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精準扶貧教育供給側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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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是制約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問題。自《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實施以來，中國扶貧方式發生了三次重大轉變:一是由道義性扶貧向制度性扶貧轉變，二是由救濟式扶貧向開發式扶貧轉變，三是由經濟型扶貧向以經濟、教育、科技文化為內容的綜合型扶貧轉變。黨的十八大以后、特別是2015年1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又分別提出了實施“精準扶貧”、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新的扶貧指導思想。

一、教育具有扶貧的重要功能

20世紀60年代，國內外學者陸續關注起教育扶貧的功能。美國學者舒爾茨(T．W．Schultz)(1960年)在美國經濟學會上發表了題為“人力資本投資———一個經濟學家的觀點”的演說，提出經濟的發展取決于人的質量，而不是自然資源的豐瘠或資本存量的多寡。［1］加強貧困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對人力資本的形成、經濟結構的轉換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199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盡快解決農村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把扶貧開發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提高農民素質的軌道上來”，在扶貧開發的內涵上拓展了教育扶貧的功能。林乘東(1997年)提出教育扶貧論。他認為，教育具有反貧困的功能，可以切斷貧困的惡性循環鏈;應該把教育納入扶貧的資源配置中，實現教育投資的多元化，使公共教育資源向貧困地區傾斜。嚴萬躍(2006年)認為，現代社會的貧困問題都是知識與能力貧困的表征和結果，發揮教育的扶貧功能不僅能增強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能力，還可以帶來巨大的社會效益。廈門大學楊能良教授(2002年)認為，教育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公共產品。提高貧困人口的教育水平，使之接受幫助其脫離貧困的教育，需要建立一種普遍的社會保障體系，彌補貧困人口的收入缺口。20世紀中期以來，各國政府認識到教育貧困是制約地區或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從美國的“戰勝貧困計劃”(1964)、墨西哥的“機會工程”(1997)到我國“十三五”時期的“扶貧攻堅戰”，教育扶貧逐漸成為反貧困的重要內容。［2］針對我國貧困地區教育扶貧問題的實證研究也開始進行。

二、陜西貧困現狀及特點

2014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顯示，陜西省有43個國家級集中連片特困縣(市)，主要分布在山區和農村地區。

(一)陜西經濟貧困的特點

陜西省扶貧開發辦公室調查數據顯示:到2014年末，陜西省貧困人口為350萬人，貧困發生率為13．0%，陜西境內的秦巴山區貧困帶，人均年收入在1600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有558萬。作為我國西部欠發達地區之一，陜西山區和農村地區的貧困突出表現為:連片特困，山區自然災害頻繁，社會物質和精神文明落后，貧困程度深。以陜西境內的秦巴山區為代表的集中連片貧困地區，地理上分隔著我國南北方氣候，山區容易因暴雨引發泥石流造成自然災害;由于秦巴山區地跨南北方，生態環境獨特，自然稟賦較低，不利于高品質的農作物大量產出;由于大山阻隔，造成交通與信息溝通阻隔，較少享有諸如文化、教育等社會公共服務產品，不利于建立長效機制鞏固扶貧成果，造成山區脫貧后又返貧的現象。

(二)教育貧困是導致陜西農村地區經濟貧困的深層次原因

陜西貧困地區外出務工人員較多，這對當地經濟社會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打工致殘導致家庭越發貧困，留守兒童和老人現象普遍，他們的日常生活更加艱難和辛酸。其中，教育貧困是導致陜西農村地區經濟貧困的深層次原因。位于秦巴山區的安康市嵐皋縣，適齡兒童要上學，需要去十幾公里外的鎮上，因路途遙遠，需要在鎮上租房，而房租對貧困家庭來說是一筆無法承擔的支出，迫使許多孩子很小就輟學。輟學的未成年人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大多選擇去城市打工，放棄受教育機會出外打工唯一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加家庭收入來源，然而由于缺少文化和技能，他們只能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工作，獲取微薄的薪水，僅從眼下來看是能養活自己了，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經濟上的匱乏是導致教育貧困的主要原因，而教育貧困則會使經濟貧困代際相傳，惡性循環，無法從根本上逃離貧困的宿命，教育貧困是產生經濟貧困的深層次原因。

三、推進陜西精準扶貧的教育供給側改革策略

推進陜西精準扶貧，亟待著手改革當前的教育供給結構，注重教育供給與需求的無縫對接。

(一)提高貧困地區的有效教育供給

現代經濟社會不同于傳統農業社會，包括農業在內的任何生產經營性活動都需要具備基本的文化知識，便于掌握相關生產和經營技能。掌握文化技能的勞動力資源，才能獲取穩定的經濟收入。馬克思說:“要改變人的一般本性，使其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需要接受一定的教育或訓練。”［3］貧困地區的有效教育供給重點在于提供生計教育和技能教育。目前我國實施的學校教育，難免存在重應試教育、輕技能培養的弱點，總體上不利于實現提高國民綜合素質的教育終極目標。以消除貧困、提高國民素質為宗旨的教育產品或服務應包括經營管理技能為主的技能教育、消費方式改造為主的生計教育，實踐證明，生活在陜西貧困地區的勞動人民得到了生計和技能的教育，就會自覺地提高謀生意識和技能，主動尋求脫貧機會，而不是一味地等靠要。在進行技能教育同時灌輸生活觀念改造:一是勞動觀念的更新;二是生活方式觀念更新;三是消除小富即安的財富觀念的更新;四是消除安分守己意識，樹立競爭觀念。這些觀念的更新對陜西貧困人口提高綜合素質極其有用。

(二)優化貧困地區教育資源配置

廣義上說，與教育相關的事物都可以稱為教育資源，包括學校房屋校舍、黑板、多媒體課堂、運動器材設施、師資水平、生源多少等。教育資源配置是指如何將有限的教育資源在各地區、各學校或各類教育之間進行分配，力圖使投入的教育資源分配達到帕累托最優，充分有效地被利用。陜西貧困地區優化教育資源配置首先需要實現優質教師資源補償機制。陜西作為教育大省，以優秀教師為代表的優質教育資源主要集中在城市，經濟貧困地區和山區的教師數量少，教師質量相對較低。盡管通過征募志愿者支援山區和農村地區的教育發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只限于小規模實施，對于優化師資資源，只是杯水車薪。因此，作為宏觀調控的主體，政府最好根據實際需要確定貧困地區教師編制并保障教師薪資福利待遇，規范管理，讓當地優秀的教師不為生計所困，甘愿留在貧困地區實現自我價值。另一方面，通過行政指令與自主流動相結合的方式，引導優秀教師資源在山區與城區、學校與學校之間流動，從政策層面實現師資流動的長效性和持續性，有利于知識優化和信息傳遞，促進教育資源動態平衡。在引入優秀教師資源的同時，還應盡力優化落后農村地區已有的教師資源。因此，地方政府應拓寬渠道，為貧困地區教師提供繼續教育的機會，提高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學歷結構，更新知識體系，提高專業素養，增強教學能力。其次，優化教育資源配置需實施教育弱勢群體補償機制，保障貧困地區適齡公民受教育的權利。優化教育供給結構是為了帶動并滿足教育需求。作為一項基本人權，政府應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權，尤其需要維護弱勢群體的受教育權，讓貧困家庭的孩子平等地獲取接受教育公共服務的機會。所以，對經濟困難、確實無力支付教育費用的家庭，政府應給予一定數額的教育補助和家庭生活補助金，讓貧困家庭的孩子們沒有思想負擔和后顧之憂地上學。補助的形式可以借鑒美國的“教育券”方式劃撥經費，專款專用，避免中間環節。政府在統籌配置公共教育資源時，鼓勵并表彰社會辦學捐助，最大范圍地募集教學資金。此外，設立流動農民工子女專項教育補助經費，不要讓一個孩子因政策補助疏漏而失學。

(三)建設貧困山區寄宿制學校校園文化

貧困山區由于學生居住地分散，通常會選擇就讀寄宿制學校。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等研究機構和北京歌路營教育公益機構成立課題組，實地走訪了西部地區的寄宿制學校，重點對四、五年級的農村寄宿生，他們的任課教師和班主任以及學生家長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從學生身體健康、心理健康、校園人際關系和學業發展四個維度調查寄宿制在校生的成長發展，以便探索提高貧困地區學生綜合素質的路徑。課題組在實地調研的基礎上了《農村寄宿制學校學生發展報告》。報告顯示，寄宿生在身體健康方面與城市學生相差無幾，然而在心理方面，65．7%的被調查學生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抑郁的很大原因是在校園被欺凌，48．2%的學生明確表示自己在校園被欺負過。此外，有27．5%的學生看到同學被“嚴重欺負”，校園欺凌現象有損學生的心理健康發展，有礙校園人際關系發展。被欺負的學生睡眠質量差，嚴重影響其學業發展。貧困山區寄宿制學校存在校園欺凌現象，欠缺有益學生身心的教育文化活動，缺乏針對留守兒童的關愛措施，這無疑是貧困地區教育供給的一塊短板。改善貧困地區寄宿制學校校園欺凌現象的有效措施是建立良好的校園文化，學校廣泛開展文化藝術體育教育、道德教育，以此豐富校園生活，改善寄宿學生的學習生活環境。

(四)實施貧困家庭就學子女精準資助

我國的扶貧方式從大水漫灌轉為精準滴灌，強調的就是精準，重點是教育資助精準到戶，精準到人。通過對符合補助條件的貧困家庭建檔立卡的方法，實施貧困家庭就學子女精準資助，建檔的貧困家庭除享受國家教育資助外，地方政府再給予分批分次的扶貧助學補助金，逐步分類推行中等技術職業教育減免學雜費政策。此外，鑒于山區貧困家庭有因病致貧返貧、因學返貧的因素，家里出了個大學生，因支付高昂的學費而使全家陷入經濟困頓，對他們應實施在校大學生資助政策，完善教育精準資助，通過發放獎學金、助學金、助學貸款等，實現學費、生活費、住宿費補助全覆蓋。通過教育精準幫扶，進一步做好家庭經濟困難畢業生的就業指導服務工作，建立教育供給側改革長效機制，鼓勵和引導學有所成的畢業生到貧困地區就業和服務，使教育扶貧得以傳承。

四、結語

消除貧困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難題，本文從供給側改革視角出發，探索符合陜西實際的教育精準扶貧機制的路徑，通過教育精準扶貧，貫徹由傳統的救濟式扶貧向開發式扶貧轉變的方針，使我國的扶貧事業呈現出教育專項計劃扶貧與惠農政策扶貧、社會各界扶貧等多方力量、多種舉措有機結合的“精準扶貧”新局面。

作者:李晶 單位:西安文理學院

［參考文獻］

［1］李婷婷．西部貧困農村地區教育與勞動力非農收入差距［J］．經濟問題探索，2016，(8):142－146．

［2］徐水晶．貧困者的社會流動瓶頸———教育差異與自我淘汰［J］．學術界，2016，(9):95－98．

［3］單麗卿．教育差距與權利貧困———基于連片特困地區扶貧開發實踐困境的討論［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5，(3):2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