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低收入群體經濟刺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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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日起，我國將啟動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2012年將基本實現“全覆蓋”，全國5000多萬城鎮非從業居民可自愿參加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部分由財政支付。相同的情況是，由個人繳費所形成的個人賬戶事實上就是個人儲蓄計劃。這種部分積累制的積極意義是減少將來養老金支付危機，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但其負效應是有可能對當前的消費及人力資本投資形成一定的抑制，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延緩當前的經濟復蘇及提振經濟的進程，這種抑制作用在中低收人群體或普通員工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截至2009年底，我國養老金總規模為2．25萬億元人民幣，占當年GDP的6．62％I．U，這一比例雖不算高，但當2012年的“全覆蓋”正式推行之后，該比例將迅速提高，這一抑制效應將會進一步顯露。

一、養老金積累率與經濟增長的黃金律

索羅(Solow)在其經濟增長模型中得出了經濟增長的黃金律(GoldenRule)歸J。資本存量超過和低于黃金律水平的穩定狀態不是帕累托最優。一些理論認為，現收現付制能夠較容易地通過收人再分配來實現最優的經濟增長路徑，經濟學家所確定的各種相關變量和條件不同，但得出的結論基本一致。20世紀60年代，Aaron在將實際工資增長率和市場利率都視為為給定的外生變量的前提下，提出如果人口增長率加實際工資增長率大于市場利率，現收現付制能夠在代際之間進行帕累托有效配置。20世紀70年代，薩繆爾森在將工資增長率和市場利率都作為內生變量的條件下，證明了現收現付制仍然能夠在代際間實現帕累托有效配置，他認為，一個適當的專門的公共養老金計劃也可以保證經濟的黃金律增長：假定社會保障真的會擠出個人儲蓄，那么在沒有公共養老金計劃的情況下，如果私人養老金基金的積累過度，則可以導入一個現收現付的計劃來達到黃金律的增長pJ。基金制是一種受益者為自己的養老而提前繳費的中性制度安排，它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基金投資對資本形成特別是對資本市場所起的作用上，無論是銀行儲蓄、購買國債、私人債券還是投資股市。基金制對個人儲蓄率的影響難以得出一個確切的結論，在不同的條件下，基金制對個人自愿儲蓄有著不同的影響。一般而言，養老基金的強制性儲蓄能夠替代部分個人自愿儲蓄，但替代程度卻因各種條件的不同而發生較大的差異，只有邊際替代率為l時，強制性儲蓄的增加恰好等于自愿儲蓄的減少，個人的總儲蓄保持不變，這種基金制的實行幾乎對投資和消費沒有大的影響，但這是一種極端情況，多數情況下，強制性儲蓄的增加部分要小于自愿儲蓄的減少部分，使得個人總儲蓄增加，減少了當前的消費。基金制經常使個人總儲蓄增加，主要原因是基金收益的風險性和不確定性及對通貨膨脹的預期等。如果在經濟低迷時期能夠不降低總消費水平，這種制度安排在這段時間內就是中性的。但根據經驗，在經濟低迷時期，人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一般來說是不樂觀的，無論政策所規定的強制性積累率是多少，人們都傾向于更多的自愿儲蓄，至少是很難因為基金制的強制性儲蓄而等量地減少個人儲蓄。大量的研究結果否定了一直占主流地位的觀點，即養老基金投資組合的變化不能使有利于增長的儲蓄和投資增加，因而是一種零和結果，這有些類似于企業融資的MM定理。這種結論上的差別主要源于前提假定的不同，傳統結論主要依據完善資本市場，股市不存在進入障礙，類似于MM定理的假設，即在融資成本為零的前提下，企業采用的融資方式對企業財務狀況和企業經營業績無影響。但在現代經濟中，這種中性效應是難以穩定、長期地存在的，不同的投資組合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同的。

二、高積累率背景下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儲蓄率仍然維持在25％以上的高位。儲蓄率過高，將以犧牲當前消費為代價，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制約經濟增長。在養老保險模式對儲蓄不同影響的文章中，有一點基本上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對單一的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改革，引入積累制能夠增加國民儲蓄，包括戴蒙德(Diamond)這樣對積累制改革長期持批判意見的經濟學家也承認了這一點HJ。過去三十余年中，中國的儲蓄一投資缺口在多數年份為正值，也就是說，國內儲蓄是能夠滿足投資需求的，并且經常出現剩余，部分資本處于閑置狀態，既未形成投資，也未形成消費，抑制了經濟增長，但這種抑制常常被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所掩蓋。高養老金積累率及逐步做實的養老金帳戶將進一步增加實際儲蓄量，資本形成率進一步偏離黃金律水平。與中國不同的是，美國一直是一個儲蓄率過低而消費過高的國家，當前美國的儲蓄率只有一0．5％，與中國46％的儲蓄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奧巴馬政府也將儲蓄與消費的平衡問題置于經濟政策的重點，認為中美之間在儲蓄與消費問題上需要進行截然不同的政策調整及相關措施。美國一些激進的學者積極倡導改革現行的現收現付的社會保障制度，實行社會保障制度私有化，以解決社會保障制度未來的赤字問題，并能提高國民儲蓄率，促進美國經濟增長。目前實行養老體制改革的國家大多是因為出現了儲蓄嚴重不足的問題。增加基金的比重不僅有助于增加積累支持投資增長，使資本達到黃金律水平，而且有助于緩解養老金支付困難。現階段，除了積累率的設定而外，以下情況決定了中國實行的部分基金制養老體系有增加總儲蓄的傾向：從國際國內經濟景氣狀況看，都處于一種相對低迷的狀態，人們對未來個人收人預期的樂觀性不足；養老體系正處于轉軌期，體制變動階段所形成的保障真空、養老金隱性債務及對基金制的生疏感等，使得人們對未來養老保險的不確定性預期較高；較低的利息率和資本市場的不完善，使得人們預期個人賬戶的回報率較低；即將來臨的老齡化及急需擴大的養老保險覆蓋面，使得人們對中國未來養老保險的巨額支出壓力有著充分的估計。中國養老保險的強制性儲蓄將使資本積累率更加偏離黃金律水平，擠出現階段的消費需求。如果實行現收現付制，個人繳費部分將發放給目前的已退休人員，已退休人員也主要用于消費支出。個人賬戶建立后，實質是將這部分消費后移，相對減少了當前的消費需求，且這部分主要是傳統消費品市場的需求，這將在近期內加劇中國市場需求的低迷狀態。如果提高養老基金的繳費率，將直接擠出中低收人群體的消費支出，或減緩消費的增長速度，而這一規模龐大的中低收人群體恰恰是中國未來拉動內需的主體，減少這部分消費支出將在近期內加劇內需市場的低迷狀態，抑制經濟增長。中國的高積累率來自于少數人的高額儲蓄，這源于在基尼系數過高的情況下所形成的儲蓄存在結構性的失衡。在中國的居民儲蓄總額中，大部分掌握在少數富裕居民手中。高收人群體和低收入群體有著不同的消費傾向和儲蓄傾向，養老基金強制性儲蓄對不同收入群體的自愿儲蓄和消費支出的影響也存在較大的差別。提高養老基金強制性儲蓄對高收人群體的消費的影響較小，低收入或無儲蓄群體的消費支出影響較大，強制性儲蓄擠占的只有消費支出，或延緩消費支出的增長速度；提高養老基金強制性儲蓄對中等收入群體的自愿儲蓄和消費支出都有影響，也就是說，提高養老基金強制性儲蓄能夠同時擠出中等收入群體的自愿儲蓄和消費支出。

三、高積累率與普通員工的人力資本投資

馬克思認為固定資本的更新是經濟周期的物質基礎，這是18、19世紀西方市場經濟擺脫經濟低迷的主要途徑。在現代經濟中，人力資本投資成為擺脫經濟低迷并迎來新一輪經濟高潮的重要途徑。與物質資本投資不同的是，人力資本投資能夠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同時對經濟擺脫蕭條期積極的刺激作用。一方面，人力資本投資是高端產業形成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已有產業提高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能力的必要條件。只有通過大規模的人力資本投資，才能在經濟低迷中勝出。尤其對于轉型經濟及發展中國家而言，人力資本投資的長期效益會更高。實證研究表明，在轉型經濟中，人力資本的邊際收益在迅速提高【5】。另一方面，員工知識和技能水平的提高，能夠提高他們在企業內部和外部勞動力市場中的談判能力，會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自動提高勞動的報酬。其結果是中低收入群體的工資和福利提高，消費支出能力提高。相比較而言，物質資本的投資雖然也能逐步提高勞動者的職業素質，但遠沒那么直接，人力資本的市場談判能力和報酬遠遠趕不上物質資本，資本有機構成居高不下，消費需求長期受限。進一步的研究證實，對中低收入群體或對窮人的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更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會更大。與富人相比，窮人能夠將蛋糕做得更大。資源從富人向窮人的轉移或流動有利于經濟發展，這種再分配的實質是資源流向了回報更高的投資中去。具有較低的人力資本的相對較窮的人的人力資本積累的邊際收益更高。研究表明，資源在從富人向窮人的再分配中存在較大的空間。中低收入群體就是企業中的普通雇員，這部分人群的培訓與開發的投資問題成為啟動新一輪經濟的核心問題。如果養老金積累率的設計能夠具備再分配和縮小貧富差距的功能，就能夠有效地刺激中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投資。接下來的關鍵問題是，由誰來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即投資的主體是誰。現代市場經濟中，人力資本的投資主體主要有三類：企業、個人、工會和政府等。當前我國在雇員的培訓與開發方面，由政府出資的項目還較少，區域性的人力資源開發體系還未形成。工會的職能不完善，還未能控制培訓資源。美國有一個政府、工會、企業三方出資建立的培訓基金，實現對勞動者的培訓。三方都要在區域層面進行培訓，這是區域性問題，而不是單個企業的問題。否則每個企業都認為在為別人培養員工。工會和企業管理層共同支配基金，監督培訓的效果∞J。類似的區域性培訓基金在中國還未建立，因此，當前企業雇員培訓的主要任務落在了企業和雇員身上。Becker認為，如果市場是完全競爭的，那么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是不會為其員工的一般性人力資本進行投資的。由于雇員有流向其他企業的可能性，企業為此要承擔不能獲得投資收益的風險【7J。也就是說，企業更傾向于為雇員的與本企業有關的特定技能的培訓進行投資，一般性的技能主要依靠后幾個投資主體來完成。Lindner的研究假定，企業只提供與企業有關的特定技能的培訓，而一般性的技能培訓只能從政府創辦的職業學校獲得哺j。過去幾年，美國的工作培訓政策的發展傳遞了這樣一種理念：個人應該為技能的提高(與職業生涯開發)負責，包括雇員、工會、雇主及政府等各市場主體都應該對雇員的人力資本投資負責，尤其是企業，要為勞動力的人力資本進行充足的投資。多數文獻在分析收入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主要是通過分析其(收入不平等)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來進行的。關注點放在了信用限制的作用上。主要觀點是，由于在借貸市場上受限，窮人沒有能力為人力資本的積累進行貸款。無法用未來的收入作抵押，通過金融貸款的方式支付學費和生活費。其結果就是，窮人要么不進行人力資本投資，要么是投資較少L4J。Mejfa等的實證研究表明，越是不平等的機會，就越容易造成人力資本投資總水平的降低，人力資本投資的個人就越少，人力資本分配就越發不平等，工資收入的不平等性就越明顯一】。從社會福利的觀點看，對培訓的激勵仍然不充分。如果我們能夠自由地進入熟練勞動力市場并且從未消耗任何培訓資源，熟練工人的失業將使低效率問題愈加嚴重。如果不阻礙工人們能夠支付一般性技能的培訓，完全的培訓市場得以建立，就能夠獲得高水平的培訓。從企業看，如果企業養老金繳費率過高，會直接抑制企業在勞動成本上的支出，工資和福利增長速度慢，企業對員工的培訓與開發的投資也難以提高。另外，企業對員工培訓投入低，阻礙員工技能的提高，這樣又會阻礙企業的創新。由于企業參保率不高和轉制成本沒有落實等原因，按現行標準執行，社會養老保險的收入不能滿足其支出的需要。許多地區不得不提高參保企業的繳費率，致使國有企業的繳費率居高不下。目前，我國企業的養老金的平均繳費率為2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3個百分點，高于國際警戒線三個百分點。降低企業平均繳費率是企業減負的重要途徑，其他方面稅負的配套消減也是提高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必要途徑。

四、結語

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是公共養老體系的兩種基本制度安排形式，這兩種制度安排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不同的。目前世界各國普遍實行部分基金制或基金制，但增加養老金個人賬戶中的基金儲備能否減輕將來的養老金支付壓力并進而達到帕累托最優取決于以下兩個條件，即所形成的基金儲備是否會使資本積累率達到或接近黃金律水平，并且這些積累能否轉化為有效投資以促進經濟增長，如果積累率的設計能夠最大限度地糾正與黃金律的偏離程度，就說明所執行的積累率維持了投資需求的穩定增長。所采用的基金制在不同的時限內是會擴張還是抑制總投資需求，如果在經濟過熱時期適當抑制了投資和消費和在經濟低迷時期擴大了投資和消費，就說明所執行的積累率有助于維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如何使社會保障體系對經濟復蘇的貢獻最大，設計靈活的養老保險部分積累制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彈性養老金積累率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選擇。如運用不同的繳費率標準(包括企業繳費率和職工個人繳費率)，減少用同一標準推行養老金積累率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設計可調節的繳費率標準，在經濟不景氣時降低積累率，繁榮時提高積累率。對不同行業和不同收入群體設計不同的繳費率是必要的，尤其是對于需要重點發展的行業，從總體上降低企業繳費率和個人繳費率將大大促進培訓與人力資源開發的投資，有利于推動產業升級與和諧勞動關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