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封建文化影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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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制度是從唐至清特有的一項職官制度，在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史、文化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昂擦帧敝麧h代已有，本指文學之林，是文翰薈萃所在。唐代開始作為官及官署名，最初的性質是“天下以藝能技術見召者之所處也”（《唐會要》卷57“翰林院”），文學、經術、僧道、書畫、琴棋、陰陽等各色人士以其專長聽候君主召見，稱“翰林待詔”。唐玄宗時，較多地選用文學士人，稱“翰林供奉”，用于起草詔令，議論時事。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在翰林院之南另建學士院，專門負責掌管“內制”。原有翰林院自此一分為二：一為翰林學士院；一為翰林院，人稱舊翰林院。二者雖皆有“翰林”之名，但性質卻很不相同，前者專以待文學之士，是在禁中起草詔命、參預機務的樞要部門；后者則雜處各種技能之人，是在內廷供奉君主的普通機構。唐朝后期，政局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藩鎮割據形勢出現，宦官專權局面嚴重，皇帝與朝臣聯合反對宦官的斗爭以及朝臣內部的黨爭愈演愈烈。在這種政局下，號稱“天子私人”的翰林學士得以在政治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先是起草內制、參謀顧問，侵奪了中書的權力；繼而參預機密，權力趨于鼎盛。德宗時有“內相”之稱。憲宗時從翰林學士中進一步發展出“專受專對”的學士承旨，表明翰林學士參與中樞決策的地位得以確立。與此同時，舊翰林院一直保存，其官稱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詔、翰林待制，后又有翰林天文、翰林圖畫等等，不設學士，也不參與制詔的起草，始終只是一個主要供君主消遣的侍從機構。

五代到清朝，翰林院的政治地位經歷了二高三低的變化：宋朝和明初高，五代、遼金元時期和明永樂以后低。

五代武人跋扈，王朝祚短，翰林的地位從唐時的頂峰跌落，政治上的作用相當有限。后晉還一度廢除翰林學士，其職并歸中書舍人。

宋代是翰林制度發展的重要時期，這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繼承唐、五代的趨勢，翰林學士院與翰林院發展成截然不同的衙署。翰林院作為各種技能之士的待詔之所，設在皇城之外，分為書藝、圖畫、天文、醫官諸局；翰林學士院作為草詔、顧問之臣的供職機構，設在宮禁之內，二者間地位的高下不可同日而語。其二，翰林學士院組織結構嚴整，官員設置從高到低依次為承旨、學士、直院、權直，不再是隨意性很強的內侍群體，而是中央政府的正式機構。與之相適應的選任、降黜、員額、俸祿等各項制度日趨完備。其三，翰林制度與科舉制度的關系得以確立，非進士不入翰林，由此推進了宋代文人政治的發展。

遼、西夏、金、元，都是以少數民族為統治主體的王朝，它們程度不同地學習漢王朝的統治體制，無一例外地承襲了唐宋的翰林制度，以此標榜文治，籠絡與安置漢族知識分子。各政權中翰林機構的名稱、功能不盡相同：遼稱翰林院，體制與唐舊翰林院相似，院內人員、職事繁雜不一；所不同者是將國史院隸屬于翰林院，開了國史、翰林合二為一的先河。西夏與金建翰林學士院，職能與宋時相似。元立翰林國史院，其職責變為以修撰國史為主。

明代翰林院的發展變化，以明成祖永樂（1403—1424年）為界，分為前后兩大時期。前期的翰林院擁有唐宋翰林學士院的職能，翰林官充當皇帝的輔弼，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后期的翰林院向唐舊翰林院回歸，走上了重文詞、遠政治的道路，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近侍機構——內閣。英宗正統（1436—1449年）以后，翰林院正式成為外朝官署，逐漸降為撰修書史、起草一般文書的普通文秘機構。

清朝以后，翰林院的性質不再有大的變化。院中無承旨，亦無學士之名，而是“定掌院學士為專官”（《清史稿》卷115“職官二”），掌院學士之外，設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以及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等；院下有庶常館、起居注館和國史館三機構。翰林院的主要職能是編修書籍，撰擬冊文，為皇室解經講史，以及充當科舉考官等，與政治了然無涉，屬于職清事簡的文人閑職。清朝末年，實行政治改革，學校教育取代科舉制度，與科舉制度密切相關的翰林院日漸衰落。1911年，清朝滅亡，沿續了千余年之久的翰林制度也最終退出歷史舞臺。

無論其身份是“天子私人”還是朝廷命官，也無論其職能是參與政事為主還是掌管文辭為主，對于中國古代的翰林來說，有一點是千年不變的，即充任者多是精通經史、飽讀詩書之士。特別是明清以后，基本都是進士高科之人，亦即當時知識階層中的精英。為人熟知的歷代名流如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蘇軾、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明初的宋濂、方孝孺，晚清的曾國藩、李鴻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這種構成，決定了翰林群體勢必對封建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作為職掌文化事業的專官，翰林首先致力于精神文化產品的創造與保存。他們中的多數人不僅通經曉史，而且立德立言，創作出無數優秀的詩賦文章，為古代封建文化的寶庫增添了大量的財富。歷代翰林還編撰各類書籍典冊，直接擔當起整理、保存與傳承封建文化的責任。唐以后流傳至今的大量古代典籍，多數都出自翰林之手。如宋代以“四大書”著稱的《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和《冊府元龜》，除《元龜》外，其余三部都是太宗時由翰林學士李方、扈蒙等主持編撰的。再如明朝修《永樂大典》，清朝修《四庫全書》，都由翰林負責，清朝修書的機構四庫館就設在翰林院內，修書期間先后有數以百計的翰林參加了《四庫全書》的編纂。

同時，作為成功地進入中樞機構的士大夫中顯達之人，翰林有機會實踐儒家的政治理想，以其知識、節操等影響社會，實現“達則兼濟天下”的抱負。從唐末翰林充當反對方鎮，打擊宦官，鞏固統一的重要力量，到宋朝翰林踴躍議論朝政，批評時事，推進文治，歷代翰林都積極發揮了他們在當朝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所表現的那種以天下國家為己任、于國事民生不敢忘的情懷，凸顯出中國封建知識分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獨特文化品質，豐富了中國封建文化的精神遺產。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科舉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臣，這種古代士大夫人生理想的“三部曲”，也對全社會起到了文化示范作用。雖然不同時期的翰林官權力輕重不同，作用大小各異，但翰林的社會地位始終非常優越，明清人甚至視“點翰林”為人生最榮耀之事。這種社會風氣，在客觀上有利于刺激文教事業的發達，促進民眾文化素質的提高。不可否認，“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顯的政策，是封建王朝借以推動文化進步的一個有力杠桿。

中國古代翰林中雖不無濫竽充數，甚至曲學阿世之人，但從總體上說，翰林制度的實施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提供了活動的舞臺，翰林作為一個承擔著文化使命的特殊群體，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文化的創造者、守護者和傳播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