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不一促使我國經濟負增長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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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我國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突出、收入差距拉大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兩個方面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三個拉大”即：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地區收入差距的拉大；行業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從政治經濟機制看；從社會沖突機制看；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抑制經濟增長；限制低收入者人力資本投資的現實支付能力，制約經濟增長；延滯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三大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具體影響等幾個方面，具體材料請詳見。

摘要：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斷拉大，主要表現在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地區收入差距拉大、行業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影響社會穩定、消費需求、產業結構調整等，從而不利于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越來越突出。

關鍵詞：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經濟增長；負面影響

一、我國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突出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斷拉大，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給出的我國的基尼系數是0.447。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主要表現在：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地區收入差距拉大、行業收入差距拉大。

首先，城鄉收入差距拉大。據專家計算，城鄉差距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貢獻度是60%。1990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是2.2∶1，2004年和2005年這一比率分別是3.21∶1和3.22∶1，2006年擴大到3.28∶1，絕對額的收入差距達到8172.5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有關報告，世界上多數國家城鄉收入的比率為1.5∶1，這一比率超過2的極為罕見。

其次，地區收入差距拉大。雖然近幾年國家加大了西部開發的力度，但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我國西部與東部沿海地區的收入差距都呈擴大趨勢。1995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為7191.77元；最低的是甘肅，為3152.52元，收入之比是2.28∶1。2006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為20667.91元；最低的是新疆，為8871.27元，收入之比為2.33∶1。1995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為4245.61元；最低的是甘肅為880.34元，比例是4.82∶1。2006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是上海，為9138.65元；最低的是貴州，為1984.62元，收入差距為4.60∶1。雖然，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比例稍有下降，但絕對差額從1995年的3365.27元擴大到2006年的71540.3元。地區收入差距呈不斷擴大趨勢。

再次，行業收入差距拉大。1990年我國職工按行業分職工平均工資最高行業和最低行業的工資比是1.76∶1，2006年我國職工按行業分職工平均工資最高行業和最低行業的工資比是2.94∶1，若包括高收入行業的獎金和工資外收入，則行業收入差距更大。

Robert·Barro（1997）研究發現，當人均GDP低于某一臨界值（按1985年美元計算為2070美元）時，基尼系數與隨后的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負相關系，但是當人均GDP超過此臨界值之后，基尼系數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就變為正向關系。這暗示，在低收入國家收入不平等會阻礙經濟增長，而在富裕國家，不平等對經濟增長也許有積極作用。而我國2005年人均GDP為1700美元，尚屬于低收入國家。按照上述規律，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是不利于經濟增長的。1991年，Persson和Tablellini利用包括美國等國家的19世紀中葉歷史證據和二戰后的數據分析表明，初始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與經濟增長的負相關并不顯著，但隨著財富不平等的加劇，它與社會政治的不穩定存在顯著的關系，而且由于資產不平等帶來的負向作用會直接減少投資，從而影響經濟增長。

二、收入差距拉大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一）從政治經濟機制看

稅前收入差距越大，要求重新分配的呼聲就越高，從而導致政府對資源的再分配和政策的再調整，包括政府公共項目、立法管制，稅收政策的調整等。富人為阻止政府的再分配可能會進行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活動，使經濟信號發生扭曲，投資減少，從而損害經濟增長，相應的消耗資源并產生腐敗的情況也越普遍，貪污腐敗的成本也就增加，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世界銀行估計，在一個相對腐敗的國家，投資者的成本可能要增加20%。而透明國際公布的“2004年度全球清廉指數”顯示，全球最廉潔的國家的芬蘭（9.7分），排名墊底的是第145位的孟加拉國和海地（1.5分），我國以3.4分排在71位，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和港臺地區，由此可見，我國的腐敗成本非常高，不可避免對經濟增長會產生負面影響。

稅前收入差距較大，政府稅收政策的調整通常是采取高稅率，而高稅率將挫傷高收入人群的投資意愿和工作積極性，并降低工作效率，從而對經濟增長造成不利影響。

（二）從社會沖突機制看公務員之家

BourguignonandMorrisson（1998）對全球趨勢進行了系統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與暴力水平顯著相關，暴力程度在不平等的地區遠高于相對平等的地區。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人們與周圍參照群體比較后容易產生利益受到剝奪的感覺，從而對社會充滿各種不滿情緒甚至怨恨，這樣就很容易深化各種社會矛盾引發各種社會問題，如暴力犯罪、吸毒販毒等問題，同時也有可能引起社會利益集團的矛盾和沖突。這表明收入分配出現嚴重不公甚至兩極分化時，就會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動搖性的負面影響。此外，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容易降低人們對改革的認同和支持，從而不利于市場化改革目標的實現，甚至成為深化改革的嚴重障礙。

（三）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抑制經濟增長

眾所周知，消費、投資與凈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大要素。特別是在需求約束型的經濟中，需求更成為經濟基礎增長的動力。如果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經濟將出現繁榮；反之，經濟將出現萎縮。在需求相對不足的經濟中，由于投資需求是引致需求（即派生需求），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消費需求的增加。有效消費需求的增加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邊際消費傾向的變動。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規律，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邊際消費傾向有不斷下降的趨勢。但是，收入水平高的人邊際消費傾向低，而收入水平低的人邊際消費傾向高，并且高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下降的速度也快于中低收入階層。由此可見，隨著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占少數的高收入者的消費水平在達到一定程度后趨于穩定，其消費剩余多會轉化為儲蓄，但儲蓄不一定能完全轉化為投資，即使轉化，也大多形成中間需求。而占人口多數的中低收入者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受收入水平的限制而無法形成現實購買力，從而使整個社會平均消費傾向下降，消費需求增長乏力，經濟增長受到制約。

（四）限制低收入者人力資本投資的現實支付能力，制約經濟增長

教育投資是人力投資的主要部分，也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手段。然而隨著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過低的收入水平會限制低收入人群對人力資本投資的現實支付能力，他們只能擁有低水平的人力資本投資，這會影響他們及其子女的素質。在我國，《義務教育法》頒布已經十多年了，但在廣大的農村地區，特別是在比較落后的地區，仍存在大量問題，學生輟學率依然比較高。據中央黨校課題組對農村義務教育的調查顯示，近年來，農村學生的輟學、流失率偏高，初中生輟學率上升，有的地方農村輟學率高達10%以上。在不平等經濟中，窮人比例越大，人力資本投資越低，經濟增長率越低。

（五）延滯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

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高低收入群體存在消費斷層，致使我國產業結構處于兩難的選擇。一方面，大部分人對于彩電、冰箱、空調等的消費遠未飽和，另一方面，少數高收入人群有能力購買汽車、別墅等高價商品，但其市場規模還有限。于是，一些產業生產能力過剩，但又不能退出市場，只好壓價競爭，如彩電行業。現在人們經常用“利潤比紙還薄”來形容家電行業的處境。另一些產業如轎車產業尚未成長為主導產業，產業升級脫節，產業技術在低層次徘徊。第二產業的結構發展升級受到限制，又進而影響了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的發展。

（六）三大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具體影響

1、行業收入差距拉大扭曲就業觀念，造成人才資源的浪費。由于行業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勞動者收入的高低并不完全取決于勞動努力程度的大小以及工作條件的好壞，而主要由所在的行業和部門決定。因此，多數人在選擇職業時寧愿用非所學，也要選擇高收入的行業，從而造成人才資源的浪費，不利于經濟發展。

2、地區收入差距拉大導致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的難度增加，影響到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首先，地區收入差距的拉大導致中西部加快發展的難度增加。一方面，地區間過大的收入差距，會減弱落后地區的人才吸收、涵養能力，人才向高收入地區的流動成為必然，不可避免地也會導致資金和技術的轉移。近年來，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水平的差異使得大批人才及大量資金、技術向東部地區流動，其結果是進一步加劇了中西部地區人才、資金、技術的短缺，從而增加了中西部加快發展的難度。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水平和購買力相對較低，地區市場規模有限，制約著中西部地區面向本地市場的產業發展，同時中西部地區又遠離規模和潛力巨大的主要市場即東部市場，區域劣勢明顯。所以，中西部加快發展的難度增加。其次，地區收入差距的拉大影響到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地區收入差距擴大使得區域之間居民的需求結構差異度較大，某些必需的耐用消費品在東部區域市場上已趨于飽和，而在西部區域市場上卻缺乏有效需求，導致新興耐用消費品的區域性傳導及消費的地區間梯度轉移出現梗阻，造成區域差別性市場之間的“斷裂”，影響到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

3、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影響到農村消費水平的提高，導致農村市場發育遲緩。目前我國共有約3.4億個家庭，其中農村家庭2.3億個，占67.6%。由此可見，我國農村市場具有消費者數量多、發展潛力大。然而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導致農民消費水平提高緩慢，農村市場萎縮，不利于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

總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對我國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越來越明顯，加大理順收入分配關系的力度已成為當前政府面臨的一項迫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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