口進行學習。中國已經建立了活躍的內部競爭機制，例如鄉鎮企業和其他經濟單位之間的競爭。我們的確需要有強有力的競爭法來保證國內競爭保持活躍，而且中國應該提防那些主張樹立“全國標兵”的人，樹立這種全國標兵會損害國內競爭。

最后一點，中國在創建強大的國內金融體系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進展。在這個階段，為快速增長的國內信貸提供資金應該不成問題，特別是住房貸款和抵押債務等方面。但是，擴大消費的主要障礙并不是缺乏信貸，而是缺乏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網絡、一個強大的公共醫療系統、一個有效的社會安全系統和良好的全民教育。“預防性”儲蓄壓制了消費。這些改革會帶來雙重效益，不僅能夠使中國擺脫對出口的依賴，而且能夠提高生活水平。

減少對出口的依賴當然可以通過擴大投資來實現，但對于中國如此之高的投資率來說，現在的問題不是投資水平的問題，而是投資的配置問題。我們的擔心是一些不當的獎勵機制的存在－－一些地方部門紛紛出臺政策鼓勵投資，這樣既能創造就業機會，又能給自己帶來收入。特別是在房地產方面，存在投資者只注重短期資金收益而不關心長期回報的現象。

創新

新經濟模式的核心是創新－－用更少的資源以更高的效率創造更高的價值。創新是一種內在的東西，是將資源向研發傾斜，通過制定合理的政策努力學習如何在“一線”進行生產(即所謂的“最佳做法”)。但是，和所有資源一樣，投向研發的資源也是稀缺的。我們可以將研發重點定位在不同目標上。不幸的是，西方公司的研發重點是減少勞動力的投入，而在減少環境影響方面投入得太少。這里的問題是創新的社會回報和私人回報是不同的。

例如，西方的高工資意味著通過減少勞動力投入獲得高回報。即便是在失業率很高的國家，在節省勞動力方面的技術投資也很大，這進一步惡化了就業形勢。對勞動力節約型創新的偏重造成了很多國家面臨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如果生產率每年提高5%，那么每年的產出增長必須也保持5%才能確保穩定的就業。誠然，對于工業部門的企業主來說，高失業率還有一個好處：龐大的失業大軍能夠壓低工資水平，從而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然而，要創建一個和諧社會，就必須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來適應新增勞動力的就業需求。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對城市創造就業機會的要求更高，因為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高工資并不是件壞事，發展的全部目的就是提高勞動者的福利。

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創新體系所存在的問題是更深層次的。我們常說，知識產權是市場經濟下創新體系的核心。但是，專利制度對創新的獎勵并不很好地與社會回報相匹配。對創新的邊際社會回報是讓創新成果更快地產生實用效益。而專利制度是要將(臨時的)產權授予第一個發展一種創新方法的人(更準確地說就是授予專利權)。

能夠解釋這種效益低下的高額成本的唯一理由是可能存在巨額的獲利潛力。但是，如果不很好地設計知識產權制度，成本就會高出收益。事實上，知識產權制度如果設計不當，甚至會阻礙創新。現今美國的問題就是它的知識產權制度妨礙了創新。在美國這種情況很普遍，對此引發了越來越多的關于美國知識產權制度進行改革的爭論。對于其他國家，至少應該認識到，從某些企業領導和政府官員那里聽到的冠冕堂皇的話并不能真正反映經濟學家和學術知識產權方面的法律界人士的想法(這里所說的法律界人士并不包括受雇于公司的律師，他們已經從現行制度下獲得了夠多的好處)。

每個國家都必須有一個能夠適應自身實際的知識產權制度。這個制度必須調整成本和效益之間的平衡，而具體的方法則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正因為如此，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框架內，要求發展中國家推行一種發展導向型知識產權制度。我們前面已經提到，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縮短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的知識差距。而如果知識產權制度設計不當，會使得縮短差距的目標更難以實現。問題的關鍵是，在世界知識產權協議(TRIPS)的影響下，很多國家正在采用美國式的知識產權制度，但這種制度不僅難于適應美國的情況，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更不適用，特別是在美國自己都還在適應階段。

一個設計良好的創新體系是由一套手段組成，包括政府資助的科研(支持各高校、專業實驗室甚至公司的研究)、獎勵和專利制度。獎勵制度應當對具有高社會價值的創新提供重獎，例如瘧疾等重大疾病的治療方法，而對模仿型藥品提供小的獎勵，這樣任何人都可以獲得知識。當然，專利制度也是一種獎勵，是一種變相的壟斷權獎勵。但是，專利制度的設計目的是限制知識的使用和提高價格，獎勵制度則是借助市場經濟和競爭的力量來盡量降低價格、鼓勵知識的更快傳播，使得更多的人能夠享受知識所帶來的好處。

中國在制定創新制度時需要更多地注重獎勵制度和政府資助下的研究，而少注重專利手段。因為創新應該更側重于更廣泛的社會目標。我已經談到，應該把創新重點放在減少環境敏感型資源的投入，而不是減少勞動力投入。而在知識產權制度建設方面，應該吸取美國知識產權制度不理想的教訓，不要再重蹈覆轍。例如，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程序性問題(應該對專利申請案進行置疑)，要認識到事實上存在專利權授予過度的傾向。對于申請專利的個人而言，總是要謀求獲得專利，試圖把知識的公共占有屬性部分歸己所有；而對專利進行置疑的目的就是保護公共利益，將原來屬于私人領域的東西轉化為公眾可以獲得的東西。當然，在實際操作中會存在置疑不足的問題，而這可以通過知識產權制度的程序設計來解決。

通過以上對創新制度的簡單討論，我們闡明了中國發展新模式的若干重要主題。第一，要取得這種新模式的成功，就必須認識到中國目前追求的目標和一般市場經濟之注重GDP增長的目標之間存在重大的差異。同時還需要認識到，即便就具體目標而言，西方的市場模式往往歸于失敗，而且不同西方國家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西方國家的那些特別關注更廣泛社會目標的人往往自己就對某些特定的制度安排不滿。

第二，我們必須認識到，不可能有“走遍天下皆真理”的政策，把美國模式(例如美國的知識產權制度)照搬到中國是錯誤的。對于別人的經驗，總是需要消化后再吸收；而往往由于情況和目標不同，所采取的制度安排也就有很大不同，所以單純模仿美國模式是不行的。

第三，很多關于制度設計問題的討論(如知識產權制度)都沒有事先吃透西方國家相關制度的實際特點和運行方法，而只是憑著理論上的理想模式進行判斷，例如某些極端團體可能鼓吹的那些制度版本，而實際上根本沒有付諸過實踐。產權總是受到限制，總是伴隨著責任。例如，一個人如果擁有一塊地，就有責任確保它不被用于堆放有毒垃圾，如果堆放了有毒垃圾而造成地下水被污染，那么這塊地的業主就有責任清理這些垃圾，即使這些垃圾不是他自己制造的。權利和責任之間的平衡，以及社會對權利和責任進行制約，是產權制度安排的設計者應當考慮的核心問題。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我們僅僅簡單地說我們必須保護產權，是難以搞清楚我們需要做什么和應該怎么做。

我們必須設計出有助于中國經濟發展新模式的制度和政策，這是成功的關鍵。由于時間的關系，我在這里只能再通過幾個例子加以說明。我們首先來談一下創建宜居城市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已經多次討論過。中國有越來越多的人口將移居到城市，而城市的設計會對生活質量、總體經濟效益和增加對環境的影響等諸多方面產生重大影響。僅靠市場自身的力量是不會造就宜居城市的。對于某些政府官員和私營企業主來說，在城市擴建和城市空間規劃中存在一種固有驅動力，而這種驅動力是有悖于創建宜居城市原則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必須采取措施，必須對土地使用模式的長期后果有個清醒的認識；今天所做出的決策(例如路網的設計)將對未來幾十年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二點是我長期以來關注的問題－－國家信息系統的設計。要確保經濟的正常、高效運轉，就必須有通暢的信息流，但市場本身存在系統性的問題。個人往往不愿意披露相關信息甚至更糟，提供虛假信息。我針對虛假信息對現代經濟的正常運行所造成的問題進行了很多理論性研究。我強調了良好會計制度的重要性，以及某些利益沖突所帶來的危險(例如不當的股票期權獎勵方式的不利后果)。最近我在研究機構內部和公共領域出現的信息問題。政府也需要有良好的信息支持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在政府官員方面，也存在不愿意披露真實情況的問題，既不愿意向大眾披露，也不愿意向有關部門披露。當然我們需要有強有力的法律來避免利益沖突。成功的私營部門管理者已經認識到多種信息渠道的必要性，而在公共部門也是如此。活躍、負責的新聞媒體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的信息渠道。為此，必須有獲取相關信息的路徑，這正是知情權法的重要性所在。

結論

我認為，中國的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而在新的形勢下需要一種不同的模式。正因為中國的國情和其他國家不同，中國所采取的模式自然有別于其他國家。

30多年前，中國走上了嶄新的改革開放道路。所謂“摸著石頭過河”，中國的政策重在實效。講求實效的作風是中國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說中國已經過了河的一半，河對岸已經清晰可見。很清楚，市場經濟有很多不同的表現形式－－也就是河對岸有很多不同的登陸點。中國已經意識到，選擇的方向不同，結果也會大相徑庭。中國選擇什么樣的市場經濟，將會影響到它創建什么樣的社會。

正如中國是摸著石頭過河的，要創建一個與中國具體實際和價值觀相符的市場經濟，就必須有一套全新的經濟模式。中國的“十一五”規劃已經反映了這種新經濟模式。在本文中，我試圖列舉出這種新經濟模式的一些經濟基礎，以及這些經濟基礎對政策和制度設計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