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能源開發與糧食安全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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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生物能源、金融危機爆發與糧價波動的關系

面對糧價上漲可能引發的糧食危機，西方發達國家的部分媒體和政要，如德國總理默克爾把主要原因歸結為“中國人吃肉多了，印度人的糧食消費多了”，使糧食和谷物飼料供求緊張。此言一出即引起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不滿，這仿佛一個錦衣玉食的富人指責剛解決了溫飽問題的窮人過度消費。與此不同的是，中國、印度和OPEC成員國等發展中國家認為部分發達國家加速發展生物能源，特別是“美國用數千萬噸玉米生產燃料乙醇”才是本輪糧價飛漲的始作俑者。這個觀點在國際社會上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如，2008年7月，英國《衛報》報道，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認為“生物燃料對糧價上漲的貢獻是75%”，一時間輿論嘩然。當日，該報告作者Don•Mitchell即向《華爾街雜志》澄清，“文中的75%是指從2002年到2008年2月糧價上漲了75%，并不是生物燃料使糧價上漲了75%；引起糧價上漲的原因有很多。”

價格反映供求關系，要探尋糧價上漲的真實原因，首先要考察糧食市場的供求問題。從統計數據可見，近十多年來，世界谷物、小麥、稻米和玉米的產量逐年上升，大米和小麥的年均增長率都在1%以上，玉米在4%以上；同時消費量也在平穩增長，消費年均增長率與產量的年均增長率十分接近，個別年份消費增長率還略低于產量的增長率。雖然2000年后，世界糧食庫存呈現出漸進式減少的趨勢，但仍在聯合國糧農組織認定的消費庫存比17%～18%的安全線以上。這些數據表明，最近十幾年的世界糧食市場供需基本平衡。其次，判斷以“玉米制乙醇”為首的生物能源開發是否導致了世界范圍內的糧食供需失衡？數據顯示，2006和2007年，美國分別用5340萬噸和6500萬噸玉米生產了乙醇，但2004－2007年美國的玉米出口量一直增加，其中2007－2008糧食年度還以7680萬噸的出口量達到歷史新高。這說明美國玉米產量的提高足以應付生物能源開發帶來的玉米市場的供需矛盾。更為重要的是，在此次全世界感受強烈的糧價危機中，恰恰是玉米價格漲勢比較平穩（見表1）。

2007年3月-2008年3月期間，小麥的價格漲幅超過了130%，而作為生物能源（燃料乙醇）主要原料的玉米的價格漲幅不足40%，充分證明了生物能源對世界糧價危機的影響很小，不可能是“主要原因”。

糧食價格上漲的原因

時至今日，糧食價格已明顯回調，對于當初的上漲原因，可做如下總結：

（一）市場的正常周期性波動被夸大

數據表明，1995-1996糧食年度國際市場糧價升至歷史最高，同期全球糧食生產達到低谷。1996年以后，國際糧價走勢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1996-2000年，糧食價格處于下行階段，并于2000年跌至近20年來的最低水平，比1995-1996年度的歷史高位下降了55%～65%；2001-2004年，是糧價的低位盤整階段；2005-2008年上半年，糧價逐步回升并達到新的歷史高點。

鑒于國際糧價的長期過低，2005年以來糧價的漸進式上漲，在某種程度上是市場規律的正常表現。然而追求新聞效應的媒體卻對糧價上漲及其原因做了略顯片面的報導，造成并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心理，對糧價上漲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國際能源價格上漲提升了糧食的生產成本

通過長期研究歷史數據，不難發現國際糧食價格與石油價格呈現明顯的正相關，全球的糧價和石油價格幾乎同步漲跌。其緣由不難理解，因為糧食種植、加工和運輸過程中需要化肥、農藥、塑膜和農業機械，化肥等是石油的衍生品，農業機械需要消耗柴油和電力，油價的上漲必然增加糧食生產成本。由于糧食的需求具有剛性，成本的上升注定會抬升價格。

（三）金融危機中出逃的資金擾亂糧食市場

自2007年夏天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以來，歐美股市屢屢下挫，金融市場動蕩不安。歐美等國家多次下調利率，釋放出大量的“熱錢”。由于股市低迷和美元疲軟，存在上行預期的農產品市場成為這些出逃資金的新流向。據新加坡《星島日報》報道，2007年商品指數基金通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持有的玉米、小麥、大豆等期貨合約增加了29%；而據芝加哥農業資源公司統計，2007年11月份到2008年4月，對農產品期貨市場的投資已從250億美元猛增至650億美元。大規模頻繁交易使得糧食價格和波動率都創出歷史紀錄，華爾街的投資家們一度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糧食囤積居奇者。

更能反映世界糧食市場有非正常資金進出的，是國際糧食價格的迅猛回落。以2008年7月國際清算銀行研究報告宣稱“次貸危機影響被低估”和擁有150年歷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為標志，次貸危機從2008年6月以前的金融系統危機階段進入了7月以后的實體經濟危機階段。此后全球性的通貨膨脹預期已不可能存在，投資者增加資本效用的主要方式也從增值轉變為避險。在這個時期，雖然沒有任何國家宣布減少用于生物能源的糧食數量，但國際糧價卻出現了戲劇性的大幅回落。FAS（美國農業部海外農業局）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11月初主要糧食作物的市場價格相對于各自的最高價跌幅都超過了40%（見表2），而且如此巨大的下跌都是在2008年第二季度以后突然出現的。這只能是投機者抽逃資金所致。

糧食安全問題的解決建議

（一）全面認識并積極對待生物能源

生物能源清潔環保、可再生。不論是歐美發達國家，還是巴西、印度、馬來西亞、阿根廷、尼日利亞等發展中國家，甚至委內瑞拉等石油出口大國都非常重視對生物能源的開發和扶持。我國曾在2006年出臺四項財稅政策，大力支持生物能源產業的發展。此后，因為顧及“生物能源威脅糧食安全”的輿論，生物能源的發展受到了限制。但實際上，這種輿論忽視了生物能源對于糧食生產的正面作用：一方面，農業及糧食生產的比較效益會因生物能源的需求而提高，有利于刺激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以及先進技術和設備的推廣；另一方面，農民“賣糧難”的可能性會因此變小，有利于糧食政策的長期穩定和糧食的持續增產。此外，開發生物能源并不一定要消耗大量糧食，如巴西主要使用甘蔗，馬來西亞主要使用棕櫚油，中國可以主要使用薯類等非糧作物或農作物秸稈。總之，隨著技術的成熟與成本的下降，發展生物能源既能控制環境污染，減輕對石油資源的依賴，又能推動農業產業鏈的發展，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現實選擇。

（二）堅定不移地推行農業改革

“糧食安全”問題的出路在于提高糧食產量，而不是限制出口、壓低糧價。保證和提高糧食產量的根本途徑則是維護和提高農民的種糧積極性。這必然要求糧食價格，即糧食相對于工業品、服務等的相對價格，要適時適度提升。實際上，農產品的供給完全不存在壟斷，也不存在全國乃至全世界農民協議一致抬高農產品價格的可能性，因此，糧食等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只是供求平衡的正常表現抑或通貨膨脹的中間環節。一切直接限制農產品價格的措施，只能壓縮農民的利潤空間，迫使農民減少糧食生產并且把預期升值的農產品作為“金融資產”囤積起來，進而在減少農產品供給總量的同時增大漲價壓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的名言：“糧荒和饑荒從來不會因氣候原因而產生，更多是人為因素，即政府對自由市場的人為干預。”——說的正是這個道理。面對中國有13億人需要吃糧的客觀實際，中國必須比其他國家更加堅定地堅持農業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尋求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途徑。在此過程中，一切促進農民增收、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產業，包括生物能源產業都應當鼓勵而不能打壓。

（三）關注金融與糧食市場的相互作用

本輪糧價危機再一次提示，如今糧食的期貨和現貨市場都已成為國際游資逐利的重要場所，金融機構有必要更加關注糧食市場，建立健全監測評估體系，盡早發現異動，提示風險。當前中國還應當研究增加糧食期貨的種類和數量，充分發揮期貨市場發現價格和規避風險的作用，給糧食生產者和經營者以更多選擇，給國家宏觀調控以更大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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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特•朗格，本杰明•賽諾，官進勝.生物能源：發展趨勢還是窮人夢魘.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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