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從文學創造的主客體關系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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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劉勰的《文心雕龍》在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文試從文學創造主客體關系的角度出發，通過分析文學創造的客體、文學創造的主體及文學創造主客體的關系這三個方面來對劉勰的創作思想進行研究。

關鍵詞:劉勰《文心雕龍》文學創造客體主體

劉勰在《文心雕龍》第一篇《原道》中說道:“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所謂“三才”就是指天、地、人。天和地是自然之物，在劉勰的文學觀念中即是指文學活動的客體；人乃天地之靈，即是指文學活動的主體。

一、文學創造的客體

(一)客體即“自然景物”說

《禮記·樂記》中有對音樂和現實的關系的描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這里強調了音樂的產生是由人內心情感的變化所使然的，而人內心情感的變化是由于外物世界的變化所引起的。總而言之，音樂的產生是和自然世界中萬物的變化相輔相成的。彼若動，此即動也。

劉勰發展了《樂記》的觀點，在《文心雕龍·物色》篇中著重論證了文學與現實的關系，提出了文學創造的客體即“自然景物”之說:“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光陰荏苒，日月如梭，隨著季節的不斷更換，天氣或陰冷或晴朗，隨之給人帶來不同的心理感受，或郁悶或舒暢。正是因為自然氣候的變遷人心才產生了變化，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每年有不同的景物，每種景物也有不同的形狀，而人的感情會隨著景物的變化而變化，文辭就隨著感情抒發出來，“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劉勰認為山林田野實在是文學構思的寶庫。《明詩》篇曰:“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人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種情感，這些情感受到外物的刺激就會發生感應，為外物所感而吟唱內心的思想感情是自然而然的。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心理體驗。當天氣非常明媚，空氣非常清新，陽光灑在身體上暖暖的時候，每個人都會有心情舒暢、精神抖擻的感覺。如若陰雨綿綿，寒風瑟瑟，風吹過有如刺骨之疼，誰又會心情暢達、興高采烈呢?所以自然的不同變化會給人心帶來不同的情感體驗。

劉勰強調了文學創造的客體來源于自然景物，心之動乃物色之動矣。所以文學的客體是獨立于人之外的自然。

(二)客體即“情感”說

文學即人學。文學是人的內心世界的表現，文學客體即是人的心靈。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說:“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法國浪漫主義作家史達爾夫人說:詩表現的是詩人“靈魂中的情感”，當熱情激動靈魂時，詩人就借助形象和比喻來表現“內心的東西”。俄國批判現實主義大師托爾斯泰經過多年的思索之后斷定:藝術就是一種“有意識地把自己體驗過的情感傳達給別人，而別人為這些情感所感染，也體驗到這些情感”的人類活動。

在我國古代文論中，強調文學藝術是情感表現的觀點像一根粗大的紅線貫穿始終。《尚書·堯典》就提出“詩言志”之說。《毛詩序》由“志”轉向“情”，提出:“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西晉陸機在《文賦》中提出了“詩緣情而綺靡”的觀點。后至劉勰的《文心雕龍》，繼續發展前人的觀點，提出:“綴文者情動而辭發。”這里強調了文學創作之初，情感的積極作用。劉勰在《序志》篇中指出:“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所謂“文心”即是用心寫文章也。這里的用心不僅僅是用心的俠義的解釋，更是一種廣義的意思，含有用情之意。若“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詮賦》篇:“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肯定了外物的表現需要通過情思。人是一種富有情感特征的群體，需要通過情感來實現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而文學創作正是實現這種要求的手段。人作為人類社會的主體，同時又是文學創造的主體，是具有主觀能動性和富有情感的，他需要通過文學作品來傳達自己的感情。可以說文學作品是一種媒介，一種能夠傳達創作主體情感的媒介。劉勰也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肯定了文學客體即情感的說法。

二、文學創作的主體

(一)主體即“創造者”

劉勰在《原道》中提出:“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人乃三才之一，是萬物的靈長、天地的核心。作為天地核心的人類產生了，語言也就隨之產生了；語言確立了，文學也就隨之產生了。在這里劉勰指出人是文學創作的核心，是文學活動的主體，可謂“創造者”也，正因為有人的存在才有文學的存在，文學只是一種載體，沒有創造的主體，何言載體。《明詩》篇曰:“民生而志，詠歌所含。”進一步肯定了人是文學創造的主體。《征圣》篇言:“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指出了文學創造主體的地位和意義。文學創造的主體是作家、詩人等，沒有這個主體也就無所謂文學了。越來越多的作家、詩人開始肯定文學創造者的主體地位。歌德說:“藝術家既是自然的奴隸，更是自然的主人；藝術家的本領是駕馭自然，創造自然。”黑格爾說:“藝術是對自然的征服，藝術作為一種想象是真正的創造。”所以說文學的主體是創造者。

(二)主體即“旁觀者”

劉勰在《神思》篇中提出了文學的主體崇尚虛靜之說:“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劉勰認為創造主體在醞釀文思的時候，需要內心虛靜，排除一切客觀雜亂的影響，疏通心靈，凈化精神。《養氣》篇亦說:“紛哉萬象，勞矣千想。玄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郁此精爽。”水在極其平靜的時候才顯得澄清，火在無風的環境下燃燒才顯得更加明亮。文學創造亦是如此。

大千世界紛紛擾擾，嚷嚷喧喧，文學家在進行文學創造的時候不僅需要安靜的環境去思考，而且需要心靈上的安靜。這樣才能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觀察去思考，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在進行文學創造的時候更需要文學創造的主體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去觀照現實，洞察社會。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就說過:“生活就像一場體育競賽，有些人充當角力士，還有些人成為調停者，而最好的位置卻是旁觀者。”他認為，那些能夠獲得審美愉快的人包括藝術家，就是處于那種游離于現實利害關系之外的“旁觀”位置的人。劉勰認為在進行文學創造的時候需要內心虛靜，跳出障礙的圍墻，以一個“旁觀者”的視角來觀察現實，這樣才能清醒地認識到該如何構思、如何下筆。

三、由文學創造的主客體關系看劉勰的創作思想

黑格爾曾說過:“在藝術里，感性的東西是經過心靈化了，而心靈的東西也借感性化而顯現出來。”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闡述了文學創造主客體的關系。他認為，文學客體“物”與文學主體“情”的關系是，由“物”而生“情”，又由“情”而生“二次創作之物”，二者是雙向運動的關系。

在《明詩》篇中劉勰提出:“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學創造的主體由外界景物而感發生情，進而“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物色》)，因情而創作出文學作品。在此基礎上“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其中“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是劉勰關于主客體關系的核心表述。也就是說在描寫事物的時候，要使“心”圍繞著“物”來進行描寫，并且要恰當。“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々’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々’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于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群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瑰聲，模山范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隨物宛轉”就是在對物進行描寫的時候以物為中心，尋找最適合最恰當的語言對物進行描寫，使心為物服務。也就是主體能動地選擇客體和加工處理客體的有關信息。宋祁有一首詩《玉樓春》:“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皺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近代學者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評論說:“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這兩句寫初春景色不直寫春意，也不羅列春景，僅從“紅杏枝頭”取意。它妙就妙在運用了“通感”。春景是可見的視覺范圍的畫面，而“鬧”是聽覺方面的感知，這里將無聲的畫面，變成了枝繁花盛之態，又寫了群鳥競唱的情狀，于是，濃郁的春意就在這喧鬧的“紅杏枝頭”活現出來。這就是在對客觀景物進行描寫時選取了最恰的詞來進行描寫，于是就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與心徘徊”的意思就是在選擇物的時候需要考察此物是否能夠恰確地表達作者的內心情感。這種選擇是滲透了作者情感在里面的。

賀鑄《青玉案》:“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華年誰與度?月臺花榭，瑣窗朱戶，只有春知處。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在這首詞里，詞人用和美人惜別作引子，重點表現了個人的閑愁，在表現這個主題過程中，通過“試問閑愁都幾許?”的設問，把愁情之多表現了出來。因為多到不能勝數的程度，所以才問“幾許”。南方遇到梅雨天氣本來就不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用梅雨來形容愁之多更是反襯出愁的無可奈何。這是一種潺潺地敲人心、綿綿地纏人意、永沒完的惱人的愁。把梅雨和愁聯系起來寫，真正地把愁寫活了，寫絕了。正是因為賀鑄在選擇梅雨時，把自己的感情融入進去，才有了這樣美好的詞句。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闡述了自己對文學創作客體、文學創作主體，以及二者之間關系的獨到認識，對我們今天研究文學主客體與主客體關系有著很大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