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經濟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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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制度經濟學比舊制度經濟學有質的飛躍

制度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已經有百年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形成時期，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契爾為主要代表；第二階段為過渡時期，以艾爾斯、貝爾、米恩斯、加爾布雷思等為主要代表；第三階段為發展時期，以科斯、諾思、威廉姆森、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等為主要代表。如今，制度經濟學已經形成了一個流派眾多、成分復雜的龐大理論體系。雖然加爾布雷思等人的理論曾經被稱之為新制度經濟學而風行一時，但時過境遷，現在新制度經濟學成了以科斯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派的專有名詞，而把科斯之前的一律稱為舊制度經濟學。

科斯本人似乎不承認他的理論與舊制度經濟學有什么關系。他把新制度經濟學稱為當代經濟學，而舊制度經濟學則稱為近代制度經濟學。他認為，當代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經濟學并沒有什么理論上的淵源關系，在某種程度上講，當代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經濟學在理論上還是對立的。科斯的主要理由是：“近代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不是理論性的，而是反理論的，他們尤其反對古典經濟理論”。施蒂格勒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認為“近代制度經濟學的失敗是因為它沒有提出實證的理論學說，它當時所表現的僅僅是對正統經濟理論的不滿和批判態度，它注定得不出什么新東西，近代制度經濟學的悲劇就在于他們沒有留下什么理論工具(或范式)供別人或后人去使用”。科斯和施蒂格勒對舊制度經濟學的批判，以及劃清新制度經濟學與舊制度經濟學的界限，都是可取的。但他們否認新舊制度經濟學之間的理論淵源關系，則不符合實際。

且不說新制度經濟學派在重視制度因素分析這個基本點上與舊制度經濟學一脈相承，繼承了凡勃倫、康芒斯等人的傳統和思路；在許多基本理論范疇上，也可以明顯看出新舊學派之間的傳承關系。或者說，在舊制度經濟學理論中，有新制度經濟學基本范疇的雛形。例如，科斯理論最核心的交易費用范疇，與康芒斯的交易范疇就有理論淵源關系。康芒斯把“交易”作為與“生產”概念相對應的經濟學的范疇，并且對交易概念進行了明確的界定與分類。在康芒斯看來，交易活動是“制度”的最基本單位，制度只不過是無數次交易活動的結果。因此對不同類型交易的分析，也就轉化為對不同經濟制度的分析。這樣，就使“交易”概念一般化了，從而具有更廣泛的適應性。不過，由于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哲學、心理學、法學及社會學的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因此，他也就不能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來認識交易本身的內涵，提出“交易費用”概念。又如，新制度經濟學作為最重要經濟制度的產權范疇，從舊制度學派那里繼承的思想遺傳更多。凡勃倫提出無形財產的概念，并認為它是公司的真正基礎，這樣就為公司產權分析開辟了道路。康芒斯強調所有權是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從所有權稀缺到制度稀缺展開分析，提出了一整套采取集體行動來建立秩序的制度體系。艾爾斯、貝爾和米恩斯等人繼承凡勃倫傳統，以技術與制度的矛盾為主線，深入分析公司內部權利結構的變化。諸如此類的研究，直接為產權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準備。如果進行更仔細的比較分析，幾乎所有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中，或深或淺都閃耀著前人思想的光彩。

更重要的是，新制度學派繼承了舊制度學派的傳統，在研究出發點上都是以批判新古典經濟學開始理論生涯的。凡勃倫擯棄了邊際效用概念和均衡概念，認為馬歇爾建立在資本主義“和諧”基礎上的一整套“均衡理論”，與事實不符。并且，龐巴維克把人從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抽取出來，孤立地分析個人的欲望及其滿足途徑，也是錯誤的。他強調對社會文化心理和習慣的分析，主張建立分析制度變遷的“演進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家一直沿襲著“凡勃倫傳統”，無不通過對新古典學派的“經濟人”基本假定的修改，從制度方面或經濟結構方面來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以建立一個與新古典迥異的制度經濟學體系。

指出新舊制度經濟學之間的傳承關系，不是要抹殺它們之間的區別。恰恰相反，而是為了更清楚地認識到新制度經濟學的新意所在。的確如科斯和斯蒂格勒所言，新制度學派的革命性轉變就在于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規范來展開制度分析，把制度因素分析引入實證科學的范疇，從而使制度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真正成為了經濟學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為了簡明起見，如果不考慮在具體理論觀點上的創新，從總體上看，新制度經濟學相比舊制度經濟學的創新主要有四點：一是分析方法上的創新。凡勃倫采用的主要是心理學方法，康芒斯應用的是法律制度分析，而新制度學派嚴格按照實證性的新古典方法進行研究。誠如科斯所言；“利用正統的經濟理論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行，并去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為是用經濟學方法去研究制度問題，大大拓寬了理論視野和提高了理論的邏輯實證性。二是理論體系上的創新。除了康芒斯試圖創建一個理論體系之外，可以說舊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完全不成體系。而新制度學派依托較為成熟的新古典體系來展開理論分析，就使其理論大致能夠保持邏輯一致性。雖然目前新制度經濟學還沒有形成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但初步可以自成體系了。三是基本理論范疇上的創新。舊制度學派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如凡勃倫的“無形財產”、“有閑階級”、“既得利益者”和“制度導向”等等，但基本上沒有形成嚴格的理論范疇。相比之下，新制度學派不僅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范疇，而且范疇的界定相對嚴格規范。例如，著名的“交易費用”和“科斯定理”的提出，像發現新大陸一樣開辟了一片新領域，形成了經濟學上的一場革命。“交易費用”概念被廣泛地運用于產權結構、關系、外部性問題、集體行動、尋租活動、多種體制組織形態的形成和發展、經濟史、政治制度等研究領域。最后，表現為研究領域方面的創新。舊制度學派的研究領域基本上在企業層面或微觀經濟領域，新制度學派的理論視野卻要廣得多。雖然企業內部的產權結構及組織仍然是一個研究的重點，但新制度學派的研究及其理論應用，從微觀到宏觀，從企業到國家，從經濟到政治，從現實的制度安排到歷史的制度變遷，已經涉及到社會經濟一切領域，甚至到了無所不包的地步，形成了一個開放的龐大的理論體系。

二、新制度經濟學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內創新

與舊制度經濟學相比，新制度經濟學的最大創新是把制度分析納入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軌道。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新制度經濟學最具新意的則是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的缺陷。新制度學派以新古典批判者的面目出現，研究的是新古典經濟學中所忽視的制度因素，但其理論研究的立足點、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新古典經濟學。即憑借新古典的分析架構和分析方法，從新古典理論的缺陷出發進行制度因素研究，補充了新古典體系的不足或完善了新古典理論體系。正因如此，有人把新制度經濟學看成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分支。

粗略看來，新制度經濟學流派五花八門、風格迥異，總體上是一個良莠不齊的龐雜體系。如果細究，不難發現，新制度經濟學各流派或密或疏都與新古典經濟學相關。諸如：科斯、諾思、德姆塞茨和威廉姆森等人創立的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主要利用新古典理論工具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行；貝克爾、布坎南和斯蒂格勒等人則把制度本身作為一個內生變量，進行完全標準的新古典分析；而西蒙、納爾遜和馬里斯等人以反新古典基本假定著稱，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行為假定和企業追求最大利潤化假定，還有庫茲涅茨和阿布拉莫維茨等人，完全用經濟統計學派的方法來分析現代經濟增長和波動的結構和制度方面。由此可見，在新制度經濟學招牌下的各種流派的理論，雖然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層次對制度研究做出了貢獻，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方法上都存在著相互矛盾或沖突，很難融合構成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整體。也正因為如此，與邏輯嚴密的新古典經濟學相比，新制度經濟學從總體上說還不是一個成熟的理論體系。因此，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不能一概而論，只能就其中某一流派來具體分析。

在新制度經濟學體系中，科斯完全認同新古典的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立場，從維護自由市場秩序出發，研究自由市場條件下資源配置的合理方式及其均衡狀態，即稀缺性資源如何達到最佳配置的問題。與新古典主流學派不同的是，科斯把制度因素作為一個重要的變量引入到經濟分析中，通過交易費用一般化分析，論證了交易活動和企業制度的稀缺性，揭示了交易費用對制度形成的影響，以及交易費用和權利分配對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響。這樣，科斯定理就比較清楚地闡明了在存在交易費用的條件下，企業存在的原因和產權制度的重要性。簡單地說，科斯定理實質上是探討產權制度或制度一般對經濟運行效率的影響。以科斯定理為基礎，威廉姆森側重于節約交易費用研究，從契約角度來看待和研究經濟組織，認為經濟組織的主要目的和效果是節約交易費用，從而設計出交易費用最低的企業治理結構。德姆塞茨和阿爾奇安則循著科斯的另一思路，偏重于產權研究，其內容包括產權的概念和起源、產權安排和產權效率、產權結構和產權轉讓、各種產權形式和模式比較等，創立和發展了產權制度和治理產權的經濟學分析體系。諾斯等人則主要進行新經濟史方面的研究，用交易費用為基本分析工具，以產權制度創新為主線，通過對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考證，認為一種能夠提供個人刺激的有效的產權制度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創立了一套制度變遷理論。總之，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確開辟了一片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陷。

新制度經濟學最大的創新，是對新古典體系理論前提或假定的批判和修正。任何理論體系都建立在某些前提條件之上，如果前提條件不成立，整個理論體系就有傾覆的危險。因而對理論前提的批判，往往具有致命性的攻擊力，同時也最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理論創新。科斯就是這么于的，他嘲笑新古典經濟學是“黑板經濟學”，批判的鋒芒首先指向新古典體系的理論前提不符合實際情況。

眾所周知，新古典經濟學整個公理化論證體系，是以經濟人這一基本假定為前提的。自私而理性的經濟人，為了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善于尋找市場機會，精于經濟核算，富于冒險精神。正是這種經濟人生生不息的活動，為經濟運行及經濟發展提供了長盛不衰的動力，也構造起市場經濟的堅實基礎。不過，在新古典體系中，并不對經濟人展開具體的分析，經濟人只是作為一個無處不在的隱含的前提而存在。在這一點上，科斯等人不同意新古典的傳統作法。科斯指出，“當代制度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諾思也認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作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概言之，他們都強調制度經濟學應該研究實際的人、制度與經濟活動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或者換個說法：第一，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經濟人，而是現實社會中的具體的經濟人；第二，經濟人在理論體系中不能只是一個隱貪的前提，而應該對經濟人展開具體的分析。可見，正是從這一基本假定出發，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開始與新古典經濟學分道揚鑣。

在科斯、諾思和威廉姆森等人看來，首先，現實社會中的經濟人并不具有完全理性，而只是有限理性，即人在知識、預見力、技能和時間上是有限度的。具體說，人的有限理性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環境是復雜的，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人們面臨的是一個復雜的、不確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確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無所不知。這意味著面對現實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人們不可能在簽約階段上考慮到所有的可能性以及相應的調整方案。由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制度通過設定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境的能力，有限理性是交易費用理論所依賴的認知假設。有限理性概念中的主觀理性部分導出了最小化(交易費用)動機，而對認知能力有限的認識則鼓勵了對制度的研究。其次，現實社會中的經濟人不僅具有利己性的一面，也有著利他性的一面。利他性突出表現為非財富最大化動機，而非財富最大化動機往往具有集體行為偏好。人類行為動機是雙重的，一方面人們追求財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們又追求非財富最大化。人們往往要在財富與非財富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這種權衡過程實質上就是在這兩者之間尋找均衡點的過程。人類歷史上制度創新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人類這種雙重動機均衡的結果。總之，由于推翻了完全理性和單純追求自利的行為假定，也就從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基本假定。同時，這也為把經濟人行為分析引入制度理論體系，打開了一條寬敞的道路。

在修正后的基本理論假定的基礎上，新制度學派從歷史、現實與理論相結合上，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創新。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提出和確立了新的基本理論命題。即全方位地論證了制度是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中的內生變量，探討子制度變遷的規律及其對經濟發展和運行效率的影響，提出了許多富有啟發性的理論觀點。盡管人們對科斯定理的理解及其表述多種多樣，但在有關新制度經濟學基本命題的看法上卻完全一致，即制度能夠降低交易費用從而優化資源配置和提高經濟效率。在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看來，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交易費用，并且制度能夠為實現合作創造條件，制度能夠提供激勵機制，制度創新有利于外部利益內部化，制度還能減少機會主義和搭便車行為。簡單說，制度的建立是為了減少交易成本，減少個人收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差異，激勵個人和組織從事生產性活動，最終導致經濟增長。著名經濟學家T·W·舒爾茨甚至認為，制度所執行的功能具有經濟價值，每一種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經濟價值。總之，制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變量，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而人類社會之所以難以達到“帕累托最佳境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稀缺。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解決的是資本、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的稀缺及其配置問題，那么新制度經濟學就是要解決制度稀缺及其創新等問題。

應該指出，由于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新古典主義的分析框架內展開的，同樣不可避免地帶有一系列的理論局限性。如果不考慮新制度經濟學對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性質，僅僅從其理論邏輯來看，在“經濟人”基本假定方面和“制度節省交易費用”基本命題方面都存在悖論。在經濟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學派的確比新古典學派更接近現實，或者可以說前進了一大步。但是，他們所說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財富最大化動機的經濟人，仍然不是現實社會中的真正的人，他們所標榜的“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與現實仍然有相當大的距離。根本原因在于，他們仍然是從人的一般性來進行分析的，仍然分析的是抽象的個體，舍棄掉了許多人的社會性行為特征。簡言之，新制度學派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古典的局限，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一方面又受新古典的局限，不可能正視現實人的社會性；一方面改良了經濟人的非現實性特征，一方面又不能不拘泥于超現實的經濟人假定，這就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第一大悖論。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命題上也是存在悖論的：一方面。制度確實能夠降低交易費用和提高經濟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個成本高昂的經濟變量，難以預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費用的作用。新制度經濟學看重制度因素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于制度是有成本的，并且是一個成本很高的經濟變量。因此，對于制度降低交易費用，不可絕對化理解。而對制度的成本或代價，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三、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的淵源關系

長期以來，國內學術界認定制度經濟學淵源于德國的歷史學派，把制度學派看作是德國歷史學派在美國的一個變種，認為“制度經濟學是資產階級歷史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庸俗進化論和唯心主義的職能心理學的混合物。”(許滌新：《政治經濟學辭典》，第508頁)這種對制度經濟學持完全否定態度的觀點，把歷史學派看作是制度經濟學的唯一理論來源，并且完全否認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之間存在任何理論聯系，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德國歷史學派的確是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理論來源，但不是唯一的理論源頭。最早以制度分析方法考察社會經濟問題的，是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瓊斯。馬克思對瓊斯的評價很高，稱贊他“把資本作為特殊的生產關系來描述”，“同李嘉圖相比，瓊斯不論在歷史地解釋現象方面，還是在經濟學的細節問題上，都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43頁)無論在采用歷史觀點分析方法上，還是在制度理論分析上，瓊斯無疑比德國歷史學派更早，應該是制度經濟學最早的理論先驅。

不僅瓊斯，而且馬克思也是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先驅。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研究，實際上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研究。在西方經濟學界，制度經濟學同馬克思經濟學一樣，都是以異端者的面目出現的。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反對正統經濟學理論及方法，公開與主流學派分道揚鑣。二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批判，不同程度地揭露了資本主義弊端。與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和諧”濫調相左，凡勃倫以一個辛辣的社會批評家而著稱。他認為資本主義不是“自然的”、“協調的”發展，而是本身存在矛盾和弊病，因而需要尋找改革良方，以便克服資本主義經濟的弊病。凡勃倫對資本的動機及目的的揭露，對資本主義大企業和金融寡頭統治的揭露，以及對其它種種資本主義弊端的揭露，構成其制度經濟學的重要內容。雖然凡勃倫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與馬克思的批判相比，顯得淺薄且以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為目的，但他的學說還是被資產階級學者視為蠱惑人心的異端邪說。早期制度經濟學家的這種正視現實的研究態度，多少與馬克思的批判精神一脈相承。從這兩個方面，處處可以看到馬克思對早期制度經濟學家的影響，凡勃倫和康芒斯也公開承認這一點，他們多次談到馬克思對創立制度經濟學的貢獻。例如，康芒斯指出：“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的非正統派的經濟學家——例如馬克思、普魯東、凱雷、巴斯夏、麥克勞德——模糊地覺察得所有權和物質不是同樣的東西，制度經濟學才有了一些萌芽”。(《制度經濟學》上冊，第1l頁)他還認為，凡勃倫正是采用了馬克思創立的無形財產的概念，才被稱為制度經濟學家的。盡管康芒斯上述說法不太準確，但他承認馬克思是制度經濟學的先驅這一點確定無疑。

有意思的是，從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的淵源關系出發，至少可以引申出兩個重要啟示：第一，通過對馬克思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進行全面的比較研究，有可能創建一門馬克思主義制度經濟學、o第二，由于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新古典主義的分析框架內展開的，即引入制度經濟變量后，研究的仍是自由市場條件下資源配置的合理方式及其均衡狀態。這樣，在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即新古典經濟學的鴻溝之間，制度經濟學架起了一座橋梁。因而通過制度經濟學這座橋梁，有可能溝通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甚至整合出一種新的經濟學理論體系。

[摘要]以科斯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與舊制度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以及馬克思經濟學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理論關聯性。新制度學派借助新古典分析體系，實現了制度經濟學演進中的質的飛躍，修正了新古典理論的一些重大缺陷。同時也對馬克思經濟制度分析提供了重要啟示。本文通過一番簡明扼要的比較分析，回答了新制度經濟學究竟“新”在哪里。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舊制度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馬克思經濟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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