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的負面效應及導向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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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作為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助推器“，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富裕。盡管技術的正面效應遠遠大于其負面效應(這正是技術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原因)，但隨著技術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日益增強，由技術活動所引起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社會危機以及人自身的危機等諸多負面影響也與日俱增，使現代人陷入了困境。為此，我們有必要對技術的負面效應及其根源進行剖析，進而賦予技術積極的價值導向，使技術朝著有利于社會、自然、人類和諧統一發展的方向前進。

一、對技術負面效應的審視:從技術雙重屬性的視角

(一)技術是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辯證統一技術的發生，首先表現為人類對自然的控制、改造和利用。人類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技術作為人對自然界能動作用的工具和手段，一方面由技術系統內部各構成要素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所規定，同時也必然要以人對自然的認識為基礎，受到自然規律的制約支配。因而技術具有第一客觀實在性———自然屬性。

技術的產生是為了滿足社會不同的目的需要，技術作為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聯系，并統一于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之中，因此技術的發展又必然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這就使得技術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具有第二客觀實在性———社會屬性。

技術的自然屬性是由自然規律決定的，它規定了技術構成的前提和基礎;而技術的社會屬性是由社會規律決定，它制約著技術的具體使用和發展。“技術之所以服務于人的目的，是因為它的性質(實質)就在于:它為外部的條件(自然規律)所規定。”[1]從這句話不難理解，技術是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辯證統一。

(二)技術產生負面效應的必然性與可控性技術自身的雙重屬性決定了技術應用效果的兩重性，即技術本身是正負效應的矛盾統-體。從技術的自然屬性來講，任何技術都是一種遵從自然規律的能量轉換器，只是其轉換效率有高低之別。“按照熱力學第二定律，把從單一熱源吸收的熱量完全變成有用功而不產生其他影響的機器是不存在的。因而，沒有絕對安全的和100%的技術，任何技術的效率都不可能達到100%。”[2]再者，在技術的發展過程中，由于技術本身的復雜性和不可預料的因素，往往會導致技術發展方向的偏移，必將導致結果的不確定性。不難看出，技術與技術負效應具有“同存共生”性，技術的正負效應是相互依存、相伴而生的。

技術在應用過程中產生的諸多負面效應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我們能夠把罪責統統歸于技術本身嗎?從20世紀上半葉開始，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西方學者以其理性的透視，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技術進行了批判反思，希望弄清技術的本質，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對人們全面客觀的認識技術，探索技術發展的合理價值導向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也暴露出了一定的理論缺陷。由于他們對技術批判代替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忽視了技術的社會屬性，從而離開了人的社會性、階級性，奢談抽象的人的個性、自由、解放，脫離社會現實而談技術，片面的將技術的負面效應完全歸咎于技術本身，賦予技術以“原罪”的性質，因此陷入反科學主義或技術悲觀主義。

誠然，有些技術固有地具有某些“弊”的一面，①例如殺人武器技術、產生大量難以處理的環境污染的技術，就很容易被懷有作惡或私利目的的個人或社會集團濫用和惡用。再者，技術作為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和應用的結果，是一個不斷發展、完善的動態過程。但任何時代的技術只能是人類認識和實踐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這個發展階段上不可避免地帶有其局限性。當人類根據自身的需要應用這些技術時，因其局限性而無法預知它的全部效應以及它與其他事物的復雜聯系，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消極后果。這種負面效應可以通過技術本身的發展以及人類認識水平和實踐能力的不斷提高來逐步克服。

但是，技術作為工具，其造成的惡果的主要責任還在于社會和人自己，而不是技術本身。因為，技術作為人類的一種有目的的實踐活動，具有社會屬性，與社會制度密切相關，其作用的發揮從來不是完全獨立進行的，總是受人的控制和指導。技術的正負效應，實質上是一定社會條件下人們對技術選擇和應用的結果。關于這一點，科學巨匠愛因斯坦早就說過:“技術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類帶來幸福還是帶來災難，全取決于人自己，而不取決于工具。刀子在人類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來殺人。”[3]美國《發現》雜志近來評出人類面臨的20種天災人禍中，除去人力無法抗拒、難于避免的自然災難外，其余的都是人類自身濫用技術所可能導致和正在導致的災害，如全球氣候變暖、生態系統的破壞、生物技術災難、納米技術災難、環境污染問題等等。所以，歸根結底，不是技術控制、決定社會與人，而是一定社會關系下的人決定技術的發展和價值取向，技術到底對人和社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帶來怎樣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用它去達到什么目的。

所以，我們認為，技術的自然屬性決定了技術負效應的必然性，而技術的社會屬性則決定著技術負效應的人為性及可控性。只有從技術的社會屬性出發，對技術負面效應的根源進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加深我們對技術的認識，從而為弱化技術的負面效應提供理論依據。

二、技術負面效應產生的根源分析

通過對上述關于技術負面效應的審視，我們知道，技術究竟是作為生產力還是破壞力，是造福于人類還是毀滅人類，最根本的不在技術本身，而是取決于現實的社會關系以及這種關系下的人。

(一)社會根源

技術的應用總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進行的，雖然技術本身沒有階級性，但如何應用技術以及使其服務于什么樣的目的，在階級社會中卻是與一定階級和社會集團的利益相聯系的。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合理和經濟利益的驅動是產生技術負面效應的社會根源。

馬克思早在一個世紀之前就指出，產生技術負面效應的根源并不在于技術本身，而在于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同機器的資本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不可分離的矛盾和對抗是不存在的，因為這些矛盾和對抗不是從機器本身產生的，而是從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產生的!因為機器就其本身來論文說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延長工作日;因為機器本身減輕勞動，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提高勞動強度;因為機器本身是人對自然力的勝利，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為機器本身增加生產者的財富，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生產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4]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成果往往被資本家壟斷，為追求超額利潤和達到種種自私的目的，他們經常置社會公德于不顧，一次又一次用技術手段去干危害人類的事情。據英國H.魯濱遜統計，1939年以來全世界的資源消耗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整個人類歷史中所消耗的總量還多，其中絕大部分是被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消耗。

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雖然資本主義國家也采取了諸如改善勞動環境、提高社會福利等一系列措施來緩解技術帶來的種種負面效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其他具體的方面，由于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影響，卻產生了許多新的消極影響。例如世界上許多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在不同程度地“嚴格保護”著本國的高科技，目的就是為了形成對其他國家的技術的高端優勢，通過對欠發達國家的不等價交換來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通過高新技術對其他國家形成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的威懾作用。對于當今的社會主義國家，由于都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探索階段，因此，他們各自的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特別表現在民主程度的不高、工作效率低下、等級意識固化等方面。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約了技術的發展。

此外，一些國家地區從狹隘的地方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出發的政治決策，以追逐利潤和眼前利益為導向的經濟活動，在加上缺乏健全的道德監督和法律控制，濫用技術成果的行為往往不能收到應有的譴責和制裁，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技術在應用過程中負面效應的產生。

(二)主體的局限性

技術的負面效應，除了社會原因外，還有深刻的主體根源，這主要表現為人類認識上的不完善和價值取向的不健全。

首先，任何時代的技術，都是人類認識和實踐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都是人們對于反映自然規律的相對真理的把握和運用。由于特定的歷史時期，人類知識水平有限，知識結構的不完善，這就決定了人類可以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利用它創造出預期的人工自然，但卻不可能事先將這種人工自然產生的全部效應和復雜聯系予以窮盡。正如恩格斯所說:“如果我們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稍微學會估計我們生產行動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那么，我們想學會預見這些行動的比較遠的社會影響就困難得多了。”[5]正如20世紀30年代以來，氟利昂被發達國家廣泛用于制冷劑、發泡劑、洗凈劑，但它卻會進入大氣吞噬臭氧層，致使臭氧層空洞，損害人類的免疫系統誘發皮膚癌，還會導致氣溫上升引發溫室效應，這一切都是當時科學家所始料不及的。而當人類積極準備，期望采取措施扭轉局面時，卻發現由于受到人力、物力、財力的限制，盡管可能在理論上已經找到解決的辦法，但實際中卻無法實現。

其次，由于技術使用過程人們對待自然的態度以及錯誤的價值取向而導致技術負面效應的產生。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在談到技術的負面效應時曾說:“出現這么驚人、這么根深蒂固的錯誤，與過去三、四個世紀中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在哲學上……的變化有密切的關系。”[6]與此同時，普遍存在的狹隘的科學功利主義思想和行為也是技術的負面效應得以產生和加強的又一重要原因。狹隘的科學功利主義，一方面會導致在價值認識或價值評估上只重視和追求技術的直接效應，特別是那些可“短期見效”的經濟效益，而忽視和談化技術在生態和社會等方面的間接效應;另一方面會導致在技術發展中重應用和開發研究，輕基礎研究的傾向，從而使技術發展本身產生方向偏差和結構失衡，甚至是本末倒置，這既嚴重妨礙了技術的進步，又進一步加劇了技術的負面效應的產生。

(三)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缺失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技術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技術與人文的日益分離使技術的發展失去了人文精神的引導，背離的人的根本目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缺失也是導致技術負面效應產生的重要原因。后現代主義學者指出:技術理性從功能、效率、手段和程序上來說是充分合理的，但是它畢竟是一種以支配自然為前提的有限理性，它并不是考慮人生的意義，逝去了對終極機制的依賴，失去了對生命價值和意義的思考。人文精神則以追求真善美的高尚價值理性為核心，以人類的自由和發展為中級目標，它包含了宗教、道德、哲學等多方面的內涵。人文精神是技術理性正向發雜很難的重要引導和保障因素，從道德上指導人們的行為，幫助人們正確地理解技術的含義，確立科學精神。然而，技術的發展在一段時間內卻誤入歧途，將技術與人文分離，僅僅關注自身建構的精巧、理論上的突破，而忽視了它的社會應用可行度以及它的應用可能帶來的各種不利社會影響，變技術為“技術的技術”而不是“人類的技術”，使技術失去了它的本質價值和意義，也為技術負面效應的產生創造了客觀的歷史環境，使他們在脫離人文精神之后肆意蔓延，以至最終進入自己為自己挖掘的物質、精神墳墓。[7]

三、技術發展的價值導向

技術作為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實現人的價值目標的中介性手段，其雙重屬性決定了它既要受到自然規律的制約，又要受到社會文化價值觀和人的目的的規范。在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的時候，技術主要表現為“自然的”選擇過程，而隨著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強，技術的發展則越來越取決于人的“價值的”的選擇。人的價值觀則成了規范技術發展的主導力量。柴夫柴瓦茲也明確表示，要把技術置于價值觀的統攝之下:“單靠技術是無法挽救我們的。但是，如果技術從屬于更高層次的、更重要的價值觀念，它們將是有幫助的。正如我所說的，技術不僅僅是工具，關鍵是可以用它們來提高諸如至善、公平、自由和正義等道德價值觀。這是等待我們去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務。”[8]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必須賦予技術發展正確的價值導向。

(一)生態價值觀引導技術發展的正確方向

面對技術帶來的諸多負面效應，有的學者提出:“人類亟需一次自然觀的革命，亟需糾正對自然與人類之關系理解的錯誤。”[9]自然界有其內在價值，這種價值根源于事物之間的各種復雜關系，而這種關系是先在于人的，人類不過是這個關系中的一個后來者或實體，不可隨意的支配自然。基于這種認識，對于技術的發展必須要以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作為根本目標，把技術放在可持續發展的坐標中去，真正重視和實現技術的生態價值。

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也為我們正確處理技術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提供了明確而現實的依據。馬克思主義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對立又統一的關系，人是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發展都依賴著自然，而且人對自然的各種活動必須遵循著自然的客觀規律;同時，自然是人的自然，人帶著自身的目的和需要改造自然，創造了日益廣闊的人化自然世界。根據這種辯證思想，技術不應僅僅是人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的工具，更應成為解決人與自然矛盾的武器。這種社會和諧觀念必然體現在人與自然交往的重要手段———技術之中，規定著技術發展和應用的方向，促進技術成為融洽人與自然關系的中介和工具，成為合理地改造自然和有效保護自然的武器，引導技術朝保護自然的“綠色化”方向發展。正確的技術發展觀應是在生態價值觀的指導下正確處理技術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著名學者利奧波德(A.Leopold)在研究生態倫理問題時，曾做出一個重要結論:“當一事物有助于保護生物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的時候，它就是正確的，當它走向反面時，就是錯誤的。”[10]根據這一觀點，我們可將技術的生態價值觀導向表述為:當一項技術成果的發展和應用有助于保護生態系統的和諧、平衡的時候，它就是正確的，應予以鼓勵和推廣;而當它有害于生態系統的和諧、平衡的時候，它就是錯誤的，應予以限制和排斥。

與傳統價值觀那樣把自然視為“聚寶盆”和“垃圾場”的觀念相反，生態價值觀把地球看作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唯一家園，把人與自然看成高度相關的統一整體，強調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整體性，代表了人對自然更為深刻的理解方式;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為出發點和歸宿，主張以適度的消費觀取代過度消費觀;以尊重和保護自然代替對自然的占有欲和征服行為;在肯定人類對自然的權利和利益的同時，要求人類對自然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最終實現技術與生態環境的友好和良性循環。

生態價值觀反對不加區分地運用一切技術，反對刻意追求技術的工具效應。它對技術具有明確的價值選擇，即技術的運用不僅要從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健康和完善出發，注重人的生活的價值和意義，而且要求技術選擇與生態環境相容。生態價值觀的確立，將使技術在人與自然之間發揮更大的調節作用。公務員之家

(二)“以人為本”是技術最終的價值所歸

隨著技術的發展，人類已經建立起了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社會，但似乎并未因此而解決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問題。人文主義者發現，人們在對物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攝取過程中，常常迷失自我，喪失內在靈性。技術強大的征服力量使人也變成它所征服和奴役的對象。人在強大的技術力量面前已成為無足輕重的存在物。

那么，我我們該以怎樣的態度來審視技術、發展技術呢?誠如馬克思所說，正像關于人的科學將包括自然科學一樣，自然科學往后也將包括于人的科學，這將是一門科學。美國學者薩頓也強調，作為一種人為的和為人的事業，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應該是相互滲透的。此后，美國科學史專家普賴斯更是直接提出了“大科學”的概念。在他的《大科學、小科學》一書中指出:科學在鞏固原有對自然世界的認識基礎上，應與對社會的研究及相互關系聯系起來，不僅在研究內容上進行擴展，更重要的是把技術與人類的一系列社會活動結合起來，綜合研究、系統評價。可見，在解決技術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問題時，要明確技術與人文的關系，建立技術與人文統一的“大科學”，真正實現“技術以人為本，人以技術為先”的良好循環體系，使得技術為人類的發展創造更多的便利，而人則為技術發展提供方向，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正確的技術發展觀應正確處理技術與人的關系。堅持以人為技術的目的和中心，是預防和克服技術背離人甚至反抗人的重要原則。“這就是說，是人，而不是技術，必須成為價值的最終根源:是人的最優發展，而不是生產的最大化，成為所有計劃的標準。”[11]以人本為價值導向就是要堅持科學技術的發展要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人性和人的發展服務，讓科技為人類服務而不被科技控制。首先，科技的發展必須與優化人的生存環境聯系起來。其次，在從事科技活動時，既要考慮技術上的可能，經濟上的合理，同時，還必須兼顧到對人的身心健康是否有利。只要我們有意識地強調在技術發展和應用中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預防和阻止技術非人道的發展和應用，那么，人與技術的關系必然能回歸其本然。

四、結語

隨著技術的進步與人類社會生活的變遷，技術的負面效應問題在現代社會己受到從學術界到政府及社會群眾的普遍關注，更是哲學界研究的焦點問題。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技術的負面效應，需要我們構建新的價值觀念，更需要我們及時制定恰當的對策并付諸實施。在我國，科學發展觀以及和諧社會等發展戰略和發展理念的實施正是以此為目標，克服了傳統技術發展觀的局限性，站在時代的高度，科學地闡釋了人類實踐活動要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類自身關系的基本原則，提出了技術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指明了人類實踐活動的現實途徑，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和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也為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合理地發展和應用科技提供最重要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