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科學研究規則對自然觀的依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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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費耶阿本德科學規則自然觀后現代科學解釋學循環

摘要：本文發揮了費耶阿本德關于科學研究標準和規則對世界結構的依賴性的觀點，提出在科學研究活動中存在著解釋學循環。在對科學研究的基本標準和規則——客觀性原則、實驗原則、可重復性原則等——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之后，本文指出這些貌似不證自明的原則的有效性依賴于其背后的自然觀假定，揭示了這些原則和假定的相對性和局限性，并指出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下它們會完全失效。最后文章展望了科學研究標準改變的可能性。

〔中圖分類號〕〔文獻標識碼〕〔文章編號〕

一、科學研究規則對自然觀假定的依賴性

在費耶阿本德對多元主義方法論的辯護中，有一個基本的論證，即強調不應該先驗地規定科學研究規則?！爸挥性谝粋€具有某種結構的世界中，我們所使用的標準和我們所推薦的規則才有意義。在一個不呈現該結構的領域中，它們便成為無用的，或開始成為無效的。”[1]也就是說，科學標準和科學規則的有效性是由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狀況所決定的。費耶阿本德在這里敘述了一個相當平庸（甚至有點瑣屑）的真理，即科學方法論原則依賴于自然觀假定，但是這平庸的真理，加上一些大家可能會很容易接受的輔助假說，卻蘊涵了非常有趣的邏輯結論，值得我們認真分析。

例如，甚至象科學研究應當導致理論的經驗內容增長的基本原則，拉卡托斯認為這是不同研究綱領選擇的根本標準，我們一般都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費耶阿本德認為這其實也只是在一定范圍內才有效的?！罢J為自然界在質和量兩個方面都是無限豐富的，這種想法導致作出新發現的愿望，因而導致內容增長的原則。該原則給了我們另一個據以判定理論的標準：與已知的內容相比，具有超量內容的理論優于沒有超量內容的理論。這個標準也不是不可觸犯的。一旦我們發現我們居住在一個有限的世界中，這個標準便遇到了麻煩。”（[1]，28）

有趣的是，這個看起來是哲學家構思出來的理想實驗，現在卻成了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課題。例如，著名物理學家霍金就認真地討論起科學終結的前景。他指出：在物理學中，我們認識事物的層次是由施加于研究對象的能量所決定的。能量越大，揭示的層次越深。但是由于宇宙本身的性質，我們用以研究物理世界的能量有一個極限值。因為，“如果人們有一個比1千億億（1后面跟著19個0）吉電子伏的所謂普朗克能量的粒子，它的質量就會集中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會脫離宇宙的其他部分，而形成一個小黑洞。這樣看來，確實當我們往越來越高的能量去的時候，越來越精密的理論序列應當有某一極限，所以必須有宇宙的終極理論?！盵2]如果霍金的推理沒有錯誤的話，那么由于宇宙本身的規律性，我們對宇宙的認識在這個角度上原則上就是有界限的。而在這種情況下，原本看上去不言自明的科學標準就不再適用了。

我們在這一案例中所關心的并非物理學是否可能在原則上存在極限，——雖然這本身也是一個合法的、很有意思的研究課題，——而是通過這一案例更加清楚地揭示了科學研究標準對于世界狀況的深刻依賴性?；蛘吒鼑栏竦卣f，一切科學研究準則都以相關的世界狀況的假設為前提。

按照海德格爾的觀點，解釋者對被解釋對象的“認識預期”是需要解釋的意義的一部分，理解活動的完成因而依賴于理解的“前結構”，即一組在理解之前業已存在的決定理解的因素。因而，這一基本的“循環性”就始終存在于“前結構”與解釋者的“情景”之間。但是，這并非“惡性循環”，而是作為“此在”的人進行認識活動的基本條件。而在科學研究中我們發現，為了要認識自然世界，我們必須要進行科學研究活動；科學研究活動要遵循一定的規則，而科學研究的規則又必須建立在我們對自然世界基本狀況的假定上；而自然觀假定又是建立在科學知識基礎上的。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科學研究活動中也存在如圖1所示的解釋學循環。

自然觀假定

科學研究規則

科學知識

圖1，科學研究的解釋學循環

在本圖的模型中，帶箭頭的連線表示前者對后者具有影響和決定作用，但前者不是后者的唯一的決定因素，同時還有其它因素發生作用。任何一個環節發生變化，就會導致下一個環節的變化，最后整個循環都會發生變化。在科學研究的解釋學循環的各個環節中，一般來說，對于科學知識的歷史性和相對性的認識最為充分，其次就是對于自然觀假定的歷史性和相對性也有一定的認識；但是，很少有人承認科學規則同樣也有歷史性和相對性。這也難怪，因為科學規則本來就是科學研究的解釋學循環中最為穩定、變化最為緩慢的環節。同時，這也表明了科學研究規則更深刻地體現了科學研究的本質，所以它成為了科學哲學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鑒于科學研究的解釋學循環的內容非常豐富，所涉及的理論也很復雜，作為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本文中我們將首先探討科學規則的假定性和改變規則的可能性。

二、科學標準和規則的假定性

加達默爾認為，人的存在局限于傳統之中，其認識都會有不可避免的“偏見”。人類歷史是由傳統的各種力量積累而成的，這就是“效果史”。在“效果史”中，過去與現在相互作用，當前的認識受制于過去的傳統因素。真實的理解乃是各種不同的主體“視角”相互“融合”的結果。而科學作為現實的人的研究活動，總是在一定的社會、文化和知識條件下進行的，總是在一定的世界觀預設下展開的；科學作為對自然的解釋活動，總有其“先入之見”；所以科學研究從來都不是絕對中立客觀的。許多情況下，我們往往規定了各種研究活動所必須遵循的原則，也確實對科學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但是，如果毫無批判地固守這些原則，就很可能封殺了科學研究的新的可能性。如果在科學研究活動中，真是象我們所標榜的那樣要堅持研究結果的開放性的話，就不應該先驗地規定世界的狀況；因此，也不應該先驗地規定在一切情況下都應該遵循的科學規則和科學標準；或者更加現實地說，對于任何科學準則都應當清醒地意識到其對世界狀況的假定性。以下是對一些科學研究基本原則的邏輯假定性的純理論探討，在邏輯上并非意味著作者對這些基本原則的否定，更不意味著對所討論的非主流觀點的支持。

1，客觀性原則與客觀性假定

科學活動的最基本準則之一是客觀性原則，即堅持認為合理的、可接受的科學研究結果應當是與主體無關的，與研究者自身的信念、情緒如何無關。如果某一研究結果依賴于研究者，則可以說這一結果是非科學的。這一原則是建立在以下假定基礎上的：自然世界的狀況是絕對客觀的，自然本身的狀況與研究者自身的信念、情緒如何無關，或者說研究者的心理活動對于自然世界沒有影響。

這一假定當然不是空穴來風，它是有相當牢固的經驗基礎的，而且客觀性原則指導下的科學實踐確實也是碩果累累。但無論是科學研究的結果，還是哲學的思辯，從來都沒有確定性地證明客觀性的假定。而且在客觀性原則指導下的科學實踐，在原則上恐怕也是無法證明客觀性假定的。因為這種證明的結果是很難擺脫循環論證的怪圈的。

相反，在科學內外對客觀性原則和客觀性假定倒是存在一些批評和挑戰。例如，無論是在心理學研究中，還是在日常生活中，心理暗示對于身體機能的影響都是公認的經驗事實。至少在對于研究者自身的心理-生理狀態的研究觀察上，客觀性假定已經破產，客觀性原則已經失效，或者說客觀性原則的適用范圍要作調整。例如，我本人就曾經對自己是如何從清醒狀態慢慢進入睡眠狀態很感興趣，想要觀察它，可是這反而導致我無法入睡，從而所觀察到的生理-心理狀態和正常情況下的狀態區別很大。所以內省作為對心理狀態的研究方法，一直受到科學家們的懷疑，也就是說觀察者的內心狀態乃至生理狀態對于觀察者本人而言，不是一個客觀的研究對象。

一般科學家乃至科學哲學家并不認為，這一限制有什么本質的意義，并且認為這一限制就是要保證客觀性原則能得到遵循。但是，為什么要附加這一限制呢？答案是：因為心理活動對生理活動有影響。問題是：為什么對觀察者自身心理-生理活動之外的一切自然研究不存在這一限制？這是否意味這在整個自然界中，觀察者的心理-生理活動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特殊性？它不是那么“客觀”？顯然這又涉及到復雜的心身關系問題，涉及到整個自然界的統一性破缺的問題。但如果我們相信心身之間存在著相互的因果作用，生理活動受心理活動作用因而不那么“客觀”的話；則由于人的心理-生理活動和自然界中的其它一切現象與過程都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那么自然界中的一切現象與過程就都因而喪失了其絕對的“客觀性”，最終導致客觀性原則的徹底失效。因此，這一原則只能作為一種實用原則予以保留，因為我們可以強調這一事實：心理活動對物理現象和過程的影響，除了對心理活動者的心理-生理活動的直接影響外，一般可以忽略不計。但其原本宣稱擁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恐怕就此也就徹底喪失了。

在爭議很大的“靈學”研究中，存在著名的“山羊-綿羊效應”，即研究者如果相信存在心靈感應等非主流的觀點，則研究結果往往傾向于支持這一觀點；相反，如果研究者對這種觀點持懷疑觀點，則研究結果往往傾向于否定這一觀點。對此效應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解釋，主流科學家們認為，這證明了所謂靈學研究的非科學性、非客觀性；而靈學的支持者們則堅持認為這種效應本身也正是心靈感應的結果，它再一次證明了他們觀點的正確性，并因此而反對客觀性標準。根據我們以上的分析，可以說在這兩派相互對立的觀點之間，并不存在著中立的裁判標準。雙方都不可能在不借助對方否定的原則的基礎上批駁對方的觀點。主流科學家們用以批駁靈學研究的客觀性原則，恰恰是建立在靈學研究者們所反對的客觀性假定基礎上的；另一方面，靈學研究者們所宣稱的發現，又因其研究缺乏主流科學家非常珍視的客觀性原則而被嗤之以鼻。如此，在這兩者之間的選擇就不可能是基于理性的證明，只能是外部因素影響的結果。費耶阿本德就認為，“科學的經驗論淘汰了自己的泛靈論的競爭對手，淘汰了尼茨海姆的阿古利巴的信徒約翰·迪依、羅伯特·弗拉德，并不是因為它更好地說明了不依賴于這兩種觀點而存在的世界，而是因為使用了一種不允許產生‘唯靈論’結果的方法，它清除了這種結果，然后描述了這個枯竭的世界，暗示說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保╗1]，95頁腳注。）

對于解決這一認識論的僵局，一味使用原則性的概念互相指責是無用的，只能是在具體的認識實踐中發展各自的傳統，擴大各自的影響力，最后由社會實踐對兩種傳統進行選擇。（其實在這一問題上，過去和現在一直也是如此解決的，如果我們不被表面上的修辭學所蒙蔽的話。）

2，實驗原則與實驗能夠獲得自然本質知識的假定

近代科學常被稱為實驗科學，因為實驗是近代科學研究的一個主要特征。所謂實驗，是指用物質的手段來主動控制和改造研究對象，從而獲得有關研究對象的本質規律的知識。它與消極地被動觀察研究對象相比，可以揭示許多自然狀況下難以發現的規律和聯系，極大地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實驗可以作為研究自然對象的一種合理的方法，要依賴于這樣一種假定：即我們所研究的自然世界在我們加以物質的干預后，在原則上并未喪失其本來的特性，或者說從被改造的自然對象所獲得的知識可以應用于未被改造過的自然對象。這一假定遠非不證自明的，例如并不為道家等學派所接受。他們提出，被改造過的自然，已經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然”，因此實驗結果無法揭示自然真正的奧秘，需要補充以直覺的體悟等。這一原則在近代科學中的成功，也并非徹底地證明了這一假定。

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原理”可能就是對實驗原則的一種挑戰。所謂“測不準原理”是量子力學所揭示的一種客觀規律，即在微觀世界中，原則上我們對于某幾對共扼物理量測量的精度不能同時無限制地提高。例如，如果我們提高了某一粒子的位置測量精度，則其動量測量的精度就會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這和研究者觀測能力無關，因為原則上觀察者對任一物理量的觀測精度可以無限提高。對于這一原理，物理學家這樣來解釋：對于微觀對象的認識，總是在一定的實驗條件下進行的。而要提高位置測量的精度所施加的控制條件，恰好嚴重地妨礙其動量的測量。反之亦然。

其實在經典物理學研究中，實驗對對象的狀態的干擾也是存在的。如，測量一杯熱水的溫度，需要將一枚溫度計放在水中，讓溫度計和水進行熱交換，從而使得溫度計的溫度和水溫相同，溫度計的讀數可以指示水的溫度。但在此過程中，熱水和溫度計的熱交換，改變水的溫度，因此溫度計的讀數與實際熱水的溫度是有偏差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盡量將溫度計做得小些，溫度計的原始溫度與水溫盡量接近，甚至計算溫度計前后溫度變化所交換的熱量來恢復原有的水溫等。由于經典物理學處理的都是宏觀現象，所以實驗的干擾的影響實際上可以忽略不計。

但實驗對自然現象和過程的干擾是不可否認的，因此實驗的原則所適用的范圍也是相對的、有限的。對于某些極其敏感的現象和過程，實驗方法是否是足夠的研究手段？量子力學家們采取的策略是，宣稱自己研究的不再是純粹的自然現象，而僅只是在觀察實驗活動中被改造過的現象和過程。如玻爾的名言：“量子力學使我們想起一個古老的格言：當尋找生活的和諧時，人們決不應當忘記，在生活的戲劇中，我們自己既是演員，又是觀眾”[3]。實際上，按照哥本哈根學派的解釋，所謂自然不再是那種與主體毫無關系的純自然。這樣來解釋，當然可以成功地解決或回避實驗干擾所帶來的認識論問題。但它是以重新界定科學研究功能，并重新界定自然世界（即重新修改自然觀）為基礎的。這再一次地說明了科學標準和科學規則的有效性是由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狀況所規定的。[1]但是，除了這種堅持科學研究標準和規則，并以此而修改自然觀的方案之外；其實至少還存在另外一種邏輯上的可能，即保留原先的純自然的概念，并堅持認為科學研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去認識那“原本的自然”，但修改科學研究的標準和規則，如引進直接領悟自然的非主流方法等。

實驗原則還依賴于另外一個還原論的假定：即研究對象原則上是獨立的，可以獨立于環境的，因此也是可以隔離研究的。所以，在實驗室環境所得到的研究結果是能夠真實反映對象的規律聯系的。但是量子力學中EPR關聯所揭示的非定域性，告訴我們世界是整體聯系的，所以任何對象本質上都是互相包含、互相滲透的，因此是不可以隔離研究的。愛因斯坦曾對這一性質感到嚴重的不安：“假設，兩個粒子以同樣的很大的動量相向運動，并設在它們通過已知位置時，它們在一段很短的時間里發生相互作用?，F在考慮一個觀察者，他在遠離相互作用區域的地方逮住了一個粒子，并測量它的動量；這是根據實驗的條件，他顯然能夠推導出另一個粒子的動量。但是，如果他選的是測量第一個粒子的位置，他就能說出另一個離子在哪兒。這是從量子力學原理作出的一個完全正確而直截了當的演繹；然而這難道不是很悖理的嗎？在兩個粒子之間的一切相互作用都已消失之后，對第一個粒子作的測量怎么會影響第二個粒子的狀態呢？”[4]既然現在實驗已經證明了自然的規律確實具有這種“很悖理的”特征，那么原則上任何對象都是無法隔離的，實驗原則又如何成立呢？

3，可重復性原則與自然規律普遍性假定

為了保證科學事實的可靠性，防止錯誤，科學研究強調科學事實的認定必須遵循可重復性原則。即只有在不同研究者、不同實驗室、不同時間和地點都能重復驗證的事實，才可以認定為科學事實。這一原則為科學知識的可靠性提供了篩選機制，意義很大。這一原則同樣也是建立相關的世界狀況的假定基礎上的。只有假定自然規律是普遍的，在不同的空間、時間，在相同的條件下，自然現象的表現是一樣的、或者非常相似的；可重復性的要求才是合理的。

按照這一標準，我們發現科學所認定的事實，或者說在科學研究中有意義的事實，只是客觀事實或經驗事實的一個很小的子集。所謂客觀事實，是指在特定時空發生的過程，不管是否為人們所認識。而經驗事實是指為人們所經驗到的客觀事件，不管是否具有可重復性。由于在科學研究活動中，必須是可重復的事實才能認定為科學的事實；這樣，科學研究活動才確保了可靠性的同時，也極大地縮小了自己的經驗基礎。因為，那些由于種種原因難以重復的經驗事實會被無情地排斥在科學的門外。而我們每一個人從自己的生活中都知道，存在大量非?？煽康?、卻難以重復的經驗事實。

當然，這里存在著對于事實的可重復性的正確理解問題。可重復性，從來都只能是相對意義上的，不可能是絕對的。因為絕對意義上說，每一個事件都是獨一無二的，因此都是不可重復的。但這樣對可重復性提出批評似乎是在吹毛求疵，沒有意義。其實，科學研究之所以非常重視現象的可重復性，其本質原因是想要通過可重復性來證明相關現象的真實性。所以，在科學研究中如何堅持可重復性的要求是很復雜的，它與我們試圖從這一事實中得出什么樣的結論，或者如何界定事實的關系很大。就我們現在的淺見，至少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形：1，作為某一普遍規律證據的事實，需要高度的可重復性。例如，著名細胞生物學家貝時彰先生宣稱則觀察過細胞重建現象，但一直未能予以重復，所以不能認為它是真實的。這一事實的意義在于，它對細胞來源的規律性認識有直接的影響，因此對于這類宣稱的可重復性要求是較高的。2，作為對某個單一特定事件的描述，不需要也根本不可能要求可重復性。如日本侵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就是這類例子。換言之，只有觀察條件句應該滿足可重復性要求，而觀察句則不需要。3，介乎兩者之間的可能性事件，則必須在滿足相關條件的情況下多次觀察，通過統計計算才有可能證實。

所以，不能簡單地用可重復性作為標準來論斷事實的真偽，我們發現有一些科學界公認真實的事件是很難重復的。例如，在非線形科學研究領域中，存在著一些對初始條件極其敏感的事件。只要在初始狀態有一個極小的擾動，結果就會天地懸隔。那么這樣的事件就是很難重復的，因為在實驗條件下，我們很難那么精確地再現原先事件的初始條件。有時候，我們往往要借助于功能非常強大的計算機模擬才能重復這一事件。[2]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中心吳彤教授在回答筆者請教時指出，這類初始條件極其敏感的事件，在初期還是有相當強的可重復性的，但越到后來分歧越大。而隨機現象則恰好相反，每一次事件單獨發生時，是難以重復的。如每一次拋硬幣的結果不見得能重復以前的結果，但隨著重復不斷次數積累之后，則統計的規律越來越確定。由以上事實看，以可重復性來作為事實真實性的檢驗是過于苛刻了。至少就以上情況看，對小概率的隨機事件及初始條件極其敏感事件長過程的檢驗，就很難以可重復性來檢驗事件的真實性。

除此之外，“后現代科學”的著名代表人物英國科學家魯伯特·謝爾德拉克所提出的“構成因”假說認為，宇宙規律并非象過去所設想的那樣是永恒的、無比堅硬牢固的，它其實也是一種不斷演化的習性的表現而已，是隨著時間演化而改變的。按照這種觀點，分子、晶體、細胞、組織、器官和有機物所具有的特有的形式是由被稱之為“形態發生場”的特殊場所形成和保持的。這些場的結構是由與過去類似系統的“形態發生場”衍生出來的；過去系統的形態發生場通過一種叫做“形態共振”的過程變為后來出現的類似系統，并且“形態共振”的作用不會因時間和空間的分離而受到影響。

這一假說可以解釋許多過去難以解釋的現象。如新化合物結晶非常困難，但一旦某個實驗室制備了一種化合物的結晶后，在其它的實驗室再制備同一化合物的結晶就越來越容易了。傳統的解釋是說，前面晶體的碎屑起著一種“種子”的作用，附著在科學家們的胡須或衣服上，從一個實驗室帶到另一個實驗室。如果沒有科學家互訪的現象，則認為這種種子是在世界中漫游的空氣中極小的塵埃顆粒。而“構成因”的觀點解釋說，在第一次結晶之前，晶體不存在特別的形態發生場。但是，在第一次晶體形成之后，結晶受到前面晶體的形態發生場的影響，物質結晶的次數越多，結晶就越來越容易。這個假設是可以檢驗的，如果科學家們互不接觸，而且塵埃顆粒通過空氣凈化之后，這種現象仍然不斷發生，則可以證明這個假設。

這一假說對于1920年著名心理學家威廉·麥獨孤在哈佛大學所做的老鼠實驗結果的解釋更是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麥獨孤發現老鼠從一個特殊設計的迷宮中逃生的速度一代比一代明顯提高。由于下一代的老鼠是由學會了逃生技巧的老鼠所生育的，所以麥獨孤曾認為這是后天習性的獲得性遺傳。后來，他又從每一代學習最慢的老鼠中挑選生育下一代來進行測試?；蜻x擇也許應該使得老鼠學習能力下降，結果發現學習能力仍然提高了。后來其他研究人員，如愛丁堡和墨爾本的研究人員在重復實驗時發現，他們做實驗時第一代老鼠學習的速度遠比麥獨孤實驗時第一代老鼠的學習速度要快。而且無論是受過訓練的老鼠的后代和從未接觸過迷宮測試的老鼠的后代都是如此。拉馬克的理論顯然是無法解釋了。而“構成因”假說與此卻很一致。[5]

這種假說尚未得到科學界的一致認可，但如果它是真的話，在諸如此類的情景下，堅持可重復性原則就可能意味著對非?？煽康氖聦嵉姆穸?，顯然會阻礙科學的發展，是非理性的。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為科學家或科學哲學家們拳拳服膺的基本準則都是可以突破的，本文限于篇幅，無法一一列舉。相信在對上述最根本的準則的分析之后，很難再堅持什么絕對不可違反的原則了。

三，科學研究標準改變的可能性

破壞總是容易的。雖然在科學沙文主義甚囂塵上之際，對于科學基本準則的批評是需要勇氣和洞見的，但更為困難的是在指出現有準則不足之后，如何建立更加合理的新準則。費耶阿本德的主要不足也正在于此。費耶阿本德的無政府主義認識論，重破壞，輕建設，是因為他認為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永恒的準則，所以樹立任何準則歸根結底都是徒勞的。在他的心目中，其實還是存在一種對永恒的迷戀；既然無法通過正面肯定的方法來達到永恒，那么就通過不作任何肯定的方式來達到永恒。

我們提倡“立字當頭，破在其中。”這是因為，我們欣然接受無法達到永恒的這一事實。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的那樣，“決定性的事情不是從循環中脫身，而是依照正確的方式進入這個循環?！薄霸谶@一循環中包藏著最源始的認識的一種積極的可能性。當然，這種可能性只有在如下情況下才能得到真實理解，那就是：解釋領會到它的首要的、不斷的和最終的任務始終是不讓向來就有的先行具有、先行看見與先行把握以偶發奇想和流俗之見的方式出現。它的任務始終是從事物本身出來清理先有、先見與先行把握，從而把握課題的科學性?！盵6]我們嘗試地提出一些我們事先知道終有一天必然會被突破甚至拋棄的準則，只是為了我們今天和不遠的將來科學研究的暫時需要。以下是我們的一些建議：

堅持實踐第一的原則，在科學研究標準和規則與人類研究的實踐行為相沖突時，除了堅持這些標準和規則以捍衛科學的嚴謹性這一常規選擇之外，也要考慮這些規則背后的假定是否可能已經喪失了其原先具有的合理性。

我們面對大自然也許應該更加謙虛一些才好。也許，我們不應該規定大自然必須如何，以使得我們指定的科學研究標準和規則可以運轉良好；相反，我們應該順應自然的規律，適時調整科學研究的準則。也就是說，科學哲學的研究應該不僅包括為科學現行實踐辯護的功能，更重要的可能是為了促進人類認識能力的發展，改造科學實踐的規則。[3]從這種意義上講，費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口號，對于松開綁在科學研究者身上過緊的束縛，還是有其啟發意義的。

在放寬了科學研究的標準之后，如何建立一套新的規范，在科學研究中如何防范作偽，過濾掉幻覺、巧合（目前為止科學界非主流派的記錄不是很令人信服，但也有對手抹黑的成分）等等，是擺在后現代科學面前至關重要的任務。尤其應該借鑒近代科學起源過程中科學規則逐步建立的寶貴經驗，在科學研究的解釋學循環中逐步完善新的傳統。

我們認為，科學研究準則的改變存在著兩種可能的途徑：“和平演變”與“暴力革命”。所謂“和平演變”的策略是，通過發揮和引申在堅持現有科學研究準則的前提下所獲得的科學新成就來改變自然觀假定，從而支持科學準則的改變?！昂推窖葑儭钡闹黧w是主流科學家，所援引的觀念資源主要來自科學界內部，科學準則的改變是漸進的、平和的、甚至是不知不覺的，或者說在科學準則逐漸改變的過程中科學準則仍然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延續性（近代科學的發展其實就是這樣，只不過似乎很少人是有意識地、自覺地這么做的），因此不會引起過于強烈的文化沖突。反對者會問，既然科學準則是自然演化的，那么這篇文章有何意義？答曰：由特定的科學成就轉化為自然觀假定，并最終導致科學準則改變的過程，決非是一個不需要研究者自覺主動創造的自然過程。如果科學研究的這一解釋學循環能為研究者們充分認識的話，這一過程就會發生得更加順利。

而“暴力革命”的策略是，在主流科學共同體之外，引入科學界非主流的自然觀假定，或者發揮和引申科學界之外其它文化的自然觀假定，在相應的研究準則指導下，獲得大量新的發現，從而支持科學準則的改變。通過建立自身的解釋學循環，逐步擴大這一傳統在社會文化中的影響，最終使得其成為社會上具有權威性的知識標準，并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策略導致自然觀假定與現行主流科學準則的沖突，進而對現行的科學準則提出挑戰和批評，最終實現科學研究模式的改造。這是費耶阿本德的擴散原則在自然觀與方法論關系的層次上的應用。這種途徑必然招致科學界和科學哲學界保守人士的猛烈抨擊，阻力極大。并且在革命階段，由于舊準則受到批判，而新準則尚待探索建立，往往會出現嚴重的失范現象；所以正如在政治的暴力革命難以避免非常殘暴的行為一樣，科學準則改變的“暴力革命”也難以避免各種欺詐現象混入其中。但是，這一策略有可能導致對原有束縛的突破，開拓新的視野，擴大科學認識的經驗基礎的范圍，帶來人類認識能力的極大提高，并且克服近代科學研究準則所帶來的兩種文化分裂。而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這兩種策略可能會是交替使用，也可能會是混合使用。

雖然，后現代科學只是后現代主義思潮中影響很小的一個支派，而且嚴格地講是否算得上真正的后現代主義也是有爭議的。但是，我們在這里可以以她為例探討一下科學規則改變的現實可能性。按照后現代科學的觀點，科學活動雖然象社會建構論者所說的那樣，受到純認知之外的因素影響，攙雜著對于權力的追求等，但仍然是以對真理的追求為主的?？茖W也確實需要數據和經驗的證明，在一定意義上講，證據也要有一定的可重復性。但是對科學研究活動的限制本身也需要附加一定的限制，或者說，科學活動本身在以下方面是不應該受到限制的（[5]，33-35）：

1，科學研究方法應適用于一切領域，即科學不應該局限于只借助于動力因運作的純粹物質事物的范圍內。因此，科學可以研究自然對象的內在經驗，可以將自然規律當作演化著的習性來進行研究。

2，科學研究需要反復的經驗證明，但不應該局限于特殊類型的證明方式，如實驗室的實驗。所以，可以拓寬科學的范圍，包容各種不同類型的證明方式，在各種“自然”狀態下的觀察結果不應當作不嚴格的經驗而拋棄。

3，科學對真理的追求不應該依附于任何有條件的信仰，科學應該不局限于任何特殊類型的解釋。所以，科學研究中原則上不排斥下列觀點：自然的基本單元是有感知能力、內在價值和內在聯系的，自然的規律是演化中的“習性”，存在“向下”的原因，存在超距作用，作為一個整體的宇宙是一個對其組成部分產生影響的有機體，宇宙及其進化有內在的意義。

迄今為止，后現代科學的理論體系仍然是非常粗糙的，“科學”依據不足，理論根基不夠扎實，也許作為科學未來發展方向的候選者來說，她未必是夠格的。但她可以啟發我們思考目前主流科學的缺陷，并認真地展望一種新的科學認識實踐模式。

參考文獻

[1]保羅·法伊爾阿本德，蘭征譯，自由社會中的科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年，29。

[2]史蒂芬·霍金，許明賢吳忠超譯，時間簡史——從大爆炸到黑洞，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151。

[3]海森伯，范岱年譯，物理學和哲學，商務印書館，1981年，24。

[4]轉引自M·雅默，秦克誠譯，量子力學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89年，200。

[5]大衛·格里芬編，馬季方譯，后現代科學——科學魅力的再現，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104-110。

[6]馬丁·海德格爾著，陳嘉映王慶節譯，存在與時間，三聯書店，北京，1987年，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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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種做法非常接近費耶阿本德所提出的韌性原則，不過層次不同而已。

[2]關于對初始條件極其敏感的事件很難重復的觀念，筆者從清華大學計算機系張跋教授的講座獲得啟發，特此致謝！但筆者的理解未必正確，文責自負。

[3]我們很有必要遵循馬克思的教誨：“哲學家總是嘗試用不同的方法來解釋世界，但重要的是改造世界。”科學哲學家們總是嘗試用不同的方式解釋科學，但重要的是要改造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