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我國經濟的影響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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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經濟轉軌的環境: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首先在世界上推行的是廢除殖民地政策,同時致力于建立以法律規范的國際秩序。例如,在國際貿易上不再允許以武力解決利益沖突,而是由律師協商解決糾紛。比如說,當年的英國跨國公司必須有自己的武裝軍隊,而今天美國的跨國公司則以律師當道。雖然伊拉克戰爭使人感覺當年大英帝國的武力行為似乎大有再現的勢頭,但至少在整個20世紀,美國的勢力與其說是來自其武器的“硬實力”,倒不如說是來自其以“民主與自由”為核心價值觀所帶來的“軟實力”。如果說美國帝國今天已經存在的話,那么以美國主導的單極秩序主要是建立在那些無形的制度與社會價值觀上。因此,美國主導的秩序至少比當年英國、西班牙主導的單極秩序更“講理”。在諾斯的制度變遷模型中,制度變遷是一個系統的轉變過程,不管是漸進式變遷還是激進式變遷,結果都是由國家的內在制度決定的。中國的漸進式轉型既不是完全通過國內制度調整來適應國際力量,也不是事先有著非常縝密的制度設計,完全是國內制度設計的結果,而是更貼近于“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但中國的經濟轉軌是在全球化的條件下的重大事件,美國是全球秩序的主導性國家,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環境的影響。幾乎同時進行轉軌改革的俄羅斯也不例外,張麗認為:“在俄羅斯經濟轉軌的啟動與演進過程中,政治因素及國際因素如影相隨,影響著轉軌方式的選擇,其中,美國因素成為俄羅斯經濟發展道路上的一個重要參照物。”

中國在20世紀60-70年代長期處于經濟停滯之中,原因有兩個:一是體制缺乏激勵機制,二是與世界市場相隔絕。要改變這種狀況是困難的,原因在于:一是制度的變化受到國內政治約束,二是利用世界市場必然要突破美國防線。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鄧小平進行了嘗試,從政治體制開始進行改革,改變對美國的對外政策,逐步使經濟改革走上全球化的市場經濟軌道。

一個時期以來,“經濟全球化”在世界范圍內的經濟文獻中被使用的頻率愈來愈高,而且受到各國政界的高度重視。這些研究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通常僅從技術層面理解經濟全球化,而忽視它事實上還包含另外一個重要層面——制度的融合。對后一層面的理解,離不開計劃經濟國家市場化取向的制度轉型。這種轉型是經濟全球化真正得以實現的基礎性因素。沿著這一邏輯思路,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特征也只能從制度的層面給出。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特征在于,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正被愈來愈多的民族國家采納和應用,在這種情形之下,正在出現世界范圍內經濟運行“游戲規則”的同質化進程。這兩者互為依托,相互促進。中國經濟轉軌盡管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仍然是這種同質化進程的一部分。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傳統的計劃經濟國家陸續啟動市場化的經濟轉軌進程,人類社會進入到經濟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日益成為普適制度。面對新的外部經濟環境,面對新形勢提出的新要求,旨在順利推進現代化建設的中國,最終也別無選擇地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作為自己的轉軌目標。如此一來,中國以及在此時代進行經濟轉軌的國家就不可能是一種完全自主的行為,改革過程中的制度建設和策略設計就不能完全以我為主。因為,要融入全球化經濟體系,中國就必須接受以美國為首制定的全球經濟規則,國內的經濟制度必須與全球普適的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接軌。因此,與俄羅斯一樣,美國因素對中國經濟轉軌的重要性益發顯要。

二、美國因素對中國經濟轉軌的促進

如果拋開意識形態的偏見,客觀地看待中國經濟轉軌,我們會發現從改革的初始條件到轉軌目標的選擇以及改革的全過程都有美國因素的深層影響。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就是企圖通過經濟轉軌而把中國塑造成一個美國式的國家(至少在經濟上是如此),中國的經濟改革的幾個重要階段可以說都隱含著對美國模式的學習與借鑒。這樣一種美國模式與中國道路內在勾連的經濟改革之路,在30年的時間里確實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那些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及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痛加撻伐的態度是相當片面的。

1、美國因素影響中國經濟轉軌目標選擇

諾斯認為:“轉軌的動機來源于體制外存在一個績效更好的樣板。”1979年1月,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訪問美國,陪同他出訪的一位資深國際問題專家曾問他,中國為何要開放,又為什么主要向美歐開放?鄧小平回答說,“跟著美國的那些國家都富強了”。在1978年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曾在小范圍談及中美建交問題,稱“這確實是個大局”。這里所說的“大局”是鄧小平和中央決策層對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和國內實現工作重點轉移這兩個問題的戰略考慮。在那篇文章中,袁明用一句話精辟地概括說:“美國因素的影響,說到底,就是在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一個幾乎無處不在的‘外力’。”她信手舉出了一些“最通俗和形象”的例子:美元是中國外匯儲備的主要貨幣,天天在五洲四海飛行的中國民航的波音飛機,如每年成千上萬的中國留學生、進修生赴美學習深造,吸引著大批中國觀眾的好萊塢大片,“細細數來,真是不勝枚舉。”

2、中美關系正常化為中國經濟轉軌創造了初始條件

為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作出了重大的歷史性的貢獻,這是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如果不是當年作出改善中美關系的戰略性的決策,1979年搞改革開放就要困難的多,因為沒有“開放”,就無所謂“改革”,而開放不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開放,也談不上“開放”。盡管對美改善關系的初衷并不在此。

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得以啟動,與中美關系正常化不無關聯:“中美關系正常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必要條件。更確切地說,開放是改革的必要條件。”資中筠認為:“如果沒有開放,我們關起門來是無法實行改革的。人們總是說‘改革開放’,但不如說‘開放改革’”。而對外開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對美國的開放。在中國開放改革的進程中,中美關系正常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關鍵作用。陶文釗認為,“美國是西方國家的頭,在當今國際政治體系、安全體系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美關系正常化保證了中國現代化能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外部環境”。

3、美國是“開放倒逼改革”式中國轉軌的主要外部力量

加入WTO是中國經濟轉軌的關鍵舉措,而中國加入WTO的關鍵是美國。雖然歷經艱難,美國時而促進,時而阻滯,但最終還是同意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入WTO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關鍵轉機。如果我們再想一想至今尚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俄羅斯和印度,美國對中國的市場化的進程顯然要多重視一些。以加入WTO為標志,中國的經濟轉軌進入新階段。開放倒逼改革是加入WTO以后我國經濟轉軌的新特點,以全面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大破除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以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從而在改革開放中提高國家的競爭力。中國經濟轉軌既要面臨國內壓力,又要面對國際壓力。人世前,我們的改革雖然存在國際壓力,但是因為沒有加入WTO,一些規則的遵守帶有很大彈性;人世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懲罰。因此,改革的內容必須符合現代世界市場經濟的規則。從這個意義說,加入WTO是我國的第二次開放,第二次改革。

30年來,“美國因素”與所有外部因素一起,在我們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且,在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外部世界越來越緊密的接觸和互動中,我們每個人都深受影響,我們的許多觀念意識、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政治理念都變得越來越“國際化”。正是在了解美國的過程中,我們認識到世界是多元的,這使我們的心態變得平和、寬容。這對一個民族來說,觀念的進步難能可貴。

三、美國因素對中國經濟轉軌的阻滯

美國對中國的心態是矛盾的,因此其對中國的政策也充滿矛盾。在支持中國市場化變革的同時,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遏制也是多管齊下,多手并用的。政治上,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等方面的打壓,運用的手段包括打著民主、人權的幌子進行政治干涉,扶持中國的反對派,最近值得警惕的一個動向是制造中國傲慢論。文化上,進行多種形式的文化滲透和侵略,比如好萊塢大片,在谷歌問題上發難等,試圖為和平演變及顏色革命打基礎、作鋪墊。在國家統一和民族問題上,制造障礙,支持和鼓勵分離主義勢力,堅持對臺軍售,支持達賴喇嘛的活動等。其中,經濟方面的問題尤其重要。經濟安全是國家戰略安全的基礎,也是美國對中國進行戰略遏制的重要方面。美國的行為已經成為中國經濟轉軌深化的重要因素。

1、美國意識形態對中國發展的長期干擾

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進程中,美國對中國的人權、民主問題不斷進行敲打,拿中國人權、民主問題說事,在這一點上,美國是不會改變的。從美國來講,其長期的對外政策就是要在全球推行民主價值,這一點從未動搖過,并已經成為絕大多數美國人信奉的真理。在今后的一段時間里,中美雙方意識形態的成分仍將存在。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有一定的國際壓力并不全是壞事。現在,在我們的官方宣傳里,沒有再把人權、民主、自由等說成全是資產階級的;另外,對聯合國的《人權宣言》我們也表示贊同,而且在最近的領導人講話中,對普世價值都予以了承認,盡管在行動或解釋上有所不同,這已經是很大的進步。當然,中國的左翼政治家對美國的這種行為是很反感的,因而經常以此為借口攻擊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

2、80年代以來中國的政治動蕩有美國因素的參與

美國為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不遺余力的。在中美關系的第二階段,雙方關系一再動蕩,大的起落就有三次: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后美國和西方國家聯合起來對中國施壓,中美關系經受嚴峻考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差點全面轉向,慘遭挫折。1995年克林頓政府為李登輝訪美發放簽證,嚴重損害了兩國關系;1999年5月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國導彈擊中,兩國關系跌入低谷。其實這個過程中還有其他波折。種種事件,過來人記憶猶新。從1990年開始,對華最惠國待遇成了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的常備而不用的一種武器。1994年5月,在內外壓力下,克林頓才在白宮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在以后的年度審議時將人權問題與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脫鉤,并再度兩次延長了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1996年秋季開始,美朝野爭論的焦點發生了變化,即從有無條件的爭論轉移到年度審議還是永久性解決對華最惠國待遇。直到現在,美國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還是有增無減的。這種干預使中國政府始終對完全的市場經濟模式心存疑慮,阻礙中國經濟轉軌的完成。

3、美國經常使用經濟手段遏制中國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嚴重依賴世界市場能源及原材料供應,其中特別以石油、鐵礦石兩大宗商品最為嚴重,可以說,如果不能保障這方面的供應,中國經濟立刻就要受到重創。而要保證供應,一要有產地源頭的保障,二要運輸線路的保障。但恰恰這兩個方面都有美國制造的巨大隱患。產地上,世界幾大石油產地中除了俄羅斯和美國不能控制外,其他所有的地方或者在美國的直接間接控制下,或者在美國的戰略監視之下。中國的能源和資源安全經常處于美國的威脅之中。標榜自由貿易的美國經常發動貿易戰,只要它需要,就可以毫無顧忌的搞貿易保護主義,這已經屢見不鮮。在美國的帶動下,已有越來越多國家對中國揮舞貿易保護主義大棒,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打擊。這對中國的市場化轉軌實際上是很不利的。對于中美之間出現的貿易摩擦,我們應該理性對待。緊密合作必然蘊育沖突,更不用說意識形態與我們有巨大分歧的美國。但是好在雙方都懂得中美之間已經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賴的關系,誰也不能輕易破壞這種關系。

四、結語

經濟轉軌的中國特色是在抵制美國壓力中逐步形成的,中國特色與國際力量的博弈和互動將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日本模式”和“東亞模式”都是在冷戰時代追趕歐美的,在美蘇對峙環境下,都獲得了以美國為首的世界體系的扶植和寬容。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的“追趕型現代化”,雖然國際環境存在諸多有利因素,但可能會遭到遠比日本和東亞諸國經受過的更多制約和阻礙。對此,我們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

30年來,中美兩國在戰略和經濟方面的相互依賴越來越深,但兩國間仍然存在著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大可能在短時期內得到解決,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對兩國關系的發展要有一個現實的期望值。中美兩國是兩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在一些涉及人權和價值觀念的問題上分歧還將長期存在。美國是當前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目標是不允許任何一個國家特別是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挑戰美國在地區和全球的霸權地位,因此,美國對于中國的發展總是疑慮重重。

美國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經濟轉軌將發生意義深遠的影響。單純就經濟本身來說,美國的這場經濟危機也從一個側面對于這種美國模式與中國道路的理想性勾連產生了重大的質疑:即便像美國這樣一種看似良好的政治經濟制度都會產生如此嚴重的經濟危機,那么中國是否能夠避免類似的經濟危機呢?對于其他那些社會問題,我們可以用政治體制改革尚未真正展開來加以解釋,但對這種經濟模式本身固有的缺陷所導致的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仍然沒有充足的理由來加以回應。也就是說,中國是否能夠模仿美國建立一個完全美國式的市場經濟秩序呢?或者更進一步說,中國就算順利實施了政治經濟改革,我們就能走通一條美國式的政治經濟道路嗎?盧現祥認為:“一種非正式規則尤其是意識形態能否被移植,其本身的性質規定了它不僅取決于所移植國家的技術變遷情況,而且更重要的取決于所移植國家的文化遺產對移植對象的相容程度。”再進一步說,我們即使走通了這樣一條道路,我們是否能避免美國式的經濟危機呢?這些確實是擺在經濟學家面前的重要問題。或者我們換一個方向提問,這是否就意味著美國模式與中國道路必然缺乏內在的聯系,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及其背后的中國通往市場經濟之路就走不通呢?這是目前國際國內理論家討論的核心問題。對此,我們有必要結合美國的這場經濟危機另文加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