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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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監管更強調市場力量

從國際范圍來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市場機制與政府監管之間的關系實際上被理解成一種平行替代關系，金融監管力量的強化也就意味著市場機制力量的弱化，從而形成金融監管對金融市場壓制性特征。隨著全球市場化趨勢的發展，金融監管不再是替代市場，而是強化金融機構微觀基礎的手段，金融監管并不是在某些范圍內取代市場機制，而是從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運行，促進金融體系穩定高效的運行。重視市場機制的理念在即將在全球金融界正式實施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例如，新資本協議提供了可供金融機構選擇的難度不同的風險管理體系，同時，那些選擇難度更大的風險管理體系的金融機構，其所需配置的資本金要少，從而在金融市場的競爭中更為主動，這種監管理念較之1988年巴塞爾協議所采用的單一的8%的資本充足率要求，顯然是更好地協調了金融機構的經營目標和監管機構的監管目標。另外，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不僅強調監管機構的外部監管約束，還補充強調了金融機構的自我約束，以及通過信息披露引入市場約束，有效的信息披露是加強市場約束的必要條件。各國的金融監管當局越來越強調市場約束對保證金融體系安全的重要作用。美聯儲認為：未來監管者不得不更多的依靠市場紀律─—通過有效的公開信息披露─—來更多地分擔監管任，減少對政府監管的需要。

2金融監管更鼓勵金融創新

對待金融創新，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監管機構也經歷了一個從嚴格抑制到積極鼓勵的過程。實際上，在那些具有濃厚行政管制色彩的監管環境下，不少金融創新可能都是以繞開行政法規審批規定等為最初目的，但是，這并不能構成監管者消滅這些創新的理由，而應當成為改進監管方式的推動力，因為這些來自金融機構的創新，往往反映了市場的金融服務者的新需求，往往反映了金融體系發展的新趨勢。例如，通過繞過稅收法規等產生的金融創新，可能本身就反映了經濟體系存在的一些問題，稅收部門據此可以改進稅收體系加強管理，這就是一個良性的互動過程。為了促進這一良性的金融創新互動過程，保持一套清晰透明公開的金融創新監管規則和程序最為關鍵，減少金融創新過程中的人為干預和隨意性也最為重要，這樣才會給金融創新主體一個清晰的創新預期和穩定的創新環境。

3金融監管更強調成本收益分析

金融監管在過去計劃經濟條件下，往往只注重監管的收益而忽視成本，使監管決策建立在非科學的基礎上。金融監管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金融監管機構日常運行的行政成本和金融機構為了滿足各種監管要求所產生的成本；另外還包括間接成本——金融監管對國民經濟體系運行帶來的效率的損失，如過度的管制抑制了競爭，使優勝劣汰的機制得不到實現，導致資源配置不合理而帶來的效率的損失。監管的收益主要包括金融體系安全穩定有效的運行和維護投資者的利益，增強公眾的信心。科學的監管措施應對監管的收益和成本進行權衡考慮，只有監管的預期凈收益達到最大時，才是理想的監管強度。因此，監管并不是越嚴越好。英國的《金融服務與市場法》要求金融服務局在推出任何監管法規和指南時必須同時公布對它的成本收益分析，證明該項措施的收益大于成本。

我國金融監管體制面臨的挑戰和問題

第一，在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形勢下，外資金融機構大量進入，我國金融機構如何來應對國際金融機構的挑戰成為一個現實而緊迫的課題。眾所周知，在影響金融機構經營的眾多因素中，金融監管體制是最為關鍵性的因素之一。從全球金融市場競爭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往往也是金融監管效率的競爭。因此，如何提升我國金融機構的競爭力也同時是我國金融監管體制面臨的挑戰之一。

第二，外資銀行將在我國經營那些我國較少開展的新型金融業務，如金融租賃、投資組合、保險中介及金融衍生產品；國內金融機構出于市場壓力，也將加快金融創新。金融監管體制如何在監管與創新之間進行權衡是一個嶄新的課題。

第三，隨著我國金融服務領域不斷開放，各類金融機構的競爭將更加激烈，速度和范圍，金融衍生產品的大量使用，也加大了金融風險。如何對各類風險進行有效的防范，保持我國金融的平穩健康發展，是我國的金融監管部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完善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對策

第一，在當前的金融監管中應當引入重視市場機制的理念。如何確保市場機制得到有效運行，除了法律和制度上的要求外，在這里強調兩點：首先，制定監管目標必須和金融機構的商業目標保持一致和協調。僅僅根據監管目標，而不考慮金融機構的利益和發展的監管，必然迫使商業銀行為付出巨大的監管服從成本，散失開拓新市場的贏利機會，而且往往會產生嚴重的道德風險。其次，監管措施必須保證市場機制運行的效率，促進優勝劣汰。從整個金融組織體系的發展來看，重視市場機制的監管應當是從整體上促進經營管理狀況良好的金融機構的發展，抑制了管理水平底下的金融機構的發展。

第二，金融監管要改變目前過度的抑制金融創新的狀況。目前我國存在著嚴厲的行政審批和行政管制抑制金融創新的狀況。在目前的商業銀行法中，就存在著許多直接干涉商業銀行自主經營和自主創新的條款。例如，《商業銀行法》第七條規定：“商業銀行開展信貸業務，應當嚴格審查借款人的資信，實行擔保，保障按時收回貸款。”但是從商業銀行的實際運作來看，是否提供擔保，完全取決于商業銀行的風險決策。對金融創新采用管制堵塞的辦法最終是行不通的，創新是時時會發生的，這一點甚至不以監管部門的規定而有所改變。只要市場有需求，存在贏利空間，創新產品就一定會被供給出來。那些不理性的禁止，只能改變創新主體的成本，而不能取消創新本身，所以堵塞不能解決問題。只能用疏導的辦法，理解創新，理清創新線索，促使監管目標和創新目標一致。

第三，要建立金融監管的成本收益的問責機制。在我國行政管制色彩比較濃厚的監管體制下，金融監管行為具有較大的主觀性和隨意性。往往為了追求監管的收益而執行過嚴的監管措施，這不僅會帶來過大的金融監管成本，還會抑制金融創新和市場競爭。因此，我國金融監管機構必

須盡快對監管措施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監管預期收益大于成本的監管措施才能夠實施，同時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科技力量的推動、管制的放松，金融機構之間競爭的空間拓展至全球并日趨激烈，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的背后，同時也是各國金融監管體制和理念的競爭。因此，擯棄過時的監管方式，引進新的金融監管理念刻不容緩。

參考資料：

[1]巴曙松：巴塞爾新資本協議[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

[2]牛永濤:改革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思考[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3，(3).

[3]周建軍：質疑我國現行金融監管政策的有效性[J].武漢金融，2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