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電下鄉的經濟學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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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朱勁松和徐勇在對家電下鄉政策的探討中，提出了簡化補貼程序的建議，并且此建議也已經具體實施，即可以考慮在農戶購買家電產品時由銷售網點按補貼標準直接支付給農戶補貼資金，再由銷售網點憑銷售有關證件集中到財政部門領取補貼資金[4]。雖說如此可以提高補貼資金的撥付效率，但是，政府和銷售商家的委托機制所產生的商家“道德風險”卻使得政策偏離初始目標，同時也損害農民消費者的利益。原因在于：一方面，銷售商家給農民直補以后，更換價值更高的產品標識卡到財政部門申領補貼，增加收益，如商家銷售1臺價值2700元太陽能熱水器，直補額為2700×(0.13)=351元給農民，然后用另外一價值為3600元的產品標識卡向政府申領補貼，所得為468元，商家從中凈取117元；另一方面，因為政策規定每戶農村消費者可享受兩次同類產品補貼，商家在得到銷售證明（消費者的身份證、戶口本）以后，增加申報補貼次數，造成政府財政損失，也使得農民消費者失去了二次消費該類產品的機會；最后，更為普遍的是商家對銷售給城市用戶的產品，千方百計收集農村居民信息后再進行補貼，一個城市銷售網點，所銷產品卻能夠實現很高的補貼率，從中可以看出，所謂的惠農政策，實則是商家賺的盆滿缽滿，農民不僅很難享受到利益，自身利益還要遭到蠶食。其一，家電下鄉補貼產品施行價格統一和固定制，增加了農民的機會成本，因為這種價格機制使得商家在農村銷售終端占據主動，農民消費者失去談價的權利，同種型號的產品在城市可以以更低的價格購得；其二，農村惡劣的消費環境，增加了農民消費者對附屬產品的購買和額外支出。到2006年年底，全國仍然有約一半的行政村沒有通自來水，有近3億農村人口飲水不安全，絕大多數村莊沒有下水道系統，六成以上的農民還沒有用上衛生的廁所，1.5億農民需要解決燃料問題，6%的行政村還沒有通公路，3%的行政村不通電話，截至2009年年底，許多地方沒有實現城鄉之間用電同網同價，13%的行政村還沒有通公共客車，近2億農村人口存在不安全問題[5]。以太陽能熱水器為例，農村不通自來水或者自來水壓力較小，需要安裝增壓泵和不銹鋼水箱，這兩項額外產品的支出在500元以上；由于農村特殊的住房條件，使用此類產品要比城市用戶用更多的材料，多出的這部分花費卻在補貼價格以外；另外，由于基礎設施不完善，交通運輸條件差，氣候惡劣從而售后服務頻繁，使得售后服務成本偏高，影響商家的售后服務的積極性，農民消費者要多次支付費用。以上因素使得農村消費者享受到的實惠相對于為此而付出的成本，仍然是低水平的，以一款價值2600元的太陽能熱水器為例，農民消費者得到的補貼為338元，消費者為此而購買的額外產品和支付的額外費用至少為600元，則實際費用為3200元，實際補貼率僅10%左右，造成農民購買補貼產品的積極性不高。農村消費者對產品了解較少，缺乏品牌意識，以太陽能熱水器為例，很大一部分消費者認為優等品和劣等品差別不大，只要有太陽，水都可以熱。這些均造成其選擇商品時的逆向選擇傾向或決策誤區，同類產品，農村消費者更愿意選擇未中標的低價格產品，這也給劣質產品在農村留有發展空間，不利于產業整合。從1989年到2008年20年間，我國GDP年均增長率高達9.99%，而最終消費率迅速下降。20年間居民消費率由當初的64.5%，下降至2008年的48.6%，年均下降0.795%[5]。雖然內需的疲軟以及后危機時期外需的不足使得我國制造業仍然面臨巨大的壓力，但是一味夸大拉動需求、刺激消費的主張不但不能有效消除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而且可能造成虛假需求，供給方可能會出現更大的問題，尤其是對于此類戰略性產業來說，供給方的問題會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戰略目標的實現。以太陽能產業為例，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到重要作用。中國家電協會秘書長姜風曾經表示，如果農村地區的太陽能熱水器普及率達到20%，將會給全行業帶來1200億元以上的銷售額，行業前景的看好必然導致盲目擴張。根據重慶農業農村信息網公布的統計信息，目前全國太陽能熱水器生產廠家有6000多家，年產值500多億元，而其中的絕大多數廠家是在家電下鄉政策出臺以后進入的，行業的快速膨脹導致產能過剩已經開始顯現。另據北京清華陽光新能源公司總裁薛祖慶介紹：目前銷售額排在全國前十位的大企業的產量之和只占國內太陽能熱水器年總產量的20%～30%，產業集中度低。惡性競爭導致產品質量層次不齊并且技術改進緩慢，同樣存在大而不強的問題。在家電下鄉產品競標中失敗的企業，通過使用低廉的原材料或者偷工減料等刻意降低成本，以低批發價吸引中間商，提高市場占有率，而且此類產品的中間商往往具有短視性，其游擊戰式的網點設立策略使產品的售后服務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當然，也不排除下鄉中標企業通過低成本產品進而低批發價吸引銷售商家，在補貼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商家利潤大增，生產企業也借此提高市場占有率，銷售商家和生產企業沆瀣一氣，結果是產品質量良莠不齊，損害農民消費者利益。另外，生產企業為了吸引銷售商家的加入，會刻意放寬準入條件，不僅對銷售商家的資產狀況和經營條件不予考核，而且免除經銷合同的簽訂環節，造成商家責任意識的缺乏，商家取得銷售特許權以后，不予重視品牌的培養，售后服務大打折扣，尤其是當經營出現困難時，快速退出市場，先前的消費者將面臨售后服務難以實現的問題。到目前為止，我國多種家電行業沒有一個普遍認同的行業規范，約束的缺乏更增加了產品質量和售后服務問題發生的可能性。目前，家電下鄉補貼政策包含的產品有：彩電、冰箱、洗衣機、手機、摩托車、電腦、熱水器和空調。以太陽能熱水器為例，根據國家發改委能源所的研究報告，2008年，我國太陽能熱水器使用量和年產量均占世界一半以上，太陽能熱利用行業已經成長為我國新能源產業知識產權最多、生產規模最大、普及面最廣的骨干行業。雖然在很短的時間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我國農村地區，太陽能熱水器還真正處于市場導入期，尤其是在西部農村地區，由于惡劣的消費環境和收入水平的低下，其平均市場普及率不到10%。對這種產品進行消費補貼，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燃油補貼，其結果可能是窮者越窮，富者越富，這種消費補貼會拉大貧富差距，產生財政補貼的從富效應。

對策與建議

對生產企業的監管，應當首先制定嚴格的行業規范，尤其是針對農村地區惡劣的消費環境，細化產品標準，增加售后服務規范，并且有必要制定相關政府行政條例，增強行業規范的權威性，切實保障農村消費者權益；對銷售企業的監管，首先要改進政策細節，如對補貼產品標識卡的配給和同類產品補貼次數嚴格要求，根據城市銷售網點范圍內農村住戶所占比例規定產品標識卡的配給率，根據家電產品的使用壽命，對銷售網點的最短存在時間提出合理要求，不可隨意撤銷；其次，實時更新和改進家電下鄉銷售信息系統，增加系統本身的監督和排查功能，杜絕人為排查行為，減少相關從業人員的腐敗和投機行為；最后，有必要建立政府、生產企業和銷售商家的協調機制，政府在提供完善的服務平臺和有效監督的同時，協調好后兩者的職能，如售后服務共擔機制，以此提升服務農民消費者的效率和質量。盧至燕在研究家電下鄉價格補貼形式的效率時，提出“財政政策的目標層次必須提升，不能只停留在反經濟周期的層面，而應該同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相一致；財政政策的實施，應該在增進社會效益的同時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應該有利于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和諧發展”[6]。在此結合以上分析，將此建議具體化。提高消費環境惡劣地區的補貼比率以減少高昂的費用或者將額外產品的花費納入補貼范圍，使農民享受到真正的實惠；根據區域收入水平的差距以及區域消費特點決定的不同區域不同產品的普及率，以普及率對等為標準劃定區域補貼重點，強化政策的針對性，避免一刀切現象；考慮到家電下鄉補貼政策施行期為四年，在有限的時間里，廣大農村地區能否改善消費環境進而實現消費尚不確切，不如及時調整政策結構，降低富裕地區補貼比率，節省的支出可以用于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對提高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和公平性，不失為一種補救。對家電行業來說，農村雖然有巨大的市場潛力，但是滯后的消費環境甚或是不存在的消費條件使其只不過是畫中餅，所以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對打開農村家電市場來說是重中之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主要集中在水、電、路三方面，交通改善可以提升售后服務質量，而水、電問題的解決，則直接關系到家電產品的實際使用價值，減少農民消費者的額外支出。

本文作者：寇婭雯張耀東工作單位：甘肅聯合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