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宏觀經濟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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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封建社會宏觀經濟管理思想的指導原則包括國家視角、政府占據經濟主導地位、重視經濟信息等三項；在國家干預經濟必要性問題的討論中，指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管理者已經認識到由于生產生活對自然環境的嚴重依賴、商人階層的剝削屬性和出于統治階級統治安全性的考慮而必須對經濟進行干預；封建社會環境下政府干預經濟的方式，是政府作為經營者直接進入生產和流通環節，其預期的政策目標是調節經濟平穩運行以及抑制兼并，這也是中國民間工商業資本始終無法積累的一個重要原因。

關鍵詞：封建社會；經濟思想；宏觀經濟；經濟調節；政府干預

雖然從表面上看現在我們采用的經濟調控政策十分的西式化，實際上很多地方都體現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影子。中國在漫長的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歷史階段中孕育出了非常豐富的宏觀經濟管理思想，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封建經濟并不是像西方社會那樣完全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系，而是一個商品經濟體系。西方歷史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特征表現在其最小經濟單元為領主莊園，在這個最基本的經濟單元中可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給自足，不需或很少與外界發生商品交換。中國封建經濟體系中最小經濟單元是個體農戶，所謂男耕女織，大量手工業產品及非自產消費品都需要通過商品交換從外界取得，因此中國封建經濟體系中歷來都具有商品生產和流通因素。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持續時間長，原因除了通常所說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超穩定性，還在于具備與之相適應的商品生產和交換體系。由于中國政治上大一統政治體系的存在，它在經濟領域形成了與之相配套的經濟管理方式，即國家以直接參與經濟的方式管理和干預經濟。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始終存在巨大的沖突和矛盾，這些沖突和矛盾每當積累到達一個頂點，就以社會組織崩潰，也就是改朝換代的方式予以暫時緩解，然后進入下一個循環，矛盾因素重新開始積累。盡管封建社會進程中眾多參與者最終沒有能夠徹底解決這些矛盾，歷朝歷代的當政者還是做出了自己的嘗試和努力，因而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經濟思想。歷史不會以斷裂的方式向前演進，作為歷史的后來者不應該忽視這些經濟思想和歷史經驗。現代社會經濟與封建社會經濟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有必要對這些經濟思想和歷史經驗仔細分析，加以利用。

本文試圖引入現代經濟理論分析工具，分析歷代當政者的經濟管理思想，從中梳理出中國封建社會宏觀經濟管理思想的大致脈絡。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實證分析方法。研究對象包括管子[1]、桑弘羊、王莽、劉晏、王安石和丘浚，之所以選取當政者的經濟思想作為分析對象，是因為他們都是直接分析和解決社會現實經濟問題，其對策和措施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時有切實的經濟運行結果或效果可以比較，這些都使得研究者更容易看清楚經濟事物內在的相互關聯關系。

一、封建社會宏觀經濟管理的指導原則

宏觀經濟管理指導原則是經濟管理者在制定經濟政策和措施時所采取的出發點和基本思路。封建社會生產力低下，人們認識水平不高，但經濟管理者通過觀察實踐總結出不少有益的指導原則。這些指導原則總體上表達了生活富裕、國泰民安的良好愿望。管子把國家的“德”具體化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興。……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土帶）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郁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征斂，輕征賦，馳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2]管子在這里給我們描述了理想社會的各種經濟特征，發展生產、興修道路和水利、低稅賦、解決社會保障等等，同時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這個理想社會模型中所占據的控制和主導的地位。

1．國家視角

歷代當政者經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點是其國家視角，即最終目標是要使國家里的所有人都能夠“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能使某一階級或階層過于貧窮而處于危險的邊緣，同時有著“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自我心理感受。一方面，這與和諧中庸的中國傳統哲學理念一脈相承，理想社會的標準是“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統治者的任務正如明代文淵閣大學士丘浚所言：“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賦斂，平物價，使富者安其富，貧者不至于貧，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盵3]另一方面，這也是當政者在處理社會經濟問題時所必須采取的現實態度，因為社會中任何一部分人過貧或過富，都會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直接威脅到統治者政權的穩定性。管子在國蓄篇中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4]

在國富和民富的相對關系認識上，封建社會經濟管理者前后發生了很大的轉折。早期的經濟思想中是將二者對立起來，管子從維護統治秩序的角度出發，提出人君對民眾財富要做到“富而能奪，貧而能予”[5]。商鞅從實施農戰政策，增強國家軍事實力的角度出發，提出強兵就必須使民弱、民愚，“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國強”[6]，表明當時的管理者只看到這個問題統治者強勢的一面，片面地強調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和索取。到封建社會后期，經濟管理者已認識到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民富是國富的基礎和前提，丘浚指出：“善于富國者，必先理民之財，而為國理財者次之”[7]。通過促進生產，增加全社會財富總量，進而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有以生之而財之源生生不窮，有以理之而財之流陳陳相因，如是則在于民也無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這較之孔子“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簡單論斷有了很大進步。

此外，國家視角還有一重含義在君主對天下自然之物的所有權，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經濟體現。桑弘羊說：“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屬少府?！盵8]而到封建社會后期丘浚提出：“天生物以養人，非專為君也，而君專其利，已違天意矣?！盵9]可以看到，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們認識水平在提高，自身經濟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君主所有權觀念在不斷淡化和減弱。

2．國家占據經濟管理優勢地位

在國家調節經濟過程中，當政者認識到自身必須在市場中處于優勢地位才有利于調節措施的進行，管子輕重論是典型代表。他指出：“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10]“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盵11]管子充分利用“物以稀為貴”的經濟原理，順勢而為，非常靈活地調節經濟。當市場流通中有較多的谷物時，國家控制貨幣，則貨幣的相對價格高，當國家收購谷物后，市場流通中的貨幣較多，則谷物相對價格高，這樣在貨幣與谷物的相對價值運動過程中，因國家占據壟斷地位而總能夠保持經濟調節的優勢地位。在這一經濟調節過程中，國家事實上扮演著一個大壟斷商人的角色。在對外貿易交換中，這一原則相應演變為保持對外貿易優勢地位?！疤煜螺p，我重”[12]，“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而下不吾泄矣……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盵13]也就是說管子認為一個國家在對外貿易中要出口相對價格高的商品，進口相對價格低的商品，借此達到在對外貿易中占據優勢地位的目的。

3．經濟信息的重要性

封建社會經濟管理者很早就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掌握經濟信息的重要性，對經濟進行宏觀調節，必須是在充分占有經濟信息的基礎上，而這恰恰是自由競爭市場調節下單個市場參與者所無法做到的。經濟信息的迅速流動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國家和政府借助自身天然優勢可以促進經濟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傳播。管子說：“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于軌數而欲為國，不可?！蓖瑫r，“國軌布于未形，據于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于民，謂之國軌?！盵14]“國軌”是管子制定的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一旦規劃形成，宏觀經濟調節便依此展開，絕非隨意而為。另外，《管子》中問篇、八觀及入國等篇列明了對國民經濟狀況進行調查的詳細問題，其設計非常細致周密[1]362－364，反映出管子作為一國經濟管理者對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了然于胸。

到唐代，著名理財家劉晏第一次建立了全國商業價格情報系統。《舊唐書·劉晏傳》載：自諸道巡院距京師，重價募疾足，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雖極遠不四五日知。故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得其術矣[15]。可見政府為獲得即時信息不惜花費大量開支，在實踐中價格信息在政府調控經濟時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

明代，丘浚建議：“在內，俾坊市逐月報米價于朝廷；在外，則閭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戶部。使上之人知錢谷之數，用是而驗民食之足否，以為通融轉移之法，務必使錢常不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給，其價常平。”[16]由此，在政府內部建立起一個商業信息報告體系，使得政府能夠及時掌握市場動態信息，相機制定決策，調節供需，平抑物價。

二、國家宏觀經濟調節的必要性

國家和政府是否有必要對經濟進行干預，以及如何干預，在經濟學發展史上始終存在分歧，直到現在仍是一個沒有達成統一認識的問題。經濟實踐表明單獨實行某一方面政策也是各有利弊。在我國封建社會歷史階段中，國家干預是主基調，封建社會管理者是在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之后才推行這一國策。

在理論層面，管子最早以樸素的方式提出了“經濟人”的概念，他認為人之本性是“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17]然而，與西方同樣是經濟人的微觀基礎，但引出的結論卻很不相同。亞當·斯密由經濟人假設得出的結論是自由競爭、市場調節原則，管子得出的卻是國家干預的結論，“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后賢不肖之形見也”，而且“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18]，故必須有政治權力（在管子看來，這是超階級的）出而為之指導，使其避害而就利[1]303。由此我們似乎可以做一個假設，在抽象的經濟人概念掩蓋之下，中西方經濟體系中作為經濟主體的個人，存在很大的差異，導致其經濟行為和社會發展模式出現明顯的差異。公務員之家

此外，管子還從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出發說明國家宏觀調節的必要性，“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兇，則糴釜十鏹，而道有饑民”，“物適賤，則助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19]表明在年景好與年景差時糧食價格相差十倍之多?！豆茏印分羞€有一些不同地區糧食價格差異的記載，如《輕重乙》所載：“昔狄諸侯，畝鐘之國也，故粟十鐘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20]，表明糧食高產區和低產區糧價相差約二十倍。從以上記述中可以看出，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生產生活過分信賴自然條件，外界自然環境變化會對商品生產和商品價格造成巨大沖擊，導致經濟劇烈波動。在這種情況下，商品流通服務變得格外迫切。由政府出面組織調劑，本著安定百姓生活的社會公共性目標（而不是純粹以贏利為目的），在谷物豐收時收購存貯，到谷物歉收時投放市場，或將谷物從高產地區運往低產地區，以調劑余缺，為社會經濟穩定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商人似乎不能起到穩定經濟和價格的作用，他們會在商品豐裕時故意壓低市場價格而后收購，或在市場商品短缺時囤積居奇，使得短缺現象更加嚴重，從而提高商品價格，以期在拋售時獲取更多利潤，這樣做無疑會使商品價格波動更加劇烈，不利于生產發展和百姓生活。王安石在其市易法建議中說：“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或倍本數。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緩急，擅開闔斂散之權。當其商旅并至，而物來于非時則明抑其價，使極賤而后爭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車不繼而京師物乏，民有所取，則往往閉塞其蓄藏，待其價昂貴而后售，至取數倍之息?！盵21]

另外同等重要的是，不論是在農業還是在工商業領域，兼并始終是經濟發展的阻礙，更是社會不穩定的直接誘因，各朝經濟管理者普遍持打擊態度。漢代桑弘羊在主張國家經營鹽鐵時，指出專賣政策是為了抑制兼并，防止“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22]，“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盵23]王莽認為，對壟斷性商品應該全面管制，防止豪民富商從中牟取暴利，剝削普通勞動人民。他說：“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盵24]宋代王安石把抑制兼并由自然壟斷行業推廣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他指出：“有財而不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后能如是。”[29]也就是說如果國家放棄對經濟活動的管制，采取放任的政策，必然產生兼并壟斷，而不一定要有富豪大家存在才會產生兼并，因此他把摧抑兼并看成是封建國家的重要職能，其變法措施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摧抑兼并同時也與鞏固封建統治直接相關聯，這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分析。一是商業交易的核心原則在于交易雙方地位的平等性，一旦商人經濟實力過強，必定會對封建社會等級秩序提出挑戰，從而危及統治安全性。二是富商大賈所經營事業一般規模較大，如鹽鐵業，必然聚眾獨處，時間一長難免產生脫離朝廷統治的傾向，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桑弘羊對此就曾提到：“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海為鹽，一家聚眾或至千余人”[25]，并指出：“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滑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奸，乘利驕溢，散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26]

在討論兼并產生的原因時，經濟管理者也認識到由經濟個體自身素質的高低差異帶來的經濟后果，桑弘羊說：“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27]，“道懸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盵28]以后也有多人論及此點，因此，摧抑兼并也暗含了追求絕對平均的社會理想。

三、封建社會宏觀經濟調節的措施和目標

在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下，經濟管理方式的獨特性在于政府作為經濟經營主體直接參與到經濟運行過程之中，因為這樣做可以將政府調節經濟的公共性目標、維護政權穩定性目標和自身財政收入最大化目標三者有機結合起來，是當政者的最佳選擇。而一般意義上的重農抑商國策，所要限制的是民營工商業，官營工商業則不在其列。隨著朝代更迭，具體調節措施包括名稱多有變化，但宏觀經濟調節思想和政策的核心一直沒有發生改變。在封建社會中，農業占據國家經濟大部分比重，因此調節政策主要圍繞農業領域展開。一般常見的政策是，對農產品價格實行常平，對手工業產品實行專賣，在農業信貸方面實行政府專營。

管子提出由國家掌握生產及生活資料，貸或租與農民，同時運用價格政策，防止富豪大戶兼并壓榨農民。“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夫民有余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29]由此可以看出，在管子的經濟調節政策措施里，國家在市場豐裕、物價較低時購進，在市場短缺、物價高起時賣出，一則平抑物價，二則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三則打擊富豪大戶，一舉三得。

漢代桑弘羊推出的經濟政策中平準政策與管子類似，明顯有變化而且直接發揮巨大作用的是鹽鐵酒的專賣。因為鹽鐵行業具有壟斷性質，能夠產生豐厚利潤，以往富豪也多經營鹽鐵業。在桑弘羊實行專賣后，政府獲得了巨額財政收入[30]，同時打擊富商大賈，抑制兼并，鞏固了封建統治。王莽所推行管制工商業經濟活動的措施是六管政策，其范圍非常廣泛，幾乎包含了當時社會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包括鹽鐵酒專賣、貨幣統一鑄造、工商業征稅和五均賒貸，其中五均賒貸是王莽經濟管制措施中最突出的一部分。五均是指政府根據商品市場價格變動情況評定物價，并以“市平”價格作為標準采取相應調節措施，如購買和拋售商品，來穩定市場價格。賒貸則是由政府組織資金進行貸放。在這里，“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是實現了摧抑兼并，“公家有余”是擴大了財政收入，而“恩及小民”則是穩定市場價格，維護市場秩序，保護普通勞動人民利益，同樣是一項政策同時實現了三項目標。

王安石在農業方面最有影響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是由政府拿出資金貸放于農民，其政策目標在穩定糧價和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同時，摧抑兼并，他還要求三等以上人戶擔負四分利息，而這些富戶實際上不需要貸款，由此青苗法在摧抑兼并這一目標上走得更遠。

明代丘浚非常重視商品市場價格的穩定，把“平物價”與省力役、薄賦斂并列作為“王者”的重要任務。丘浚所提穩定價格與前朝歷代相同，不同之處在于他淡化了抑制兼并和擴大政府收入兩項目標，表明他意識到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應當停留在保持經濟體系和商品市場的穩定這一層面上，而對參與市場的經濟個體不加干涉，而且政府不應當在干預經濟的過程中謀取自身利益。

丘?？芍^封建社會經濟調節政策的集大成者，觀察論述面廣，對歷朝歷代的各種經濟政策措施悉數進行了整理，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做出了方向性的轉變，提出減少政府干預經濟，只保留了“平物價”一項，同時在貨幣制度、財政預算、海外貿易、漕運、常平等方面提出諸多更加科學的政策主張，頗有新意，充分體現了現代社會經濟管理的發展方向。在丘浚身上我們又一次看到了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生生不息、推陳出新的發展和進步。

參考文獻：

[1]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卷[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288；362－364；303．

[2]管子·五輔篇

[3]大學衍義補卷二五，市糴之令

[4]管子·國蓄篇

[5]管子·揆度篇

[6]商君書·說民篇

[7]大學衍義補卷二O，總論理財之道上

[8]鹽鐵論·復古

[9]大學衍義補卷一一三，戒濫縱之失

[10]管子·國蓄篇

[11]管子·山權數篇

[12]管子·輕重乙篇

[13]管子·山至數篇

[14]管子·山國軌篇

[15]舊唐書·劉晏傳

[16]大學衍義補卷二六，銅楮之幣上

[17]管子·禁藏篇

[18]管子·禁藏篇

[19]管子·國蓄篇

[20]管子·輕重乙篇

[21]續通鑒長編卷二三一

[22]鹽鐵論·禁耕

[23]鹽鐵論·復古

[24]漢書·食貨志

[25]王臨川集卷八二

[26]鹽鐵論·復古

[27]鹽鐵論·刺權

[28]鹽鐵論·錯幣

[29]鹽鐵論·貧富

[30]史記·平準書，“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