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金融管理趨同性的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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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系統的英文對應是financialsystem，在國內的研究中也常譯為金融制度、金融體系。金融系統的提法則源于allenandgale的“comparingfinancialsystems”一書的引進，人民大學的學者周業安、王晉斌認為書中“financialsystem”所講述的內容已經遠遠超出了通常意義上所理解的制度一次的內涵，而將譯書定名為比較金融系統，不過其并沒有對于金融系統的內涵給予詳細的界定，但由于此書產生了一個約定俗成的看法：即一提到金融系統，就專指比較金融系統中所分析的英美為代表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和德日為代表的銀行主導型金融系統。關于兩種金融系統模式的劃分，源于格申克龍（gerschenkron，1962）對于企業外部融資不同方式的考察；卡林頓和愛德華（carington，edwards，1979）則第一次提出了銀行為主（bank-based）或資本市場（capitalmarket-based）為主的金融系統機構；雷布琴斯基（rybczynski，1984）則正式提出了銀行主導（bank-oriented）與市場主導（market-oriented）這兩種不同的金融系統；邁耶（mayer，1994）又提出了銀行經濟和市場經濟（bankeconomicsandmarketeconomics）的區分；波林（pollin，1995）則繼承了赫澤曼（hirschmann，1970）所提出的用腳投票（exit）和用嘴投票（voice）的劃分，而用腳投票即證券持有者退出權的行使，是典型的資本市場為主導的金融系統模式，用嘴投票即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長期合作關系，是典型的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系統模式；伯格洛夫(berglof，1990，1995)從不完全契約角度看待金融系統，先將金融系統分為銀行主導和市場主導兩種，而后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劃分了兩種不同的融資結構——關系緊密型融資和保持距離型融資，并指出銀行融資屬于關系緊密型，證券市場融資屬于保持距離型。上述劃分方式，盡管提法各異，但是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分法”：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

因此，盡管上述兩分法的劃分可能存在某些問題，但是依舊是目前通行的劃分標準，。當然上述劃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學者提出把不同國家的金融系統劃分為發達的與落后的，然后再根據其中介與市場的不同作用，劃分為發達的銀行主導型或落后的銀行主導型，或是發達的市場主導型或落后的市場主導型。但是發達與落后的劃分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模糊的，因此這一劃分并沒有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統放在銀行主導型的代表模式——東亞區域內考察，會發現東亞區域內各經濟體的金融系統都似乎面臨著一種尷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統開始不適應東亞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某種障礙，這主要表現為：日本經濟長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遲遲無法推進；韓國等東亞各國經受了東亞金融危機的洗禮；即使一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也積聚了高度的金融風險，金融制度的改革與轉型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而每每反思東亞金融系統的問題時，往往是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系統中的制度設計存在嚴重問題，是后發國家實施趕超戰略的產物，大量存在著金融發展理論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現象，在很多方面已經與現實經濟的要求相嚴重脫離，因而當其可以集中經濟資源的優勢已經耗盡的時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來，而成為制約東亞經濟發展的一大瓶頸，因而應該向美國學習，積極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大力發展金融市場，將金融系統向市場主導型模式推進。不過從日韓改革的實踐看，“美國式”的改革與轉型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因而對于東亞區域內金融系統最終將向何種模式演變，是繼續沿著目前這種自成一體的模式演化，還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靠攏還不可能有確定的答案。這最終的演化結果注定不是人們事先設計的產物，而是各種力量相互沖突協調的結果。不過從國際發展的趨勢看，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經濟領域中某種程度的全球制度趨同的確正在發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顯然在目前占據了明顯的上風。而從以往的國際經驗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的確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經受了危機的考驗。至于有人把東亞金融系統的危機完全歸結于后發國家趕超戰略的痼疾，筆者不能同意這種觀點，因為美國也曾經是后發國家，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是在經歷了不斷的危機與反危機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實際上，兩種系統都不是靜止的、封閉的，而是變化的、開放的，就該種意義而言，沖突和趨同都體現在系統演化的歷史進程中。

中國的經濟一直保持著高速的增長，但是在中國的金融領域卻蘊藏了巨大的風險隱患，不良資產經過大幅度剝離后依舊居高不下，盡管難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轉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而且已經開始了具體的實施，微觀層次上的金融治理結構改革正如火如荼的進行。從目前的實踐看，推動轉型的創新主體依舊是政府，但是同時必須看到在這背后所蘊含著巨大的市場因素，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民營資本乃至民間金融的自發發展使得政府必須主動地推動這一制度轉型的進行，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轉型具有適應經濟發展內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國經濟已經緊緊地和世界經濟聯系在一起，所以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也脫離不了國際大環境的影響。那么東亞金融系統真的會向著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演化嗎？也就是當前兩種模式的金融系統真的會走向趨同嗎？而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必須適應這種趨勢嗎？而在這一過程中又應該注意些什么？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獻評論

如果從金融系統、資源配置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對于金融系統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即mckinnon，shaw學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結構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系，開始強調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專著《金融理論中的貨幣》則提出金融系統對于一個社會能否有效的配置和運用資源具有決定性意義，金融系統的存在是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必要條件；goldsmith(1969)則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國數據來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提出了有關衡量金融發展的主要指標和基本命題，最后的結論是在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帕特里克則提出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問題上存在兩種類型：需求追隨型和供給領先型，并分析了兩者之間的轉化；mckinnon(1973)、shaw(1973)發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很強的正向關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針對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張，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加快了經濟增長，而金融抑制則對于經濟增長具有嚴重的消極后果。在麥金農—肖的研究框架下，許多論文對于麥金農和肖著作中沒有加以詳細發揮的命題進行了嚴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爾（basantk﹒kapur,1976）、唐納德﹒馬西森（mathieson，1980）、馬克斯韋爾﹒j﹒弗來（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應用于勞動力富裕的發展中國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穩定化過程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動態特征，考察了各種金融自由化工具對于經濟增長率的績效，開始把外貿自由化和外匯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來。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個良好的金融系統的確需要適當的金融自由化。

在這個基礎上，第二代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增長理論應運而生，其理論架構上側重于內生經濟增長和內生金融機構的分析。本斯文加與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與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與卡普爾（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別從提供流動性、信息成本優勢、空間分離與有限溝通以及當事人的流動性偏好與約束的角度論證了金融中介的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布特與薩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與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則對于金融市場的內生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做了深入地探討。格林伍德與約萬諾維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與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與澤爾烏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與津格爾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論與實證上具體研究金融系統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闡釋了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的三種促進機制，實證上分別檢驗了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和銀行相結合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金融發展與行業成長的關系，以及金融發展與企業的財務融資結構的關系。由此開創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內生金融增長模型的不足之處在于所探討的只是穩定狀態下的金融系統發展，而對于金融條件發生變化時的金融系統動態變遷路徑沒有進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結合東亞發展模式與金融系統的實際，又產生了一個重要的金融發展理論分支——金融約束理論。赫爾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對于東亞金融系統頗具解釋力的金融約束理論。該理論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結構主義學派的觀點，泰勒、范溫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將導致利率上升、生產成本上升和經濟產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場在企業融資方面的重要性；丹尼爾和金宏寶（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從現金支付經濟中金融二元結構的視角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要重視非正式市場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強調了金融管制體制重構的重要性，并認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帶來了東亞的繁榮。不過其金融系統的整體設計不夠完整，存在諸多盲點：如關于取締強制存款的政策、外匯管制及匯率干預政策、外資及銀行的引進政策等。其認為政府可以通過金融約束給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再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規避潛在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促進經濟發展。該理論也因為其過于強調銀行在金融系統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強，而隨著東亞經濟的沉浮經歷了鼎盛到停滯的過程?！皷|亞奇跡”時，東亞金融系統被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而東亞金融危機后則幾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銀行（2000）認為期限錯配和幣種錯配所導致的金融部門脆弱性是東亞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而這主要歸因于資本市場的薄弱。并提出發展資本市場的幾個先決條件：包括發展基礎設施、交易系統和交易規則等。

金融系統與政治法律關系的探討是這個領域的新進展。根據llsv(1997,1998,2000),他們認為整個金融系統提供的服務如何，金融相關合約的界定是否有效取決于法律體系的狀況。指出習慣法起源的國家更注重對小股東的保護，因而有利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而民法起源的國家更注重對信貸者的保護，因而有利于以銀行主導型的金融系統的發展；bernardshull（1999）從美國法律起源的角度論證了美國金融系統的演變；vladimirpopov（1999）指出俄羅斯將所有權分給企業職工并發放憑證這種私有化的方式適于證券市場發展的性質，實質上指出俄羅斯金融系統的演變是俄羅斯政治改革的結果。pistor,et.al（2000）認為在轉型經濟中，法律執行與法律特征本身相比對融資的影響更大。

r.rajanandl.zingales（2000）從政治學角度研究20世紀的金融發展，認為并不是所有國家在贊同金融發展問題上能夠取得政治上的一致性，危機往往是政治上采取反市場力量的根源，從而使金融系統倒退，從政治學的角度論述了金融系統的差異。在該領域的實證方面，levine（2000）就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跨國實證的結果證實了金融結構的法律觀點；beck，demirguc-kuntandlevine（2003）通過對70個前殖民地的分析，也驗證了金融結構的法律論，初始稟賦的不同很好地解釋了各國在金融中介與股票市場上發展的差異。林毅夫（2004）則把發展戰略作為金融系統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并作了實證分析。這一嘗試對于東亞金融系統可能具有某種解釋力?？傊?，該理論模式目前還在不斷發展變化，代表著這一領域的最新研究趨向。

現有解釋不同金融系統的理論其主要問題在于以下幾點。首先，提出這些理論的學者大多置身于市場經濟國家的背景之下，因此所作出的銀行主導型與市場主導型的區分，是局限于對市場制度背景下的不同金融系統的區分，這樣區分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影響了他們進一步地探究決定金融系統存在與演化的決定性力量；其次，即使是代表目前主導研究方向的llsv等人的理論，也存在重大缺陷，該理論過多地夸大了法律起源的重要性，而沒有考慮到法律本身是變化的，法律根據各國的國情和習俗不斷進行適應和演進的“移植效應”（transplanteffect）可能是更加重要的（berkowitz,pistorandrichard,2001）。第三，缺乏從投資者的角度去理解金融系統存在和演化的理論。而如果從這一角度分析問題，那么就可能就不存在發達的金融系統與落后的金融系統的區分，而最為重要的應該是特定的金融系統模式要與特定國家投資者的需求相對應。那么從現有的理論分析和國別研究看，市場主導型的金融系統真得更加有效，更具生命力嗎？一種向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趨同的全球金融體制變革正在推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