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范文
時間：2023-04-09 23:29:42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對待傳統教學方法和現代教學方法可采取的三種方案
為了上好每一節課，任課老師總是認真地備課，其教學手段的方式越來越多，那選擇教學手段時要從教學的質量、學生的興趣、情感交流、最終效果等來判斷。課堂教學質量的高低，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教師的教學方法。
方案一：采用傳統教學手段。采用黑板與粉筆一對一或一對多地手把手來教導學生。（缺點是可能加重老師上課負擔，一節課的內容可能需要拆分成兩節課上。）
方案二：采用現代教學手段。教師可采用電視、投影儀或電腦等多媒體教學手段，實現教師與學生的教學操作過程可視化，豐富教學內容，節省了課堂時間，從而大大增加了學生的課堂輔導時間。（缺點是削弱了學生的操作能力和觀察力。）
方案三：采用傳統教學手段和現代教學手段相結合的方法。傳統的教學手段和現代教學手段各有各的優勢，選擇教學手段并不是越高級越好。一節課往往需要多種手段有機結合，靈活使用。
筆者個人認為第三種方案最好，但是這種課備課時間長，達到的效果也未必如課前所想。筆者經驗不足，僅僅以高一《經濟生活》第二單元第七課第二框“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這一節課為例：這一課相當難，需要一個知識網絡，因為網絡能讓學生了解知識點在網絡中的相關位置。
（1）聯想記憶：培養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拓展知識和聯系知識的能力。
（2）進行聯系性復習和對比復習：能抓住主干知識，突出重點知識進行復習，防止概念混淆，有利于求同思維和求異思維的發展，從而提高解題能力。
這當中如果用多媒體呈現出知識網絡，字體太小學生看不清楚，也容易產生不樂意抄的想法，如果用多媒體動畫效果一個個內容放出來，又影響這節課的整體性，所以這個就需要用黑板+粉筆的傳統教學，根據上課的內容一點點地把內容引出來，達到一個整體性效果。
為了引入公平的含義、使學生加深對公平的理解，就需要多媒體的幫助，通過一個“分粥”的動畫來幫助學生理解。（內容是一個小團體同吃一鍋粥，有3個動畫效果： 其1是：擬定專人來分，結果是那個負責分粥的人，自己碗里的粥最多。對此，老師可以引導學生——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是不公平的； 其2是：公選一個信得過的人來分，開始時基本公平，慢慢地，他自己以及會溜須拍馬的人的碗里就多了起來；其3是：還是輪流分，但規定輪值分粥的那個人，自己必須最后才取剩下的那碗粥。這下粥天天都是不多不少一個樣。）通過這種方式引入學生對于公平的理解就游刃有余，不需要耗費過多的時間在文字的解釋上，把本來難以理解的內容簡單化了。
本課的難點之一是公平的舉措：保證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占合理比重以及對再分配的理解。如果用多媒體展示，達不到師生互動的效果，而使用黑板和粉筆卻能一步步引導學生到達老師想要他們理解的程度，這個時候我個人覺得傳統教學所體現的互動以及一對一或一對多地手把手來教導學生的作用就能大大體現。
“效率和公平關系”的內容是一個非常好的探究內容，多媒體畫面展示商家A、B的兩種做法：A聘請員工為30塊/小時無提成，B聘請員工為15塊/小時有提成。請學生針對兩種情況作出判斷并說明理由，達到一個上課小，接著多媒體展示：老板一天賺1000元而員工一個月賺800元的數據。看到這個數據學生的積極性就會更加高漲，針對這些他們生活中很常見的現象作出熱烈討論。教師從而可以引導學生在理解效率重要性的同時通過知識網絡聯系公平深化課本知識，充分體現學生作為課堂主體的參與意識，激發學生對于社會問題的更深層次理解和探討，通過創造一個充滿積極情感的育人環境讓他們能舉一反三得知事理、明是非，體現我們所說的素質教育。
最后步驟回歸課本，回到黑板，重塑知識網絡，通過多媒體進行知識的鞏固加強，進行課后練習，水到渠成。
篇2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認真領會和準確把握這些精神，對于明確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務，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效率與公平問題關系到經濟發展活力和社會穩定，是世界各國都十分關注的熱點問題。實踐證明，效率和公平不是對立的，是互為基礎、互相促進的。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如何處理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在理論界和實踐層面都在認真探索。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并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兼顧效率與公平”。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收入分配要“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黨的十五大和黨的十六大都明確提出，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黨的十六大還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這就確立了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關系的基本原則，目的就是既要適當拉開收入差距，以發揮收入分配的激勵功能，又要防止收入差距過大引起社會不穩定。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注重社會公平，特別要關注就業機會和分配過程的公平”。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指出，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這些論述，都既堅持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又增強了解決收入分配領域矛盾和問題的針對性，是從實際出發對效率和公平關系認識的不斷深化和完善。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是國民生產總值分配的兩個環節。初次分配是指在生產活動中，企業作為分配主體，將國民生產總值在國家、企業、個人之間進行分配，生產要素的提供與報酬支付的關系是最基本的初次分配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初次分配關系主要由市場機制形成，生產要素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政府通過法律法規和稅收進行調節和規范，不直接干預。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結果的基礎上政府對要素收入進行再次調節的過程。主要通過稅收、提供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轉移支付等調節手段進行，重點調節地區之間、城鄉之間、部門之間、不同群體之間、在職與退休人員之間的收入關系，防止收入差距過大，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
國民生產總值分配的總原則，就是要正確處理好國家、企業、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進行合理分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合理分配具有兩層含義，一是收入分配有利于充分調動經濟活動參與者的積極性，提高經濟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對公平，保證每個社會成員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過大。在自由競爭、優勝劣汰、價格機制、利益驅動機制下，初次分配收入存在一定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如果分配中存在的問題過多，再分配很難糾正過來。因此在初次分配中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十分重要。除了初次分配的規則和秩序要規范，也就是分配過程要公平以外，還要高度重視機會公平，這涉及初次分配公平的基礎條件，一是受教育機會的公平，一般來講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收入也高；二是勞動機會的公平，勞動力自由流動是市場機制在保證效率的前提下保障公平有效地調節收入分配的必要條件。再分配具有社會公平功能，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就是要加大稅收等經濟杠桿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促進社會公平。當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進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調節力度搞得過大，出現獎懶罰勤效應，就會既損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從而也會損害效率，反過來影響再分配的調節能力和社會公平的功能。所以，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進效率與公平有機結合，才能促進國民收入合理分配，最終既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又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
篇3
關鍵詞：擴大消費需求；社會公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良性互動
中圖分類號：F12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黨的十報告和中央“十二五”規劃都指出，在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中，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擴大消費需求與實現社會公平具有內在聯系，二者之間可以實現良性互動。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這種良性互動表現為：一方面，公平度的提高可以有力推動消費需求的增長；另一方面，消費需求的擴大可以有效促進公平度的提升。擴大消費需求與實現社會公平之間不是單向的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而是“雙向決定”的關系，并且這種“雙向決定”的關系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是處在不斷運動、變化、發展過程之中的。最終，擴大消費需求與實現社會公平之間的良性互動能夠有力地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一、擴大消費需求能夠有力保障社會公平的實現
擴大消費需求可以讓更多的人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長期動力機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而有效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
擴大消費需求可以讓更多的人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提升社會公平。以人為本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立場，中國改革發展的目的是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讓更多的人分享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成果，這種“分享”最直接的體現就是人們消費水平的提升以及由此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整體上擴大消費需求的過程，就是讓更多的人參與“分享”的過程，是普遍提升社會公平的過程。
擴大消費需求可以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升公平的水準。我們謀求的公平，是建立在經濟整體發展、社會整體進步基礎之上的公平，它以經濟持續健康的增長為前提。從社會生產周期來看，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真正的和持久的拉動力量。消費增長將帶動投資相應的增長，經濟增長的動力將逐漸由供給轉向需求，由生產轉向消費。正如馬克思所說：“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1]P94凱恩斯也認為：“消費乃是一切經濟活動之唯一目的，唯一對象”，“如果消費傾向一經減低，便成為永久習慣，則不僅消費需求將減少，資本需求亦將減少”。[2]P91因此，擴大消費需求，刺激消費，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相反，消費不足會削弱經濟增長的拉動力，使投資增長得不到最終消費需求的支持，大量的社會產品價值難以實現，嚴重影響社會再生產的順暢進行。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出口需求被看作拉動一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就我國近些年的實際而言，消費率偏低、消費需求不足的態勢是比較明顯的。在部分領域投資過熱，美、日、歐等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持續低迷的情況下，有效地調動消費需求成為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隨著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更加公平的社會將構建在更加豐實的物質基礎之上。
擴大消費需求可以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為社會公平提供長效機制。更高水準的社會公平要求建立在更加合理的經濟運行結構和更加科學的經濟發展方式之上；科學合理的結構與模式能夠推動經濟社會的良性循環，緩和并化解各種矛盾，不斷改善公平狀況。中國改革發展的實踐已經證明，過去那種投資推動的、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要付出沉重的資源和環境代價的，是無法持續的。提高國內消費需求，逐步把消費培育成經濟增長的首要推動力，有利于轉變投資為主導的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改善和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過分依賴外部需求，對外經貿的嚴重失衡，從長期看也是不可持續的。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和貿易沖突難以避免的時候，有效提高國內消費需求和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顯得尤為迫切。
二、實現社會公平能夠有效推動消費需求的擴大
消費需求的大小不僅取決于人們的即期收入，而且取決于人們對未來收入與支出的預期。因此，要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就應該從增加現實收入、改善收入預期和削減未來支出三個方面入手；這三個方面無一例外地與實現社會公平有著密切的因果聯系。
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夠提高全社會的最終消費率，擴大消費需求。過大的收入差距會通過市場規模來影響經濟增長。從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不難看出，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小于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因為隨著收入的增加，消費的增加趕不上收入的增加，而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長比低收入者更快，但其消費增加在收入中的比重相對于低收入者來說卻較小。因此，如果聽任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長快于低收入者，整個社會的最終消費率會降低，結果導致消費需求不足。過低的消費需求表現為市場不景氣，進而會使投資收益率下降，影響高收入者的投資積極性，削弱經濟增長的后勁。因此，提高居民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差距，能夠有效地提升整個社會的最終消費率，擴大消費需求。
更加公平的教育能夠提高社會整體的收入水平，擴大消費規模。教育可以使社會地位不利者的素質得到提升，使其社會境遇得以改善。特別是在現代社會，受教育程度與人們的職業、收入、社會地位直接相關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社會個體的發展基礎和前提。使更多的人接受到相應的教育，將直接促進社會公平的日趨實現。教育也因此被看作實現社會公平的“最偉大的工具”。教育不公平將阻塞弱勢群體改善命運的通道，損害公眾對社會發展的預期，加劇現有的社會不公平。只有賦予每個人相同的受教育機會和權利，才能使社會成員自起點就感受和享有公平，并由此提升他們的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消費規模的擴大也就水到渠成了。據各大銀行的居民儲蓄目的調查，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就此而言，教育公平能夠減少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和農民家庭對未來支出的預期，有效擴大即期消費的規模。
更加公平健全的社會保障能夠強化居民對未來的穩定預期，促進消費。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對于實現社會公平、構建和諧社會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如今，社會保障已經成為支撐需求和消費，進而成為支撐市場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也已經成為轉變發展方式的前提條件之一。政府的社會保障開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為這一開支一方面本身就可以創造需求，另一方面還會通過穩定居民對于未來的預期而促進居民消費。
三、擴大消費需求與實現社會公平之間良性互動的路徑選擇
擴大消費需求與實現社會公平是互為因果、相互制約并相互促進的，形成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能夠有效地解決現階段我國改革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然，擴大消費需求、實現社會公平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政府的產業政策、就業政策、收入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實施多種政策的組合，才能更好地達到預期目標。目前來看，尤其應著力做好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
其一，縮小收入差距。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部分社會成員之間、城鄉之間、區域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縮小收入差距首先應實施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在當代社會，就業不僅是謀生的必要手段，而且是人們參與社會的主要渠道。就業是民生之本，擴大就業是縮小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徑。其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保護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第三，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收入問題，充分啟動潛力巨大的農村市場。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增強農村發展活力，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共同繁榮。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第四，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優先推進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最后，加強對壟斷行業的監管。放寬一些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標準，引入競爭機制，縮小國家壟斷性行業的范圍，減少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對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行業，要加強對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
其二，促進教育公平。總體而言，當前我國的教育不公平一方面表現為教育資源分布的不均衡，另一方面表現為群眾接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實現教育公平，必須具備相應的投入保障機制，首先要明確教育投入的公共財政性質。現代社會中，教育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具有外部效應和公益性，其投入理應納入公共財政的范圍。其次要保障人們對教育產品的共享。這就一方面要保障實現教育資源在區域、城鄉、校際間比較均衡的分布，另一方面要保障每個適齡兒童、少年都能上得起學。最后，教育投入要充分體現對弱勢群體的扶持和幫助。如果弱勢群體不能從政府和社會獲得應有的幫助，以擺脫其接受教育的預算約束，就不可能有真正公平的教育。
其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當前，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城鎮化的加速、人口老齡化的加劇以及家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化，社會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經濟變遷和社會轉型對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提出了新要求。特別是與城鎮居民相比，目前農村居民享受的社會保障項目較少，標準和層次也比較初級；在城鎮地區，社會保障水平在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之間也還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未來在縮小城鄉保障標準和提高保障公平性方面仍有很大空間。要把社會保障制度建成保障人民生活、調節收入分配的一項基本制度，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建立社會保障財政投入的長效機制，調整財政投入結構；二是加強社會保障制度的整合與城鄉統籌；三是進一步完善公共服務的提供和基本保障制度的設計，重點考慮中低收入人口和貧困人口的社會保障需求；四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的籌資機制與補償機制；五是改進社會保障的管理與服務。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2.
篇4
注重改善民生譜寫美好生活
黨的十七大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根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在十六屆六中全會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決定的基礎上，對社會事業發展的目標、重點、政策，作出了新的部署。全面貫徹落實這些部署，滿足人民新的期待，將為人們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積極建設人力資源強國這是《報告》在社會建設方面提出的第一項任務，突出了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目標。作出這樣的安排，就在于教育是民族振興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要促進機會公平和社會公平，首先要在教育這個人生的起點上做到公平。《報告》提出要優化教育結構，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加快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重視高等教育。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目前高中階段入學率已達60%，到2020年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是完全可能的。要使高、初中畢業生沒有升上學的青少年全部進入職業學校，學會一門技能，做到人人有知識，個個有技能。要更新教育觀念，改革教育內容方式、考試招生制度、質量評價制度，著力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創新能力、創業能力。實施以創業帶動就業的戰略建立體現社會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是人民群眾極為關心的問題，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黨的十七大報告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了以下要求。一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須處理好的重大課題。與以往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相比，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分配制度上的重要發展。多年來，由于分配制度不健全，造成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低；由于部分行業壟斷現象的存在，使本該通過稅收上繳國家的壟斷利潤被這些行業的職工分得；由于機會不公平，使獲得高贏利和高收入機會的企業和個人不是憑平等競爭而獲得超高收入。由于初次分配中造成的分配差距過大，僅靠再分配的調節功能已難以使社會公平得到有效維護，特別是我國目前的稅收制度仍以間接稅為主，直接稅為輔，大大限制了稅收在再分配中的調節功能。《報告》強調初次分配也要注意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這就使分配調節功能前移，使初次分配即按生產要素分配中，體現效率與公平的統一，減輕再分配環節的調節負擔。初次分配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主要在于使各類生產要素在參與分配中能獲得與其貢獻相一致的合理比例。為此，要建立完善的技術市場、勞動力市場和企業家市場。初次分配中增加勞動報酬，也是當前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的一個重要方向。目前，企業具有收入分配的自主權，職工工資水平完全由代表資方利益的企業決策機構說了算，而相應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國家公布行業人工成本信息、指導工資線等制度沒有建立起來，使勞動者在工資分配上處于被動地位，加上農村剩余勞動力多，企業盡可能壓低工資也能雇到人，因此造成一線勞動工人二十幾年工資未漲或很少上漲。特別是農民工的工資，連勞動力再生產都難以維持。這種情況應盡快加以改變。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費用要強制繳納，使農民工在勞動年齡能為退休后的養老費用積累資金。
要“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這是十七大提出的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實現社會公平的重大政策。目前，農村還有2000多萬人尚未脫貧，這部分人口分布比較分散，大部分是因為自然環境惡劣或勞動能力較低，國家將通過實行低保政策，保證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要加強扶貧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增強其自我發展能力。城鎮低收入者大部分是農民工和工作穩定性較差的從業人員。要通過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增加他們的收入。根本的解決辦法是通過加強技術和職業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努力使部分低收入者成為中等收入者，盡可能減少低收入者的比重。四是整頓分配秩序，加大調節力度，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建立體現社會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必須按照十七大報告的要求：“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擴大轉移支付、強化稅收調節，打破經營壟斷，創造機會公平，整頓分配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要建立收入分配的陽光政策，使合法的收入得到保護，非法收入得到禁止，使每個人每個渠道的收入都能置于稅收部門的監督之下。要加快推進電子貨幣工程，盡可能減少現金支付，加快有關收入透明化的立法，堵塞不合理收入的漏洞。要加快壟斷行業改革，促進機會公平。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是社會安全網。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將成為今后一個時期發展公共服務的重點。《報告》提出了社保體系的總體框架，即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在養老保險制度建設方面，重點是促進企業、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采取多種方式充實養老基金，提高統籌層次，同時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在醫療保障制度建設方面，要推進城鎮職工、城鎮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險，提高農村合作醫療覆蓋面。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經建立起來，全國城市和農村各有2000多萬人已享受到低保，要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完善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制度。要解決好城鎮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健全廉租住房制度，穩定城市住房價格。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現行醫療衛生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公立醫院的公益性質淡化，二是藥品流通秩序混亂，三是醫療保險覆蓋面窄。《報告》提出了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方案框架，包括建立四個體系，即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和藥品供應保障體系。改革的方向是，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時，鼓勵社會資金進入。堅持“三個原則、四個分開”，即：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中西醫并重，實行政事、管辦、醫藥、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分開。重點加強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和城市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設。深化公立醫院改革，大醫院與社區衛生組織雙向轉診。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保證群眾基本用藥，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把社會管理的各項任務落實到基層加強社會管理，維護社會安定，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應當看到，社會管理在過去較長的時期內都是一個薄弱環節。隨著改革的深化，許多社會管理的職能應由原來的單位承擔轉到社區承擔。加強社區建設成為加強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多年來已出現一批模范社區和從事社區管理的模范人物，如武漢百步庭小區，長春市長期從事社區服務的譚竹青同志等，他們已經作出了表率。要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重視社會組織建設和管理，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形成社會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注重改善民生譜寫美好生活責任編輯：飛雪 閱讀：人次
篇5
與此同時,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被逐步拉大。從統計數據看,大部分經濟學家對中國的基尼系數估計在0.45~0.5之間,高于0.4的世界警戒標準。針對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我國政府也正采取不同的方式緩解貧富分化并減輕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十七大報告指出:要“擴大轉移支付,強化稅收調節,打破經營壟斷,創造機會公平,整頓分配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這充分說明在保障民生的前提下,促進收入分配相對公平,是現階段的重要課題。當然,促進收入分配公平的手段有很多,在此,我們主要討論財政政策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財政政策作為社會資源配置和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對于切實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縮小收入差距,無疑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財政政策,就是指一國政府為了實現宏觀經濟的目標,通過一定方式調整財政收支規模和政府收支平衡的措施。財政政策的實施主體只能是各級政府,而其中中央政府的作用尤為突出。財政政策效果體現在政府收入、支出、預算平衡和外債、國債等財政工作的各個方面,相互配合,缺一不可。
改革開放以來,面對全球日益復雜的經濟形勢,中國經濟也面臨新的挑戰。財政政策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在不同歷史時期針對經濟走勢,同樣進行著體制上的變革。后,我國逐步放棄了直接行政調控,轉為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經濟手段為主的調控體系。
促進收入相對合理分配是現階段財政政策的主要目標,這體現著促進社會公平的精神,傳遞著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導向。在分配方面,是一個公平與效率相互協調,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問題,使盡可能多的人享受到社會進步帶來的生活質量提高的好處。因此,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等具體手段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完善社會保障、社會優撫和醫療衛生體系及住房保障、養老保障體系是緩解人們的后顧之憂,促進收入合理分配,實現和諧社會目標的有效措施。
眾所周知,財政政策調節國民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通過一定工具起作用的,說到財政政策工具,主要指財政主體所選擇的用以達到政策目標的各種財政手段,也就是財政的各個范疇。包括:稅收、公共支出(包括財政補貼)、政府投資、國債等。相信大家對稅收、政府投資、國債等工具都不陌生,它們已經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工薪階層每月上繳固定的個人所得稅,公民在投資理財過程中購買國債和政府投資的理財產品項目都有財政調節的影子;而公共支出相對來講離個人稍有距離,因為公共支出是從社會整體出發的,滿足公共需要,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手段。而我國近年來對“三農”、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領域的大力支持亦體現了在公共財政的框架下,財政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和對社會公平的推動。而我國作為一個擁有眾多人口的農業大國,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與結構性失業問題,這種現狀在短期內難有明顯的改善。因此,對這一群體用財政手段構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存在著迫切的需要,而這也是通過公共支出來完成的。
財政政策調節收入分配對個人和企業的直接影響主要體現在貨幣上,體現在改變貨幣收入者實得貨幣收入或貨幣收入者實際購買力的變化上。對于前者,財政調節主要通過對居民個人征稅,使其稅后收入減少,或通過某種形式補貼如出口退稅等使企業或個人實得收入增加;對于后者,財政調節主要通過貨幣的升值或貶值進行。而居民個人收入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其儲蓄與消費行為,因為收入變化會使閑暇時間和工作時間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從而產生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影響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勞動者在工作與閑暇之間重新做出選擇,這也在對社會產出進行著調節。例如,對個人征收消費稅會直接影響個人消費支出,而開征利息稅則會影響很多居民的儲蓄行為,迫使公民對自己的消費和儲蓄進行重新規劃和安排;當個人所得稅超額累進稅率到一定程度,使工作時間相對價格低于閑暇時間相對價格時,會使大多數工薪階層在工作與閑暇中重新做選擇,產生減少工作時間而增加閑暇時間的替代效應。
篇6
關鍵詞：財政政策：收入分配
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49X(2009)-09-0063-02
一、中國收入分配狀況不斷惡化
我國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目標，和諧社會的經濟標準中應重點考慮經濟效率和分配公平，而與之相對應的，是我國經濟現實中經濟增長仍屬于粗放型和收入分配狀況隨著經濟快速增長而不斷向著警戒線的方向惡化，并且目前有部分研究稱我國基尼系數已超國際警戒線水平。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造成了現實矛盾的嚴重對立。
至2005年底，中國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還有二千三百六十五萬人。按照人均每天消費一美元的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總數僅次于印度，列世界第二位，需要扶持的貧困群體數量依然龐大。世界銀行行長沃爾夫威茨2005年10月向新聞界發表了他的“中國之行”考察感受，談及更多的問題是貧富差距。他提到，用聯合國定義標準，中國目前還有1.5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占世界貧困人口的12％，居世界第二位。沃爾夫威茨認為“中國減貧任務還非常艱巨。”全世界共有12億人每天收人低于1美元，其中70％生活在農村，在中國則幾乎是全部。
然而在貧困人口依然如此龐大的同時，中國的財富向富裕階層集中的發展速度亦是驚人，2004年，中國富裕人士以12％的增速排名第二，這一增幅大大高于同一時期世界經濟3.5％的增速和中國經濟9.1％的增速。2005年，中國首500位富人的財富總額從5000億元猛增至6000億元，比上一年增幅達20％。在絕對貧困人口仍然居于世界第二位的同時，據美國高盛公司發表投資報告稱，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增速連續三年列世界首位。世界眾多奢侈品巨頭都把發展眼光投向了中國。據統計，我國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和城鎮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的比率在1985年是1：2.57，到2004年為1：3.23，本應縮小的城農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二、以財政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狀況的必要性
目前中國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已經非常明顯地體現出來，這些問題容易引起部分社會成員心理失衡甚至利益沖突，對和諧社會構建形成了巨大的阻礙，主要體現在：
1，收入差距擴大速度過快，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里拉開非常大的差距，形了巨大的心理沖擊，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的基尼系數是0.16,非常平均；到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已經達到0.40以上。
2，相對于收入分配來說，更為嚴重的是起點不公平。這里的起點不公平是指由于政策和人為造成的后天因素，比如受教育的機會、健康的機會、遷徙的機會等等的不公平，這利，層層累計的不公平加劇了中國社會財富和資源分配不公的態勢，并且直接加劇了社會現實矛盾，并且這種矛盾產生于中國今后最有影響力的青少年群體中。
3，過程的不公平最為嚴重，這表現在人的發展機會不是平等的，進入市場的機會不是平等的，從比較貧窮的階層提升的機會不是平等的，這其中由政策因素引起的壟斷企業職工特別是高層管理人員收入過高，龐大的國有資產所有權不能具體明確落實從而政府尋租現象普遍存在，證券、金融行業透明程度與監管力度不夠等等是明顯表現。
4，與粗放式的經濟增長互為因果關系。起點和過程的不公平使得人人力資源轉變成人力資本比例不高，形成高質量的富有創造力的人力資本更是極為缺乏。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也使得投資和消費的比例不平衡，首先使得投資方向偏向于資源占有和物質資本形成而不是人力資本培育，同時兩極化的社會結構使得消費增長有限。
5，壟斷企業的財富分配比例過高成為社會嚴重不滿弊病。壟斷企業所壟斷的資源，其實是屬于全國人民的，擁有全國共有的資源并且財富分配比例數倍高于一般企業，還通過壟斷價格聚斂全國人民財富消費，從資源、財富分配、消費上三重創傷經濟秩序，并且成為社會不和諧主調之一。
6，資源獲取不公平。這最明顯地體現在土地資源的獲取上。近年來，中國房地產商的高利潤成為全國焦點，房地產質量投訴全國領先，消費糾紛全國前列，然而利潤率仍然保持行業之首，這和其中各個環節缺乏公平基礎大大有關。這其中資源獲取環節是關鍵。
7，財政政策支撐不到位。2003年，有兩組數字曾經引起了社會公眾的關注：一是說，中國銀行里的10萬億元的存款中，80％的財富為20％的人所擁有；一是說，富人們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僅占全部個人所得稅總額的10％。稅收問題的不公正可見一一般，為中國經濟作出最主要貢獻的中等收入勞動群體承擔著國內最主要的稅負功能，這嚴重打擊普通勞動者的勞動熱情和創業激情。
三、以財政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狀況的可行性
以財政政策來實現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可以分為兩方面來進行，最為根本的是培養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因素，實現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作為社會進步和經濟增長主要因素從而體現其價值；從短期的結構調整來看，應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政策和所得稅、財產稅、資源稅等稅收手段的健全以推進社會公平。
1，財政政策促進人力資本培育和技術創新
人力資本的培育上，一方面要加大政府的財政投入力度。宏觀上持續提升人力資本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續提升公共教育經費投入比例；另一方面要通過財政政策調節引導全社會進行人力資本的培育和投入。在以財政投入為主的同時，引導建立多層次的教育投入機制，從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控股型企業開始加強對于教育費用的支出引導全社會企業投資于人力資本培育，以貼息、稅收減免等財政政策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
政府應加大對于研究與開發活動的投入，尤其是加大對于處于研究與開發初級知識與創新生產的基礎研發階段，加大對高等院校和研發機構與技術創新有關的研究與開發活動，以促進研究開發活動中人力資本的創新能力。政策還直進一步提升人力資本的投入質量，增加可用于技術創新領域人力資本量，并提升技術創新領域人力資本效益回報，以加強人力資本進入高新技術領域的積極性。這首先要求政府加大對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公共資源的投入，這些投^或是轉化為直接的人力資本或是提高了人力資本在市場中的投資收益率，因而可以激發企業和個人積極投入人力資本的熱情；同時大膽提高對于技術創新領域從業人員的待遇，獎勵自主創新人才，補貼科學研究從業人員，引導全社會對于人力資本投資的熱情。
財政政策也應作用于形成技術創新的激勵導向，形成創新氛圍，以通過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的高回報使得經濟投資
主體由資源搶占、物質資本投入轉向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的投入。比如，通過激勵導向型的創新型,15-~激勵稅收政策、研發激勵型的政府資助政策、激勵型的政府技術政策，以刺激創新型人力資本形成，而非對于物質資本的占有和國有資源的搶占，創造出大量以人力資本收益為特征的中產階級，有-效縮減社會收入分配差距。
2，短期結構調整的財政政策
首先就是要加強對于基本民生的投入，加強社會保障、醫療和教育的投入并保證公平秩序。然而，我們必須重視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國現有的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改革，以不成功為多數，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住房的改革也在其中。這些改革實際上對于廣大中低收入群體來說，實際上是大大增加了各方面的支出和費用，與社會公平的方向完全背離。政府的社會保險支出，應該通過財政政策提供相應的財力保障，這應該是對于社會的貧窮階層更為有利，從而在實際上起到公平社會福利的作用。
財政政策另一個更為有力的調節手段是稅收手段，通過所得稅、財產稅和資源稅以保證社會公平。對于沒有力法避免的不公平的資源占據和獲取，可通過資源稅進行調節，這其中，尤以土地、自然資源、壟斷資源、教育資源、公共衛生資源等等最為重要。資源稅的征取并合理使用是調節社會公平和財富收入不公的根本解決辦法，然而資源稅的啟動必然觸及到多方面利益團體的核心利益，制定和執行的難度較大，可行性實際上不高。所得稅方面，據前文所述，暴利行業、富裕階層所繳納的稅收比例過低應成為改革的重點，我國一直為人所病的簡單從量個人所得稅稅收政策也應盡早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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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稅收；公平；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是社會發展中不可避免并且都會遇到的問題，也是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各個社會階層最為關注的切身利益問題。造成我國目前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合理的因素又有不合理的因素。現實中，由合理因素（自然條件和市場競爭）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經逐漸被人們所認同和接受，但由非合理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就需要政府從制度層面通過調節來避免。就調節而言，收入分配又有其特殊性，它一方面要求市場法則和市場機制對其進行促進效率的調節，另一方面市場法則和市場機制對其公平性（結果公平）方面的調節卻是失靈的，即便是有了公平的競爭機制，也不可能將全體社會成員都拉回到同一起跑線上重新競爭，因此，市場對已經形成的財富差距的事實無法改變，這就需要政府出面進行干預、調節。總之，公平收入分配的任務責無旁貸地落到了政府的頭上，而稅收政策是政府進行調節的重要手段之一，也就是要充分發揮稅收調控的調節作用，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實現公平性。
1 稅收與分配公平
1.1 公平的要求
公平的內涵是公正、平等。稅收影響收入分配公平的基本機制是通過對不同收入水平的個人和不同種類的收入采取不同環節和不同的稅負政策，從而使個人最終可支配的稅后所得產生規模（總量）和結構的變動，以實現收入分配的結果（最終）公平。從經濟學意義上，公平分為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稅收公平原則對實現結果公平考慮的較多，具體可分為橫向公平原則和縱向公平原則。稅收的橫向公平是指處境相同的納稅人（單位或自然人），政府課稅應同等對待。換而言之，如果在征稅前兩個納稅人具有相同的福利水平，征稅之后他們的福利水平也應是相同的。橫向公平是解決同等收入（同等財產）的納稅人的稅收公平問題。縱向公平是指收入（財產）較多的人要比收入（財產）較少的人負擔較多的稅收，從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中受益多的人要比受益少的人繳納更多的稅收。縱向公平主要是解決不同處境的納稅人的納稅公平問題。
1.2 公平的標準
稅收公平原則既要滿足稅收的橫向公平，又要滿足稅收的縱向公平，具體的衡量稅收是否公平的標準，概括起來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機會原則。該原則以納稅人獲利機會（也就是獲得收入的機會）的多少來分配稅收負擔的原則，獲利機會（收入機會）相同的人繳納相同的稅，獲利機會（收入機會）不相同的人繳納不同的稅。獲利機會（收入機會）的多少是由其擁有的資源稟賦決定的，納稅人擁有的資源為其取得收益（獲利）提供了可能性，至于能不能獲益以及獲得多少收益，還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約，從這一觀點來看，機會原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從實踐來看，機會原則的實施的困難頗多。對經濟資源盈利機會的評估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倘若對每一項經濟資源都去評估，然后確定其適用稅率或應納稅額，征稅將變得由簡而繁，將大大增加征稅的成本。
第二種觀點，受益原則。受益原則也叫做利益說，該原則以納稅人的稅收負擔應根據個人從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中獲得利益的多少來分配稅負的原則，從公共產品（公共服務）中獲得利益多的人應多納稅，從公共產品（公共服務）中獲得利益少的人應少納稅，不獲益則不納稅。這種原則將稅收看作是獲得政府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補償，這與微觀上稅收無償性的本質相違背。從實踐的角度看，納稅人獲得利益的多少（也就是對消費者的效用）很難計量，受益原則在實踐中很難實行，不能普遍采用，只是在理論上具有合理性，在少數稅種能適用，如車船使用稅。就稅收公平而言，受益原則只是提供了一種解決的辦法。此外，受益原則無法解決政府轉移支付的問題，低收入者從政府的轉移支付中獲益較多，如果因此要求低收入者多納稅，顯然違背了公平原則。
第三種觀點，支付能力原則。該原則以納稅人的稅收負擔能力作為征稅標準，稅負能力較強的納稅人承擔較重的稅負，稅負能力較弱的納稅人承擔較輕的稅負。政府以稅收負擔能力作為構建稅制的原則，具有操作性強，能體現稅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符合社會發展的基本要求，而且這一原則也是迄今公認的比較合理且易于實行的標準。如何測量稅收負擔能力，理論上又有“客觀說”和“主觀說”之分。客觀說是指納稅人的納稅能力按照其所擁有的財富、取得的收入、實際支出等客觀因素來確定。由于納稅人收入和稅收負擔能力正相關，所以收入通常被認為是最能夠反映納稅人稅收負擔能力的尺度。而主觀說則強調納稅人對國家的犧牲程度，主張以納稅人因納稅而感受到的犧牲大小作為測度納稅能力的尺度。如果征稅能使每一個納稅人所感受到的犧牲程度相同，那么，征稅的數額也就同他們各自的納稅能力相符合，這樣，稅收制度才是公平的。
對稅收公平，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要求。綜合起來，公平原則要求稅收的課征既能滿足橫向公平，又能滿足縱向公平；根據支付能力原則，既要對處境相同的納稅人征收相同的稅，又要對處境不同的納稅人征收不同的稅，通過稅收對收入的重新分配，實現社會的公平。
篇8
一、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現狀
1.我國正從平均主義的社會向貧富分化嚴重的社會轉變。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小于0.2,此后逐漸擴大,1992年為0.376,現在為0.48,遠遠超出了0.4這一國際警戒線。我國目前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的份額高達50%。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的比在中國是10.6倍,而美國是8.4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2.城鄉差距持續擴大,構成國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體。1992年、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1826元、17175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784元、5153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由2.33∶1上升到2009年的3.33∶1,這一時期,城鄉收入絕對差距由1042元上升到2009年的12,022元。如果考慮城鄉居民在住房、醫療、教育、社會服務等方面享受不同的補貼,城鄉居民真實收入差距還會更大一些。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差距加大。2000年城鎮居民家庭最高10%收入組與最低10%收入組之比為4.6∶1,而2007年這一比例上升到8.74∶1。從農村居民家庭收入看,最高20%收入戶與最低20%收入戶人均純收入之比,由2004年的6.9∶1上升到2007年的7.3∶1。
3.地區之間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擴大。東中西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1.09∶1∶0.91(以中部為1)擴大為2007年的1.52∶1∶0.78;同期,東中西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1.10∶1∶1.01擴大為1.46∶1∶0.94。2006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省份與最低省份相差11,796.64元,2007年這一差距達到了13,610.39元;2006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省份與最低省份相差7154.03元,2007年這一差距達到了7815.7元。
4.行業間工資差距過大,壟斷行業員工工資過高、增長過快問題更加突出。2004年最高收入的證券業職工平均工資為50,529元,最低收入的林業職工平均工資為6718元,二者相差6.52倍。2007年最高收入的證券業職工平均工資為142,979元,最低收入的畜牧業職工平均工資為9521元,二者相差14倍。對于社會反映比較多的電信、電力、石油和石化行業,在國家統計局2008年的統計年鑒中,分別統計在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這些行業2007年職工平均工資分別為44,442元、36,718元和39,041元,是當年全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1.78倍、1.47倍和1.57倍。目前我國的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卻相當于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
如果說在改革開放之初,打破吃“大鍋飯”,廢除平均主義,鼓勵一部分人先富,適當拉開收入差距,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持續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成了社會不同階層對立、多發、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的直接誘因。因此,加快推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分好國民財富這塊“蛋糕”,顯得尤為重要。
二、分好國民財富的“蛋糕”
今年兩會召開前夕,總理與廣大網友交流時曾說:如果說把做大社會財富這個“蛋糕”看做是政府的責任,那么,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分好,那就是政府的良知。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總理的這番話,透露了中央高層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信心和決心。
1.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努力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和規范的分配秩序。當前我國正處于改革發展的關鍵階段,在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條件下,我們更應把提高經濟效率同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減少不穩定因素,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努力形成中等收入群體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并且通過財稅政策對高收入群體進行二次調節。進一步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逐步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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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現階段，由于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勞動收入的取得和分配是通過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完成的。勞動力市場對勞動收入的分配和調節有直接的影響。勞動力作為一種商品，是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它借助市場機制的調節實現其價值。同時，土地、資本、技術、信息、管理等生產要素也是產品生產不可或缺的條件，必然也要參與勞動收入的分配，各種要素按其在產品生產中貢獻大小的比例進行利潤分配。勞動復雜、熟練程度高、勞動強度大，技術含量高的勞動獲得的收入就應當高；勞動簡單、熟練程度低、勞動強度低、無技術含量的勞動獲得的收入必然就少，收入分配是必然有差異的，這符合勞動力作為商品受市場機制調節的客觀要求。任何一種生產要素在產品生產中都發揮著不可缺少的作用，因而也應該得到相應的報酬。按勞分配和按要素貢獻分配共同構成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結構，其主要的收入分配形式有工資收入、經營勞動收入、資本收入、風險收入、機會收入、技術和信息收入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非勞動收入是按非勞動生產要素的貢獻所獲得的報酬，它與非法收入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非勞動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具體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如資本所有者憑借其投入的資本來獲取收入，社會居民以個人財產進行投資或讓渡資產使用權以獲得一定的貨幣收入，生產者和經營者及時捕捉市場機遇，緊緊抓住房經營機會，獲取市場應變能力的報酬。桉要素分配取決于不同生產要素在創造社會財富中的實際貢獻，而不是所有制形式或生產要素的所有權，所有制形式只是決定收入分配的歸屬和所采取的具體形式。如果脫離了物質財富生產中各種生產要素所作出的實際貢獻，各種生產要素的報酬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一、收入分配對社會生產力的影響
收入分配涉及人們的切身利益，相對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提高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創造力和全社會的生提高生活質量，實現社會進步，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改善人們的生活水平。無論從中國歷史，還是世界歷史來看，凡是收入分配相對公平合理的時期，社會經濟就發展得越好。比如：中國唐朝，實行輕徭薄賦，發展經濟。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生產效率大大提高，財富增加，國富民殷。實際上就是國家與人們在收入上的合理分配，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的太平盛世“貞觀之治”。建國初期，實行單一的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充分挖掘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了社會生產的發展，但這種單一的收入分配方式容易使人產生平均主義思想，不符合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隨著改革開放逐步深入，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單一的按勞分配方式已不適應中國的歷史發展潮流。以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經濟體制逐步確立，私營企業、股份制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快速發展，勞動力市場逐步完善，人才流動越來越頻繁。舊的按勞取酬的分配方式徹底打破，等級工資、效益工資、計時工資、計件工資、管理者年薪，風險收入，債券利息，股票紅利紛紛出現，一種全新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形成，生產要素和非生產要素都投入生產并參與分配。使中國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起來，平均每年的增幅都在8%左右，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發展時間最長，增長速度最快的世界奇跡。
二、收入分配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
遠古時，鄭國和宋國打仗，宋國大將華元戰前犒勞士兵，燉一大鍋羊肉，每人一塊，輪到車夫羊斟時，已分完了，羊斟沒有吃上羊肉，嘴上不說，心里卻想不通。次日交戰，華元剛上戰車，車夫羊斟駕車直奔鄭國大營，華元問：“我們去哪里？”羊斟說：“分羊肉你說了算，去哪里我說了算。”結果，宋國大將華元被俘，宋軍大敗。這還不是最嚴重的，最嚴重的發生在中山國，中山國國君也燉了一大鍋羊肉，和諸位大臣吃喝，卻偏偏沒有給司馬子期大將軍分羊肉吃，大將軍想不通，直接投奔了楚國，把中山國的機密全給交代了，楚國大軍瞬間趕到，中山國國君被迫逃亡。可見分配不公導致的后果有多慘重，直接導致了戰爭的失敗和國家的滅亡。
三、收入分配改革是解決社會公平和效率問題，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和保證
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要調節社會公平和效率，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謂公平是一種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是對收入分配狀況的主觀評價，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人們的公平觀是不同的。除了含有平等的意思之外，還包含有社會公正的內容，就是以社會多數人認定的公正為標準的相對平等，是社會價值和道德觀念在經濟領域和社會生活中的集中體現。而效率是指以有限的資源，生產出最多產品，盡可能地滿足社會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資源是有限的。如何提高效率，以最少的投入，生產出社會急需的物質財富，這與收入分配的公平有密切的聯系。公平和效率是收入分配中一對矛盾。過分的收入平等會降低效率，而過分的追求效率又會影響社會公平。政府為解決這個矛盾，就應該進行權衡和調整，使二者得到兼顧。當社會生產力落后，物質財富匱乏，人們生活困難時，就應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為重點。發展生產，豐富財產物資，解決人們的生活需求。在財富越來越充裕，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時，國家政策的調整方向是以公平優先，兼顧效率以緩解社會矛盾，同時要促進社會經濟的向前發展，實現社會共同富裕。
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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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配財富刻不容緩
近10多年來，收入分配向政府、企業（或雇主）傾斜，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續下降，普通居民與一般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增長緩慢。同時，收入分配秩序也存在著不規范的現象，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成為一部分人的重要收入來源，在社會財富分配中占據優勢地位的特殊利益集團正在形成。這種格局造成的負面效應是嚴重的：
一方面，公眾對社會公平認可度持續向低，不僅低收入群體不滿意程度高，即使是既得利益階層也普遍不滿意。階層心理對抗其實已經出現，不時爆發的、極端兇殘的殺人個案、網絡民意的反映等等，均表明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并已經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與社會和諧，使社會風險加速積累，維護穩定的成本急劇上升。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也直接影響到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消費結構與生活質量，進而制約著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持續發展。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規模龐大，不僅民生難以繼續改善，居民消費能力也無從提升，消費不能保持剛性增長，必定會直接影響到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對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態勢造成嚴重影響。
因此，合理分配財富客觀上不僅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實現國民共享發展成果的要求，而且是解決當前諸多社會問題和促進社會和諧的前提條件，也是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事實上，收入分配改革已經成為我國現階段深化改革的重點領域，也是億萬民眾寄予厚望的重大改革。它的成敗客觀上決定著我國未來相當長時期發展的成敗，應當成為“十二五”規劃的重要目標任務。
我認為，國家應當在“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收入分配的約束性指標與預期性指標，將民生福利保障作為考核各級政府政績的重要內容。如力爭在“十二五”期間將基尼系數降到0.45以內，2020年降到0.4以內；“十二五”期間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比重的增長不低于5個百分點，2020年將這一比重恢復到50%以上；確保財政支出每年用于民生福利部分的增長高于財政收入增長3－5個百分點。
關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認識誤區
需要指出的是，在收入分配改革中，還未達成共識，仍然存在著不少認識誤區：
1.歷史發展階段必然論。認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無論采取什么措施，貧富差距及其擴大化都是這一發展階段必然出現的現象；同時，收入差距還具有社會激勵功能，只有有了差距，才能更好地激勵人們主動、積極地追求財富的創造與增長，差距可以視為國家發展的內生動力。此類觀點往往對現階段的收入差距及隱藏在背后的財富分配不合理現象視而不見，同時將提高勞動報酬與增加國民福利看成是對國家競爭力的損害。
2.收入差距擴大可承受論。認為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仍處于公眾可以承受的區間，當前的社會形勢基本穩定，加上國家近幾年來已經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還不可能出現大的社會對立與社會危機。因此，主張繼續堅持以往的經濟社會發展政策，不輕易改變以往的財富分配方式，繼續鼓勵部分人先富起來。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下，政策取向必定繼續有利于財富向資本與權貴傾斜，失衡的利益格局還會進一步走向失衡，失范的收入分配秩序還會進一步走向失范。
3．勞工成本比較優勢論。認為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對資源缺乏、技術不高、發展落后的中國而言，參與國際競爭只能依靠勞工成本低的比較優勢，過去30年的成就是發揮這一優勢的結果，現在仍然不能輕易放棄這一優勢，以免造成資本外流，影響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事實上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真正依靠勞工成本低來贏得長久競爭力與競爭優勢的。
4．做大“蛋糕”自然解決論。認為財富增長必然能夠解決好收入分配問題，其實質是將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對立起來。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下，又衍生出突出公平會損害效率論、劫富濟貧論、只能通過增量改革論等。而現實卻已證明，做大“蛋糕”雖有利于改善民生，卻不能自動實現社會公平，分好“蛋糕”與做大“蛋糕”并不是一回事。廣東是近30年來財富“蛋糕”做得最大的省份，但省內城鄉、地區、行業和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卻非常之大。在國際上，也曾經發生過一些國家在做大“蛋糕”后因未能分好“蛋糕”而迅速倒退的現象。這些均表明此類觀點其實是不負責任并誤導發展的片面取向，因為利益格局的調整不能僅僅是增量調整，而是必須同時調整財富分配的方式與結構。
5．初次分配市場決定論或者政府無為論。根據這種觀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民財富的分配份額決定于生產要素的貢獻大小，勞動報酬取決于勞動力的供求關系與人力資源市場的競爭，即使出現了收入差距，市場也能夠自動修復，政府不應當也不能夠介入初次分配，否則，不僅不起作用，反而會損害市場環境。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下，政府便可能放棄自己對初次分配的干預，或者對初次分配中的失衡現象采取消極態度。
上述認識誤區，都會導致錯誤的判斷，耽誤收入分配改革的時機，最終釀成難以收拾的惡果。因此，在對待收入分配問題時，一定要客觀、認真地分析當前的形勢，正視收入分配領域中的問題，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糾正。
采取一攬子措施合理分配國民財富
由于當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以往多年諸多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非一日之寒，要真正扭轉失衡的利益格局和規范失范的收入分配秩序，也需要采取多管齊下的有效措施。一方面，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絕非推出單項制度安排或政策措施能夠奏效，而是需要在初次分配、再分配與第三次分配同時發力，對產業結構、就業政策、勞動報酬結構、公共資源配置、稅收政策以及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等方面進行相應的制度調整。這是一項需要綜合利用立法、行政、市場、司法乃至道德手段等多種工具才能奏效的宏大系統工程，必須在普惠民生目標明確、公平分配思路清晰的前提下進行頂層設計，再在綜合配套的條件下堅定有力、持續漸進地推進。
另一方面，初次分配應當是調整收入分配的重點，只有切實扭轉勞動報酬嚴重偏低的狀況，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分配格局失衡的現狀，政府在初次分配中不僅應當有所作為，而且可以有大作為。然而，由于初次分配涉及到勞方、資方與政府三方的利益格局，必須考慮投資、就業、財富創造乃至現行路徑依賴等多重因素，只能采取小步漸進、優化結構的方案。而第三次分配在世界上任何國家或地區均只能起到微調的作用，因此，再分配應當擺到整個收入分配改革的優先位置來加以重視，并通過合理的再分配來矯正與調節初次分配。就當前而言，收入分配改革的當務之急在于：
1．構建工資、社會保險、職業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改進最低工資標準。通過提高就業質量和推進工資增長協商機制來促使勞動者報酬得到持續提高。一方面，最低工資標準應實行全國統一比率，將標準統一提高到相當于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50%左右的水準，以后伴隨社會平均工資增長而自動增長。另一方面，以穩定的就業和有效的協商機制來促使工資正常增長。
2．打破壟斷，變革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制度，縮小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一方面，競爭性國有企業應當參與市場公平競爭，壟斷型國有企業應當接受更為嚴格的分配調控與規范。另一方面，在不同行業之間還應當有相應的財政稅收政策來加以調節。
3．進一步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繼續加大對民生福利的投入，利用公共資源配置來縮小城鄉、地區和群體之間的差距，并促使社會分配關系趨向合理。應當將民生福利投入的增長高于財政收入增長幅度列為剛性約束指標，并持續下去，以實現富民的目標。
4．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步伐。充分發揮其調節收入分配的綜合功能。社會基本保障制度的健全，不僅能夠解除城鄉居民的后顧之憂并提供穩定的安全預期，而且可以直接刺激消費，促使經濟轉型與持續發展。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質上是讓城鄉居民在普惠的條件下實現共享國家發展成果，它們兩者之間相互關聯，共同對社會財富分配格局產生良性影響。
5．加快改進稅收政策。包括盡快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改進企業經營與所得稅制，規范高收入階層的所得納稅，出臺包括財產稅或物業稅及相應的消費稅等在內的新稅種，充分運用好稅收杠桿來促進國民財富的合理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