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工作發展現況與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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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近代科學的興起和發展與西方科學的輸入和傳播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20世紀初，隨著中國社會對西方科學的逐步深入的認識和理解，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向大眾普及科學、重塑國民素質對于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具有重要意義。五四新文化運動將賽先生大張旗鼓地請進了中國，很快中國社會上就掀起了一場傳播、普及科學的浪潮，并使科學取得了“無上尊嚴的地位”，對于我國社會的發展進步至今有著深遠的影響。許多愛國志士深知賽先生對于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性，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就指出：“欲救中國于萎糜不振之中，惟有力倡科學化”，“現在中國多不知科學為何物，最要先輸入科學思想。”科學家顧毓琇先生也曾撰文提倡“以科學的方法整理中國固有的文化，以科學的知識充實中國現在的社會，以科學的精神光大中國未來的生命。”科學的宣傳和普及始終是近代中國社會及有識之士們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的一面旗幟──《科學》雜志自1915年創刊至1950年共發行32卷，成為當時傳播最廣、影響最大、讀者最多的一本綜合性科技期刊。1934年，在陳望道先生主編的《太白》雜志上首次出現了以小品文形式傳播科學知識的科普文章，科學小品文以其短小、生動、活潑的文風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同期的《科學大眾》、《科學的中國》、《科學畫報》、《通信自然科學》等均是向廣大社會公眾普及科學的陣地。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先生在五四前夕寫的雜文《熱風•隨感錄三十八》中說道：“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因而作為文學家的魯迅先生也翻譯撰寫了大量的科普作品，以促進國人認識科學，達到“改造精神”的目的。教育家陶行知在30年代初提倡科學下嫁運動，意即把科學下嫁給工農大眾，并在《申報》總經理史量才的資助下創立了向兒童系統普及科學知識的機構──自然科學園。在這一時期，董純才、賈祖璋、溫濟澤、顧均正、竺可楨、高士其等均創作了大量的科普作品，在他們的影響和帶動下中國各階層的知識分子及其學術組織、社會團體都紛紛加入到了向人民大眾普及科學的行列。可以說，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科學普及事業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政府將科普工作視為一項國家事業給予了較高的重視。幾十年來，我國的科普工作在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以及提高國民科學素質等方面功不可沒，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章通過清理我國科普事業的發展脈絡，試圖概括其發展狀況以及我國對科學普及的認識過程，并作簡要評述。

2-1組織建設時期（1949—1958）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國家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第43條規定：“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于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獎勵科學的發現和發明，普及科學知識。”新中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一度設立了科學普及局，中國化學史專家袁翰青教授任局長。該局負責領導和管理全國的科普工作，提出了“科學普及工作也必須做到明確而深入地為當前的生產建設服務”的要求。在國家根本大法中寫入向廣大勞動人民普及科學知識的條文，并在中央政府部門設立科普機構，這在中國的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簡稱科代會）在北京清華大學禮堂召開。吳玉章在開幕詞中指出：“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為中國科學開辟了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中，科學工作者義不容辭地要努力參加鞏固勝利和建設新國家的工作。在我們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里，科學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謂‘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確地成為國家的事務。”科學界“當人民自己掌握政權以后，進入和平建設的時候，要緊的便是怎樣做好科學的深入研究和廣泛普及的工作。”科代會明確了發展科學技術必須實行理論聯系實際和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的方針，在處理普及和提高的關系上，應當遵循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的原則。為此，會議決定成立“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簡稱“全國科聯”）和“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簡稱“全國科普”或者“科普協會”）兩個組織。前者以團結號召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從事自然科學研究以促進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為宗旨；后者以宣傳普及自然科學知識，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科學技術水平為宗旨。此后不久，1951年10月原中央文化部科學普及局的建制轉入中央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因而科普協會就成了我國科普工作的實際推動者和組織管理者。

科普協會以“普及自然科學知識，提高人民科學技術水平”為宗旨，規定了自身的任務是：“組織會員通過講演、展覽、出版及其他方法，進行自然科學的宣傳，以期達到下列目的：

（1）使勞動人民確實掌握科學的生產技術，促使生產方法科學化，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中，發揮力量。

（2）以正確的觀點解釋自然現象與科學技術的成就，肅清迷信思想。

（3）宣揚我國勞動人民對于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借以在人民中培養新愛國主義精神。

（4）普及醫藥衛生知識，以保衛人民的健康。”

可見，科普協會一方面重視為經濟建設服務，使我國勞動人民掌握科學的生產技術，促使生產方法科學化，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也強調用科學的觀點解釋自然現象與科學技術成就，肅清封建迷信思想，宣揚我國勞動人民對于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培養科學的世界觀和愛國主義精神。

建國伊始，百廢待新，百業待舉。科普協會提出“一面籌建組織，一面開展宣傳工作”的方針，首先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普遍建立分會籌備機構，同時結合全國性運動開展科學技術的普及宣傳活動。至1955年底，全國科普協會會員已有38000多人，會員工作組有874個，并在110個縣、市建立了支會。此時，新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并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1956年，我國經濟、文化建設空前高漲，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科普協會的組織建設工作也大大加快了步伐。這一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建立了科普協會分會籌委會，至此，全國各省、市、自治區（西藏和臺灣除外），均建立了科普協會的組織機構。到1958年，各省、直轄市、自治區成立省一級科普協會組織27個，市、縣建立科普協會組織近2000個，許多地區在廠礦和農村建立了協會的基層組織。根據1958年6月我國11個省、市的統計，共建立基層組織4.6萬多個，會員、宣傳員102.7萬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浩蕩的科普大軍。同時，科普協會配合當時國家的中心任務，如抗美援朝運動、愛國衛生運動、工業化建設、向科學進軍等展開了廣泛的、形式多樣的科普宣傳活動。從1950年8月科普協會成立到1958年9月，8年間科普協會在全國范圍內共開展科學技術普及講演7200萬次，舉辦大小型科普展覽17萬次，放映電影、幻燈片13萬次，參加人數總計達到10億8千萬人次。

在這一段時期里，科普基礎設施建設也邁出了新的步伐。1950年4月，中央文化部科普局決定在北京建立一所以廣大工農兵為對象，配合國家建設事業開展科普工作的新的人民科學館（國家自然博物館前身），將其作為全國的示范點，以期指導全國各地人民科學館事業的發展。建館籌備處成立后，當年就先后籌辦了“大眾機械”、“動物的進化”、“可愛的祖國”、“蘇聯的科學技術”等5個展覽。科普局撤消后，該館幾經變遷，最終演化成為北京自然博物館。1957年9月北京天文館舉行了開館典禮，從此中國誕生了第一座天文館。作為新中國成立后最早修建的一座大型科普活動專用場所，北京天文館對普及天文知識和宣傳我國在天文學上的成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新中國的科普出版事業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興辦的。最初是編輯出版中央科學講座的講演稿，印成科普小冊子。1954年，原由上海民本出版公司創辦，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科學大眾》雜志移交科普協會接管，至此科普協會有了自己的科普刊物。1956年夏，全國科普協會建立了科學普及出版社，許多地方科普協會也紛紛建立了編輯出版機構。到1958年6月底，共有6種發行量較大的全國性科普期刊出版，即《科學大眾》、《科學畫報》、《知識就是力量》、《學科學》、《科學普及資料匯編》和《天文愛好者》，另有地方性通俗科學報刊32種。全會共出版了文字資料29.9萬種，發行6300多萬份，還編制了大量的形象資料，如科普箱、掛圖、幻燈片等。

在建國初期的9年間，黨和政府對科學技術普及工作給予了高度重視，中國的科普事業已經初具規模，科學技術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得到了空前廣泛的傳播。這一時期科普工作的特點是：第一，圍繞國家經濟文化建設，并強調為政治和對敵斗爭服務，以配合黨在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如在1952年的愛國衛生運動中，科普協會會員在3個月當中就組織了6000多次演講；第二，呈現出全民辦科普的局面，科普組織遍地開花，蓬勃發展，為以后的深入發展打下了較好的基礎；第三，科普工作的重點是在我國大中城市，以工人和干部為主要普及對象。總之，作為起始階段中國科普工作以科普宣傳、組織建設為主，更深入廣泛地科普實踐活動還有待于下一階段的具體實施。

2-2廣泛實施時期（1958—1966）

1958年9月18日至25日，科普協會與全國科聯聯合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并宣布科普協會與全國科聯合并，從此我國的科普工作歸入了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2-2-1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協會的建立

1958年2月，全國科聯向中共中國科學院黨組并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提交了《關于召開科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請示報告》。一個月后，科普協會也提交了《科普黨組關于召開會員代表大會給的請示報告》，提出根據各地躍進形勢，總會必須采取積極措施總結經驗，加強領導。因而有必要“召開一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動員廣大會員迎接即將到來的技術革命的新任務，健全協會的領導機構，制定協會會章和五年工作發展綱要，推動協會工作的，使協會更有效的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同意全國科聯、科普協會召開代表大會，委員會主任聶榮臻向中共中央作了《關于科聯、科普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請示報告》。中共中央批準在1958年8月下旬召開。

在進行會議的準備工作過程中，全國科聯和科普協會都意識到在當時的形勢下，科聯組織已向工農群眾敞開了大門并開展了一些科普工作，同時科普組織也在大搞群眾性的科學研究，因而在實踐工作中兩個組織實際上已經開始走向匯合。各地也普遍要求把兩個團體合并，兩個組織的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著名科學家竺可楨、茅以升等也提出把全國科聯、科普協會進行合并，共同組織成一個統一的科學技術團體，以適應當時的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全國科聯主席李四光、科普協會主席梁希分別表示同意這種意見。因而在會議召開前夕，中共全國科聯黨組和科普協會黨組聯合向聶榮臻副總理并中共中央提出了《關于建議科聯、科普合并的報告》。經中央批準后，1958年9月18日至25日，全國科聯和科普協會在北京政協禮堂舉行了聯合全國代表大會。

9月23日，大會通過了《關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協會’的決議》，正式宣布全國科聯和科普協會兩個團體進行合并，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科學技術團體，定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協會”（簡稱中國科協）。該決議規定：“中國科協的基本任務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密切結合生產積極開展群眾性的技術革命運動。”其具體任務有6項，分別是：

（1）積極協助有關單位開展科學技術研究和技術改革的工作；

（2）總結交流和推廣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和先進經驗；

（3）大力普及科學技術知識；

（4）采取各種業余教育的方法，積極培養科學技術人才；

（5）經常開展學術討論和學術批判，出版學術刊物，繼續進行知識分子的團結和改造工作；

（6）加強與國際科學技術界的聯系，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和國際科學界保衛和平的斗爭。”

中國科協副主席范長江在作大會總結報告時，結合科協是科學技術群眾團體的特點，提出科協工作的總精神是：“堅決依靠黨的領導，密切結合生產，放手發動群眾，迅速壯大科學隊伍，把技術革命的群眾運動不斷推向新的高潮。”我國的科普工作從此由原來的科普協會轉入中國科協。

2-2-2群眾性科學實驗活動

中國科協的成立，將科學家所進行的大量科普工作同原科普協會的專職科普隊伍及廣大群眾的科學普及和試驗活動更加協調一致地結合起來了。

《1959年全國科協工作規劃要點（草案）》指出，科協工作“應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緊密結合工農業生產，以解決生產中的關鍵性的科學技術問題、總結交流并推廣生產中具有普遍意義的重大發明創造和先進經驗為中心，”要求各學會配合有關部門為技術革命群眾運動貢獻力量。科協的工作因而既帶有科研攻關的內容，更多的則是技術推廣的工作。在“”的時代背景下，自1959年初，一些省市科協通過學會協同科研、生產、教學部門的科學技術人員開展了以送技術到工廠、農村的技術上門活動。技術上門活動從內容上看，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總結群眾生產中的先進技術和先進經驗，如農作物的技術管理，機械制造、使用和維修等；二是組織先進技術推廣隊、服務隊、講師團等，推廣新技術、新工藝和先進生產經驗，如農作物豐產經驗、畜牧業的機械化、自動車床等；三是組織攻堅隊、醫療隊、突擊隊等進行技術會診以解決生產中的技術關鍵問題，如怎樣防止小麥倒伏、如何保證煤氣發生爐的安全等。技術上門活動規模有大有小，活動時間可長可短，長的一至兩個月，短的僅幾天。形式多樣、方式靈活的技術上門活動對解決當地生產技術問題，促進生產和科學技術的實際運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受廣大群眾的歡迎，因而很快在許多地區廣泛開展起來。據河北、江蘇等九省市的不完全統計，到1960年4月，省、市科協及部分專、市、縣科協共組織進行了技術上門活動11800次。

在廣大農村，1958年以后，群眾性的試驗研究活動蓬勃開展起來了，農村科學實驗活動的廣泛開展成為這一時期科學技術普及的主要形式。1961年4月，在全國科協工作會議上通過了《關于為農業生產服務的幾點意見（草案）》，要求“科協組織一方面要大力加強在農村的基層工作，特別是加強各種群眾性科學技術研究小組和專業組的工作，把廣大農村的科學技術積極分子組織起來，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并加以培養提高，在農業生產第一線逐步形成一支有力的群眾性的科學技術隊伍；另一方面要通過各種專門學會，與各業務部門配合，把各行各業的科學技術力量適當調動起來，開展各種服務農業的學術活動。”在這一時期，農村的科學實驗活動發展很快，各級科協開展了大量的活動。據不完全統計，農村科學實驗小組1964年全國發展到40多萬個，1965年增加到100多萬個，參加人數約有700萬。僅上海科協在郊縣就成立群眾性實驗小組6200個，有4.6萬多人參加活動。

在科普讀物出版方面，從1961年起少兒出版社出版的《十萬個為什么》叢書（共8冊），收入科學小品1000多篇，至1964年就印了580萬冊，“”后仍有再版，成為中國科普出版史上一套具有深遠影響的科普叢書。科教電影的創作與發行工作在這一時期也取得了很大成績。使用面積6萬多平方米，有“科學家之家”稱號的北京科學會堂也于1964年元旦正式對外開放。

從1958年到1966年的8年間，盡管中間經歷了“”和三年自然災害的波折，但我國的科普事業還是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科普工作的重點從大中城市轉向了廣大農村，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技術上門活動、群眾性科學實驗運動得到了廣泛深入地開展，成為這一時期我國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

2-3衰落停滯時期（1966—1976）

中國科協成立之后，我國科普工作如火如荼、方興未艾的大好勢頭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而遭到衰落和停滯。

在“”中，科技工作者及科技團體的各級組織均遭到了空前的破壞。科技團體被迫中斷活動達十年之久，極個別學會冒著風險、頂住壓力進行了一些有限的科普活動，如廣州市航海學會頂住了“”的干擾和壓制，堅持開展以普及科學知識為重點的群眾性科技活動。1973年，為了適應華南地區航海事業發展的需要，廣州市航海學會恢復了組織，圍繞急需解決的航海技術問題，編寫了各種科技資料近30萬份。從1973年到1977年4年間，該學會共舉辦了200多次報告會、討論會，參加活動人數達10萬人次，還編寫拍攝了《船舶避碰》、《船舶救生》等科教影片和幻燈片，編繪了關于帆船防御臺風的科學知識的連環畫冊，并組織宣傳隊前往全省沿海和沿江各港口，向廣大船員、漁民進行宣傳普及。“”當中，一些科學家也竭其所能艱難地開展科技活動，被稱作“沒有學會的學會活動”。河南省農學會著名玉米育種專家吳紹揆教授被下放到商丘縣勞動期間，幫助農民辦起了科學試驗站，向農民傳授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知識，培養了一大批農民技術員，使貧窮落后的五里揚大隊變成了一個高產穩產的生產隊，該試驗站1979年被國務院命名為先進單位。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面對國家科普工作的一片凄涼蕭瑟的衰敗情景，更是心急如焚，大聲疾呼，在1975年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向作政府報告的總理呼吁：科學普及工作現在無人過問，工農兵群眾迫切要求科學知識的武裝，請對科學普及工作給予關心和支持。

在10年“”的嚴酷歲月里，我國科普事業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各類科普活動基本上停滯下來。科普出版社機構被撤消，人員被遺散，大批科普刊物被迫停辦。1970年，全國總共出版了《科學實驗》和《科學普及資料》等兩、三種科普雜志。各地科學小報在“”當中亦被統統砍掉，使科技報刊事業遭受嚴重摧殘。1972年后，情況才稍有好轉，有少數地區由當地科技局主持復刊，并改名為“某地科技報”。

2-4恢復發展時期（1976—1990）

10年浩劫結束后，終于迎來了科學的春天。中國科協得到恢復，科普事業重新煥發了生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

1977年8月25日至27日，中國科協舉辦了“科學家、勞動模范同首都青少年科學愛好者大型談話會”活動，由此拉開了中國新一輪科學普及高潮的序幕。活動期間，黃子卿、楊樂、張廣厚、閔恩澤、林蘭英、胡傳錦、蔣明謙等著名科學家和勞動模范參加了座談會，鼓勵廣大中學生學好科學知識，打好數理化基礎。這是一次推動青少年科普的大型活動。談話會在全國引起了很大反響，中國科協、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參加談話會的科學家們相繼收到了來自全國26個省市自治區的中學生、知識青年和一些教師、家長的1000多封來信。這期間，新華書店有關數理化的參考書、自學叢書，幾天之內便銷售一空。該談話會在全國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相繼有9個省市舉辦了類似的談話會，初步掀起了我國廣大青少年學科學、愛科學的高潮。

1978年3月28日，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周培源以中國科協代主席的身份在大會上作了發言，就科協和學會工作提出了四點意見，其中第三點為“積極開展科學普及工作，為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作出貢獻，”要求“科協和各專門學會要運用一切手段，密切結合工農業生產實際，積極開展科學普及工作，”第四點講到要“推動廣大青少年向科學進軍”，要求“大力開展青少年的科學技術活動，”“積極為青少年學習科學技術知識創造良好的條件，提供方便，……組織青少年進行力所能及的科學實驗活動。”隨著國家經濟建設的高潮和科學技術浪潮的到來，我國科普事業的發展迎來了新的機遇。

同一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全黨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全國工作重心的全面戰略轉移對科普工作提出了現實的要求：“在這一項帶有戰略性、全局性的任務面前，”中國科協“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距1958年第一次科協全國代表大會整整22年后，中國科協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種背景下終于在北京召開了。大會確定了今后科普工作的發展方針和基本任務，指出：“科學技術普及工作，應當圍繞四化建設這個中心任務，面向生產，面向群眾，面向基層。普及的內容要從生產建設的需要出發，從群眾的工作、生活、學習的實際出發，因地因人制宜，既要注意普及自然科學基礎知識，也要注意有針對性地普及先進的工農業生產技術和科學管理的知識，以及有關計劃生育、保障人民健康和破除迷信等方面的知識。”這一規定從理論上明確和肯定了我國科普要從四化建設的實際工作需要出發，為發展振興經濟服務，從而為以后一個時期我國的科普工作奠定了發展方向。在1986年6月召開的中國科協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這一方針得到了進一步的肯定和發展：“在今后五年這一關鍵時期，廣大科技工作者和中國科協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奮斗，為實現‘七五’計劃貢獻才智。”“大力推動科學技術普及和技術服務工作，為振興地方經濟服務。”在農村，“要努力適應廣大農村對科學技術不斷增長的新要求，配合‘星火計劃’，抓好科技培訓和適用技術的普及推廣，”培養農民技術員和農民企業家，“幫助貧困農民依靠科技脫貧致富”；在城市，“進一步加強科技咨詢服務工作，五年內爭取幫助1萬個城市中小企業和鄉鎮企業依靠技術進步，降低消耗，提高質量，增加經濟效益”；同時，“繁榮科普創作，評選優秀科普作品，組織力量編輯出版向工人、農民傳授技藝的科普教材，繼續開展破除迷信、衛生保健和其他日常生活化的宣傳普及活動。”

經濟主戰場的確定，使得我國“科普工作和經濟建設結合日趨緊密，”而且“各地實踐表明，這種技術與經濟的結合，賦予了科學技術的普及以強大的內在動力。”隨著國家經濟建設高潮的來臨，我國的科普工作，尤其是農村科普工作進入了一個興旺發達的時期。在科協三大召開之際，全國已組織成立了4.1萬多個鄉鎮科普協會，6萬多個專業技術研究會。“他們在各級科協和學會的支持指導下，從技術承包入手，通過科普宣傳、技術服務、技術示范和技術培訓等群眾歡迎的形式，由技術能手牽頭，普及適用技術，帶動廣大農民科學務農，開辟新的生產門路，脫貧致富，”這一時期，中國科協共創辦鄉鎮農民技術學校13000多所，參加生產技能培訓的農民達到8000多萬人次。至此，隨著農村專業技術研究會的大量建立和發展，全國完整地建立起了以縣科協為樞紐，以鄉鎮科協（科普協會）、農村專業技術研究會為基礎的農村科普網絡體系，各種各樣的技術培訓、科普宣傳、科技扶貧、技術服務等項活動得到了深入廣泛地開展。科普的手段、形式也日趨多樣化。80年代初開始推廣使用的科普宣傳車發展極為迅速，這種科普宣傳車裝備有電影、廣播、展覽等設施，專門運送科技人員攜帶科普資料下鄉開展科普工作，到1987年一度增至638輛。日益增多的科普車奔馳在全國農村各地，對“老、少、邊、窮”地區產生的效果尤為顯著，很受當地農民的歡迎。同時，大量的科普配套服務機構也紛紛建立起來，科普服務事業得到很快發展。

這一時期，科普的研究、創作、出版事業也恢復了勃勃生機。中國科普創作協會、中國科普創作研究所（科普研究所的前身）相繼成立。1978年，科普出版社重建，在此后10多年里科普出版社共出版科普圖書2000多種，累計發行2億多冊，先后創辦、恢復和出版了科普期刊7種，即《現代化》、《知識就是力量》、《科普創作》、《科學大觀園》、《大自然》、《中國科技史料》、《氣象知識》等。同時，全國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普讀物，有的發行量高達幾百萬冊，并且科教電影、電視片也紛紛問世。僅1979年和1980年兩年出版的科學小品集、科學電影劇本、科學童話、科學幻想小說等就遠遠超過了“”前十幾年里的總和。全國科協和學會系統主辦的科普期刊達到76種，科技小報42種，加上其它部門和單位所辦的科普報刊、科學副刊、專欄等總數不下幾百種之多。1984年，我國十大暢銷書中就有兩種是科普圖書，一本是《迎接新的技術革命──新技術革命知識講座》，發行142萬冊，一本是《養雞500天》，發行123萬冊。

在這段時期里，隨著我國科普事業的復蘇和蓬勃發展，對科普的理論認識和探討也提上了議事日程。1978年5月，在上海召開的全國科普創作座談會上，會議代表發出了建立科普學的呼吁：“科學總是在實踐中產生的，我們已經有了二十八年科普工作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為什么不能大膽地把這些經驗上升為理論，提出‘科普學’這一名稱？”1979年，在成都市科普創作協會學術年會上，周孟璞、曾啟治宣讀了論文“科普學初探”，初步探討了我國科普學的研究對象、內容、方法以及科普學與科學學、教育學等其它學科的關系，并建議從理論科普學和應用科普學兩個方面開展研究。在中國科協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周、曾二人再次提出了創立和開展研究科普學的問題，得到了一些參會代表的贊同。這樣，建立科普學的問題就在我國公開提出來了。

科普學的提出引發和促進了對我國科普工作的理論總結和探討。同時，我國一批久負盛名的科普作家、科學家的科普作品選集、文集相繼出版，對我國科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實踐和理論問題，如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科普工作的內涵、科普與科研、普及與提高的關系等等也紛紛發表見解。錢學森認為，“學”就是要找出一點帶有規律性的東西，科普學實際上是科學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性質上也是社會科學，是科學社會教育學。袁清林則通過把傳播學上著名的R•布雷多克模式的7個問題（即誰，說了什么，在什么情況下，為了什么目的進行，通過什么渠道，對誰，取得什么樣的效果），轉化成為科普學體系結構的7個要素，從而從傳播學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一個比較完整和自諧的科普理論體系框架。我國的傳統科普觀也因而在這一時期得以逐步形成。在我國，科普是“科學技術普及與推廣”的簡稱，也就是說科普“不僅要普及科學知識，而且要普及應用技術。”因而，“普及科學知識，推廣科學技術，使科學家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就成了我國“傳統科普的概念。”縱觀我國科普事業，可以看出我國科普工作大致涵蓋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進行科學技術的宣傳；第二，通過學校教育傳授科學技術的基礎知識；第三，圍繞國家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通過職業培訓，傳授推廣生產中的實用技術，即科普宣傳、科技教育和科技服務。相應地，我國科普工作的重點對象是領導干部、青少年和廣大農村群眾。在傳統上，我國的科普事業主要是配合政府在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來開展工作，其中大部分時期里科普工作的主要內容是緊緊圍繞國家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通過普及推廣實用生產技術達到增加產量、發展經濟的目的。

2-5反思探索時期（1990—1998）

1990年9月，中國科協管理中心首次在我國進行了全國性的公眾科學素質的試調查，由此開了對中國公眾科學素質進行調查并進行國際比較的先河。1992年中國科協和國家科委有關部門正式在全國范圍內對我國公眾的科學素質進行抽樣調查，調查結果首次收入《中國科技指標》（中國科學技術黃皮書）。此后，每隔兩年，即1994年、1996年中國科協均對我國公眾的科學素質進行抽樣調查，其結果以及與世界多國公眾科學素質的對比情況受到國內、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中國公眾科學素質的低下水平日益引起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注意和憂慮，加之90年代初，中國社會上掀起一陣陣封建迷信、反科學、偽科學的浪潮，在社會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亂和潛在的隱患。迷信、愚昧、反科學、偽科學活動的日趨泛濫、頻頻發生，達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這些與現代文明相悖的現象，日益侵蝕人們的思想，愚弄廣大群眾，腐蝕青少年一代，嚴重阻礙著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強科普工作，已成為一項迫在眉睫的工作。”與國外相比我國公眾在科學素質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國內面臨的嚴峻社會現實狀況促使人們把更多希望的、同時還有審視的目光投到了科普工作上。我國的科普工作也由此進入了一個思索、學習、再發展的新時期。

1991年5月23日至27日召開的中國科協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我國科技工作者有責任“大力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要結合各項學術、科普活動大力倡導科學精神和職業道德”，用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和科學觀念“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驅除愚昧、迷信和落后的觀念。”同年9月，首屆全國科普理論研討會在安徽黃山市召開，會上對我國傳統科普工作進行了重新審視，認為“科普作為社會教育，其最根本目的是解脫愚昧，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在提高勞動者素質過程中，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科普工作的最終目的是推動社會進步。”提出我國“科普工作要在發展中不斷改革和完善運行機制，重點是做好提高人的科學素質的工作。”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就當前科普工作發出了《關于加強科學技術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見》的文件。1996年9月，、原國家科委、中國科協就落實94年文件精神再次發出了《關于加強科普宣傳工作的通知》。這兩篇指導性的文件明確提出“提高全民科學文化素質”，“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科普工作的重要任務”。指出“科學技術普及工作是關系到我國21世紀發展的根本性、戰略性的工作。”在普及內容方面，“要從科學知識、科學方法和科學思想的教育普及三個方面推進科普工作”，在繼續做好以往的科學知識和適用技術普及推廣的同時，要把宣傳科學思想、普及科學方法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科普宣傳既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內容，也是宣傳思想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總之，這一時期在將科普工作視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的同時，科普工作在提高公眾科學文化素質、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義也被充分認識到了。

1996年2月，建國以來首次全國科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一批科普工作先進集體、個人受到表彰。大會總結指出，科普工作的任務仍然是“要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但同時強調“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更好地發揮科普工作在提高國民素質、增強綜合國力方面的重要作用。”隨著全國科普工作聯席會議制度的建立，我國科普工作將逐步納入政府部門的職能工作計劃，顯示出中國政府對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視。同年5月，中國科協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對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以提高全民族科學文化素質為己任，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知識、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提高科普工作水平的要求，從而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科普工作以及科普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和社會的普遍關注。1996年歲末，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確定了第一批對公眾開放的科普教育試點基地，共5個，分別是中科院物理所、化學所、植物所、古脊椎動物所與古人類研究所和計算機網絡中心。1997年11月，中國科學技術領域里的最高獎“國家科技進步獎”首次為科普圖書頒獎，兩部科普著作（《高技術知識叢書》和《簡明科學技術史話》）獲得了該項獎勵的三等獎。中國科技界更是對我國科普事業表現出了高漲的熱情，1995年和1996年連續兩年里，在中國兩院院士評出的當年十大科技新聞（重大科技事件）中均有有關我國科普工作方面的事件。同時，許多德高望重的科學家身體力行地積極投入到科學的普及宣傳和反對偽科學的活動之中。

國際上，國家政府對提高本國國民科學素質的日益重視和加強參與以及發達國家公眾理解科學運動的普遍高漲對我國政府及學術界均產生了一定影響。1995年10月中國科協成功地舉辦了第四屆公眾理解科學國際會議。在這前后，國外科普工作的成功經驗、科普方式以及對科普的認識、觀點被大量介紹進來。在介紹、評價國外公眾理解科學活動的同時，國內也對我國傳統科普工作的內涵和目的等多個方面展開了較為廣泛的討論。

在中國科協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開遜研究員做了“公眾理解科學技術”的報告，表達了中國科學家對現代科普的新認識。張開遜認為，讓公眾理解科學技術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向公眾普及科學知識、科學觀念和科學思想；第二個層次是促使公眾理解科學技術本身的特點、發展規律、局限性以及科學技術和人類其它活動的相互關系；第三個層次是使公眾理解科學的生命在于創新，理解自己是科學的主人，從而參與到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中來。作為發明家的張開遜認為，公眾理解科學的最高境界就是公眾參與到科學研究事業的探索、創造、發現和發明之中。

既是天文學家也是科普作家的卞毓麟深刻認識到了科學普及對于現代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意義，1992年針對我國的現實發出了“科學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單由科普作家來擔當”的呼吁。卞毓麟要求作為科學傳播鏈中“第一發球員”的科學家們承擔起科學普及的主體責任。關于我國科普的對象，卞毓麟認為應當是全方位的社會公眾，尤其應注意到新時期市場經濟大潮中涌現出來的新群體──企業家和經濟管理者。在科普的內容上，卞毓麟提出三個方面：即科學知識、科學方法和科學的意義（功能），這一點與國際上測定科學素質的三個層次是非常吻合的。

隨著“科普”一詞日益頻繁地見諸報端，對我國傳統科普的概念也出現了新的認識。侯青云認為，我國傳統的“普及科學技術”過于從科學的功利主義出發，實際強調和重視的是實用技術在經濟生活中的轉化和應用，其內涵是十分狹窄的。他建議用“普及科學文化”來代替“普及科學技術”，從而將普及科學知識、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科學思想等納入其中，更明確地引導人們理解和認識科學的目的和本質，培養科學的自然觀和世界觀。

現代社會的發展對科普工作提出了更新和更深入的要求，我國傳統科普工作面臨著新的挑戰，也預示著新的發展。在現代社會中科普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科普的目的是什么？科普究竟應當向公眾普及些什么？科普的主體、對象應如何確定？科普的方式有什么新的變化？新時期我國應當建立怎樣的科普工作運行機制？科普工作與我國一些傳統相關領域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關系？直至今天，這些問題仍在不斷促使人們對我國的科普工作進行更深入的認識和思考。與此同時，傳統和現代的交織、中國與世界的匯合仍在繼續推動著我國的科普事業向前生機勃勃地演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