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與腐敗──韓國模式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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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過程中的腐敗問題是當今發展研究中的一個敏感的問題，本文以韓國的發展模式為例對發展過程中的腐敗問題進行了剖析，指出腐敗是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但并不能因此得出腐敗是合理的結論，相反，只有持續不斷地進行反腐敗斗爭，才能保證發展的順利進行。)

隨著中韓建交和兩國交流的日益擴大，韓國經濟發展的成就近年來引起了我國學術界濃厚的興趣。本文不準備在此重復地探討韓國成功的經驗，我們所關注的是韓國發展過程中的另一個問題──也是我國近年發展中經常面臨的問題──即發展過程中的腐敗問題。本文試圖以韓國為例，通過對其發展過程特點的分析，從理論與現實的角度來更深入地把握發展與腐敗之間的某種關系。

一、反腐敗問題在韓國政壇上引起的罕見風潮

韓國的經濟成就世人有目共睹，這里不再贅述。引起筆者興趣的，是從去年開始在韓國政壇上爆發的反腐敗的風潮。正是這種空前猛烈地反腐敗風潮，使人們在考察韓國經濟奇跡的同時，能更加清醒和全面地認識第三世界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某些共同的特點。

1996年12月16日，漢城高等法院二審判決韓國前總統全斗煥無期徒刑，罰款2205億韓元，前總統盧泰愚有期徒刑17年，罰款2826億韓元。兩位前總統的主要罪行是受賄，其方式有：1，給企業提供特惠，收取手續費。東亞集團為承攬原子能發電站工程等國家級大項目，向全斗煥行賄180億韓元。全斗煥又以給予高爾夫大球場的優惠建設為前提，向國際集團索賄40億韓元。某企業為減免200億的稅金，則給總統提供了70億韓元的賄賂。每年中秋和年底，許多大財團自愿奉送30億韓元給總統。2，直接成立斂財組織，"日海財團"智囊組織，由全斗煥本人擔任董事長，其工作主要是強迫各大財團捐款，總計598億韓元。其妻則建立了"育英會"，"新一代心臟財團"等，終身會員一次性繳會費20億韓元，斂資近500億韓元。其第全敬煥也不示弱，通過"新村運動委員會"，僅從國庫提取的補助就有480億韓元，從地方，財界募捐得來的錢也有近400億韓元。3，則是通過其他一些形式如對某種事故的處理等等，從中收取巨額的款項。盧泰愚也通過大體上相同的手法在其任內斂聚政治基金達5000億韓元。

然而，正當韓國民眾為兩位前總統的貪污受賄的罪行感到震驚時，以鐵面無私地清算貪污罪行，大力提倡反腐倡廉的金泳三政權自身卻又陷入了危機：先是其國防部長李養鎬因購買軍用直升飛機受賄而辭職，然后是其保健部長李圣潔因受賄丑聞下臺，隨之是韓寶集團行賄政界33名要員，以謀求巨額貸款的丑聞被揭露，包括金泳三公子在內的"太子派系"和包括議長在內的政府要員都受到了牽連，正當韓國司法界對韓寶事件作深入調查時，向韓寶集團貸款的經手人和主要證人前韓國第一銀行常務樸錫臺于1997年4月28日在其家中自殺，再次在韓國政界引起了震動。1997年5月11日，據韓國廣播公司報道，檢察官們已經證實一家地方建筑公司為了獲取政府基建項目，以戶主實際為金賢哲的方式開了一個10億多韓元（112萬美元）的戶頭，而金賢哲在16日也向檢察官承認，他曾從商人手中收取過幾百萬美元。但仍否認給這些人提供過好處。而漢城地方法院最終在17日晚以受賄逃稅罪將金賢哲逮捕，被人稱為歷史性的逮捕。目前，韓國的反腐倡廉斗爭還在持續下去，在短時間內似乎還看不到這一斗的階段性爭的最終結果。

這一政治風波引起人們思索的第一個問題是，韓國政壇的腐敗起自何時？由于樸正熙已死去多年，很多當事人也無法對當時在暗中進行的各種交易進行核實，但從韓國近年來由于在樸正熙時期的一些建筑行業的質量不過關而引起的橋梁斷裂、百貨大樓崩塌等事件足可證明，大規模的腐敗現象自樸正熙時代就已經出現。由此引發的第二個問題是，自樸正熙時代開始，正是韓國經濟高速起飛的時間，如何將這一經濟迅速發展與這種令人震驚的腐敗現象聯系在一起？第三，由于事實已經證明韓國的經濟奇跡與腐敗共存，我們進一步考慮的問題就是，大規模的腐敗是怎樣產生的，它與韓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之間究竟有什么樣的內在聯系？

二、韓國工業化進程的特點

韓國的發展大致建立在以下幾個條件的基礎之上：1，整個國家的自然資源異常缺乏，2，人口密集，3，面臨著敵對北方的威脅。除了有一些質量不高的煤炭之外，所有的重要資源幾乎都在北方。在日偽統治時期，韓國是一個農產品的出口國，但在1953年以后，韓國人口的急劇增長使其幾乎消耗了所有的本地農產品。此種形勢迫使政府制訂一個經濟發展戰略以便能進口原材料和必需的生活消費品，而工業化人口的增加又使失業成為一個社會關注的重要問題。同時，北方可能進行的軍事行動也使韓國政府面臨著發展經濟的緊迫性，只有發展經濟并使其國家富強起來，才能使自己的政權穩定。

盡管有這種發展經濟的緊迫性，在整個50年代韓國的發展卻并未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李承晚政權的"先統一，后發展"的主張使其在經濟發展上沒有什么起色，他進行了，使韓國農村的收入較為平等，但也使66％的勞動力在60年代晚期仍然留在了農村，這場的結果是使韓國的大多數家庭同樣的貧窮，而戰爭又使1953年國民生產總值的86％毀于了戰火。當然，韓國的經濟畢竟還是開始恢復，由于美國的援助（李承晚時期美國對其的援助達24億美元），也由于進口替代的政策，工業生產逐步地發展起來。但這種發展是國內的輕工業在很高的保護關稅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主要面對國內的消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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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韓國繼續走這條進口替代的發展道路，今天的經濟奇跡也許就不會出現。50年代末，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已經超過了戰前，但農業仍占很大的比例并且極為依賴外國的援助，同時，隨著一批批高等學校的學生從學校畢業，要求發展工業以增加就業機會的壓力越來越大。在有著充分的知識勞動力供應的情況下，韓國的經濟表現與其他國家相比十分遜色。樸正熙在1961年發動的軍事政變徹底改變了韓國經濟發展的"自由民主"模式，在他的政府執政期間，經濟發展的戰略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以1971年為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各為一個時期。在60年代，政府扭轉了進口替代的導向，而代之以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在1971年后，政府則將越來越多的從出口所獲取的利潤轉移到重工業和一些大規模的農村發展計劃上，同時也積極資助急劇膨脹的出口導向的輕工業部門。

樸正熙的主要功績之一就是他使韓國的制造商們將眼光瞄準國外的市場。由于這一發展戰略的轉變，韓國密集的勞動力就可以用于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結果，韓國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尤其是紡織品很快在國際市場上取得了成功。同時，樸正熙使韓國的對日關系正常化，從而從日本獲得了很多韓國急需的技術。日本在20多年前剛好經歷了一個大體相同的發展階段，其換代的技術正好為韓國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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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這一過程中，最重要的轉變顯然是政府對經濟的計劃。其典型代表是韓國政府制訂的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62－1966年，第二個五年計劃從1966－1971年，政府的基本目標是增加投資，主要是發展制造業和擴大出口。制造業部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年增長率為15％，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年增長率達21.1％。整個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為20％，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已超過30％。

韓國政府主導的這種發展戰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韓國的商品出口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長率為44％，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為35％，而經濟結構也隨之發生了變化，1962年，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超過43％，農業和漁業所雇傭的勞動力超過勞動力總數的60％，而1972年時，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已降為29％以下，農業和漁業所雇傭的勞動力也降為49％以下。

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也促使韓國的發展模式發生進一步的變化，隨著美國在韓國軍事力量的減少，韓國政府被迫開始發展自己獨立的軍事工業，與此同時是美國和日本在世界石油危機后采取的貿易保護政策，這也使得韓國政府不得不考慮多樣化的經濟出口策略。于是，政府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化學工業，在大力投資這兩個部門的同時，樸正熙也十分憂慮由于國際糧食市場價格上漲對韓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于是，政府給予農業以特殊的補助，在發展農業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由于城鄉生活水平差距的擴大而產生的種種矛盾。為了在金融上資助政府認為的主導部門，國家銀行將帶有補貼利率的貸款提供給那些選擇好的項目：石油化工，鋼鐵，造船等工業開始發展起來。與此同時，這些行業的出口也迅速增加并在歐洲和中東找到了自己的市場。而國家指定的高價也刺激了水稻的發展，保證了國內市場充足的供應。

同時，韓國政府緊緊地控制住了韓國的勞工運動。韓國工會聯盟是官方認可的正式工會組織，其成員將近2000萬，一直到1987年，這些組織都是被政府緊緊控制的。很多全國性的大工會的存在都是名義上的，它們根本無法組織集體的行動。這種政府對勞工運動和工資的控制，使韓國產品能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以較低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進行有利的競爭。

實際上，韓國政府采取的措施在后發展國家中十分普遍。即政府使價格相應地扭曲到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以海外借貸的方式來支持在重工業上的大推進發展策略。以戰略的眼光來看待工廠車間層次上的管理，尊重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的作用以便使他們保持活力從而取得高生產率以及產品質量的改進。同時也讓各種公司集團在市場最基本的層次上進行多樣化的廣泛的競爭，以便使大公司感受到應有的壓力。同時也盡量使勞工運動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變得相對虛弱以利于政府達到自己的目標。但政府對重工業和農業等行業的補助也使得通貨膨脹問題日益嚴重。對工業和水稻的特殊補助使貨幣供應量激增，國內高素質勞動力的缺乏也使得工資加速上升，過分強調水稻的生產也帶動了其他消費品價格的上升。到了后期，就是樸正熙也意識到通貨膨脹已失去了控制，所以在他最后一個時期開始了新的策略，大的補助計劃和信貸的增長都受到了嚴格的控制，而完全競爭的自由市場成為了韓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機制以保證在投資和生產資源的分配方面能更加公平和更加有效率。

但由于石油價格的大幅度上漲，農業的歉收和樸正熙的突然死去，使得1979年成為韓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災難性的年頭，1980年，其實際的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5.7％。盡管如此，全斗煥仍然保持了樸正熙的大部分改革措施，其政府成員大多也是原樸正熙政府的成員，他們協助全斗煥在1980－1982年間落實了一系列經濟改革的政策，使貨幣貶值，恢復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擴大基礎設施的建設，實行反壟斷的立法，嚴格控制資產的投機行為，并發誓要建立一個政府不進行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從金融方面支持中小型企業，等等。但這些措施沒有收到像開始幾個五年計劃那樣十分明顯的效果。國民生產總值只以7－8％的速度增長，而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住房，建筑工業和其他的福利設施上。當然，韓國民眾的生活水平在此期間已經上了一個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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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強大干預的積極與消極的作用

韓國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相當簡明扼要，誰也無法否認，政府在發展過程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文化和歷史的角度講，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其政府都有一種家長式的感覺，他們總是自覺地將社會經濟的發展視為自己應盡的責任。日本如此，新加坡如此，而韓國則表現得更為突出。無論是樸正熙還是全斗煥，他們在達到了政治穩定這一最初的目標之后，都是立即使整個國家的運行機制完全以經濟為中心。政府就是一個經濟增長的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具體來講，韓國政府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來推動經濟發展。

首先是政策與計劃。韓國經濟決策是高度集中的，完全集中在政府的執行機構，而總統對所有的決策都有最后的發言權和裁決權，當然，總理和副總理在決策過程中也有很大的影響。副總理直接領導經濟計劃部，是韓國最具權威的經濟機構。此外，金融、運輸、貿易、國內事務、建筑、能源與資源、科學與技術和勞動等部門的負責人對經濟決策也有很大影響。商業與勞工集團總部幾乎都集中在漢城，其領導人都與各政府部門的負責人密切合作。1980年，韓國政府又成立了社會經濟部，其成員包括政府和私人公司的負責人，大家共同來商討國民經濟發展政策。韓國的經濟計劃部的成員雖然也有分歧，盡管有些決策也有純政治方面的考慮，但總的來講大部分決策是從經濟的角度出發的。政府的決策者通常都主動征求學者們的意見，也吸收國外投資專家的看法。

經濟政策一般而言具有很大的靈活性，五年計劃只是構成了一個發展的大致指導框架而不是試圖回答所有的政策問題。實際上，政府并不在乎去嘗試任何一種可以達到其目標的政策。經濟行政部門享有很大的制訂規則的權力，所以從外人的角度看，韓國的整個經濟決策雖有很大的變數，而一旦總統作出決定，那就沒有什么討論的余地了。不過，韓國的五年計劃仍然是世界上最有效的經濟發展高于一切的發展計劃。各部門的負責人都對計劃的制訂享有發言權，而一些勞工集團的領導人也經常有機會參與經濟發展的合作。同時，計劃并不意味著所制訂的目標就一定要達到，政府制訂的五年計劃雖然一個比一個更精確，但總的來看都是留有余地的，一些特殊的目標實際上從未真正實現過。

政府的實際經濟控制措施包括：預算管理，這是經濟計劃部最重要的管理措施之一。財政年度與日歷的年度完全是一樣的。在財政部長官領導下的國民稅收行政辦公室是政府稅收的主要征收者，稅收在1977年后一般占國民生產總值18％左右，而政府也隨時調整稅收制度，以使公司更有利可圖，并有利于中小制造業的發展，有利于低收入者。75％的勞工收入低于每月155000韓元因而也就不交所得稅，這就使韓國的大部分勞動者免除了稅收的負擔。在1980－1981年間，政府還發動了一次廣泛的運動以反對稅收方面的欺詐和賄賂。而政府的開支對經濟發展也有重大的影響，在70－80年代，政府的開支除防衛占去30％以外，政府預算的四分之一也是用于經濟發展計劃的，教育則又占去了預算中的16％，社會福利事業與公共開支占8％，1981年，政府還盡力通過控制預算赤字來控制通貨膨脹。計劃的預算只高于前一年的30％，剛好與通貨膨脹率相當。

第二個控制措施是貨幣銀行，政府控制著整個銀行系統，政府擁有全國主要商業的主要股份并決定著儲蓄和信貸的利率。銀行利率是典型的低于非正規市場一半的利率，而一些提供給政府支持的行業的補助性貸款其利率往往還低于通貨膨脹率。其結果之一便是各公司之間為了爭取到這種便宜的貸款發生了激烈的競爭。盡管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種信貸制度是不合適的，但政府仍然給那些利潤最高的公司提供基金。而這種信貸補貼的后果之一是加劇了通貨膨脹。整個70年代韓國的通貨膨脹率一直保持在19％左右，而到1979－1980年，更增為26.2％。消費價格則上漲到35％。由財政部長控制的韓國銀行是國家的中央銀行，它通過發行和控制貨幣來調節儲蓄和貸款，并為所有的商業銀行制訂利息與匯率。韓國的幾家主要的商業銀行如韓國商業銀行，漢城銀行韓國第一銀行等，占據了韓國商業銀行資產的80％，而政府在這些銀行中都占有主要的股份，這就使政府對韓國的金融信貸有絕對的控制權。

除此之外，政府還控制一些商業公司在整個行業中所占的份額。政府控制著煙草、人參的生產與銷售，主辦了主要的廣播電視網、鐵路、郵政與其他一些公共設施，控制著電力公司、韓國石油公司、韓國中央化學公司等，在1972年，政府在金融、電力、自來水、通訊和其他一些公共設施方面占有絕對的優勢，在礦產、運輸和通訊方面占有三分之一的優勢，在制造業占有15％，在建筑業占有5％。政府不僅利用自己在各個產業中所占有的主導地位來實行自己的意圖，而且還采用一些其他的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比如政府可以通過正式的命令和規則以及非正式的壓力來干預私人企業，價格控制通常是一種短期的控制方式以防止企業在經濟調整時期謀取過分的利潤，全面的價格凍結只是在1972－1974年之間嘗試過一次。在1981年，有百分之25的消費品價格處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政府同樣控制著主要的工業貨物的價格使其能夠保持基本的穩定。從1981年開始，反壟斷法與公平貿易法使政府獲得了監督其他壟斷企業與市場的權力。任何商品的國內年銷售額超過300億韓元都是政府要進行調查的目標。而任何一個企業如果控制了上述商品銷售一半的份額則被宣稱為有嚴重的壟斷行為；而如果兩到三個企業控制了上述銷售70－80％的份額，則被認為是有輕微的壟斷行為的企業。而政府則準備插手這些市場以防止不公平的價格和超額的利潤。政府的其他一些控制措施則是實行與限制壟斷公司相矛盾的政策，比如在1980年政府在機械制造業幫助實行了新的壟斷，使摩托輪胎與發動機行業的生產高度集中，而以前在這些行業競爭是十分激烈的。政府的解釋是這是一種暫時的措施，是為了避免同一行業嚴重的重復建設問題。而政府的長期政策則是讓私人企業部分自由地參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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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怎樣，韓國的發展模式在經濟上是成功的，韓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最大特點就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與經濟發展計劃的高度集中，沒有韓國政府強大的干預，韓國的經濟奇跡不可能出現。樸正熙上臺后就對當時韓國的低收入、低能耗、低儲蓄、低投資、低增長的惡性循環，提出了"政府主導下的經濟增長至上主義"。其最終的經濟效應是在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中逐步地提高了韓國的經濟競爭力，所以韓國的成功被一些學者稱之為"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政府的干預又在不同的程度上扭曲了市場的力量，并導致了不公平競爭的產生。韓國政府雖然強烈地干預著經濟發展的方向，但仍不能完全取代市場經濟的力量，所以韓國主導的大公司之間無論在國外還是在國內的市場上都進行著激烈的競爭。由于政府的經濟計劃控制著大多數的物價，所以大公司只有提供不同的產品才可能在價格上有所競爭。但這種形勢下的大公司競爭卻基本上是建立在非市場因素的基礎上，其表現特點是：1，大公司互相爭著從政府那里獲得額外的補助和工業執照與許可證，他們通常通過宴請官僚，按照計劃者的特殊偏好來設計投資計劃，等等；2，以最優惠的條件從國際的大公司獲得技術許可證；3，以各種非規范的方式從勞動力市場獲得最好的技術人員、勞工和管理人才；4，通過質量與產品的多樣化競爭國內與國外的市場份額。

韓國的成功在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然而，這一發展模式與西方正統的完全競爭的經濟制度卻是背離的。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制度中不會產生經濟政策、市場力量或生產者主權等問題，各個生產者都不能決定他的產品的市場價格。而這種對正統經濟理論的背離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加速了腐敗現象的產生。阿克頓公爵認為，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類政治生活的某種規律，韓國高度集中的由政府主導發展的經濟，盡管取得了成功，但同時也使腐敗這種不可避免的現象在韓國的社會生活中蔓延開來。

腐敗在發展中國家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由于權力的集中并缺乏應有的制約，各種腐敗行為和方式幾乎構成了另一種行政機構和獨立的體系，腐敗的目標幾乎都是相同的，即為了滿足個人貪婪的欲望。但在發展中國家，廣泛的腐敗還有另一種含義：它使較為貧窮的人無法接近資源，加入公共組織，得到法律的保護。事實上，腐敗作為一種控制的系統，在發展中國家是廣泛存在的，它通常成為掌權者獎勵順從者，形成一種權勢者希望的政治結構并抑制那些不希望出現的社會沖動。在這種角度上看，腐敗的實踐是政府使群眾保持在其原有位置上的一種通常的方式。當然，保持一種至少是形式上的最低限度的民主外表仍然是值得的。獨裁與恐怖的威脅必須與實際上的物質刺激聯系起來以便達到自己的目標，比如影響選民的投票。由于在玩這些政治游戲時所需的大量金錢無法從官方預算中得來，對于領導者而言，某種基金的資源對維持領導權力是必不可少的，這就進一步加速了官僚機構的腐敗。因而有利可圖的位置通常是被保留給小集團的成員或者是現政權的支持者，他們愿意參與這種政治游戲。這些有利位置的保持者也經常被同樣樂意參與這些游戲的人們更換，而官僚中不愿參與這種非正式關系網活動的人則常常被安排到沒有實權的位置上。

韓國的政治丑聞也證實了這一點，因為全斗煥、盧泰愚等人所需的政治基金基本上都與受賄有關。因此，我們的初步結論是，韓國模式的成功在于其政府的主導，而腐敗也正是由于這種發展的模式而產生的。政府的大權獨攬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同樣，政府的大權獨攬對市場機制的扭曲也給腐敗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四，對腐敗的種種制約因素

但腐敗現象與經濟的高速發展并存，并不證明腐敗在發展過程中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在李承晚時期，韓國的經濟狀況并不理想，而腐敗現象已經十分引人注目。由于官僚在那時已經壟斷了政治權力，他們就只對社會榮耀物資財富的回報感興趣，在牟取美援物資與款項的過程中政客同企業之間就已經結成了復雜的腐敗關系網。企業成了"政治家的采邑"。政府官員與企業主相互勾結，共同掠奪國家財富，于是，企業"滋養"下的官員腐敗無能，在官方庇護下的企業毫無生存競爭的能力，在造成了一個特權消費階層的情況下，對本國的發展卻并未起到什么積極的作用。也就是說，在韓國的經濟高速起飛前，腐敗現象就已十分嚴重的存在，并不是發展就帶來腐敗，而是不發展也同樣要產生腐敗。

從本質上分析，"腐敗"本身就是一種現代觀念的產物。按西方學術界的觀點，在前工業化社會中，現在人們稱之為的腐敗在那里卻被看作是一種政府的天性。在這些社會中，政府總是掌握在一小撮人的手中。他們除了考慮自己的利益以外，幾乎沒有考慮還要為社會承擔什么責任，他們通常是把絕大多數的稅收放進自己的口袋作為自己的錢來使用。只有極少數的人希望能在需要時為窮人做一點事，而這也主要是出于慈善而不是一種真正的社會責任。大體上說，在這些前工業化的社會中，統治者總是"自由"地掠奪和剝削他們統治的人民。正是由于現代工業社會的產生和民主政治體系的出現，才使人們開始對政府的管理有了"好"與"壞"的判斷。人們對政府"好""壞"的判斷標準具體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政府應該尊重所有人的權力而不僅僅是少數特權者的權力；政府應對多數人的需要負責而不是少數人；稅收代表著"公共基金"必需用在公益事業上，而不能當作私人財富為執政者和他們的人服務；公共基金必須通過正當的形式使用。如果按照這些標準，前工業化國家的政府幾乎沒有一個不是腐敗的。也正因如此，當現代化進程開始以后，以前在一個國家的官員看來是正常的事情，現在卻變得使人不能容忍了。李承晚政權的所作所為正是如此，由于他們仍然沿襲了韓國歷史上的官僚傳統，毫不掩飾地帶頭腐敗，又不重視經濟發展，在李承晚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第四次連任總統后，終于激起了全國的公憤，并于1960年被學生的"4，9"革命運動所推翻。而繼任的張勉政權在民主政治的外衣下，軟弱無力，對扭轉官場的腐敗現象依然沒有什么作為。結果，樸正熙推翻了張勉政權并以強力的形式推動了韓國的現代化發展。

發展與腐敗──韓國模式透析

應該說，樸正熙上臺后是大力反對腐敗并制訂了一系列政策來打擊各種腐敗現象。由于政府這些積極的措施，韓國的腐敗受到了遏制，但與此同時，樸正熙的集權管制，同樣也給腐敗留下了很大的空間。尤其是地區間發展的差距拉大，大財團的壟斷引起的不公平競爭等等，使腐敗依然在潛伏狀態下發展。樸正熙時代的"大企業優先"的原則對初期的經濟起飛固然有必要，但經濟力的高度集中（產業的集中），政經"愈合"，行賄受賄，靠優惠融資等不正當聚財的現象已經產生。等到全斗煥等上臺后，由于政治民主化的壓力越來越大，政黨的活動日益活躍，用各種非正當的手段籌集政治基金，爭取政府的建設項目等腐敗現象實際上在韓國社會已經蔓延開來。問題在于，韓國經濟在這一階段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我們需要解答的問題是，難道腐敗有助于韓國的發展？

回答顯然是否定的。事實是，正是由于各種原因的制約，使得韓國的腐敗未能對發展構成巨大的危害。

這些因素中，首先是美國的壓力。在朝鮮半島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中，美國對韓國的影響舉足輕重，沒有美國的支持，韓國的任何政權都無法長期生存下去。為了能在朝鮮半島的南北對持中獲取優勢，美國早在50年代就督促李承晚政權積極發展經濟，美國顧問還提出了若干具體的措施，但李承晚的先統一，后建設的不合作態度使美國人十分不滿，可以說這也是李承晚倒臺的原因之一。而樸正熙等人上臺后，應該說完全執行了美國人所希望的發展政策。這種時隱時現的制約力，使韓國在發展中雖然有腐敗的現象產生，但政府的要員卻不能讓這種現象過分膨脹以致危及發展的進程。

第二是韓國民主勢力的制約。韓國的民主運動在李承晚時代就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樸正熙上臺后，把民主勢力作為發展的障礙加以消滅，加上韓國的文化傳統中缺乏政治參與的因素，所以韓國的民主勢力一直十分虛弱。盡管如此，由于樸正熙等政權大力發展教育的結果，韓國的學生逐漸成為社會中一支十分活躍的力量，而要求民主，反對獨裁，幾乎是學生運動的天性，所以，在韓國的軍人專制體系中，學生運動成為社會要求正義呼聲的代表，而這種學生運動的壓力以及這種運動得到了大眾廣泛的支持形成的一種巨大的聲勢，迫使政府盡可能地"honest"。所以，無論作為工業化的良心以及主要的資源而言，韓國學生運動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正是激進的學生運動，幫助其他社會的、經濟的、農業的、宗教的和知識界的運動激進起來。這些激進的民主運動，雖未使威權體制解體，但對其所作所為顯然形成了巨大的壓力。這樣一些政治反對勢力的存在，對集權下的腐敗現象是一種有力的制約。而隨著經濟的發展，韓國中產階級的力量也日益壯大，在樸正熙集團上臺時，韓國并未形成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而至1987年時，一些大企業如現代、大宇和三星等已形成強大的利益集團，而中產階級也構成了韓國人口中的多數并成為韓國要求政治民主化主要的領導力量。他們也越來越不滿意全斗煥式的威權主義政治，并將腐敗與這樣的政權與總統的家庭聯系在一起。

第三則是軍人政權內部的制約，一個大集團，除非完全由理智的個人組成，將不會按照他們的集團利益行事，但一般而言，具有選擇動力的集團比沒有的能更好地為"公益"奮斗，小集團比大集團更容易達成共識。樸正熙軍人集團即為一個基本上達成共識的集團，其共識就是要反對文官政權的腐敗，有效率地推進韓國的現代化。這一共識迫使樸正熙集團在上臺后，不斷發動反腐敗運動，從行政和制度等兩方面加強了反腐敗的力度，比如"生活奢侈"，"擁有豪華住宅"，都是嚴厲的打擊對象；同時采取了"連帶責任制"，如發現賄賂案件，不僅處分行賄受賄雙方，也處分責任檢察員和監察機構領導人。軍官們可以容忍總統的專權，但不能容忍他完全放棄自己上臺時的諾言。樸正熙時代的腐敗現象相對不那么嚴重，與此有一定的關系。

第四則是外國財團的監督與制約。借助外資的力量來引進技術和設備是韓國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而外國的投資者不能不在乎這些投資的效益，外商對投資環境的要求，對投資項目的制度化監督和管理，對其所在地區和行業的正常運行和避免腐敗也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

可以說，正是這樣一些有形的與無形的制約力量，部分地彌補了韓國集權統治下的一些缺陷，使得腐敗的程度不致影響經濟的正常發展。因此，我們可以說，不是腐敗促進了發展，而是這些對腐敗的抑制因素保證了發展的正常進行。

五，對發展過程中腐敗原因的分析

從韓國的例子可以看出，腐敗并不是發展的專利，不發展腐敗同樣存在。李承晚時期盡管經濟沒有起色，腐敗現象照樣十分猖獗。而在工業化以前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時期，腐敗不僅存在而且還常常成為一種"正常"的社會或官場現象，甚至在工業化發展的過程中，腐敗也是一種幾乎無法避免的現象。英國是第一個現代國家，但1759年富蘭克林對倫敦的印象卻是，到處都是行賄受賄，營私舞弊的丑聞，"絕對的腐敗在這個古老國家的所有等級的人們中流行，從頭到腳都完全墮落和腐敗了！"

同樣，在很多發展中國家，腐敗也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在印度尼西亞，蘇哈托將軍的軍隊直接卷入了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其親朋好友幾乎是公開地攫奪國家的財富，而在一些非洲國家，由于經常發生政變，政客們上臺后唯恐來日無多，一掌權就拼命想法抓錢，并盡量在瑞士銀行存上一筆，腐敗便幾乎成為一種"正常"的政治程序。相比之下，韓國的腐敗現象既不是獨一無二，也不是最突出的，但其主要特點卻是社會的反應十分強烈，超過了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而正是這種強烈的社會反應，成為使韓國成功的重要因素。

從更深的層次分析，腐敗是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無法避免的副產品，這是一種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變中的必然產物。現代民族國家起源于市民社會，而市民社會就是由基于社會分工、私有制和商品的自由交換的基礎上而組成的社會。發展中國家的市民社會是不發達的，在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政治體制中，國家的統一一般要經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共同體的解體和市民社會的建立，共同體則是指人們結成的社會不以生產商品為主，而以生存經濟(即自給自足的經濟)為聯系的社會。在西歐，市民社會是在封建體制下開始出現的，封建體制則是以中世紀的農業共同體和城市共同體為基礎的。城市中的這種共同體一般稱為同業工會，即基爾特，隨著市民社會的發展，共同體崩潰的危機日益嚴重，擔負著維持共同體生產和社會關系的封建國家，憑借權力干預市民社會，阻礙了市民社會的發展，于是引起了市民社會的強烈反抗，并進一步開展取代封建的國家政權，建立自己國家的運動，最終爆發了一系列革命，建立了現代的民族國家。這種新的市民國家頒布了若干保障市民的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法令，在這樣的國家法制下，人們失去了曾在共同體中所擁有的基于血緣和地緣的直接關系，開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由活動。從現代國家產生的歷史過程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現代國家就是市民國家，市民國家只能從市民社會分離出來。統一的第二階段則是建立政治國家。在市民社會中，單獨的個人開始重新尋找新的共同體的運動，因為人們在商品經濟的競爭中也需要一個超越于一般人之上的機構來進行仲裁，來保護自己的安全，同時也保護自己的市場不被外國侵占。在這樣的期望下，從市民社會分離出來的國家就成為一個政治國家，這個政治國家宣布，所有的人作為國家的成員都是平等的，似乎是游離在商品社會中的個人，現在作為一個抽象的國民而重新實現了社會整體的統一。而發展中國家的大部分地區的人們基本上還是生活在傳統的共同體中，在這些地區，共同體大都處在開始崩潰的過程中，而市民社會卻并不發達。換言之，傳統的價值已經失去，取而代之的倫理卻并未建立。要在這樣的基礎上把人民真正地統一起來，建立穩定的政治體制，是極為困難的。市民社會的原理與傳統農業社會的準則本來就不相容，新的國家政權要在兩者之間保持平衡十分困難，而這一平衡也極易被打破。一旦平衡被打破，各種社會病癥就開始顯露出來。這種病癥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政治腐敗和政治不穩定，既然不能依賴市民社會的活力實現國家的統一，那么，政治庇護主義對于政治的穩定就是不可缺少的了。這種政治庇護主義的一個重要副產品就是腐敗，因為，有政治上的庇護主義就必然有政治上的裙帶關系，而腐敗和裙帶關系只隔著一層紙。韓國在反腐敗的過程中揭露出來的腐敗現象，也證明腐敗與裙帶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

那么，在發展過程中腐敗現象是否可以避免？我們認為，由于處于新舊政治和經濟體制的交替之中，各種制度、法規的不完善，乃至人們觀念的滯后，都給腐敗留下了生存的空間。要想在很短的時期內完全根除這種腐敗，肯定是不現實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腐敗是合理的結論。腐敗的客觀存在使反腐敗的斗爭顯得更為必要，只有社會、政府和民眾從輿論、制度等各個方面不斷地加強反腐敗的斗爭，使腐敗被限制在一個不致危害發展的范圍和程度內，發展才有可能較為順利地進行。韓國的發展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既取決于正確的發展策略，也取決于韓國民眾極強的反腐敗意識，韓國民眾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將其稱之為"亡國病"，以致每屆韓國政府，都不由自主地將反腐敗作為自己首要的施政綱領，雖然至今尚未根除腐敗，但社會反腐敗的強大壓力，畢竟還是使腐敗現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而在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比如墨西哥，人民對腐敗則"寬容"得多，他們認為，權勢者可以貪污受賄，只要不拿得太多就行。最近，韓國金泳三總統的次子被捕，除了證明腐敗的廣泛存在外，至少也反應出人民的壓力和政府反腐敗的決心。同時，韓國歷屆政府盡管都采取了各種措施，有些在一定時期內有很有成效，但始終未能根治腐敗問題，也證明了反腐敗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勞永逸。這對于我們的反腐敗斗爭來講，也是一個有益的啟示。

因此，我們從韓國發展模式得出的結論是，不發展會產生腐敗，要發展也會產生腐敗，但發展過程中的腐敗與停滯不前的腐敗畢竟有一些本質的差別：那就是它是一種社會發展的副產品和發展所支付的代價。只有發展成功才可能徹底清除腐敗，而要想發展成功則必須堅持反腐敗。反腐敗越徹底，發展的進程就越順利，這應當是一條不言自明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