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劉慶邦的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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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劉慶邦的鄉土題材短篇小說語言質樸,風格平實,再現了田園牧歌般的鄉村生活,在現代文明的視閾下重構了傳統鄉土文明。少女形象塑造、悲劇色彩和獨特的鄉土味形成了劉慶邦鄉土短篇小說豐富的思想性和獨特的藝術性。

關鍵詞劉慶邦;鄉土短篇小說;少女形象;悲劇色彩;鄉土味

被譽為“當代短篇小說之王”的劉慶邦是一位鄉土意識極濃的作家,在他創作發表的200余篇短篇小說中,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取材于鄉村生活。他的鄉土題材短篇小說堅持平民主義立場和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逼真而形象地再現了作者熟悉的鄉村生活,在現代文明的視閾下重構傳統鄉土文明。下面試從少女形象系列、悲劇色彩和獨特的鄉土色彩三個方面來探討劉慶邦鄉土短篇小說豐富的思想性和獨特的藝術性。

一、一個作家藝術品格的形成,離不開他長期關注和思考的對象世界

正如沈從文的湘西鄉下、廢名的湖北黃梅、蘆焚的河南果園城等,劉慶邦把自己的目光視向家鄉豫東平原鄉村,其作品的中心內容就是對生活在傳統鄉土文明下的農民形象的塑造,其中最成功的是少女形象。劉慶邦曾說:“如果有這樣一道測試題:人類世界最美的事物是什么?我將一筆一劃填上:少女。”①小姐姐、梅妞、該、猜小等一個個光彩照人的少女形象成為劉慶邦作品中最亮麗的風景。縱觀劉慶邦的鄉土短篇小說創作,他筆下的少女形象有如下特點:

她們是“小母親”的形象。小說中的女孩子都生活在鄉村,大多有幼年喪父或喪母的經歷,很早就意識到自己的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年齡很小就在家里承擔起本應該屬于母親的責任,既有少女的靈性又有母親的天性。《眼睛》中的春穗只有十幾歲卻早在母親過世后成了一個“小母親”:早上給鵝鴨喂食,喊弟弟起床上學,在灶里燒鍋準備早飯,照顧家里的一切。對于家庭來說她是勤勞的母親;當她看到籃子里的鵝想起了娘,眼淚都流出來了,又成了一個天真敏感的少女。《小呀小姐姐》中的主角小姐姐在弟弟平路眼里是姐姐也是母親。身體殘疾的平路在生活中無人關愛,甚至連父母也嫌棄他,小姐姐給了他無微不至的愛:在早上干活前擠出時間陪孤獨的平路玩一會兒,幫弟弟擠虱子,教弟弟唱歌,用泥巴給弟弟捏好看的“媳婦”,甚至為了給弟弟摸魚失去了生命。作者認為這些處在成長期的少女們成長是“被動的”,是“一種柔軟的痛”。

她們還是傳統道德的繼承者,在她們身上保留著純真、善良、勤勞等傳統美德。由于長期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遠離現代文明浸染的鄉村,傳統鄉土文明的觀念沉淀在她們心靈深處,在耳濡目染中受到傳統道德的影響。《梅妞放羊》中的梅妞是一個幼小的女孩子,水羊是她最親密的伙伴,在她看來人、羊、大自然是融為一體的,這是一個美麗純凈、沒有任何污染的世界,所以當她向小水羊敞開了自己母親般的情懷。還有小姐姐、紅裙、守明等,作為傳統道德的繼承者,作者在她們身上傾注了全部的情感,為我們營造了一個鄉土文明的“烏托邦”。

小說中少女形象的成功塑造得益于作者對鄉土世界的諳熟和關注。他曾長期生活農村,自幼在母親和姐妹的關愛下長大,對鄉村女性特別是鄉村少女有一種自然的親切感,鄉村少女自然很容易成為他作品中的人物。此外他繼承了由廢名、沈從文開啟的中國鄉土浪漫派小說的傳統,少女形象成為劉慶邦在現代文明的視閾重新審視傳統鄉土文明一個契入點。

二、悲劇色彩是劉慶邦筆下鄉土世界的一大特征

出生在農村貧民家庭的劉慶邦童年時代生活貧困,父親的“歷史問題”像陰霾一樣籠罩著他的青少年時代,這使他過早的體味到人生的艱辛,而極度貧困的鄉村生活在他心里留下難以磨滅的苦澀記憶;社會的發展,使他看到傳統鄉土文明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人性的蛻化。在他用如詩如畫的語言謳歌鄉村美好生活的同時我們能夠真切地感受到在他的小說中流淌的濃濃悲劇色彩。

一類是人物麻木不仁的悲劇。這類人物如魯迅筆下的“看客”一樣,對自己的思想、行為等缺乏深切的了解,對自己的悲慘處境不以為悲,處于一種麻木不仁、不思反抗的冷漠狀態。在《平地風雷》中,在極端政治下走投無路、軟弱無能的貨郎在張三爹、李四嫂、王二爺的“指導”下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淵,最終真的“做了隊長的活兒”,這是“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作為“看客”的張三爹等把別人的不幸當做生活的調味品加以咀嚼,作為一個荒誕的群體他們生命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賞玩別人,他們的精神麻木不仁。《一句話的事》中的玉佩只因十二歲那年在鎮上廟會上算卦人“你一輩子要喝五眼井的水”的話就把自己的未來托付給杳不可知的命運,先后與四個男人生活在一起,直到與第五個男人終老,終于“應驗”算卦人的預言。

另一類是悲劇人物自覺不自覺地制造別人的悲劇。《雙炮》中的玉環依靠出身大戶家庭的傳統鄉村政治優勢為所欲為,在鄉俗的掩護下與大炮結婚后渴望吸引二炮,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一次偶然的欲望沖動造成了二炮沒了音信、小如自殺的悲劇,“一種本是可有可無的渴望,一個原可以當作玩笑的生活細節,在人性中某些惡的東西唆使下,成為巨大的災難。”②這是典型不自覺的制造別人悲劇的悲劇,讓人感到一種滲透心靈的悲劇感。《不定嫁給誰》中的小文兒相親時因為“在相親的問題上應該拿點勁”、“哪能第一次相親就答應下來”的蒂固根深的鄉村價值標準錯過了與田慶有的一段好姻緣,結婚后看到了丈夫的墮落,“醒悟”后妄圖尋回失去的幸福,主動與找到已婚的田慶有,故事到這里戛然而止。小文兒在追尋自己的婚姻主動權的同時不自覺的破壞了別人的幸福,給別人造成了悲劇。

劉慶邦的鄉土短篇小說追求“幾乎無事的悲劇”,讓人在細細品味中體味到一種難以言說的悲劇感,這是劉慶邦對鄉土世界的理性思考,是對傳統鄉土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沉重反思。

三、劉慶邦鄉土短篇小說的成功不僅依賴于作者小說中人物形象的豐富性和獨特性,鄉村世界的悲劇色彩,還在于它的鄉土味。這主要體現在小說對鄉村生活場景和鄉俗文化的描繪、鄉村獨特文化特征的揭示和語言藝術方面。

首先是對鄉村生活場景和鄉俗文化的描繪。作為一個優秀的鄉土小說家,劉慶邦的創作十分重視生活經驗的直接影響,他描寫最為出色的是在農民大地上生活、勞作、繁衍生息的場景,這些構成了一幅鄉村生活的“清明上河圖”。劉慶邦曾深情地說:“我在農村長到19歲,對那里非常熟悉。家鄉的那塊平原用糧食,用水,也用樹皮,野菜和雜草養我到19歲。那里的父老鄉親,河流,田野,秋天票的蘆花和冬季壓倒一切的大雪等都像血液一樣,在我記憶里的血管里流淌。”③鄉村生活、鄉土風景和鄉土風情已經融入了劉慶邦的靈魂,成為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他小說創作的重要源泉。通過他的小說可以看到鄉村農民的生命史詩:在詩意背景下苦難的生活,強烈的生命意識,成長的煩惱,情竇初開的少年少女對愛情的憧憬和追求,新婚少婦對愛情的執著。劉慶邦還很重視對風俗文化的描繪,他認為:“民間文化主要體現在民俗文化上,過年過節、婚喪嫁娶,是民俗文化的主要載體。經過幾千年的積累,民俗文化有著深厚的根基和豐富的蘊藏,并具有根本性的民族文化特色,非常值得我們深入學習,很好表現。”④風景畫、風俗畫、風情畫被認為是現代鄉土小說的重要審美質素,對鄉村生活場景和鄉俗文化的描繪,不僅體現了劉慶邦強烈的文體意識,還使他的作品充滿詩情畫意,有一種自然的美。

其次是對鄉村獨特文化特征的揭示。劉慶邦站在現代文明的視閾通過構筑豐富多彩的鄉村世界揭示了鄉村世界的獨特的文化特征,禮俗是他概括出來的鄉村文化的特征。在鄉村世界一切都要講禮俗,禮俗制約著人們生活的全部。《鞋》里定了婚的守明出于禮俗要為“那個人”做一雙鞋,把鞋當成向“那個人”表達情誼的象征,在一雙普通的布鞋里融進了一個青春少女對愛情的憧憬。在《嫂子與處子》中,二嫂和會嫂利用叔嫂無大小的鄉俗對民兒完成了權利平臺上的肉體狂歡。作者不僅看到禮俗里的美好人性人情,還看到了在禮俗的掩護下落后、愚昧、暴力的另一面,這是劉慶邦對禮俗文化特征的揭示。

小說是語言的藝術,許多鄉土小說家都很重視對語言趣味的追求。趙樹理相信“我的語言是由我的出身所決定的”,⑤所以文字的淺切直白通俗化成了他藝術追求的重要目標。劉慶邦致力于一種質樸、本色、富于地方色彩、口語化的語言風格的追求,這與他描寫的鄉村世界是一致的。劉慶邦曾長期生活在農村,質樸、本色的鄉民語言是他小說語言的主要來源。不僅如此,劉慶邦也擅長運用一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方言俗語來增加語言的生動性和生活感,營造一種獨特的鄉村生活氛圍,展示一幅鮮活生動的鄉村生活畫卷。

參考文獻

[1]劉慶邦:《關于女孩子》,《作家》1993年第2期。

[2]北喬:《劉慶邦的女兒國》,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版,第149頁。

[3]夏榆:《劉慶邦的眼里的礦區生活》,《南方周末》2004年12月24日。

[4]楊建兵劉慶邦:《“我的創作是誠實的風格”》,《小說評論》2009年第2期。

[5]趙樹理:《回憶歷史,認識自己》,見《趙樹理文集》(第5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頁