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跨區域兼并的市場績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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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跨區域兼并，有效競爭，公用事業，市場績效

論文摘要：馬歇爾“建設性競爭和聯合形式優越論”啟示了一個要素市場化方向：以跨區域經營權競爭兼并整合市場，區際割據向規模集中的業態演進過程，要素流動形成溢出效應同時產生累積強化機能。運用績效模型分析與深圳水務業實證表明，跨區域兼并是激發公用事業生產力集約潛能，增進公共服務協同化合意的市場化路徑。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的核心是引入有效競爭機制，使規模經濟與競爭活力相溶以實現市場績效優化。

我國公用事業運行體制變革的根本出路，應當是一種引入有效競爭機制的市場導向式改革。具體機制設計的困難在于，競爭與壟斷這組對立因素如何統一在同一經濟系統內，既要充分利用公用事業的規模經濟效應，又要發揮競爭機制對推動企業和產業績效改進的激勵作用。這一兩難選擇也反映在“馬歇爾沖突”上，核心是找出競爭活力與規模經濟之間合理均衡的適度邊界，以使生產效率和社會福利最優化。

以自然壟斷和經濟規制理論變遷的視角審視，面對真實世界從“市場失靈”到“規制失靈”，理性認知水平的不斷提高昭示，效率與福利改進單純依靠政府管制手段，仍會帶來權力尋租、規制俘獲和信息不對稱下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公用事業市場化問題本身是復雜的經濟范疇，它包涵自然壟斷與競爭機制、經濟效率與公共福利等沖突。公用事業的發展、產業績效的提升包括普遍服務等福利目標的實現，客觀上離不開競爭的促進作用。于是，競爭治理模式就演化為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的創新思路。當前我國公用事業基本現狀是市場化程度低，生產經營高度行政化，缺乏制度化的激勵約束，條塊分割屬地壟斷，管轄壁壘阻隔，要素流動受限，地區發展差異大，資源利用和配置不均衡，產品與服務水平參差，產業總體運行績效有待優化。由此論證指出，基于要素市場化路徑的競爭治理模式，分散割據的公用企業通過兼并，組建大規模集中化公用事業集團，以跨區域經營權競爭的資本運作整合市場，形成橫向一體化的空間并置結構，特別在當今經濟全球化跨國兼并浪潮的沖擊下，對打破產業行政壟斷，提升本土企業市場競爭力，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等福利目標，有持續的促進作用。

一、要素市場化與有效競爭：公用事業跨區域兼并的理論邏輯

公用事業的自然壟斷主要是由規模經濟性決定的，克拉克森（1982）以規模經濟來描述自然壟斷特征：生產函數呈規模收益遞增，一家廠商大規模生產與幾家較小規模的廠商同時生產相較，更能有效利用資源。新福利經濟學的“可競爭市場理論”進一步拓展了自然壟斷理論：壟斷不一定破壞市場的競爭特性，潛在競爭的可能性會自動促使原有自然壟斷企業消除生產和管理的低效率，從而依靠潛在競爭力量可以達到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和經濟效率的最大化。按照鮑莫爾（1982）進退無障礙理論的具體闡析，若市場中存在潛在進入者的威脅，必然迫使在位廠商努力降低成本、增加技術創新、擴大經營規模，提高效率，從而在改變市場結構的同時，也影響了經濟運行的績效。一個可行和有效率的競爭思想始于克拉克提出的“有效競爭”概念，繼后，哈佛學派基于結構主義思想分析了市場集中度、進入壁壘對市場績效的影響，進一步發展了有效競爭理論。其中梅森歸納了有效競爭的“市場效果基準”：市場上存在著不斷改進產品和生產工藝的壓力；生產集中在最有效率的規模單位下進行；不存在資源浪費現象。總之，公用事業引入競爭機制，不宜選擇產品與服務市場化模式，摧毀植根于規模效益的壟斷結構基礎，產品市場過度、無序的多頭競爭，帶來更多的是重復建設的配置低效率。合乎資源合理利用和要素優化配置的有效競爭，應當是一種保持壟斷效率優勢的要素市場化模式，它具有上述潛在競爭的績效特質。

自然壟斷原理揭示，公用企業在同一地區市場壟斷獨營有天然合理性，事實上理論的拓展，壟斷集中還可以向整個行業市場輻射。以產業的現實需求來考察，我國公用事業行政割據式的運行體制，限制了要素流動，阻礙了管理與技術溢出，抑制了產業發展動力。按照新貿易理論，規模經濟能夠突破區域的靜態比較優勢，但客觀形成的市場分割扭曲價格，排斥競爭，阻礙產業集中，抑制潛在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現實的競爭優勢。于是，系統區際分割的負效應，就構成公用企業突破區域壁壘兼并市場的根本動力。產業規模集中的內在發展要求，則與公用事業壟斷經營效率最優原理相吻合。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內化成公用企業自我膨脹的規模增長需求，并在受限空間約束下，誘發區域外擴張的持續動力。基于馬歇爾“建設性的競爭和聯合形式的優越性”的邏輯，公用事業體現激勵規制的市場化路徑，是一種競爭治理導向的要素市場化模式，關鍵要打破現有阻礙要素流動的區域分割運行的體制制約，以跨區域經營權競爭方式構建規模集中化的產業兼并整合格局。跨區域兼并過程，將過度分散的生產能力集中起來進行優化重組，為產業內注入普遍的競爭生機同時還有壓力，形成利益約束機制，激活生產要素潛能，極大地推動我國公用事業從經濟積累向經濟集中快速跨越。在這一層意義上，競爭活力與規模經濟取得邏輯的契合。

從規制經濟學的視角考察，公用事業實行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與價格調節機制，并不能自動引向配置效率，規制的邏輯支點在于糾正和改善“市場失靈”：調節壟斷運行的適度邊界、管制壟斷價格、配置一個合理的產業組織結構。由此，規制的內涵與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的動機就關聯在一起：規制的原因正是改革的目的－－如何保持和發展自然壟斷的稟賦優勢；規制手段與改革路徑相疊合－－同時指向市場進入與價格限制。前一個問題，按照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資源空間配置的動因是收益遞增效應，市場、技術及其他使報酬遞增的因素在規模上是通過區域或地方的經濟集聚過程形成的。基于效益與經營規模的正相關性，公用企業開辟新市場，擴大經營份額，驅動規模擴張戰略，通過異地同業兼并的橫向一體化，在不同區域之間整合資源，提高市場占有率，重置集中型產業結構，有助于資源優化組合與競爭力升級。后一個問題，按照德姆塞茨關于規制的政策建議，認為政府可允許在“合同”期內供給商品或服務的排他性權力進行競價，對于公用事業來說，這可以理解為一種特許經營權競標機制的同義語。

事實上，跨區域兼并在實現的技術手段上，總是與形式各樣的資本運作（如產權并購、BOT、TOT等）密切關聯，而資本運作無疑是典型的要素市場化方式。由此推演，公用事業惟有依靠要素市場化方式才能繞開轄地割據的壟斷封鎖。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論斷，競爭的結果是引起經濟集中。于是，跨區域兼并導向的規模集中，蘊涵了要素市場化對地區間進入壁壘的迂回策略，自然也是公用事業實現有效競爭的合意選擇。

二、公用事業跨區域兼并的市場績效機制分析

在此，運用績效模型對公用事業跨區域兼并的市場績效機制進行分析。

（一）大規模一體化兼并整合對效益的改進作用

在區際兼并一收購一運營的發展模式下，地區性企業逐漸蛻變成跨區域緊密型連鎖的公用事業集團。企業集團市場控制力不斷強化，規模和范圍經濟效應逐漸顯現：隨著生產的擴大，一方面大型組織對生產原料的市場議價能力增強，另一方面，物資、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更易于通過系統內部關聯組織之間非交易的調配方式來合理利用，從而更有利于節約交易成本；同時大型企業研發（R&D）投入更充足，有利于組織加快技術創新步伐，有效提高勞動生產率。在良性循環機制下，技術、管理、服務等核心競爭力螺旋式上升，市場占有率最大化的現代企業目標實現能力日益增強，從而壟斷型企業“開辟新市場”的空間擴張，形成組織管理的熊彼特式“創新生產力”。公用事業跨區域兼并增進效益的分析如圖一所示。

公用行業（水、電、氣等）強自然壟斷性質決定邊際成本MC曲線位于平均成本AC曲線下方，且趨勢隨產量Q增大漸向AC收斂，又因公用產品是生產生活消費必須品，存在一個區域市場最低剛性需求量QL，隨價格P升高，Q反向變動降至某個特定QL值后維持在QL水平，需求曲線如圖一中d-d-AR（平均收益）所示，邊際收益MR線在其下方。社會福利極大化下由MC=MR決定最優值P1與Q1，這時市場價格P若與企業生產成本相等，即Q1對應AC曲線C1=P時，企業處于盈虧平衡臨界，而P1>C1，故企業此時贏利為（P1-C1）xQ1。當公用企業通過跨區域兼并整合市場擴大生產規模，隨地區市場擴大新的總需求也隨之同步遞增，d-d-AR、MR曲線向右平移至d’-d’-AR’、MR’，QL相應擴大至QL’。同理，區域擴張后新的盈虧平衡臨界點為P’=Cl’，新的贏利為（Pl’-Cl’）xQl’（見圖中陰影部分）。由于（Pl’-Cl’>（P1-C1），可見公用事業通過跨區域兼并整合市場具有效益遞增效應。

（二）跨區域經營權競爭的激勵傳導機制及其對產業協同發展的影響

新制度經濟學派關于生產要素區際流動的經濟分析認為，區域要素流動的經濟目標在于提高區域內現有資源的利用水平；更有效地在區域內各種用途間分配資源，實現空間資源配置優化；實現區域內最佳增長：在區域間有效地再分配生產要素。伊薩德的區位和空間經濟理論指出，特定行業聯合體結構的關聯延伸的廣泛性超越了區域邊界，關鍵要從生產成本差異來考察空間并置的經濟性。公用事業以一種跨區域經營權競爭方式實施產業兼并，在市場整合的目標價值鏈終端，隨資本輸出，品牌優勢的擴展，管理與技術的溢出，能夠加速承接地企業價值增殖和觀念、制度更新。在此進程中，生產要素流動特別是人力資本、信息資源等在輸出地與承接地之間的共享互通，有效地促進企業經營管理等“軟實力”的提升，形成一種激勵傳導機制，以先進帶動后進，運用制度復制等運營機制一體化的技術手段縮小成本差異，促使后發地區技術、管理和服務升級。要素區際流動派生的結果，促進了公用事業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實現，并最終催化出產業區域協同發展的機能。這種“區內壟斷+區際經營權競爭”的產業組織形態其激勵傳導一反饋作用的運行機理如圖二所示。

公用企業區際兼并的競爭力顯然取決于品牌與規模優勢，區際經營權競爭實質是品牌的競爭。根據圖二分析，隨著企業滾動式發展，品牌與規模優勢在再擴張中又得以提升，并通過循環累積過程形成自我強化機制。這種市場控制力的遞次增強，使企業不斷獲得“追加的”競爭優勢，助力新一輪經營權爭奪占據先機，形成“馬太效應”。在品牌等核心競爭力輸出的持續動機下，集團化、規模化發展的內生需求不斷衍生一傳導組織管理與技術升級的激勵功能。

（三）跨區域兼并下產業競爭力升級與區域協同發展的耦合效應

跨區域兼并的要素市場化路徑，為資本運動開辟了道路，公用事業以產權并購重組，或直接投資建設，收購廠、網，獲取特許經營權的方式，包含了資本實現轉移、擴散與輻射功能的全部行程。外部新市場的開辟產生收益增長杠桿效應，使資本輸出企業獲得更豐富、更多樣化的資源和市場需求.激發自身不斷提升品牌運營核心競爭力的創新動力，形成“創新增產力”。隨著經營輻射范圍的延伸，企業品牌影響力等無形資產獲得增值，而市場控制力的提升又催生產權工具更強大的滲透功能。同業異地參股控股方式客觀上放大了企業資產功能，提高了行業內的支配力和影響力，促進企業集團做大做強，推動跨越式發展。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公用事業資本化運營的績效源于它更能與市政基礎設施產業集約化發展趨向相契合。

資本要素注入激活了承接地公用行業的沉淀資產，推動了當地廠、網設施擴容和技改等固定資產更新步伐，實際促進了當地企業資產價值增殖。產權鏈的延伸同時將資本輸出企業的利益鏈接到當地關聯企業中，構成利益緊密結合的“共生關系”，從而激勵相容的動力傳遞機制，促使其自發將最先進的經營理念、管理手段、技術優勢帶到當地企業，產生技術溢出效應，推動承接地公用行業服務升級，逐步縮小與先進地區的軟、硬實力差距。同時，資本輸出企業在國內外業界影響力、市場投資運作經驗的先發比較優勢，還會帶來更廣闊的市場渠道和業務資源，在單個地區市場需求趨于飽和的約束下，誘發承接地企業自我發展張力，衍生另一層級的開辟新市場的擴張需求，有助于后發地區在適合自身發展條件的層次梯度（如縣、鎮一級）的市場角逐中提升競爭能力，加速擴散次生同業市場控制網絡。

總之，公用事業通過跨區域兼并整合市場，規模集中化伴生的績效激勵在傳導一反饋機制的影響作用下交替推進，最終導向一種競爭力升級與區域協同發展的耦合效應。跨區域兼并帶來資本要素流動，形成各向同性的價值增殖：一方面，規模擴張激發集約潛能，原料、設備批量采購和同業互通更有利于合理節約生產成本；另一方面，要素注入與技術溢出，在帶給后發地區物質生產力的同時，更引入了先進的管理與品牌理念等非物質生產力，構成優化要素區際配置、縮小區域級差和升級產業競爭力的推動方式。

三、深圳水務企業異地兼并的實證分析

深圳水務企業是承擔深圳本地90%以上市政供排水業務的公用設施運營商，自2004年起，成立控股70%的對外水務投資專營子公司，成功投資18個異地水務項目，兼并收購的資本運作遍及7省14市。對外拓展令企業2006年全國市場占有率迅速躍升至3%以上，使其用不到2年時間市場份額增幅超過1倍，完成了單靠本地業務難以達到的跨躍式發展。截至2008年末，深圳水務企業以參股控股和特許經營權競爭的主要投資項目見表1。

深圳水務企業跨區域兼并極大地促進經營績效提升，僅2006年總資產規模產生近30%的復合增長。異地并購項目經營狀況前后對比分析如表2所示。

表2數據顯示，跨區域兼并令企業生產能力和經營效益指標快速上升。

實施跨區域兼并戰略4年來，區外投資項目運營規模所占比重迅速增長，直接逼近母公司用近50年才發展起來的深圳本地業務。本、外地經營規模指標對比分析如表3所示。

表3數據表明，異地水務經營為深圳水務企業規模提升所貢獻的份額日益增大。實際至2009年，繼注資控股整合特區外寶安、龍崗兩區水務資源后，企業集團總經營規模驟然躍居全國第一位。深圳水務企業規模演進的軌跡顯示，跨區域兼并整合市場的發展模式成為公用企業快速成長的主導力量。

借助資本輸出通道，在異地投資項目推進了從“輸血計劃”到培植“造血功能”的發展方略，深圳母公司的技術和管理優勢迅速轉化成異地項目自身的競爭優勢，令其生產運行績效發生顯著改變：江蘇常州項目被國家建設部列為全國公用事業運營體制改革示范典型，并購運營后單位水處理成本降低20%；江西九江水務并購后有效減少產銷差率，2006年8月單月降低管網水量漏損248.61米3，時，較前一年同期增長51.5倍：2004年河南焦作水務產權投資項目并購后首年即實現扭虧為盈，在供水量下降142萬立方米的情況下，售水量反增60萬立方米，實現銷售收入6097萬元，利潤986萬元，經營效益大幅增長。

四、結論與啟示

理論和實證分析表明，以經營權競爭方式實施跨區域兼并是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的合意選擇，這一要素市場化模式導向一種更合理化的產業組織結構形態，最終提升了市場績效。公用事業引入有效競爭，是基于規模效應與競爭活力的一種均衡機制，最終為經濟效益與公共福利的綜合性目標服務。事實上，經濟制度改革其動力源泉離不開效率這一終極目標，厲以寧指出：效率來自機制，在有利于效率增長的機制下，人們才會考慮最佳的生產要素組合。由此績效導向就成為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的基石，機制設計旨在使各功能主體，即消費者、廠商、行業、乃至區域經濟整體等相互影響、共同作用的市場因素，其效用、利益在合適的市場結構下，各要素的效率潛能得以充分激發，從而實現資源配置優化。

當前制約我國公用行業發展的突出癥結在于市場集中度偏低，地域分割行政壟斷，二者互為因果。顯然，分散封閉式的產業組織結構干擾了規模集聚的內生增長機制，間接抑制了產業發展動力。在生產性要素媒介的擴散效應下，跨區域兼并依靠一種裂變式的規模增長，實現市場組織創新，啟動技術與管理升級的“增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