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敦煌俗賦文學史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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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敦煌藏經洞出土了數以萬計的中古時代的寫卷，其中有數量不少的以“賦”為名的作品和雖不以“賦”名篇但其實是賦體的作品。這些賦作敘述故事，語言通俗，節奏鏗鏘，押大體相近的韻，風格詼諧，與傳統文人賦迥然不同。它的面世，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鄭振鐸、容肇祖、傅蕓子先生分別把這類作品叫“小品賦”、“白話賦”、“民間賦”[1]。程毅中先生寫于1961年的《關于變文的幾點探索》[2]，首次明確提出了“俗賦”這一概念。他說：“敦煌寫卷中，除了變文之外，還有一部分是敘事體的俗賦。”1963年出版的游國恩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有《俗賦》專節，從此，“俗賦”之名作為中國文學史研究的一個文體概念，正式確立并很快得到學術界的認可。

在敦煌俗賦問世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學術界并沒有把它作為獨立的文體，而是作為“變文”的一類，所以敦煌俗賦的主要作品，都收錄在《敦煌變文集》中。而且一提起“俗賦”，人們只以為是敦煌俗賦，比如馬積高先生在他的《賦史》中就說：“所謂俗賦，是指清末從敦煌石室發現的用接近口語的通俗語言寫的賦和賦體文。”[3]這種觀點，至今仍為一些學者所接受。

1993年，連云港東海縣出土了西漢時期的《神烏賦》，其文體特征同敦煌俗賦完全一樣。鄭振鐸先生在《中國俗文學史》中曾評價王褒的《僮約》是西漢留下的白話賦，容肇祖先生在《敦煌本韓朋賦考》一文中還推斷西漢時期民間可能已有這種敘說故事、帶有韻語以使人易聽易記的賦體。《神烏賦》的出土，給鄭先生的說法一個鐵證，也給容先生的推斷一個明確肯定的回答。它把俗賦的歷史由點拉成了一條線，使我們對漢魏六朝以來一些帶有故事性、詼諧性和大體押韻的作品及其文體歸屬有了明確的認識，說明在文人大賦蔚為大國的同時，俗賦作為一股不小的暗流一直潛行于地下，偶然也沖決地表涌出涓涓清溪，呈現它多采多姿的風貌。

對俗賦進行系統地清理和研究，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1、可以充分證明賦這種文體本來就是從民間來的，它是民間故事、寓言、歌謠等多種技藝相融合的產物；2、它在發生、發展過程中，與其它各種文體有著千絲萬縷的依附、滲透和交叉關系。3、早期的賦以娛樂為目的，所以詼諧調侃是它的主要風格特征。優人正是利用了這種體裁，把它引入宮廷，逐漸文人化貴族化了。4、文人借用俗賦的形式把它逐漸貴族化的同時，民間俗賦仍然發展著，并且影響著文人賦的發表，從而形成了賦的“雅”“俗”兩條線索。由于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始終都是“士”的中心任務，由于“士”人整體上對“俗賦”的排斥，因此“俗賦”要么大量佚失，要么附著于其它文體以求得一些生存的馀地。5、俗賦給后世的其它通俗文體以具大的影響，如戲劇、南朝以來形成的講經文、變文、唐宋話本等。

敦煌俗賦的文學史意義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擬從敦煌俗賦入手，并參照其它俗賦的情況，推論秦漢雜賦的有關情況。當然從子孫身上，并不一定能真實地反映祖宗的形象特征，但子孫身上帶有祖宗的遺傳因子，從中可能大致了解祖宗身影之仿佛，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劉勰所謂“振葉尋根，觀瀾索源”，大概也有這個意思吧！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將賦分為屈原賦、陸賈賦、荀卿賦、雜賦四類。前三家按時間先后分列賦家姓名和作品數目，雜賦類以作品題材及數目為序，無作者姓名。關于前三類的分類標準和義例，章學誠、劉師培、章太炎等先生有精辟的論述[4]。而雜賦一類，雖著錄12家233篇賦作，但竟沒有一篇保存下來，故學者或推測為“后世之總集”，或以為三種之外而無法歸類者，悉入雜賦。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云：“此雜賦盡亡，不可征，蓋多雜詼諧，如《莊子》寓言之類者歟？”[5]現在我順著顧先生的意思，以敦煌俗賦和其它俗賦作為參照物，從若干蛛絲馬跡入手作些探測。

其一，《雜賦》類第一家是“客主賦十八篇”。按《文心雕龍·詮賦》篇云：“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是則設立客主是賦家的共同特點，洪邁《容齋五筆》卷7謂這種方法當因于屈原《卜居》《漁父》，是矣。《雜賦》中的“客主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述客主以首引”的文人大賦，它包括兩類：一是民間故事賦，二是指帶有表演性質的客主論難賦。

1993年，連云港東海縣出土了西漢時期的《神烏賦》，其文體特征同敦煌俗賦《燕子賦》等完全一樣。這篇賦的寫作年代，我認為是在漢成帝置“賊曹”官府至漢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之間[6]。它的出土，給我們提供了一篇漢代民間故事賦的樣板作品。東漢靈帝時，有所謂“鴻都門學生”。《后漢書·楊賜傳》說：“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于時。”他們的作品，《蔡邕傳》說“熹陳方人閭里小事”，“連偶俗語，有類俳優”，可見其為有故事情節的俗賦。

客主論難賦，又叫對問體賦。吳納《文章辨體序說》云：“問對體者，或設客難以著其正者也。”這類作品往往先假設一個“誤題”，經過爭辯之后，獲得“正題”。《文心雕龍·雜文》篇云：“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正。”宋玉《對楚王問》、《登徒子好色賦》、《大言賦》、《小言賦》等賦，皆爭奇斗勝之作，《雜賦》中“論難”類的賦作，當與此相類。之后，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等可以說是這類賦的變相。這里要特別提到揚雄的《酒賦》，此賦見于《漢書·游俠陳遵傳》，也見于《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陳遵傳》題目作《酒箴》，《北堂書鈔》作《酒都賦》，《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皆作《酒賦》，按當以《酒賦》為是。據《陳遵傳》，“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可知內容是設為酒客與法度士相辯難，《漢書》僅錄其中一段。根據這段，則法度士曾指責酒客為“鴟夷”，故酒客駁辯時云：“自用如此，不如鴟夷”。而“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托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一段，與敦煌本《茶酒論》中酒難茶而自吹其身份高貴一段，有異曲同工之妙，其血緣關系一目了然。西晉傅玄有一篇《鷹兔賦》，《全晉文》據《初學記》輯錄了殘句：“兔謂鷹曰：汝害于物，有（原校：疑當作我）益于世。華髦被札，彤管以制。”程章燦《先唐賦輯補》又據《玉燭寶典》輯錄五句：“我之長兄，長曰元鴞，次曰仲雕。吾曰叔鷹，亦好斯武。”據《文選·辯命論》輯錄兩句：“秋霜一下，蘭艾俱落。”可以看出，是代言體、論辯性的俗賦，同敦煌本五言體《燕子賦》體很相似。所以《雜賦》類《客主賦》雖沒有一篇作品存下來，但我們可以通過這些作品得其仿佛。“論難”類的雜賦，因其富有表演性質，因而戲劇性非常顯著。敦煌出土的這類賦作，往往被一些學者定性為戲劇腳本。如敦煌俗賦《茶酒論》，完全用代言體對話形式寫成，趙逵夫師就認為是一篇唐代俳優戲演出的腳本[7]。隋唐時期流行著一種同俗講、轉變、說話并行的表演伎藝——“論議”。它由兩人或多人參演，通過論辯雙方富于詼諧、機智風格的問難和辯駁來娛樂觀眾。敦煌俗賦《茶酒論》、《晏子賦》、《孔子項托相問書》和五言體的《燕子賦》正具有這種問難性質。所以王小盾、潘建國先生著文，就認為它們是民間“論議”的演出底本[8]。

其二，《雜賦》中有《成相雜辭》十一篇。《荀子》有《成相篇》，楊倞以為就是《漢志》中的《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朱熹《楚辭后語》也說荀子《成相篇》“在《漢志》號《成相雜辭》”。這篇在內容上雖以“國君愚闇為戒”，但正如盧文弨所說：“審此篇音節，即后世彈詞之祖。”[9]所以它的民間文藝性質是無容致疑的。《禮記·曲禮》明確記載：“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鄭玄注：“相謂送杵聲。”即舂米時唱的歌，“成相”即唱舂米歌。《漢書·外戚傳》載有高祖戚夫人被呂后囚禁為奴之后所唱一首舂米歌：“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以三言起句，是與《成相辭》同類的歌謠。舂米要用杵，筑城也要用杵，故筑城之歌也用“成相”的形式。《左傳·宣公三年》記載宋國筑城者嘲笑被囚贖回的華元，其歌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即是成相體。役人筑城時所唱，顯然是打夯抬土時的勞動號子。《樂府詩集》卷60據《風俗通》記錄了秦穆公時百里奚家中的洗衣婦所唱的歌，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古樂府》“雌”作“雞”），炊，今日富貴忘我為。”雖為援琴而歌，其實用的還是搗衣的調子，亦即《成相雜辭》之類。漢代的民謠，多用兩個三字句起首，這其實正是“成相”體，如《漢書·馮奉世傳》所引上郡民謠，《后漢書·五行志》所引桓帝時童謠等，例不枚舉。漢樂府中亦有，如《相和曲·薤露》、《平陵東》等。

從流傳至今的荀子《成相雜辭》、《逸周書·周祝》、《文子·符言》、出土的秦簡《為吏之道》等篇看，《成相雜辭》是以七言為主的韻誦體。在漢代人眼中，“七言”不能稱為詩，《后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張衡傳》、《崔瑗傳》、《崔寔傳》、《杜篤傳》、《馬融傳》等皆詩、賦、七言并列，可見七言不在詩歌之列。七言不屬于詩歌，根本原因是它的民間性質，西晉傅玄在《擬張衡四愁詩序》中說：“張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傅玄是一個通俗文學家，連他都認為七言是“體小而俗”，那么在一般人心目中，“成相”類一定是“俗體”無疑了。漢末的戴良寫有一篇《失父零丁》，是七言詼諧體尋父啟示。但全篇把老父比作禽獸，對辨認毫無裨益，施之尊親，誠為侮謾，恐怕是一篇調笑揶揄之作。蔡邕《短人賦》也為七言，可見《失父零丁》是與《短人賦》同類的俗賦。敦煌俗賦中的《酒賦》、《秦將賦》、《龍門賦》等或全用七言，或以七言為主，是《成相雜辭》類俗賦的流裔。而敦煌本《季布罵陣詞文》，全篇用通俗七言韻語，又是《成相雜辭》類俗賦的變種。其三，《雜賦》中有《隱書》十八篇。《隱書》之類，我們還可以從史籍中見其仿佛。《文心雕龍·諧隱》篇說：“讔者，隱也；遁詞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隱是藏的意思，是借用另一事物把本來可以說得明白的事情故意說得不明白，使聽者或讀者認真地思索，從中得到趣味。《荀子》的五篇賦，正是五首隱。《新序·雜事篇二》有齊宣王“立發《隱書》而讀之”的記載，《史記·滑稽列傳》也有“齊威王之時喜隱”，“淳于髡說之以隱”的話，可見嗜好隱語是古代一種極普遍的風氣[10]。《諧隱》篇所舉作品，有許多還可從史籍中找到，最典型者，莫過于《滑稽列傳》所記淳于髡風諫齊威王飲酒一段，《漢書·東方朔傳》載朔與郭舍人競為射覆一段，純為賦體。雖然劉勰總是要從“義正”“箴戒”中尋找其價值，但它主要是通俗娛樂的文藝形式，以詼諧調侃為其特點，卻是不爭的事實。敦煌本《伍子胥變文》（擬題）基本上是四六文，押不規則的韻，中間又插有歌詞，應是賦體形式。其中使用了好幾條隱語，如子胥逃亡途中同其姊的對話，與其妻用藥名詩互訴情志，渡江時與船夫的對話等。《韓朋賦》中也有隱語：書信隱語，夢兆辭，道旁樹木的象征解辭。朱光潛先生說：“隱語為描寫詩的雛形，描寫詩以賦規模為最大，賦即源于隱語。”[11]故事賦含有隱語，會使故事情節更加曲折、含蓄而耐人尋味。

其四，《雜賦》類中有“雜四夷及兵賦”、“雜鼓琴劍戲賦”、“雜山陵水泡云氣雨旱賦”、“雜禽獸六畜昆蟲賦”、“雜器械草木賦”等，于最后三種，顧實分別說：“《古文苑》有董仲舒《山川頌》、公孫乘《月賦》。”“《西京雜記》有公孫詭《文鹿賦》，《古文苑》有路喬如《鶴賦》。”“《西京雜記》有中山王《文木賦》、鄒陽《酒賦》《幾賦》、羊勝《屏風賦》。”按，顧氏所舉皆為文人賦作，恐非是。我以為，這些佚名賦以“雜”或“戲”冠于名中，當是一種民間演誦的賦作。敦煌出土的文獻中，有一篇名為《百鳥名》的作品，所講的故事情節是：陽春三月，有鳳來儀，百鳥齊朝，鳥國聚會，鳥官述職，鳥民獻藝。官尊民卑，井然有序。排備儀仗，一仿人君。全篇借著這個故事，介紹了40多種飛鳥的習性、毛色、物候、名命及傳說故事。體制上，開篇是幾句四六駢句的提示語，中間又有幾句散說過渡語，其余全由六言（三、三言）、七言韻語組成。本篇的性質，劉瑞明先生認為“是一種科普文學作品，它的目的就在于普及一些鳥類知識”[12]。我認為，這實際上是一篇“不歌而誦”的民間俗賦，它的源頭就在秦漢時期的“雜賦”，《雜賦》中的“雜禽獸六畜昆蟲賦”等就是這樣性質的東西。現在流傳下來的西漢時期一些介紹科學知識的作品，往往用這種形式。如《靈樞經·刺命真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春氣存。”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史游的《急就篇》也是以七言為句的字書，都是便于人們記誦的口訣文體。編口訣的人決不會自創一種世人不熟悉的韻文體，他們利用的必定是街巷陌上流行的歌謠形式，誦讀起來才容易順口成腔，為士民所接受。當然，《凡將》、《急就》不完全與《百鳥名》相同，但在它們流行的時候，下層還盛行一種既介紹知識，也進行娛樂的文藝形式，則是完全可能的。宋代四水潛夫《武林舊事》卷6“諸色伎藝人”條，記當時有“教走獸”、“教飛禽蟲蟻”和“說藥”三種藝人。其具體說詞唱文不傳，但必定是集動物名和藥名作趣說的，也應貫串著互為聯系的生物知識。元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25《院本名目》“打略拴搐”條，有“星象名”、“果子名”、“草名”、“軍器名”“神道名”等。賀昌群《元曲概論》說：“打略拴搐，這大約是用來代替艷段的，內容多主滑稽。”按，宋吳自牧《夢梁錄》：“雜劇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艷段。次做正雜劇。”據胡忌研究，“打略拴搐”是院本中穿插演出的由一人以念白為主，以事物名、職別、游戲歸類的一種說唱藝術形式[13]。雖然作品全部散佚，我們無從知其究竟，但想來它在內容和形式上當同《百鳥名》有共同之處。更令人尋味的是，在院本“打略拴搐”中，還有《大口賦》、《風魔賦》、《療丁賦》、《由命賦》、《傷寒賦》、《便癰賦》、《罷筆賦》等名目，以“賦”為名，更可見這些院本的源頭就是秦漢雜賦。其五，《詩賦略·雜賦》類作品的標目，有三個共同點：一是都沒有作者姓名，二是都不署年代，三是都冠以“雜”字。我們知道，民間文學多為集體發表并在長時間不斷改造完善而成，因而作者無考、發表年代無考是其主要特征。都冠以“雜”字，也很有意味。賦本來就是民間講說和唱誦結合的藝術形式，下層藝人在表演這種藝術的時候，往往夾雜使用了多種手法，如誦唱伴以各種動作、表情等。尤其是后來侏儒的參加，更使這種表演綜合化了。從漢墓出土的為數不少的俳優俑看來，都具有這些特點：滑稽戲笑，調謔娛人；短胖袒裸，畸形丑陋；抱鼓握槌，作敲擊狀，可見是雜以多種民間伎藝手段的。所謂“雜”者，恐怕主要是指此而言。“雜賦”云云，主要是為了區別于作為案頭讀物的文人賦。

唐宋時期，有所謂“雜劇”。洪邁《夷堅志》丁集（卷四）云：“俳優侏儒，周技之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諷時政，有合于古朦誦工諫之義，世目為雜劇者是也。”唐宋雜劇不同于元雜劇。吳自牧《夢梁錄》卷20：“雜劇全用故事，務在滑稽。”唐“雜劇”的底本沒有流傳下來的，難知究竟，但我們可以做些推測。《舊唐書·文宗紀》：“太和六年二月己丑寒食節，上宴群臣于麟德殿。是日雜戲人弄孔子。”這里的雜戲，就是雜劇。敦煌遺書中發現的《孔子相托相問書》，可能就是《弄孔子》雜劇的一種。這篇作品采用對問體形式寫成，主體是孔子和七歲項托的論難，內容主要敘述孔子出游，路逢聞多識廣的小兒項托，二人唇槍舌劍，展開一場論難辯說、精采的斗智故事。其爭辯的問題，包括：何以不戲，何不避車，年少知事，何山無石，共游天下，平卻天下，屋上生松，夫婦與父母孰親，鵝鴨何以能浮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多是民間文學中常見的題材。項托一一對答如流，表現出高度的聰明和智慧。孔子被項托問得無法作答后，竟設法殺害了項托。項托死后，化為石人，精靈不散，化作森森百尺之竹。全篇采用韻散相間形式，屬于俗賦的體制。本篇在敦煌漢文寫卷中保存有16個之多，敦煌藏文寫卷中也有三個寫卷。另外在吐魯番出土的初唐文書中，也有一篇《孔子與子羽對語雜抄》，其內容、情節與敦煌寫本《孔子項托相問書》基本相同，只不過將與孔子論難的對象由小兒項托，變成孔子的學生子羽。可見“戲孔子”的雜戲在唐代普遍流行于廣大民間的情形。這篇唐代“雜劇”就是《漢志·雜賦》的嫡傳。

綜上所述，俗賦的歷史源遠流長。有的學者認為由于都市文化生活的活躍和變文等俗文學的影響，唐代才出現了這種新的文學樣式。唐以后，俗賦無人繼作，故尚未發現有俗賦流傳。事實并非如此，敦煌俗賦發現之前，由于人們習慣上認為賦是最雅的文學，幾乎沒有人把“俗”同“賦”相聯系，因而對文學史上一些實際上是俗賦的作品缺乏科學的認識。由于中國文化長期以來對“俗文學”的排斥，俗賦保留下來的確實不多。宋元以后，俗賦作品載沉載浮，若隱若現，往往附著于其它俗文學而求得生存。元雜劇中丑角上場獨白時，往往誦一段詼諧俗賦，如關漢卿《劉夫人慶賞五侯宴》第三折趙脖揪上場的自我介紹一段，就是一段俗賦。天都外臣序本《水滸全傳》第78回入回處有一段507字的俗賦。《說岳全傳》第43回寫岳軍與番軍大戰的一段俗賦，與敦煌本《秦將賦》頗相伯仲。《國色天香》卷3《戛玉奇音》所載《采桑賦》，更是一篇典型的通俗故事賦。[1]見鄭振鐸《敦煌的俗文學》，原載《小說月報》第20卷第3號，后收入《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為第三篇第三章。又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俗文學史》第五章《唐代的民間歌賦》也論及。容肇祖《敦煌本韓朋賦考》，原載1935年出版的《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后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敦煌變文論文錄》。傅蕓子《敦煌俗文學之發現及其展開》，原載《中央亞細亞》第1卷第2期，后收入《敦煌變文論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