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負擔和國企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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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構造一個考慮了政策性負擔的博弈模型，希望找到取消政策性負擔對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性。我們通過利用這個模型，對私有化但仍保留政策性負擔與取消政策性負擔，企業依然是國有這兩種改革思路進行比較，發現雖然這兩種政策均可以使企業選擇最有效率的生產行為，但考慮到增強企業的自生能力與解決預算軟約束問題等因素，后一種政策應該優于前一種政策。接著我們還進行了政策選擇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對現實與我們理論預測的偏離給出了一個初步的解釋。

關鍵詞：國企改革政策性負擔私有化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在國有企業改革問題卻一直都是一個沒有被攻克的“堡壘”，并直接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國有企業為什么會出現低效率？許多經濟學家把它歸結為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誠然，這確實是一個原因。但我們知道任何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都會面臨這個問題。所以我們應該還要去尋找一些其他的一些更加本質的原因。

在這里，我們仿照了Becker（1974）（關于Becker這個模型的進一步討論，可參見Gibbons,1992），構造了一個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博弈。在我們的模型中，主要考慮了國家強加給企業的政策性負擔這個因素，并想考察它對國有企業的影響：

一、Model:

假設國家與國有企業進行如下的博弈：

第一階段，國有企業選擇一個行動A，，可使得自己的獲得收入，并使國家得到，其中為國有企業減去因A發生的各種成本后的凈收益（利潤）；為國有企業對國家賦予其的戰略性以及社會性任務的完成情況，也即是對政策性負擔的完成情況。

第二階段，假設對國家而言，不可觀察，可以觀察，企業對國家上報一個。國家觀測到企業的與以后，選擇給予企業的獎勵或懲罰B。其中懲罰可以是征稅，獎勵則可能是稅收優惠或財政撥款等等。其中企業的收益（效用）為，國家的收益（效用）為，其中1>k>0反映出國家是關心企業的盈利狀況的（這也是通常所說的國家對國有企業的“父愛主義”）。一般而言，利潤越高，完成政策性負擔越多的企業，國家對其越關心。也就是說，那些國有大中型企業的k值就比較高，而那些小企業的k值就較低。

假定行動是一個非負數字，A0，收入函數、嚴格凹且分別在>0,>0達到最大值；與B都是或正或負的數字，也即企業的利潤與國家的獎勵或懲罰都可正可負，但必須是一個非負的數字；效用函數U、V遞增且嚴格凹。

二、基本結論

由這個模型可得以下幾個定理：

定理一：在充分信息的條件下，即時，企業將選擇一個，使得達到最大。

這充分說明在充分信息條件下，國有企業也是有效率的（證明見附錄）。

但實際上，信息是不充分的，我們可以得定理二。

定理二：在不充分信息條件，企業有動力隱瞞利潤，以獲得更多的收益，而且企業也不會選擇一個，使得達到最大。（證明見附錄）

這個定理的結論與中國國有企業的現狀是一致的：企業少報利潤，而且也不會選擇最有效率的生產。我們認為這種現象是與國家對國有企業的“父愛主義”以及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但這并不是國有企業所特有的。比如在一些大型的跨國公司的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也不可避免會產生這種現象?，F在的關鍵問題是，正如我們后面所要分析到的，由于政策性負擔的存在使得國家不得不為企業的虧損負責。這樣無形之中大大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從而使國有企業改革勢在必行。

三、改革思路

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風風雨雨走了二十多年，先后嘗試了放權讓利、“撥改貸”、承包制、股份制等許多種不同的方法?？梢哉f，除了全盤私有化外，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能找到的所有方法我們都試過了。但政府出臺的政策基本上只有兩種命運：不是實行的結果和原來設想的目標相左，就是執行不下去而被放棄了。

國有企業改革走到這一步，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僅存的兩種改革思路：全盤私有化和取消政策性負擔。當然對于國企改革而言，其最終目標應該是既取消政策性負擔，又實現了私有化，這顯然是一種最理想的情況：企業會選擇最有效率的生產行為，國家也不需要為企業的虧損負責（關于這一點是證明可參見附錄）。但我們在這里主要還是比較私有化但仍保留政策性負擔與取消政策性負擔，企業依然是國有這兩種改革思路。其理由如下：

首先，雖然既取消政策性負擔，又實現了私有化是一種最理想的狀態。但在現實中，我們顯然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因為這樣既會加重國家的財政負擔，而且由于國有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立即私有化以后很有可能就無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條件下生存下去。這就產生了是應該先進行私有化，還是應該先取消政策性負擔的爭論；

其次，對私有化但仍保留政策性負擔與取消政策性負擔，企業依然是國有這兩種改革思路進行比較才能使我們更好地認識到取消政策性負擔的重要意義，這也是本文希望回答的一個問題。

第一，私有化，仍保留政策性負擔（在這里我們假設私人老板購買國有企業不需花費任何的費用，只需承擔國有企業原來所承擔的各類政策性負擔）

因為私有化以后，國家對企業的關心程度（k）會降低。我們可以不妨假設k下降到0，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對企業絲毫不關心，完全讓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按照市場規律去自生自滅。（當然，在有些情況下，k也許并不會降為0，但是在大部分情況下，k=0的假設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此時國有企業的收益仍為，國家的收益變為

在這種情形下，國家將首先設定一個最低效用水平，并與企業達成一個約定，使得①，然后國有企業將選擇一個行動A，

使得受約束于constant=1

因此由逆向歸納法，A滿足：

所以企業將會選擇一個使最大的A

這里的經濟學解釋就是，實行了私有化以后，企業所選擇的相應的可以轉化為國家的獎勵而給它帶來收入。因此，要使收益最大化，也就是使實現最大。

第二，取消政策性負擔，但企業仍為國有

此時國有企業的收益仍為，國家的收益變為；

取消政策性負擔，可以使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信息變得充分起來，但即便是這樣，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不可避免地還是會產生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即此時將處于與國家對一無所知之間的某個狀態。我們將證明，無論此時是處于一個什么狀態，國有企業都會選擇一個最優的行動，使它的利潤實現最大化：

按照上述分析，應該滿足：又∵∴又∵∴且

是一個最優的行動，而這一點與是否等于是沒有關系的

由此我們還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

如果單純從能否使企業選擇最有效率的生產行為來比較私有化但仍保留政策性負擔與取消政策性負擔，企業依然是國有這兩種政策的話，我們將的不出任何結論。也就是說，它們都能使企業選擇一個最優的生產決策。因此，我們還需要一些其他的判斷標準，這也是我們下一部分所要介紹的內容。

四、兩種政策的更進一步的比較

在前面一部分中，我們發現取消政策性負擔與私有化兩種政策理論上都會使企業選擇一個最優的行動。因此具體選擇哪一種政策，還有待于進一步的分析。

首先，從增強企業的自生能力這個角度來看：

由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私有化使企業仍然選擇原來的，此時而取消政策性負擔卻可以使企業選擇一個

此時兩相比較，我們就可以發現：私有化并不會改變企業的利潤，而取消政策性負擔卻可以使企業利潤增加。也就是說，取消政策性負擔將可以從根本上增加企業的自生能力，私有化卻做不到這一點。

其次，我們再來討論一下預算軟約束的問題：

由前面的分析，我們可得：在私有化但不取消政策性負擔的情形下，國家首先要選擇一個政策目標：，然后可得：constantconstant

所以，B仍會隨著與的變化而變化。這也就意味著即便完全進行了私有化，只要企業的政策性負擔依然存在，就還會存在著預算軟約束的問題。而且可能私人老板借口政策性負擔，向政府要補貼的積極性會比國有企業的經理還要高。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在實行了休克療法以后，俄羅斯對原來的國有企業的補貼不減反增。

其次，在取消政策性負擔的情形下，因為企業依然是國有，而且還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那么企業也依然存在隱瞞利潤，向國家索要更多的政策優惠的動力。

但我們可以證明：在不變的情形下，相對于不取消政策性負擔而言，此時國家選擇的將會減少：

取消了政策性負擔之后，國家為了使其效用實現最大化，就必須選擇一個，使得：，相對于沒有取消政策性負擔時而言：，顯然此時的會減少。因為這個時候國家已經取消了企業的政策性負擔，企業也就很難借口由于政策性負擔而導致虧損，并向國家索取補償。也就是說，由于仍然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取消政策性負擔也不能解決預算軟約束的問題，但相對而言，它可以緩和這個問題。

而且我們還應看到，如果取消政策性負擔能使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信息變得完全充分起來，也即。那么此時軟約束就不再存在了。

由此，我們得到了三個非常重要的結論：

1，與私有化但不取消政策性負擔相比，取消政策性負擔可以增加國有企業的利潤，從而增加企業的自生能力；

2，與人們傳統的觀點相反，私有化并不能真正解決預算軟約束問題：只要政策性負擔還在，這種軟約束就無法“硬”起來；

3，取消政策性負擔可以減少國家對國有企業的補貼，從而部分解決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如果信息越充分，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就越大。而且一般而言，國家對國有大中型企業的了解應該更充分一些。那么，對于這些企業而言，先取消其政策性負擔似乎應該是一個更好的政策選擇。

五政策選擇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發現相對于取消政策性負擔而言，全盤私有化既不能增加企業的自生能力，又不能解決預算軟約束問題。所以我們似乎更應該選擇取消政策性負擔這種政策。但實際上，政策選擇的決定往往是由國家來作出的。具體選擇哪一種政策，還有賴于國家的目的。目的不同，所選擇的政策也會有所不同（在以后的分析中，我們均假設取消政策性負擔可以使）

首先，我們來比較一下在國家財政收入相同的情況下國家與企業總的福利水平：

在這里我們先假設在私有化情形下，國家的最優獎懲水平為，最優政策性負擔為，國有企業最優利潤水平為；在取消政策性負擔情形下，最優獎懲水平為，國有企業最優利潤水平為財政收入相同，也即

此時總的福利水平分別為又∵∴∴∴令

我們可得時，，國家將選擇私有化但不取消政策性負擔的政策；

時，，國家將選擇取消政策性負擔但企業依然為國有的政策。

這個結果表面，對于那些利潤較低，完成政策性負擔較少的企業（這往往都是一些小型國有企業），為了使總體福利達到最大，國家應將其私有化

其次我們再比較一下達到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水平下，國家的財政收入水平：

由逆向歸納法可得：

此時的應該滿足

所以我們要比較與之間的大小關系：

我們可以使

那么此時

所以可令

那么時，，國家將選擇取消政策性負擔；

當時，，國家將選擇私有化但不取消政策性負擔。

這也就意味著對于那些利潤特別高，完成政策性負擔特別多的企業（也就是那些優質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為了使財政收入實現最大，國家應把其私有化，但仍保留它的政策性負擔。關于這一點，韓國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例如韓國的三星、現代等大型企業，雖然都是私有制企業，但也要完成國家指派的政策性負擔。

我們可以證明，在一般情況下，。而且我們可以假設，在k值比較低情況下，由于國有企業所能完成的利潤與政策性負擔水平較低，因此國家傾向于采取財政收入相同，而是總福利水平達到最大的判斷標準；而在k值較高的情況下，國家傾向于比較財政收入。

因此，綜合以上兩點，我們可以得到：

時，國家應該選擇取消政策性負擔，但企業仍然為國有；

或者時，國家應該選擇將其私有化，但保留其政策性負擔。

這也就是說，對于那些小型國有企業以及那些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但仍保留政策性負擔是一個很好的選擇；而對于那些處于它們之間的國有中小型企業，則應該取消他們的政策性負擔。

六、結論：

通過構造一個考慮政策性負擔的博弈模型，我們首先解釋了國有企業現有問題產生的原因。然后我們又用我們的博弈模型比較了私有化但不取消政策性負擔與取消政策性負擔但企業依然為國有這兩種政策，發現雖然這兩種政策都可以使企業選擇最有效率的生產行為。

但在增強企業的自生能力與解決預算軟約束問題等方面，這兩種政策還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特別是對于那些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我們認為取消政策性負擔的政策是要優于不取消的政策的。這也證明了取消政策性負擔對于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性。

接著我們還進行了政策選擇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即從國家的角度來分析應該選擇什么樣的政策。我們發現會與我們前面所分析的情況產生一定程度的偏離。這也是與中國的現實相一致的。

還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們的模型中，為了處理問題的方便，我們忽略了一些現實的因素或作了一些與現實可能并不一致的假設。比如：

一、我們假設企業所完成的政策性負擔，國家是完全可以觀測到的。但現實可能并不是這樣：國家并不知道企業完成了多少政策性負擔，企業也可以借此與國家討價還價。

二、我們還忽略了企業的廠長經理與國家的相互作用?？赡車視越洜I業績來決定廠長經理的升遷，廠長經理為了獲得更多的補貼，也會產生尋租行為。

特別是我們的模型只考慮了國家與國有企業作為一個整體的相互作用。而企業中的廠長經理與國家的官員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我想這也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附錄：

一、定理一的證明：

若，采用逆向歸納法：

首先，國家將會選擇一個B，使達到最大，即--------①；這就構成了一個B、、之間的隱函數，即

把①式兩邊分別對、進行求導，可得：------②-------③推出------④

其次，對于國有企業而言，它會選擇一個A，使得達到最大：

將④代入，可得在均衡條件下：+=0

而這是使達到最大的一階條件

所以國有企業會選擇使達到最大的，而這正是最優的生產決策。

二、定理二的證明：

在不充分信息的條件下，同理，可得：

在等式兩邊對求導，有：

推出：

且由0，0，0k1

推出：0

解得：越小，B越大，而

所以國有企業有動力去盡量減少以獲得更大收益。②

而此時由逆向歸納法：

國有企業的最優行動，滿足即與相比，顯然此時沒有選擇一個最優的行動，使得達到最大。

三、證明即實現私有化又取消了政策性負擔是一種最優的狀態：

此時國家的收益為，企業的收益為

顯然此時，國家所選擇不受企業的利潤，它只會選擇使自己的收益最大的，同時，對于企業而言，是一個它所不能控制的變量。為了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它就會使實現最大。即它會選擇一個行動，使。這也是企業利潤的最大化的條件。

由此可見，在這種情形下，企業的利潤實現最大化，而且也不存在國家為企業虧損負責的問題，因此是一種最理想的狀態。

①：當然在這里，國家有動力去減少，使得。但我們假設國家是重視它的信譽的。而且，如果企業預見到國家這樣做的話，它也會盡量去減少，甚至使。為了簡便起見，我們不考慮這種情況。

②：從理論上說，企業所選擇的甚至可以達到負無窮。但考慮到企業所上報的利潤是國有企業廠長經理升遷的重要標準等一系列因素，企業所上報的利潤實際上是有一個下界的。但總體而言，它所上報的利潤都會小于它的實際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